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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雙嶼:找尋“16世紀的上海”

李津逵
2018-11-16 18:19
來源:澎湃新聞
? 市政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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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我去舟山尋找傳說中的“雙嶼”,那被史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的世界自由貿易港,以探究500年前中國與海洋文明那一場正面遭遇。

鄭和下西洋后的半個世紀,哥倫布、達·珈馬們登上了歷史舞臺,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航海將歐洲文明的網絡從地中海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穿過馬六甲海峽越過太平洋來到了東亞,在日本的長崎、中國東南沿海到菲律賓馬尼拉之間形成了一個國際貿易走廊,這就是日本史家所謂“海洋亞洲”。參與這場國際貿易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形成了與北方內陸文化迥異的“海洋中國”,從事海上貿易的民間力量受到官方打壓,在史書中被污名為“倭寇”。1548年,明朝官府出兵蕩平“倭寇”開展世界貿易的中心地“雙嶼”,就是大航海時代里“海洋中國”命運標志性的轉折。

“16世紀的上海”在哪里

關于“雙嶼”的記載吉光片羽,一般會上溯到1614年出版的葡萄牙人耶穌會神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寫的《遠行記》。平托記述了葡萄牙人在雙嶼島上建立“市政廳”、天主教堂和醫院,人數多時達1200人。中國、日本和東南亞的海商集團都到雙嶼港進行貿易,形成了一個國際貿易港口。

按照中國《明史》記載,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四月初八,浙江巡撫朱紈率領明軍六千人,戰船380艘,一舉擊潰雙嶼的倭寇,燒毀倉庫和貨船,擒海商頭目李光頭、許六、姚大等。

我們計劃先飛到寧波機場,租車從北侖的郭巨港乘輪渡到舟山的六橫島,然后自駕車沿海島西北側走一走,在面對佛渡島的這一側岸線上尋找昔日雙嶼的蛛絲馬跡。

汽車渡輪的名字恰好就叫“雙嶼”輪。啟航之后,我一直站在甲板上,按照GPS地圖尋找周邊哪里是梅山島的炮臺山,哪里是佛渡島、六橫島,哪里是雙嶼。船上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和我聊起天來,他就是六橫人,但從小不是在島上長大,讀書后又回到舟山。他這一代人留在島上的很少,多是外出“跑船”、做生意。年輕人說,如今六橫引進了一些企業,經濟有了發展,但引進的企業也會造成污染,年輕人似乎對環境質量更看重。

雙嶼港地圖。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雙嶼輪在海上走,周圍的島嶼看上去山海相連,難辨彼此,偶爾從兩山之間望過去,可以隱約看到一排龍門吊,看來舟山群島已進入了重化工業的階段。行程不到1小時,“雙嶼輪”停靠在六橫島的沙岙(音、意都同“坳”)港。

六橫島地圖

從地圖上看,六橫島的模樣很像朝鮮半島,從西北向東南仰臥在寧波北侖的東南海面上,周邊水深潮緩,是理想的天然良港。就像朝鮮半島分“南北”一樣,六橫也分為上莊和下莊。北面在相當于“中朝邊界”的岸線上,自西向東有三個港口,分別是漲起港、沙岙汽渡碼頭和大岙客運碼頭;南面在相當于“釜山”的位置也有一個港口,就是臺門碼頭。從郭巨到沙岙的汽渡每小時一班,從大岙到定海的客運班輪也很頻繁。大岙的候船廳大,碼頭的泊位卻比沙岙少,因為這里以客運為主,汽車輪渡每天只有四班。

傳說中的雙嶼,就位于六橫島與佛渡島之間。不過,六橫島是一座尋常的海島,從這些鄉鎮級別的水上交通,無法想象“16世紀的上海”。

六橫島的風景

島上的公路等級很高,路邊綠化也漂亮。一路上車輛很少,空氣新鮮,非常適合自駕。路過的村莊常常是姹紫嫣紅,干干凈凈。沿著海岸修建的整齊堤壩,表明漲潮時島上也有水患危險。但是通向海邊的小路往往要在農田、水塘和村莊之間穿行,海堤之外偶爾會有大片的填海造地,看來是為大規模引進工業項目做準備。

我們來到了一個叫“漲起”的小村,是六橫島距離佛渡島最近的一座小漁村,公交站牌寫的是“漲起港碼頭”,門牌按“漲漁·航船埠頭路”編號。小村里十室九空,民居大門緊閉,村口有一個候船廳直通碼頭,售票窗口緊閉,看來已經很久沒有賣票了。

候船廳到碼頭之間的堤壩開了一個可以行車的豁口,兩側各有幾道深槽,看來是漲潮時用來加上木板阻擋潮水,說明這個港口和漁村真有被“漲潮吞起”之虞。站在碼頭向佛渡島方向望去,海面在這里收窄,看上去更象一條寬闊的大江。這是不是傳說中的“雙嶼門”呢? 我后來得知,“漲起”就是傳說中的“雙嶼”所在地,而這里的水深可達70米。

清官為什么謊報軍情

如果不是親身站在當年的雙嶼港,這個六橫與佛渡兩島之間最近的地方,我不會質疑《明史》的記載:明朝官軍以木石“筑塞雙嶼港而還,番舶后至者不得入”。我目測,這寬闊的海面以木石“筑塞”絕無可能,且周圍島嶼林立、航道如迷宮,即使真能把雙嶼港“筑塞”,“番舶”也處處可以停泊。我認為,史書這段記載的來源是一線將領在謊報軍情。

當年的“雙嶼港”

《明史》的作者和嘉靖皇帝一樣,他們坐在北京的朝廷里,根本不了解東南沿海一線的戰況,全憑著前線戰報,想象蕩平倭寇的輝煌戰績。而一線的官員,哪怕是朱紈這樣的清官,也一樣是揣摩圣意,明目張膽地捏造戰報邀功請賞。

現場只有一點可與史書印證,就是這個“16世紀的上海”的確被徹底摧毀了。我們在六橫島上看不到任何當年港口、市鎮的痕跡。島上的兩座寺廟都是清朝始建的。海邊一座寺廟的圍墻上有摩崖石刻“浙東第一功”,那是清同治年間為本地民團抗擊太平天國所立,這戰功恐怕也是憑地方上奏的戰報評定的吧?

可以說,從地面遺存來看,六橫島的歷史從清代才開始。如果不是近年來的工業化,六橫就是一個停留在農漁業生產、與外面世界毫無關系的偏僻海島,“16世紀的上海”純屬郢書燕說。

為什么要謊報軍情呢?因為雙嶼戰斗結束以后,朱紈曾想在雙嶼設營駐兵,一個說法是以海為生的人猛烈反對,另一個說法是來自福建的官兵不愿駐守浙江海島。于是未能實現駐兵,向上奏報以木石堵塞了港口而交差。

六橫島的晚上無處可去,我便翻開田中健夫的《倭寇》。在他以前,日本人受到的教育是,倭寇是“日本人輝煌的海外發展”。而田中經過細致的研究發現,憑借以陸地為中心的歷史觀不可能理解倭寇問題。如果以“不受國境約束的海洋為中心的歷史觀”就會發現,倭寇問題不只是海面上的歷史,也包括陸地的歷史;不只是日本的歷史,也包括琉球、朝鮮半島和中國的歷史,甚至包括全世界的歷史。

在“雙嶼港的毀滅”一節,作者筆下的朱紈是一位清廉剛直的官僚,受嘉靖皇帝的敕諭,任浙江巡撫兼管浙江福建海道提督。他非常清楚,走私貿易與海盜的背后是沿海鄉紳和官僚,打擊倭寇勢必觸犯沿海的既得利益集團:“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濱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

他已經看清,走私集團背后是從中央到地方官僚勢力的勾結。他是一個堅定覆職而決不向走私力量妥協的官員,從官府的立場出發,他視沿海走私的商人為“盜”,從他所受的倫理教育來看,對待“盜”就必須“剿”。

當他1547年上任浙江巡撫的時候,嘉靖皇帝指示他說,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寧波、紹興等地走私貿易活動放任不管,命令他兼管福州、興化、建寧、漳州、泉州等海盜提督軍務。朱紈奉了圣旨立即趕赴福建,封鎖海上交通,拆毀雙桅以上大船,嚴厲打擊走私活動。1548年4月,朱紈命令盧鏜指揮明軍攻入雙嶼,活捉了兩個日本人,燒毀天后宮十余間,住房二十幾間,“賊徒死者不可數計”,并填埋木石堵塞港口。顯然這已不是緝私,朱紈不僅抓人、殺人,而且放火燒毀了民房和廟宇,這是一場官方的打砸搶燒殺。

一個“清廉剛直”的官僚都可以燒殺無度,都可以謊報軍情,由此可以一窺大明朝整個行政系統的黑暗無序。

史書為什么系統造假

以木石筑塞雙嶼港是一則具體的謊言,“倭寇”之亂則是系統造假。中國沿海的許多摩崖石刻,無論是“海永無波”還是“海不揚波”,都在講述一個個“抗倭”、“平倭”的傳說。但這些傳說背后的真實故事都被官方修史的“抗倭”謊言掩蓋了。

明初實行的閉關政策在永樂年間有所改變,允許日本與中國做正規的貿易。這種貿易無論從規模到頻度都受到中國朝廷的控制。1523年,兩隊日本商船來到中國,中國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收受賄賂,在禮遇上改變了日本商船隊之間的先后次序,引發了“爭貢之役”。明朝對此的反應,不是追查腐敗而是撤鎖了市舶司,使得兩國間的貿易被逼成事實上的走私,蕩平雙嶼就是朱紈在奉旨緝私。

田中健夫在書中援引石原道博的精心統計,中國史料中稱呼“倭寇”的名稱有二百多種,例如“真倭”、“偽倭”、“假倭”、“倭奴”等等,但是田中健夫研究結果是,“倭寇的主體歸根到底是中國人”;中日之間的走私貿易得不到法治的管轄,內中的矛盾錯綜復雜,官府剿滅的結果就是逼商為寇。

在雙嶼被蕩平之后,浙閩海上武裝貿易力量便從北向南,到福建、廣東、東南亞,鄭成功便是這個群體中為中華民族留下偉大遺產的英雄。為什么踐行開放的民間海商被污名為“倭寇”?這種被歪曲的歷史為何能代代相傳?

原來,《明史》是清朝隔代修史,是中國歷代修史中耗時最長的一部,從康熙年到乾隆年前后60多年才修成。這中間如何裁定歷史,肯定要參照當時朝廷的需要而煞費心機,《明史》中抗倭敘事的“當代”依據,顯然就是康熙年間閉關鎖國的禁海令。可見,只要史書中還存在“倭寇”的言說,國家話語的深處就依然是禁海鎖國的心態。

“大清帝國地大物博自給自足、外國商人見利忘義圖謀不軌、中國的禍亂都是別人侵擾造成、明君能臣抗擊外侮除暴安良”,而倭寇與平倭的治史話語最大限度地符合了這一整套說辭。

其實朱紈對官府不得民心并非沒有感覺。他發現老百姓對于“倭寇”是簞食壺漿,而對于官軍則避之不及。當時的福建沿海居民90%的生計與海上貿易相關。一方面是朝廷不顧民生的命令,一方面是沿海社會的實情,朱紈選擇了執行命令,這就決定了他悲劇的命運。難怪雙嶼毀滅后,浙江福建沿海鄉紳官僚紛紛參加了對朱紈的彈劾,皇帝的天平向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傾斜,朱紈被奪去官職召回北京,他不愿受刑受辱憤而自殺。

在腐敗加速墜落的文明體內,所有“挽狂瀾于既倒”的犧牲都不過是讓垂死的王朝繼續茍延殘喘,所有忠臣與儒商的理想都化成泥足紙馬。如果說朱紈是一個悲劇式的忠臣,王直就是一個悲劇式的儒商。

就在雙嶼港蕩平后不久,“倭寇”史上真正的主角出場了,這就是從雙嶼漏網的安徽商人王直。據史書記載,王直不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海盜,而是一個有勇有謀,氣質儒雅的商人。他先將海上貿易的地點轉移到了雙嶼北部的瀝港(這也佐證了朱紈的謊報軍情),之后在明朝官軍的圍剿下,又退到日本長崎的平戶,平戶的領主松浦隆信接納王直是為了加強海外貿易。王直的到來使平戶日漸繁榮,人稱“西都”,而王直也被稱做“倭寇國王”。

王直目光遠大,看到了海上貿易的大機遇,通商互市不僅給沿海地區帶來繁榮,而且對整個國家都是重大利好。但是這位受儒家教育的“五峰先生”,把自己的希望和性命賭給了逆時代潮流的大明朝廷。

明朝兵部左侍郎、直浙總督胡宗憲,一方面命戚繼光“督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棋列,魚鳥莫度”,同時善待王直家人、答應王直通商互市,王直為此投降官府回到浙江。

但明朝官府中“開關”與“鎖國”兩種主張相持不下。1559年12月,胡宗憲因為要洗清民間他受賄于王直的傳言,而將王直作為“倭寇”的頭目進行斬首。據說王直死前慨嘆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個在大海上呼風喚雨的梟雄,沒能在勃興的海洋亞洲獨豎一幟而與腐敗的明王朝分庭抗禮,而是將自己與“兩浙百姓”的命運托付給朝廷,這是典型的中國儒商悲劇。

朱紈與王直均生于大航海時代。而嘉靖帝卻拒絕了這個時代的機遇,結果逼商為寇。沿海生存的人以對外貿易為生,閉關的結果就是剝奪海商的活路,這才是所謂“倭寇之患”的真正原因。“倭寇之患”最終平息,不是靠加強海禁,而是1567年隆慶皇帝登基后,部分解除海禁的結果。這又從反面證明了王直的主張。

忠臣與儒商的悲劇, 決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而是整個封閉文明的悲劇。封閉的文明不可能憑自身努力走向開放,自主的開放往往都是權宜之計。當國家再一次選擇閉關鎖國的時候,無論忠臣與儒商都擺脫不了悲劇的命運。在一個逆歷史潮流而行的文明里,有情懷的商人相信朝廷而以身許國,不僅丟了性命,而且名聲被玷污,500年得不到洗刷,又有什么奇怪呢。

大海喜怒無常,“上海”可遇不可求

第二天,我們從六橫的大岙碼頭去定海。到了大岙碼頭,便見候船廳里外人頭攢動,因為大霧剛剛停運了幾班客船。我們最終坐上了10點那一班的客船。啟航不久,船頭方向已是濃霧一片。走到甲板上,除了船身和船尾不遠的浪花,四周什么都看不見。大霧讓我們切實嘗到大海喜怒無常的脾氣。

無聊的排隊時間給了我意外的收獲。排在前面的周姓老板是土生土長的六橫人。他原來在船廠上班,現在做設施農業,人很健談。

他說,六橫島上原來有13個鄉,10年前合并為一個鎮,加上外來常住人口將近10萬人口。北部發展工業,南部是農業與旅游。基礎設施修得好是為了招商引資,電廠和中遠都是招商招來的項目。六橫的空氣質量全國第二、舟山第一。

按周老板的說法,六橫在這一輪改革開放中抓出了機遇:1990年代初,六橫的造船業非常興旺,那時的年輕人都進造船廠,先是造鋼鐵的小漁船,然后是修大船。現在六橫島上共有三家船廠:中遠、鑫亞、龍山,中遠是央企,另兩家都是民企。還有一家大企業就是浙江電力。修船對水有污染,需要處理。電廠理論上沒有污染,但要看環保設備是否正常使用。

為了下一步發展,六橫也在填海造地。他指著墻上的地圖,說“六”字下面就是現在填海造地的位置。

大岙客運站航線示意圖

這位正宗的六橫人證實了“雙嶼”就是漲起港與佛渡島之間的海面。他說,那里水深可達70米,他的爺爺在雙嶼一帶打魚的時候,曾經撈上過城磚。六橫人稱倭寇叫“紅毛”,六橫人稱土豆是“紅毛番薯”。島上多處發現過“洋人墳”,那是幾百年前外國人的墳墓。里岙村有一個“六橫民俗博物館”,是一位退休教師俞老師建的。老人退休后將全部精力放在整理六橫歷史上,80歲時終于建起了博物館,90多歲去世。現在鎮上一些老干部和老教師組成了一個班子,專門研究編寫六橫鎮志。

官方有官方的歷史,民間有民間的歷史,那是口傳心授不立文字的習俗。比如,海禁遷民在官方歷史中是不容置疑的圣旨,但在六橫民間則流傳著另外的故事:六橫島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海禁遷民,前一次就是明朝抗倭時期,后一次是在清朝初年,也就是鄭成功率眾占領臺灣的時期。

清廷為了割斷鄭軍的補給,在東南沿海實行了嚴苛的禁海令,海島與沿海的百姓背井離鄉遷往內陸。但是,六橫島上有13個人,違抗朝廷禁令留在了島上,民間稱他們叫“十三老太”,被六橫人奉為共同祖先。六橫島上沒有為十三老太建祠堂、也沒有建廟,他們被供奉在島民的心中。

六橫島上逢年過節、紅白喜事都要祭十三老太。過春節的時候,家家戶戶要把堂屋打掃干凈,祭過觀音之后便祭十三老太。六橫分上莊和下莊,上莊祭6位老太,下莊祭7位。“十三老太”的精神,就是沿海民間向往自由、向往大海的精神。不知未來的《六橫鎮志》會如何記載“十三老太”的歷史。

我們從定海上岸,專門去看舟山博物館。舟山群島的文化有著海洋文化的特色。男嬰滿月,漁家會用一個大木盆將他放在海邊“識水”,據說這樣可以提高孩子與大海之間的親和力,日后更能適應海上生活。

舟山博物館,男嬰滿月“識水”

居住在沿海的人類自古都有航海傳統,但直到大航海時代,各民族的航海都是局部性、區域性、接力性的,例如宋元時代中國的大型帆船經常往返于印度,與印度、阿拉伯的船隊接力連成了海上絲綢之路。

然而16世紀揭開了全球海洋一體的時代,人類文明的創新擴散由此進入循環加速的狀態。1522年,麥哲倫船隊完成了環球航行;1543年,中國海商王直帶領葡萄牙人到達了日本;1565年,西班牙人到達了中國人經商的菲律賓,整個東亞的海洋上,中國的海商與世界過招,共同搭建了海洋亞洲的框架,進入了全球化的競爭交流網。

海洋中國在官方清剿下不斷南下,落腳在閩粵兩省。此后的華工出洋、華僑之鄉、中國“海外殖民的八大偉人”都出自閩粵。以至梁啟超說,未來中華文明向世界擴展時,“此二省人猶可用也”。

將雙嶼稱作“16世紀的上海”,言說者是惋惜這個集天時地利于一身的國際貿易中心被大陸帝國扼殺。其實,這個“上海”在大清帝國的統治下出現,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事件,即使沒有朱紈的清剿,僅憑當時葡萄牙人、日本人和中國海商海盜們的理念和技術,也決不可能建成一個真正的“上海”。

首先,從朝廷看,舟山是大陸帝國的稅源地。從春秋時齊國管仲開始,朝廷為了在百姓中均等地抽取工商稅賦,采用“鹽鐵官營”的手段,將鹽產地壟斷起來由政府專營,老百姓吃飯之間便消費了含有重稅的食鹽,無形中為朝廷承擔了稅負。

舟山是中國沿海十大海鹽產區之一,因此官府壟斷鹽場與民間販私鹽之間的斗爭史不絕書。舟山博物館里展出了歷代對販私鹽所施加的刑罰,在長達數百年里,販賣多則幾十斤,少則幾斤的私鹽,都要冒殺頭的風險。怎么會被允許出現一個上海那樣的特別關稅區呢?

五代至宋私煎鹽刑罰表

從行政管轄看,舟山的地位幾度起落,完全取決于大陸帝國對海島價值的判斷。公元738年(唐開元二十六年),朝廷因鹽賦在這里設立了翁山縣;1278年(元至元15年)因其“海道險要之地”加上“戶口倍萬”,遂升縣為州;明朝初年以昌國“孤縣海島,易生盜寇”為名,朝廷將46個島上3萬余名島民遷徙內陸,廢昌國縣,只留下兩個千戶所。無論唐興、元盛、明衰,舟山都不是孤懸海外,而是牢牢把握在朝廷的股掌之間,怎么可能出現一個“冒險家的樂園”呢?

從全球化的大勢看,舟山背靠江南富庶的腹地,經錢江與長江可達中國經濟中樞——大運河,處在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關鍵位置;雙嶼水深潮緩,與陸地的管制保持一定距離,是中國建自貿區的首選。但是明朝蕩平了雙嶼,在浙江福建“平倭”之后,1554年葡萄牙人獲得了在廣州通商的正式許可,三年后因協助鎮壓中國叛兵有功,被許可在澳門居住,雙嶼如果幸存,不過是“華東的澳門”,也不可能是“上海”。

雙嶼被蕩平之后的兩百年,清朝的史家在《明史》中重申了明朝官府同樣的禁海立場,又過一百年,人類文明的創新中心已經從葡萄牙、荷蘭轉到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并以《南京條約》敲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一次,也就是雙嶼蕩平之后的三百年后,海權時代的世界才將上海推送到保守顢頇、自大無知的大清面前。

中國史書稱租界是“國中之國”。被譯作“工部局”的上海英租界管理當局,英語是The Municipal Council(市政委員會)。它的治理方式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古羅馬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

威尼斯既是城市又是國家,上千年里堅守著一個共和政體。威尼斯所發明的銀行、匯票、專利法、復式簿記法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到達西北歐時,阿姆斯特丹就統領了縱橫世界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用信譽打通了東西方的貿易,然后將接力棒交給了集科學革命、宗教革命、商業革命、工業革命于一體的大英帝國。

與此同時,從文藝復興開始的人文主義在法國濫觴,一系列偉大的思想家喚醒了西方世界的人道主義情懷。建立在對人的命運、人的苦難關懷基礎上的文學與藝術,通過大革命之后的共和政治與英美國自由主義文化一同來到上海。英法兩種文化在上海共同向中國發起了挑戰,應戰的一方則是中華文明薈萃之地的江南。

挑戰與應戰的結果使得“上海盡管華洋雜處,但并沒有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城市那樣喪失自我。這座全中國最洋化的城市,也是民族意識最早覺醒,革命動員最廣泛的地方,它搭建了東西方思想交流的平臺,匯集和包容各種新生事物。中國共產黨就在這里誕生”。

臨海的重工業

我們在沈家門享用了美味的海鮮,沿著跨海大橋駕車回寧波。一路上不時可以看到臨海的重化工業區,密布的電網、林立的油罐和煙囪。中國當下無論發電量、化工產量、鋼鐵產量、造船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可是這次旅程并沒有帶給我輕松的心情。

500年過去了,我們失去的似乎不僅僅是一個雙嶼,我們言說的依然是史書中的謊言,我們沒有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檢討雙嶼的勃興與毀滅,更沒有勇氣為當年被污名為“倭寇”的海商正名。

因此,每隔幾年就會有“抵制日貨”、“抵制美貨”一類“禁海病”的惡性復發,在人類沿著海洋文明前行的道路上,我們會不會讓后代再去找尋比“16世紀的上海”更為遺憾的史跡呢?

參考文獻

1.蕭春雷《倭寇,一個王朝的謊言》中國國家地理 2012年第02期

2.[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倭寇——海上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明史·列傳第九十三:朱紈 張經 胡宗憲 曹邦輔 李遂 唐順之列傳》

4.王文洪《雙嶼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葡萄牙人平托《遠游記》對雙嶼港的描述》

5.沈寬宴 謝國平《500年前舟山六橫雙嶼港是全球貿易中心》

6.白吉爾(法)《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

    責任編輯:馮婧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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