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誰想得到呢？我都活到九十一歲了。”他低聲笑著，兩眼閃著光，和四十年前第一次見到，以及那以后這么多年來經常見到的，竟是一樣明亮的光。停頓一會兒，像是反思自己的感慨，加了一句：“真是有意思。”

閻步克、陳蘇鎮、羅新與祝先生聊天

2021年元月3號開始，春節前后，我六次拜訪祝總斌先生。其實是他元旦后先給打我電話，叫我去他家挑書。我知道他幾年來一直在散書。更早十幾年，他身體還健朗那會兒，曾經把一本高句驪考古的書塞進我信箱，留個條子說看到我寫了高句驪的文章。我對挑書熱情不高，主要是因為我自己這些年來苦于無處擱書，也忙著送書散書。但很久沒有見祝先生，平時總是聽王鏗和葉煒說他的情況，心下愧疚，所以一接他的電話，就約好時間去中關園他的府上。3號下午去，第一次看到他帕金森癥轉為頸項強直后的糟糕狀況，心里一陣難過。他坐在輪椅上，脖頸下傾，只能往下看。我盡量坐得低，好跟他的視線保持平直接觸。不過他的精神還是相當好，聲音不大，卻很清晰，有時候還和從前一樣干脆有力。

祝總斌先生在家中書房

那天聊了一個半小時，聊得比較散漫，我有意問他北大歷史系的事，特別是我自做學生以來聽到的一些傳說。當然有些是不適合現在寫出來的，但他評價那個時代的某些人某些事，持論平允，出以忠恕，我想古人所謂“求仁之術”，亦不過如此。但他并不是不講原則。在這個話題的末尾，我問：“祝先生，是不是有些錯誤，是不能犯的？”他回道：“有些錯誤不能犯，犯了就沒法兒補救了。”沉默一會兒，說：“就毀了。”議論到那些為時代浪潮裹挾因而身不由己的人時，他忽然想起一個人：“有個楊柳橋，你知道嗎？”我沒聽說過。他講了講楊柳橋的事跡，竟是那種不計個人得失堅持自己學術立場的人。關于楊柳橋，我根據回家后上網搜索所得，結合祝先生所講，概述如下。

楊柳橋（1907-1993）是河北河間人，本是天津某大學或歷史所的教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反對任繼愈認為老子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主張老子是唯心主義者。任繼愈1954年在《光明日報》發表《老子的哲學》，提出老子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的第一個（最早的）自發的辯證法、樸素的唯物論的哲學家”。任繼愈還把這篇長文作為附錄收入不久后出版的《老子今譯》。隨后楊柳橋也出版《老子譯話》，該書主體是《老子》的白話翻譯，但附有一篇《老子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嗎》，針鋒相對地批評任繼愈：“任先生并沒有提出老子的唯心主義因素；好像老子是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這就未免夸大了老子的優點，掩蓋了老子的缺點。這是極端不妥當的。”又說：“總之，老子的哲學，我認為它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不過在唯心主義之中含有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因素罷了。有人把老子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相比，我認為最恰當不過的。要說老子是中國的甚至是世界的第一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未免有些不符史實。”

《老子譯話》于1958年2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此前楊柳橋已被打成右派。祝先生說，打成右派之后的楊柳橋，被單位開除，發配到街道，街道讓他掃大街，這樣就掃了好多年的大街。然而，誰都沒有想到的是，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說老子時，忽然提到任繼愈和楊柳橋：“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么贊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教授叫楊柳橋，他有本《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后頭一調查，糟糕，這個人是個什么右派嘛。”

祝先生說：“毛主席這一講，天津那邊就趕緊找楊柳橋，最后在大街上把他給找著了，弄到歷史所當研究員。可是這個楊柳橋不會跟風，挺堅持自己的看法，1974年的前門會議，他又唱起反調來。”祝先生說的前門會議，是指1974年7月5日至8月8日在前門飯店召開的“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常簡稱為“法注會議”）。楊柳橋也參加了這個大會，那時祝總斌先生“作為大會工作人員”不僅見到楊柳橋，還目睹他堅持自己的看法、受到會議組織者激烈批評的場景。

3號下午的聊天結束時（其實是我擔心他太累而及時告辭），祝先生讓我挑書，我說，下次再挑。他問：你還有時間來嗎？我說，放寒假，怎么沒有時間。一個念頭閃過，我說，下次我要問您一些關于往事的問題，用手機錄音，行嗎？他說，好呀。就這樣，從第二天開始到3月8日，我五次跟祝先生聊天，都留有錄音。可惜第一次沒想到要錄音。

祝先生憶舊的文章，在這之前一共發表過兩篇，分別寫小學和中學時光。2001年夏天，祝先生交給我一篇手寫的文章，題為《難以忘懷的往事》，內容是回憶他1941年至1944年在漢口廣雅中學讀初中的三年時光。我把文章寄給在武漢的老同學熊喚軍（和我一樣在1981年秋季學期聽祝先生講“中國通史”的先秦至南北朝段），發表在當年8月18日的《湖北日報》副刊版。2005年春，祝先生又交給我一篇手稿，題為《回憶漢口安東小學》，我同樣轉給熊喚軍，發表在當年6月3日的《湖北日報》。這兩篇都是回憶他青少年時代在武漢的學校生活，所以他很高興文章在湖北發表。除了這兩篇，祝先生還有兩篇憶舊文章，是我2021年2月拜訪祝先生時，他交給我的。我看稿子很舊的樣子，就問啥時候寫的，他說不記得了，最近收拾東西看到的。一篇是《回憶張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學史〉課》，一篇是《華北革大瑣憶》，分別回憶他青年時代在華北文法學院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時的片段經歷。我拿回手稿，錄入成為word版之后，用微信傳給鄭詩亮，他發在3月13日的《上海書評》。這四篇文章經后來多家微信號文章轉載，查找甚易。需要說明的是，2021年3月8日下午我最后一次拜訪祝先生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見他），祝先生告訴我，《回憶漢口安東小學》有兩處誤記，把湯秋濃記成楊秋濃，吳炳章記成了黃炳章，應予改正。后來我提供給北大中古史中心微信公號的稿子均已改正，并于文末附有說明。

這四篇的內容，也是祝先生跟我聊天時最津津樂道的部分，顯然在他的情感和思想世界里分量很重。我很早就知道他喜歡聊小時候在武漢的事。剛讀研究生時，我和王鏗隔周去祝先生家讀《資治通鑒》，有時候會說說閑話。有一次不知怎么扯到武漢，祝先生忽然說，我在漢口生活過很多年，然后說了句相當地道的武漢話：“我是（si）湖北（bo）佬。”他也很喜歡說自己1948年春至1949年初在華北文法學院，以及1949年秋至1953年春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先后做學生和教師的經歷。當然回憶時所談不及文章清晰準確，可見文章是在腦力更好時寫的。不過這幾次聊天補充了文章未能涉及的時間和事件。下面所寫，主要在文章覆蓋的范圍之外，循往事時序，不循我和老人聊天的時序，所以存在把多次聊天所談揉入同一敘事的情況，敬請讀者諒之。

首先是關于祝先生到武漢之前。一般介紹都說祝先生是蘇州人，因為他的確出生在蘇州，生身父母都是蘇州人。不過祝先生的生父不姓祝，姓董，祝先生的原名是董孝文（哥哥叫董孝杰）。生父抗戰前在上海去世，抗戰爆發后，母親投井自殺（具體細節與因由沒有說得很清楚，大概是為了讓五個孩子離開蘇州，以躲避日寇）。幾個孩子分由親友領養。“大姐去了上海，二姐去了哪兒我不知道。”排行第四的祝先生跟了母親的哥哥，改姓祝。祝先生說“我父親”就是指收養他的舅舅（以下稱父親），“我母親”就是舅母（以下稱母親）。在電報局工作的父親隨政府轉移到武漢，祝先生與母親一起也跟著到了武漢。次年武漢會戰失敗，先因工作到了大后方的父親就與家人隔絕開來，祝先生和母親留在淪陷的武漢，直到抗戰勝利，在日本占領的漢口讀了小學、初中和高中（高中沒有讀完）。分離四散的同胞姐姐和哥哥（最小的弟弟死得早），到解放后慢慢也都找到了，除了大姐在上海解放前隨家人赴美，二姐和哥哥后來都有聯系。在山東的二姐和姐夫來北京，還在祝先生家住過。比祝先生大五六歲的哥哥在合肥去世，祝先生和二姐都去參加了葬禮。“我們還是幸運的，居然都找到了。”

在漢口的日子并不容易。父親偶爾托人從大后方帶點錢來，不經常，三個月兩個月，錢也不多。母親娘家窮，還把母親及姐姐的兩個女兒接來一起住。一套小房子，前后兩間，只隔一層木板，“我們一家五人住后房，前房租給一個商人，他包養了一個妓女”，這點租金就是唯一穩定的收入。“母親很能干，以前嫁過一個商人，死了，沒孩子，有一點積蓄，現在不愿意再嫁人，要把后半輩子寄托在我身上，對我很好。她非常重視教育，拿出錢讓我上學。她不止對我好，對她母親，對姐姐的兩個女兒，都好。生活不容易，她母親一直睡地上，我記得老是光著膀子。后來我父親也不怎么寄錢來了，他在大后方又有了女人，不理我們這一茬兒了，不大聯系了。都靠我母親，賣東西呀什么的，這樣撐著過。但是母親對我一直非常好，我念書，始終一點也沒有斷過。五個人中，我是最受優待的，吃肉時首先遞塊肉給我。”

祝先生在漢口讀書雖然都在日本占領之下，不過又可以分為汪偽之前和之后兩個時期。小學時光可見他寫的《回憶漢口安東小學》，茲不贅。1941年秋入初中，就讀私立廣雅中學，半年后進入汪偽時期，1943年廣雅中學改名漢口市立二中，校址改至法租界口外的蘭陵路。祝先生在《難以忘懷的往事》中回憶了初中的校園生活，比如師生間普遍的反日情緒。不過他沒有寫明從私立廣雅中學到市立二中的一個大背景，就是汪精衛南京偽政府對普通教育的介入。文章記二中校歌的頭兩句是“江深漢廣浪滔滔，平疇曠野長堤繞”，又說，“整首歌我至今全都記得，一唱起來，往事便涌上心頭”。和我聊天時，祝先生完整唱了一遍，可惜大多數歌詞我都聽不大清，只分辨得出“復興大中華”“日月重光”這一類的話。祝先生唱完就解釋：“日月重光，是汪精衛的國民黨。”

在汪偽之前的廣雅中學，發生了一件后來祝先生多次舊話重提的事。廣雅中學的訓導主任（或教導主任）李道成是國民黨，要在日占區的學生中發展黨組織，不少學生報名。“我那時小，也報了名。名單上有我，可是后來去領黨證，人家可能看我太小，才十一歲多點兒，個頭又小，就沒給我。”不久汪偽進入，李道成離校，這事再沒人提。直到1950-1951年前后，祝先生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留校任教，政治審查時，祝先生意識到此事的高度敏感性，主動向組織報告。組織一開始也覺得是個事，審查一番，可能覺得那時他的確太小，后來和國民黨全無關聯，政治表現也還不錯，就沒當個事，基本上算是過了。但畢竟進了檔案，后來每有運動或清查，都需要做出一番說明。

1944年夏，祝先生從漢口市立二中初中畢業，秋天進漢口市立一中讀高中。安穩的讀書生活不長久，美機轟炸越來越頻繁，市立一中被迫遷到蔡甸，與從漢口法租界遷來的私立三育中學合在一起上課。在蔡甸讀了差不多半年，抗戰勝利，兩校遷回漢口。到1946年夏，祝先生讀高二下時，母親打聽到父親從大后方直接去了東北，決定去東北找他。這時父親在沈陽的電報局可能做到了總工程師，不過他在沈陽又娶了一個年輕的女話務員，比祝先生只大五六歲，所以似乎不大想和家里聯系。祝先生的母親把她姐姐的兩個女兒送回上海，安置了自己的母親，然后帶著祝先生去沈陽。離開漢口前，祝先生到一中辦離校手續，因為離畢業還早，拿不到畢業證，只能拿結業證明，后來他在沈陽考大學，就是靠了這個結業證明。從漢口到沈陽，先坐火車到北平，歇一晚再換火車。祝先生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不過哪里都沒去看，只在母親的哥哥家住了一夜（正是母親這個在電報局工作的哥哥，幫他們打聽清楚了同在電報局系統的父親的地址）。“還說呢，在北平受了一次騙。”祝先生和母親雇黃包車去火車站，“是一輛車還是兩輛車？應該是兩輛車吧，我都十六歲了。反正是這樣，黃包車車夫把我們拉到火車站對面，好像是個貨場，說我們付的費只夠到這里，離車站還遠呢，得加錢。只好加錢，沒想到他一個拐彎兒就到了。”

我問了祝先生一個無疑有點可笑的問題，就是他都說過什么方言。“到武漢之前當然是說蘇州話，到武漢就說武漢話，蘇州話自然全忘了。”似乎為了證明，祝先生接下來用武漢話說：“我的武漢話講得蠻好的，到現在也冇忘，我是典型的湖北佬啊。”我不敢說那就是標準的武漢話，不過語調發音還是有那么點意思的。我問，您到東北以后就不再說武漢話了嗎？“那是呀，到北方就說北方話，后來主要在北京，就說普通話了。”我上大學時聽祝先生講課，感覺他的語言基礎是北方口音，他說的普通話有濃重的北方味。他解釋說，因為在北京時間長。我提出田余慶先生作為對比：田先生同樣很年輕就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一輩子，可是他說話就有明顯的南方味道。祝先生笑笑說：“可能因為我說的武漢話跟北方話近一些，改起來容易，田先生說的是湘陰話，跟北方話距離更遠。”

祝先生的大學經歷是從沈陽開始的。到沈陽找到父親，一家人團聚，父親和新娶的年輕女人住正房，祝先生和母親住側房，基本也沒有大沖突，有時候有點爭吵。“我母親飯菜做得好，就給大家做飯，加上那個女的也有一個母親，我們一家五口，就這樣過了下去。”1947年夏，祝先生報考杜聿明于1946年創辦的中正大學，報紙發布錄取名單，祝先生名列中文系第一。“也不知道是按成績排名，還是隨機那么排，總之第一個是我，父親看了也高興。”知道沈陽中正大學的人很少，我剛好讀過美國一位余姓教授的回憶錄，書里提到他讀的第一所大學也是中正大學。余先生和祝先生同為1930年生人，余先生的父親余協中與杜聿明是多年老友，杜邀請余去沈陽協助他創辦中正大學，所以余英時先生于1946年到沈陽，比祝先生略早。余先生先上了一年中正大學先修班，用余先生的話說“相當于高中三年級”，考大學在1947年，所以和祝先生一樣于1947年秋正式入學。我告訴祝先生，他和余先生是大學同屆同學，只不過一個在中文系，一個在歷史系。“啊，是嗎？可那時不知道呀。”入學時祝先生十七歲半。

據余先生回憶，中正大學校長張忠紱到任不久即被政府派到聯合國工作，由余先生的父親余協中以文學院院長代理校務。祝先生記得校長張忠紱，也記得文學院院長姓余，余協中的名字卻不記得了。余先生因家世關系，雖在校短暫，卻對中正大學有更多了解，甚至記得那時的名師有沈啟無、陳其田、梁實秋、孫國華、高亨等。這些名師中，祝先生只記得沈啟無一人。有意思的是，據余先生回憶，沈啟無那時已改名沈伯龍，“大概在抗戰時期曾與日本或傀儡政權有關系，因此改名藏身關外”。余先生說自己“輾轉聽說”，知道了沈伯龍就是以前非常有名的沈啟無，大概這在中正大學是公開的秘密。其實伯龍是沈啟無以前的字，啟無是后來的字，兩名都算是以字行。祝先生完全不提他那時實際使用的沈伯龍一名，而是直接說“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啟無”。沈啟無是江蘇淮陰人，祝先生說他口音很重，念“秋水篇”三字，聽起來有點像“祝總斌”。一次課上，祝先生正跟鄰座的同學咬耳朵打野，猛然聽到沈啟無說“秋水篇”，以為點名，站起來高聲答：“到！”全班哄堂大笑。

余先生說解放軍攻克沈陽在1947年11月初，這就把國民黨丟掉沈陽的時間提前了整整一年，其實發生在1948年11月1日。但這個錯誤可能基于余先生自己的經歷，因為他是在1947年10月中跟隨父親飛離沈陽到了北平，那時解放軍還沒有開始“冬季攻勢”，沈陽尚無被圍之虞。余先生在中正大學只讀了兩三個月，比祝先生短得多。祝先生隨父親離開沈陽到北平，應該在1948年春，所以他說他在中正大學讀了“不到一年”。對祝先生的個人生活來說，在沈陽讀書的這“不到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母親負氣出走。母親去上海投靠姐姐，就是抗戰時期她在武漢照顧過的兩個外甥女一家。從此祝先生與母親只有通信聯系。我問：再也沒有見過面嗎？“沒有，”祝先生說，“只是寫信，解放后信也不回了，我去上海找過，不住在那里了。”雖然祝先生沒有說，我感覺，與母親的分離，對他是一個有長遠影響的情感打擊。他重復了好幾遍那個地址，可惜我沒有跟他確認漢字，只能記個音：“上海華城路銀河里555號。”

祝先生的文章《回憶張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學史〉課》一開頭就說：“1948年4、5月間，因一個偶然機遇，我轉到北平華北文法學院中文系借讀，秋后成為二年級正式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學校停辦為止。”華北文法學院就是蔡元培于1928年創辦的華北大學，校址在西黃城根南街的禮親王府，抗戰勝利后復校，1947年核定校名為私立華北文法學院，當時習慣簡稱為華北學院。祝先生從沈陽到北平，以中正大學一年級逃難學生的身份借讀于華北文法學院，二年級才正式注冊成為該學院學生。他所在的中文系，當時的系主任是傅銅，教授有黎錦熙、張申府、張伯駒、謝冰瑩、王桐齡、羅福頤等。祝先生的文章只寫張申府，跟我聊天時也基本沒有提到別人，可能對別的課程記憶不是很深。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區的華北大學由河北正定遷入北平，占據華北文法學院的校園。1949年3月，華北文法學院自行撤銷，全體師生員工并入華北大學。剛滿十九歲的大二學生祝先生從此進入革命時代。

革命時代的第一個重大變化是不繳學費，這對祝先生來說，等于把他從對父親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父親從沈陽逃到北平后失去了職位，年輕妻子對他逐漸疏遠，不久便離開了。祝先生在華北大學不久，學校選拔一批學生去東北，祝先生也被選上，很高興地離開父親，從此父子聯系越來越少。一年多后父親回蘇州，祝先生從來信得知他曾到常州應聘中學教師不成功。祝先生參加工作后，定期給他寄生活費，大概是他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但祝先生對父親久懷嫌隙，不愿跟他多有往來，自他離開北京后再未相見。1959年父親病逝，祝先生回蘇州料理后事，才認識家里好多親戚。革命時代的第二個變化是政治學習。祝先生說自己那時年輕，學新詞語新思想比較快，很快就被視為可培養的革命青年。“加上我口齒也還清楚。”祝先生說自己的優點時，常提到“口齒清楚”。甚至回憶1972年從法律系轉入歷史系，有一場在一教的試講，系里老先生們也到場，他這樣說：“我講的還行，口齒也清楚，最后評價不錯，同意我轉系。”

祝先生在華北大學讀了幾個月，就被選派到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簡稱為哈爾濱外專）。哈爾濱外專是今黑龍江大學的前身，延安時代建立的俄文培養機構，1944年定名延安外國語學校，1946年遷至哈爾濱，1949年更名為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祝先生說，為了解放后接待大批蘇聯專家，從北京等高校選派青年學生到哈爾濱外專學習俄語，有不少是北大、清華的學生。但是祝先生在這里只學了幾個月，這幾個月也只是學政治、講形勢，一點俄語都沒有學。政治學習期間，學校通知，今后哈爾濱外專的學生結業后必須統一分配，服從蘇聯專家的工作需要。從北大、清華等名校來的一些年輕人對此不滿意，表示學完外語還要回原來的學校去。外專領導召開大會，宣布不愿接受統一分配的人現在就須離開，于是乎一下子走了一大批，祝先生是其中之一。

1949年冬回到北京，祝先生隨即報考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在這里先學習、后留校工作，一共三年多時光。他寫《華北革大瑣憶》一文，就是回憶這三年多時光，文章寫得生動細致，飽含感情，可見這個時期在祝先生的成長史上非常重要。跟我聊天時，他隔不了多久就會提到華北革大如何如何。不過所談的內容，大致沒有超過文章的地方，只有關于三反五反的一段，有必要在此補充。我上研究生時，同學間有關于祝先生年輕時身背駁殼槍審查案件的傳說，最生動的部分是，祝先生審案時把搶拔出來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大喝道：“你再不說，老子崩了你！”我當然知道這融匯了想象與“文革”電影的情節，不過我還是跟他提起這個傳說，問是怎么回事。“哪里，哪里會，”祝先生笑道，“發了槍，但平時并不帶。”這是在1952年春，華北革大因沒有招生，學校干部下放鍛煉，祝先生到了唐山昌黎的67軍201師志愿軍留守部隊，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有一個從朝鮮戰場負傷回來的營教導員，被誣陷貪污，抓起來審查，祝先生調查發現他是清白的，為他洗脫了罪名。“我那時只有二十二歲，發現了這么個冤案，給領導留下很深印象，可能也是因此，華北革大停辦后，讓我進了中央政法干部學校。”

1953年到1954年，祝先生在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工作了差不多兩年，1954年調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72年轉入歷史系。祝先生到北大之后的經歷廣為人知，這里一概從略。2021年幾次有錄音的聊天中，我問得多，他談得也多的，是關于魏晉南北朝史斷代，具體地說，就是他和周一良、田余慶兩位先生數十年的相處。這個話題擬另文報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在1972年調進歷史系，與當時擔任系黨總支副書記的張萬倉老師關系很大。祝先生與張老師相熟，是在江西鯉魚洲勞動時，兩人都是勞動能手，也談得來。祝先生說，那時法律系停辦了，是張萬倉主動建議說，你不如調到歷史系來。祝先生本來就仰慕歷史系，只是擔心歷史系不要他，聽了張萬倉這話非常高興，從鯉魚洲回來就立即申請，后來順利調動。我讀研究生時，張萬倉老師任系黨委書記，宅心仁厚，在保護老師和同學方面可謂有口皆碑。有一次我向他交支部學習的材料，他翻看一番，對我說：“你怎么學老祝的字？你不要學。”祝先生上課，一個非常醒目的特點是板書，字大如掌，剛勁分明，坐在大教室后排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著這樣的板書，我記筆記時不由自主就模仿起來了。

祝先生退休后我見得不多，到他府上拜望更少，有限的幾次都是他打電話叫我去的。近三四年我聽葉煒說他的身體情況，又看到趙冬梅拍的照片，為他如此晚景感到難過。值得慶幸的是在防疫不那么緊張的2021年初，我去跟他聊了天。現在聽這些錄音，宛如再次跟他坐在一起，聽他說話。他的聲音不再如響鞭般明亮，但那股干脆勁兒，還和當年一樣。甚至還是那樣幽默有趣。比如，談到鯉魚洲時期，我記得讀研時在什么場合聽他說過，其實當農民也不難，農活學起來挺快，“我覺得自己干農活不比農民差，插秧、割草、挑擔，樣樣行”。我把記憶中的話說給他聽，他笑起來：“那也是夸張吧。有一次我背了一百多斤的麻袋，走過一條長木板上船，顫顫悠悠的，大家都替我擔心，我膽兒大，就那樣過去了。這個事吹了很久，其實只做過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