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美歐聯手推動WTO改革的愿景和現實困難》（澎湃新聞，2018年9月25日發布）一文中指出，在美國的推動下，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等美國的盟友正在聯手推動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體系的改革。為響應美國的改革倡議，歐盟甚至于9月18日正式公布了一份題為《世界貿易組織現代化》（WTO Modernisation）的概念性文件（concept paper），系統提出了歐盟設計的WTO改革方案。

從現有的公開資料看，歐美等國不僅可能著手改革由《1994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 1994）所確定的關稅機制和WTO爭端解決機制，還可能在未來的協定中更加強調公平貿易原則；為保障這一原則的實施，歐美國家應該會將其矛頭直接指向中國，并通過修改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對國有企業和補貼進行限制。

面對正在啟動中的WTO規則體系改革和美歐可能提出的改革建議，特別是明確針對中國的舉措，中國應該采取何種應對策略？以下進行簡要論述。

一、兩種不同的應對策略

在應對WTO規則體系改革方面，尤其是在對待美歐可能提出的改革建議方面，中國處在比較有利的主動地位，至少可以采取合作和不合作兩種不同的應對策略。

（一）合作策略

中國毫無疑問可以采取合作的策略，支持美歐提出的改革建議。WTO本身就是各成員國之間通過談判和妥協產生的，自然也可以通過談判和妥協對現有規則體系進行改革。因此，中國完全可基于美歐提出的改革建議，與它們商討WTO規則體系的改革問題，并通過與它們反復協商、討價還價達成特定的共識，在此基礎上合力推動WTO最高決策機構即部長理事會順利通過相關改革方案。

眾所周知，WTO在推動當今國際貿易秩序的構建和國際貿易的健康和順利發展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經過過去二十幾年的實踐，也確實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如機構臃腫、決策效率低、上訴機構不按程序規定期限審結案件等。因而，有必要對WTO規則體系進行改革。所以，中國完全可以與歐美和WTO其他成員國緊密合作，推動對WTO機制實施改革。

（二）不合作策略

中國也可以采取不合作策略，否決美國與其盟友可能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議。這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其一，行使否決權具有合法性。

中國行使否決權，是完全可行的，因為這是WTO“協商一致決策原則”賦予中國的權利。“協商一致決策原則”是WTO協定確定的最基本的決策方式。

這一原則來源于《1947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 1947），其基本含義是：只有在每個成員國對決策事項投贊成票時，相關決議才被視為通過，否則即被視為沒有通過；即使僅有一個成員國投票反對，也是如此。WTO相關法律文件進一步擴大了“協商一致決策原則”的適用范圍。盡管WTO規則也規定：在無法適用“協商一致決策原則”時，也可以適用多數票表決機制。但在實踐中，基本上沒有一個決議事項是通過多數表決機制做出的。

WTO協定確定的唯一例外是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反向協商一致原則”，即只有在所有成員國都反對專家組或上訴法庭的裁決時，該裁決才被視為沒有通過。

可見，“協商一致決策原則”已經成為WTO最重要的決策方式。美歐提出的三方面建議均屬于對WTO現有法律文件如GATT 1994、《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和上訴機構程序規則的重要修改，自然應該由WTO部長理事會根據“協商一致決策原則”做出決定。在部長理事會討論是否通過美歐的建議時，中國完全可以通過行使投票權來否決它們的建議。

其二，行使否決權的合理性。

中國也有充分理由來反對美歐提出的上述改革建議，因為美國的改革建議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利益。就進口關稅稅制改革而言，美國的相關建議不僅將大大加重中國的關稅減讓義務，而且無論是“同一產品相同關稅”還是“零關稅”建議，都要求中國對根據GATT 1994第2條做出的關稅減讓承諾進行重大修改；而關稅減讓本身便是通過成員國之間談判確定的。就《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1條第1款中“公共機構”的界定和“零補貼”建議而言，由于相關修改將主要針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如果修改成功，將大大增加中國對國有企業承擔的義務，也將大大加大中國國有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難度。所以，中國完全可以通過投反對票，來否決美歐等方面提出的改革建議。

二、兩種不同應對策略利弊比較

如上所述，中國可以任意采取合作或不合作兩種不同的策略。接下應當考慮的問題是：中國究竟應該采取哪一應對策略？決定取舍的考量標準應該只有一個，即哪一策略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那么，究竟采取哪種策略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呢？以下試圖通過比較采取兩種策略可能帶來的利弊，來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

（一）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利與弊

采用不合作策略自然會給中國帶來特定的利益。例如，可以阻止美歐等方面通過有損于中國國家利益的WTO改革方案，可以在國際上樹立中國不懼美國、敢于對美國說不的強國形象。但采取這種不合作態度也有可能給中國帶來以下幾方面的不利影響：

其一，美歐有可能因此而退出WTO。

早在競選總統階段，特朗普就多次暗示WTO對美國不公。在其就任美國總統后，其身邊的幕僚匿名透露，特朗普威脅退出WTO的次數已經超過百次。今年7月初，特朗普在白宮會見來訪的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時再度稱：“假如它們（WTO）不適當地對待我們，我們將采取一些行動。”為緩解國際社會對美國退出WTO的擔心，白宮新聞秘書薩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就此表示，特朗普真正關注的是通過與具體國家和組織的不斷協商來完善WTO機制。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也對媒體表示，國際社會應該了解有必要對WTO進行改革，美國也將關注其改革的走向，所以目前討論美國退出WTO為時稍早。2018年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宮接受彭博通訊社采訪時再次批評WTO不公平對待美國，并聲稱:“如果WTO沒有改進的話，我就會退出。”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上述意見至少說明以下兩點：首先，退出WTO是美國政府正在考慮的一個預備方案；其次，能否對WTO規則體系成功進行改革，應該是影響美國是否退出WTO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美國推動的WTO改革能夠順利實現，美國便不會退出WTO，否則美國便可能將其退出的威脅付諸實現。

其二，美國會因此而加快推動“零關稅、零補貼自由貿易協議”的進程。因為WTO采用“協商一致決策原則”，美歐等方面知道它們的WTO改革計劃可能因此而遇挫夭折，特朗普也在為此種情形作積極的準備。無論是與歐盟商討建立“零關稅、零補貼”自貿區，還是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商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者與日本啟動雙邊自由貿易框架協議，與韓國更新《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均是美國為退出WTO而采取的準備措施。

通過簽訂以“零關稅、零補貼”為特征的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試圖構建一張能夠取代WTO的“自由貿易協定網”；一旦這張網編織成功，而且由這一“協定網”覆蓋的市場足以取代目前美國在WTO成員國中的主要出口市場時，美國便應該會放棄WTO。

這一天何時到來，取決于兩個因素：首先，美國正在編織的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網”何時能夠建成；其次，中國這一世界最大的市場還能維持多久。就第一個因素而言，美國自然會不斷加速織網的進程，而且其織網的快速程度會超過國內學者的預期。以下因素決定了這一點。

其一，美國已在簽訂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它不僅于今年順利與韓國簽訂了新版《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而且在國內不少學者和主流媒體認為“美國和加拿大在新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依然存在著巨大分歧，雙方難以在短期內達成共識”的情況下，美國于9月30日宣布：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已經簽署了新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即《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對中國尤其不利的是，該協定包括了一個專門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條款，即任何協議方不得單方面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一旦簽訂，便自動退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其二，美國已經初步建成了限制非市場經濟下國有企業機制的聯盟。今年9月28日，美國、歐盟和日本達成協議，三方將在WTO框架內對中國國有企業和補貼等“不公平貿易”行為采取協調行動，以便推動WTO采取相應的限制性措施。實際上，歐盟在9月18日公布的《世界貿易組織現代化》這一概念性文件中已經明確提出了限制國有企業和補貼的建議。另外，今年10月4日至5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上，與會者也通過了有關“有關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的指控”。這些均表明：美國正在不斷尋找和拓展具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共同價值觀應該可以方便美國加快建立新一代的自由貿易協定網。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中國目前無疑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當然是因為，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由此催生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有著比較雄厚的購買力。此外，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為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企業產銷需求旺盛。

一旦美國退出WTO，歐盟、日本、韓國等美國的盟友勢必追隨美國。因為“零關稅、零補貼自由貿易協議”已近將它們捆綁在一起，而且美國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離開美國，這些國家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一個能夠取代美國的市場。

（二）采取合作策略的利與弊

中國積極支持美歐提出的WTO改革建議，同樣有利有弊。

最大的問題在于：中國可能因此而在國際上失去面子。因為在特朗普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層層升級的情況下，中國還支持由美國主導的WTO改革，世界上相當多數不滿美國貿易政策和主張的國家可能對中國形成異樣的看法，中國人心里也會覺得閉屈。

但是，采取合作策略，支持美歐改革WTO的建議，應該能夠給中國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這一點。

一方面，支持美歐等方面的改革動議并不等于中國必須完全接受這些建議，相反，中國可以要求修改那些可能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改革內容，同時通過積極磋商提出中國自己的相應改革建議。從本質上說，WTO相關法律文件是成員國共同商定的瓜分國際貿易市場的規則。通過參與和合作，中國可以防止WTO決策機構通過對自己十分不利的改革方案，并盡可能推動新型WTO規則體系朝對中國更有利的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在WTO規則體系改革方面與美歐合作，并推動這一改革走向成功，當可以避免美歐等相關方退出WTO，進而避免陷入自身與世界主要貿易伙伴形成對立關系的困境。

三、結語

由以上所述可知，無論采取何種應對策略，均有利有弊。比較而言，采取支持美歐改革WTO的合作策略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由此中國不僅可以影響談判和改革的內容，可以大致上維持現行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而且可以防止自身涉外貿易關系退回到加入WTO之前的狀態。所以，筆者建議中國采取支持WTO改革的策略，與美歐等方面合作，共同推進WTO規則體系的改革。

當然，如上所述，WTO相關法律文件是劃分國際貿易市場的規則，對其進行改革便意味著國際貿易市場及其利益在各成員國之間進行重新分配；既然如此，各成員國都要做好妥協和讓步的準備。就中國而言，政府和學者應該考慮：美歐等方面的哪些改革建議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必須拒絕的？哪些現行WTO規則是必須修改的？最后，中國自己應該提出哪些改革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