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給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授課的祝總斌先生

回憶張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學史》課

1948年4、5月間，因一個偶然機遇，我轉到北平華北文法學院中文系借讀，秋后成為二年級正式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學校停辦為止。在這大半年時間里，盡管常有罷課活動，但還是聽了不少課，張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學史》課便是其中之一。

張先生個子不算高，方臉，口才很好。本著學生崇拜名教授的心理，大家聽他的課，精神都很集中。

張先生的課我至今難忘的有兩個地方：

一是他講到古希臘哲學詭辯學派時，一方面比比劃劃，通俗地、生動地介紹芝諾的“兩分法”：一個人跑步如要到達終點，自然首先必須通過這段距離的二分之一，為此又要首先通過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依此類推，二分之一是無窮盡的，這人便永遠通過不了這二分之一距離，因而也就永遠到達不了終點。顯然這與事實相悖，然而在邏輯上又好像言之成理。它引起了同學的興趣，課堂上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接著張先生又將這“兩分法”與時間相距不遠，我國先秦《莊子·天下》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說聯系起來，作了對比，說明東西方哲學思想的某些相似點。這也使同學開闊了眼界，打開了思路。在來北平以前我大學一年級時，高亨先生開《莊子》課，講《齊物論》，涉及莊生與蝴蝶不知誰夢誰的疑問；沈啟無先生開《文選與習作》課，講《莊子·秋水》又講過莊子、惠子在濠濮上關于“非魚”“非我”之辯；學了張先生的課（就詭辯學派言，張先生還講過“飛矢不動”等，都很有趣），進一步激發了我對哲學、邏輯思維的興趣和學習它們的積極性。或許這些內容對搞文史的學生未必能增加什么具體知識，實際上對提高整體文化素質言，卻是頗有好處的。

不過令我印象更深的還不是這些一般課程內容，而是另一些毫不相關的內容。情況是這樣的：

1948年11、12月間，北平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軍在故宮后面景山上設置炮臺，不時向城外解放區發射炮彈；而解放軍也曾炮轟城內國民黨的臨時軍用機場（在當時東單廣場），有一次炮彈射偏，落到南池子，還炸死過一名東北流亡學生。人們雖然全部都迫切盼望共產黨進城，但對戰爭炮火畢竟是害怕的。北平的仗打不打得起來，能否和平解放，便是大家關心焦點。就在這時，大約10月底，11月初，不知從哪一堂課開始，張先生把西洋哲學完全撂在一邊，大講起時事和他的政治主張來，直至期末。張先生神采奕奕、侃侃而談，一面舉證鑿鑿，痛罵國民黨腐敗，并不時流露對共產黨的贊許、欽佩；另一面又認為炮火無情，會毀滅一切，為了全國和平和保護北平千年古城和城內無數珍貴文物包括故宮，特別是廣大居民生命安全，他呼吁解放軍千萬不要攻城，國共雙方應立即停戰，并說已公開發表文章，闡述這一觀點（當指1948年10月23日發表于《觀察》上的文章《呼吁和平》）。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張先生在堂上苦著臉說，好心沒好報，他挨罵了。國民黨罵他破壞剿共大業；共產黨也批他“小罵大幫忙”，是在為國民黨反動派茍延殘喘、他日東山再起制造輿論，認為他已投靠國民黨反動派，是“叛徒”。張先生無奈地說：我與國民黨聯系沒有很多，國民黨也沒給我一分錢，全靠在學校里教學和寫文章維持生計，只不過發表些政見呼吁雙方停戰，怎么就成了叛徒呢？張先生本是民盟方負責人，為了他發表前述主張，民盟中央把他開除了。不過五十多年后我還記得這事，主要是因為期末考試，張先生出的考題竟是：你對我這一政治主張怎么評價（大意）？與《西洋哲學史》課毫不沾邊，這在教育史上怕也是罕見的，然而這是事實。那時我才十八歲，政治上很幼稚，只不過讀了點革命書籍如《大眾哲學》等，向往共產黨而已，至于整個政治形勢以及思想戰線斗爭，則知之甚少。出于信任和愛護老師，對張先生的境遇，我頗同情，覺得他畢竟是好心。當時我家住在復興門里庫資胡同，離城墻不遠。守城的國民黨軍霸占了我個人所住的東房，士兵進進出出，吵吵嚷嚷，還把馬帶入院子，院里的人確實害怕一旦解放軍攻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所以我一向呼吁和平，保護北平古城沒錯的，不過，既然挨批了，兩面不是人，就又建議張先生不如就此打住，緘默不言，聽其自然發展好了。我在答題中講了這一看法后又說：先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春秋公羊傳》語），心雖好，但招來是非，有悖《莊子》逍遙之觀、養生之道，何苦呢！以解放后的正統觀念來衡量，我這是糊涂思想，在思想改造中，我還作過檢查。可當時張先生竟給了我八十分，因此我高興了好一陣子。

張申府

劉清揚

碰巧的是，解放之初我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校部工作，竟與張先生的一個女兒是同事。她長得很像張先生，原是地下黨員，但她絕口不提她父親。我這才知道張先生是周恩來總理的入黨介紹人，妻子劉清揚已與他離婚，名氣也很大。從此我莫名其妙地更以有過這樣一位老師而暗中驕傲。誰知“文革”中，1967年或1968年，有一天我路過北大東南門，聽到高音喇叭中傳達周總理的兩個入黨介紹人不是好人。這使我大吃一驚。經打聽，方知原來劉清揚也是周總理的入黨介紹人。解放以后張、劉二人政治待遇本有天壤之別、云泥之隔，張先生1957年還被打成“右派”，現在他們竟成了“一丘之貉”，真讓人不勝慨嘆！完全把人搞糊涂了！那時，解放十七年灌輸給我的極左思想已經由動搖而淡化，看到聽到的莫須有冤案實在太多了。聽到高音喇叭后我只有一個念頭，這就是在心中默祝二十年未見的張先生和他那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前師母能咬牙挺過去，平安渡過難關。十年動亂結束后，劉清揚同志不幸去世，但張先生平反了，我深為之高興，并相信他的女兒和他的關系因此會恢復和好。1986年張先生去世，《人民日報》訃告稱他是“著名的民主愛國人士”。這固然不錯，可又覺得似乎缺一點什么。每當人們提到張申府先生，我也就想起當年他那無奈的神情和“我怎么就成了叛徒呢”的聲音。

華北革大瑣憶                     

北平解放后，從1949-1953年我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工作。校址在西苑，離頤和園很近。據說這里原是宋哲元二十九軍兵營，后被日寇占據，抗戰勝利后又成國民黨軍隊駐地。一棟棟樓房全是灰色的，破破爛爛，因年久失修，有一年東邊一棟樓二層一間房的天花板曾整個地掉下來。學校周圍全是農民的稻田（京西稻），秋天稻穗熟了，遠近一片金黃，分外壯觀。如果進城，當時只有個體戶的小柴油車，一開動便嘣嘣作響，來回于頤和園與西直門之間。有時往西直門的路上客未坐滿，車主便會放慢車速，大聲喊：“兩百塊，兩百塊（解放初舊幣，約合今兩元）！”價錢雖不貴，可我們開始是供給制，每月零用，男的發六斤小米錢，女的十一斤（因有衛生費，比男的幾乎多了一倍，令我們頗為羨慕），買了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后所剩無幾，全用來解饞了，如買花生米等，哪里還坐得起車？偶爾星期日進城回家，全靠兩條腿步行，像我因為家里沒有多余行李，還得背著被子。由西苑往西直門的馬路當時是單行線，相對說比較狹窄，也就是兩輛汽車可以錯車的寬度，有的路段破碎不堪；路旁栽植一色的鉆天楊，據說因愛生蟲子，后來便換了別的品種。一路上行人、人力車稀少，偶爾才會有輛汽車馳過。過了海淀鎮東行，兩邊多是莊稼地，朝右遠望，頤和園排云殿隱約可見。如今中關村大街重重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當時是一點影子也沒有。只有五一、十一節日進城游行，可坐上火車。大隊人馬清晨悄悄地列隊穿過燕京大學，由西門入，經未名湖南側小徑，出東門，擦燕東園邊，前至清華園站登火車，從西直門下車后，徒步遠行，繞至天安門東邊（往往是南池子）休息、等待。游行開始，一隊隊人馬從東邊過來了，我們便按原定計劃有秩序地插了進去，經過天安門接受檢閱；只有1949年開國大典我們是直接進入天安門對面西側空地，與華北大學隊伍并排坐在地上，觀看整個游行過程。天黑下來，華北大學學員舉著火炬，我們緊隨其后，擁過金水橋，到天安門下仰看城樓上人影幢幢，有人在揮手，大家則瘋狂地高喊“萬歲”。當時是在為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前途一片光明、無限美好而歡呼，誰能料到以后二、三十年中還會不時有著風風雨雨、挫折與倒退呢！

華北革大被稱作思想改造的“熔爐”。校長是劉瀾濤。因他主要是華北局第三書記，所以學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長胡錫奎負責，教育長侯維煜佐之。除開第一部輪訓共產黨員外(因革大前身是華北局黨校)，第二、三部則是改造解放后參加工作的一般知識分子思想的地方；后來三部改稱政治研究院，改造對象又增加了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也有一部分投誠過來的國民黨黨政人員。前后畢業學員至少也有一萬多人，分配到全國各地工作。

學習過程據我記憶大體是這樣的：先聽大課，幾千人聚集在操場里，坐著小馬扎，由艾思奇等講《社會發展史》《中國現代革命史》等，然后按班以組為單位(約二十多人）回去自學討論，體會精神（如勞動創造人類世界，什么是剩余勞動、剝削，沒有共產黨便沒有新中國等）。一課又一課，學習到了一定階段，個人要就一些理論觀點問題，以大課內容為指導，結合自己的糊涂、錯誤認識，進行批判，寫出心得，集體進行民主評卷，明辨是非，提高認識。在這過程中穿插體力勞動（如195l年在學校西部修建階梯式露天講堂，可坐數千人，大家都挑土運磚，參加勞動）；看話劇、歌劇（由革大文工團演出，如《白毛女》《赤葉河》等。李丁、韓靜如等當時都是團員)，以配合思想改造。記得1951年韓靜如在露天講堂演出，高唱“鴨綠江的流水青又青，中國出了個英雄的志愿軍”，歌聲清脆，感情充沛，一時間大家紛紛仿效，至今我還會唱上幾句。

等到全部課程結束，最關鍵的一個環節便是思想總結。每人運用學到的革命理論觀點，系統地聯系個人思想（主要是指錯誤的政治觀點和個人主義、個人英維主義)，分析批判，力圖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唯物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再由小組討論通過，班干部審查。雖然自我批判有深淺，大家認識有高低，用語有輕重，但當時講究說服教育，強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做到“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此借用后來流行語），大家都是心悅誠服地在改造思想。最后畢業分配工作，基本上都是高高興興地離開學校（記得我組一位據說有特務嫌疑的同學，同樣分配了工作)。

我個人先在三部學習（正副主任是閻子元和謝飛），畢業留校部工作。有兩件事至今記憶猶新：

一、1950-1951年學校舉辦思想改造成績展覽，我和另一位同志具體跑腿。請到在政治研究院學習的呂斯百、黃苗子、郁風等先生，將學員從聽大課開始，到最后個人思想總結整個過程，用彩色連環畫的形式畫出來，適當地配以文字、照片、實物（如挑選典型的學員思想總結等）展出。展覽室設在校內西北部一棟廢舊的大倉庫中，因為內容具體，畫筆精彩，一度參觀者不斷，影響不小。不過當時我孤陋寡聞，有眼不識泰山，對大名鼎鼎的呂、黃、郁三先生全然不了解，只知道他們是“民主人士”，彼此忙忙碌碌地交往，又淡淡地分別了。革大結束后，連環畫自然也不知去向。如今三位先生俱已仙逝，他們這段揮筆作畫經歷，怕只有我這小文中有所記載了。

二、辦完展覽，1951年曾將我臨時下放到政治研究院四班工作，參加一些小組討論。因為這個班有不少投誠過來的國民黨黨政人員，包括高級特務。我在這里犯了一個錯誤：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在一次參加小組會發言中，腦子一熱，竟說出了“你們一些人手上都沾有革命者鮮血”之類的話，引起學員思想波動。這是違反政策的，立即挨了一頓批評，完了不讓我參加小組討論了，調去專門照看一名學員——包惠僧，了解他的生活要求，思想動態，并將他思想總結中的重要觀點及時向班領導反映。包惠僧參加過中共一大大會（代表陳獨秀)，自稱擔任大革命時期我黨北平市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后當了國民黨的官。他說全國解放后，他到北平求見周總理，總理很和藹，和他談了半晚上的話，寫了個條子，他便來革大了。當年他五十八歲，思想總結寫了一大摞，有些地方我竟然也敢給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見（當然只限于觀點，如他一再強調當年他是反對張國燾“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我則按《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口徑，指出他是站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反張的，等等)。不過我倆關系一直不錯。因他是周總理直接介紹來的，且有心臟病，按上級指示，班上對他很照顧（住單間），提意見也是商討式的。他也虛心，一會叫我“祝同志”，一會叫我“小同志”（那年我二十一歲），有時還問問我的家事，或把我當小孩子，笑著夸我點什么。遺撼的是，他在總結中涉及中共一大前后到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一些具體人際關系和細節，應是稀罕史料，而我當時為完成任務，只顧從中找觀點的毛病，對于事實、內容一點也沒記，也沒想到要記下來，這讓我若干年后一度與黨史研究結緣時后悔不已。包惠僧畢業后好像分配到中央哪個參事室一類單位工作，安度晚年。

我們革大1952年沒有招生，干部多下放鍛煉。如我上半年去唐山、昌黎67軍201師中國人民志愿軍留守部隊，參加三反運動；下半年轉河北大名縣農村搞農業合作化試點。前后一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體會到的經驗教訓，終生難忘。到1953年春，劉瀾濤校長給全校作報告，宣告革大歷史任務已經勝利完成，學校結束。不久，干部便另行分配工作，風流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