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父親就告訴我，填表時籍貫一欄要填廣東中山（原名香山，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改名為中山，下文兩者并用），雖然我并不知道廣東中山在哪里。不僅我不知道，我父親也從沒去過。他出生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直到退休以后，才第一次去故鄉。那里自然早已沒有關系親近的親戚，城市也經過無數輪改建，完全沒有什么祖宅祖屋。他回來以后也表示，再也沒有什么想象了。

我的祖父在1940年代來上海，安家立業。因為他在法租界一家紡織廠工作，所以就選擇在法租界置業，而不是廣東人更為密集的虹口區。祖父走得早，祖母走得更早，我父母早已上海化，對身份認同并沒有什么糾結。我父親與他的兄弟姐妹見面時，還會說粵語，但在家里已不會說。

我母親這一族也差不多。我母親的籍貫是廣東潮陽。我的外曾祖父到張謇在南通開設的新式學校讀書，畢業以后留在上海工作。我的外祖父出生在上海，一輩子都在上海工作生活。我母親甚至已不會潮汕話，也是退休后才去了一次故鄉。所以，到了我這一代，身上的廣東人痕跡已經很少了。

不過籍貫這個問題仍然對我有一些潛在影響。讀書后知道，革命先驅孫中山的籍貫也是廣東中山。孫中山足跡遍布天下，在上海也有遺跡。我家附近的一條小馬路叫香山路，孫中山故居在這條馬路上，由此得名。在法租界時期，這條路叫莫里哀路。雖然我和孫中山是同鄉，但父母也并不知道更多有關孫中山的事跡。

上海，香山路。 資料圖

再往后，我知道了越來越多廣東人尤其中山人在上海的故事。我的祖父對于這些同鄉可能一個都不認識，甚至一個都不知道。但是根據六度理論，他們中間一定存在著某些關系網。而且在近代歷史上，有數十萬的中山人，源源不斷地從故鄉移居上海，這注定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一 中山人在上海

自上海開埠以來，廣東人一直是上海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1857年，上海已有廣東人數萬。1885年，公共租界開始有正式的人口統計，廣東人為21013人；到了1905年，這個數字增至54559人。1935年，在上海華界和租界的廣東人有10.8萬人。到了1949年，這個數字約為12萬人，上海市區的總人口大概是300萬。在上海的廣東人，與天津等其他口岸城市相比，實在要多得多。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宋鉆友老師研究這個問題多年，著有《廣東人在上海》、《中山人在上海史料匯編》等。他曾就1935年廣東同鄉會和潮州同鄉會的兩份名單做過一些統計。統計發現，旅滬廣東人中，原籍中山的占27%，排名第一，遠高于來自南海、新會、順德、番禺等地人；而旅滬的潮州人中，原籍潮陽的占到81%。所以，我父母的祖上分別來自中山和潮陽，在上海也屬于典型。

我們在讀近代上海歷史時，經常會遇到中山（香山）人。例如上海道臺吳健彰（1791-1866）是香山人，原本賣雞為生，后來進入十三行打工，身為仆役，學得一口英文。他逐漸積累財富以后，自己開設了同順行，也躋身行商之列。鴉片戰爭之后，他又納錢捐官，成為上海道臺。吳健彰經歷了小刀會起義等歷史事件，1859年辭職返鄉，1866年在香山去世。上海很多至關重要的制度，都在吳健彰任內簽訂。如《上海土地章程》，是上海租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石，就是吳健彰親手簽訂的。

吳健彰畫像。資料圖

有意思的是，上海小刀會起義的領袖劉麗川也是香山人。劉麗川在香港加入洪門，1849年來上海經商，曾經經營茶葉行及絲綢店，同時也是上海廣肇會館的領袖。1853年，小刀會發動起義，計劃與太平天國匯合。這次起義包括了廣東、福建、本地等多個地緣的幫派，廣東人占到相當比例，劉麗川逐漸成為義軍領袖。小刀會曾生擒上海道臺吳健彰，但后來被其逃脫。兩個香山人竟然在這種場合相遇，很有趣味。后來起義失敗，劉麗川在虹橋中彈身亡。

小人書封面

1850年代，還有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生活在上海，那就是容閎。容閎生于香山，幼年在澳門和香港的馬禮遜學校讀書。1946年，他跟隨勃朗牧師赴美讀書，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后返回中國。容閎歸國后，先后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1859年開始為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容閎被譽為“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但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他只有上海才能找到工作。

太平天國之后，容閎接觸到曾國藩、李鴻章等官員，開始投身洋務，大力促成“留美幼童”計劃。所有這些工作都與容閎自身特點有關。容閎作為香山人，幼年赴美留學，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后來不管是為洋行采辦，還是參與上海江南機器制造局，抑或是推動“留美幼童”計劃，都反映出容閎融匯中西的底色。最終容閎病逝于美國，今天紐約曼哈頓唐人街的孔子大廈旁就有一所小學，命名為容閎小學。

容閎肖像

在太平天國之后的洋務運動中，上海涌現出眾多富商，其中的徐潤、唐廷樞、鄭觀應、席正甫被稱作“晚清四大買辦”。而這四大買辦中，前三位徐潤、唐廷樞、鄭觀應都是廣東香山人，只有席正甫是蘇州人。這些香山買辦的崛起經歷各有不同，但背后似乎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容閎曾為上海寶順洋行工作，而徐潤和鄭觀應也都曾在寶順洋行工作；唐廷樞更是曾和容閎一樣在馬禮遜學校讀書。最終，這些香山人在上海都走上了洋務道路，并成為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富商。

香山移民在上海，數十年里涌現出無數風云人物。到了清末民初，孫中山脫穎而出，成為“國父”，更是極大強化了大家對于香山的印象。也正是通過這些人，才讓大家開始熟悉香山這個小縣城。

所以，中山與上海的鏈接始終耐人尋味。比如，今天中山市孫文西路步行街上的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由于地處市中心，是很多去旅游的人都會順便看一眼的博物館。整個博物館處處都有上海元素，甚至用了整一層來展示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構建了精致的建筑模型。這種用力程度，上海的博物館都做不到。置身于博物館中，觀眾可能會有一剎那的恍惚，到底身在中山，還是身在上海。這至少表明，中山在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亮點，似乎都發生在遠離中山的上海。只有站在遠離廣東的上海才能認識中山，同時也只有了解中山，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上海。

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中，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永安百貨模型。

二 世界之間的聯系

要理解中山與上海的關系，單純關注這兩個城市還不夠，還要把視野投向更遠的地方，比如夏威夷，比如澳洲的悉尼和布里斯班。

據《華工出國史料匯編》記載，1789年，有一位梅迪可夫船長駕駛一艘美國船埃蓮號，從香山、澳門出發，船上載有十位美國船員，四十五位中國船員。這條船到達夏威夷島與茂宜島，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就在夏威夷住下，因為這艘船連三分之一的船員都用不上。一般認為，這就是香山人乃至中國人開拓夏威夷的發端。夏威夷墓冢中能找到最早的香山人的墓碑是1835年，香山人抵達夏威夷必定在此之前。

香山人抵達夏威夷之后，大力投入甘蔗、水稻、菠蘿等種植園，披荊斬棘，很快就有所建樹。比如香山人陳芳，在夏威夷經營糖業，正逢美國南北戰爭，南方切斷對北方的蔗糖供應。陳芳抓住這個機會，獲得巨額利潤，一舉成為夏威夷的糖業巨子，并深得夏威夷王室信任，成為夏威夷王朝的樞密院議員。

孫中山胞兄孫眉的經歷也很相似。孫眉在1872年抵達夏威夷，埋頭苦干，用中國傳統耕作方法努力耕耘，獲得好的收成。此后，孫眉就不斷向當地政府申請開墾新農場，事業越做越大。高峰時期，孫眉在茂宜島的農場有6000英畝，雇工1000多人，養牧牛馬豬羊數萬頭。孫眉深受當地人士尊敬，被稱為“茂宜王”。

孫中山到夏威夷讀書，就是孫眉一手安排，后來他又督促孫中山回國深造中文。孫中山組織興中會等革命活動時，孫眉也都給予大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是在香山、夏威夷、香港、倫敦、東京等地的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悉尼大學的黃宇和教授有一系列論著對此加以考證。作為一個香山人，孫中山并沒有像很多同鄉一樣前往上海的洋行打工，而是選擇了充滿風險的革命道路。但這條革命道路，背后仍然有著香山人的線索。

香山路上，上海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而另一些漂泊在外的香山人，選擇了經商的人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香山人馬應彪（1860-1944）。馬應彪的父親當年“賣豬仔”到澳洲淘金，為兒子攢夠路費后，1881年把馬應彪接到澳洲。馬應彪先是在新南威爾士的金礦工作，然后轉向種植。當時香山人已在澳洲站穩了腳跟。昆士蘭地區有大片大片白人拋荒的貧瘠土地，香山人敏銳地發現，這些地區卻適合種植香蕉。香山華僑從中國“香牙大蕉”在澳洲種植，大獲成功。

馬應彪發現，絕大多數香山人不懂英語，無法與當地人溝通交流，辛苦種出的水果蔬菜只能被白人以極低價格收購。馬應彪努力提高英語，于1890年前后與幾位香山同鄉在悉尼唐人街聯手創辦了一家蔬菜水果店，名為永生公司，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就是“香牙大蕉”。馬應彪誠實經營，很快取得當地華人的信任，不斷擴展自己的生意，最后幾乎壟斷了悉尼的蔬菜和水果市場。

馬應彪把蔬菜水果生意做大以后，自然擴展到中國香港與澳洲之間的海船生意，由此進一步擴展到中國與澳洲之間的僑匯、僑批生意。馬應彪對此仍不滿足。當時悉尼出現了一家全新的零售店，叫做英地海登百貨（Anthony Hordern & Sons）。馬應彪意識到，商品零售業將要發生重大轉型，下決心把這種“百貨公司”模式引入中國，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1900年，馬應彪先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中172號設立了先施百貨公司。“先施”這個名稱是英文Sincere的音譯，也是馬應彪的經營理念。馬應彪引入的百貨商店模式，對于中國人是一次巨大挑戰。比如說，中國人傳統以來一直習慣討價還價的議價方式，小到日常買菜，大到買地置業，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能議價的。一件商品早上和晚上可能就不是一個價，這次趕集和下次趕集也不是一個價。先施公司卻采用固定價格政策，對所有商品明碼標價，拒絕還價，購買后會給予收據。此外，先施公司雇傭了女店員，這也是中國第一家雇用女店員的商店。

先施百貨公司。

先施公司在香港和廣州先后取得成功，馬應彪決心進軍上海。1914年，馬應彪在南京路和浙江路的交界處租下地皮，委托德和洋行進行設計。1917年，七層樓高的先施百貨公司終于建成營業。整個建筑以鋼筋混凝土建成，有裝飾性的柱子和尖塔。地下售賣雜貨和食品，如葡萄酒，廚具，煙草，香水和糖果；一樓出售窗簾、帽子、西裝、皮草；二樓售賣瓷器和其他家居用品，電器以及玩具；三樓是公司辦公室和家具部。大樓還有一個屋頂花園，夏天可以為客戶舉辦舞會和音樂會。這種新式百貨大樓的出現，震驚了國人，引發了狂熱的消費潮。

馬應彪的香山同鄉郭標、郭樂兄弟隨后也投身百貨大樓的經營之中。郭標是當年馬應彪在悉尼創辦永生公司的合伙人，在昆士蘭州以及斐濟都開辟了大量香蕉園，與馬應彪一樣，靠香蕉積累了第一桶金。郭氏兄弟從1907年開始將經營重心逐漸移往國內，在香港開設了永安百貨公司，隨后進軍上海。

郭氏兄弟的永安百貨比先施百貨氣魄更大，經營手法更多端。永安與先施差不多同時進軍上海，地址也選在同一條馬路上。經過幾年建設，1918年，上海永安百貨大樓正式開業。永安百貨的建筑純為歐式風格，入口用愛奧尼式柱，轉角“綺云閣”為巴洛克式塔樓，內部附設旅館、酒樓、茶室、游樂場及銀業部，構成一個集購物、生活、娛樂為一體的龐然巨物。尤其一樓臨街使用玻璃櫥窗陳設商品，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大開眼界。

永安百貨把上海的百貨商店熱推向一個高潮。香山人黃煥南、劉錫基與李敏周很快也加入這個行列。黃煥南早年在澳洲討生活，就與馬應彪熟識。辛亥革命以后，黃煥南決心回國。馬應彪得知之后，立即把他招至麾下，先后擔任廣州和上海先施公司的總經理。李敏周也是旅澳的香山華僑，回國結識黃煥南和劉錫基后，決心聯手再創辦一家百貨商店，那就是1926年開業的新新百貨。

新新百貨又給上海的百貨業帶來不同的體驗。為了與先施與永安競爭，李敏周在新新百貨六樓設置了一個電臺，外面是玻璃房。電臺主持人每次邀請歌星或戲劇明星在電臺里演唱時，就在這個大玻璃房里當眾表演。這種創新取得了巨大成功。

到了1936年，馬應彪當年在悉尼的另一位合伙人香山人蔡昌也加入上海百貨業的競爭。由于之前已經有先施、永安、新新三個巨頭，蔡昌的大新公司在選址上特別謹慎。經過反復論證，終于在南京路和西藏路口選定地址，也就是今天的第一百貨所在地。大新公司在建設和裝潢上投入巨資，尤其是從美國購入自動電氣扶梯兩座，電梯每分鐘速度達到90英尺，每小時可供4000人上下，顧客購物可免上下樓梯擁擠之虞。大新百貨開業又贏得了滿堂彩聲，這又是香山商人在上海創下的一個奇跡。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人稱作“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直至今天仍有巨大影響。而他們的創辦人均為香山籍商人。而且，馬應彪、郭樂、黃煥南、李敏周、蔡昌等人都有旅澳背景，相互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時是合作伙伴，有時也變成競爭對手。澳洲在他們的發達史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因為他們多在澳洲積攢下初始資金，并且都是在澳洲第一次了解到現代百貨公司的經營方式。香山商人在上海的成功，背后離不開澳洲這個支撐點。

三 從輝煌到平淡

廣東人在上海，前后經歷了好幾波潮流。小刀會起義之后，在上海的廣東人和福建人受到排擠，數量有所減少，浙江人（尤其寧波人）的數量大增，上海文化也隨之改變。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又有很多新移民，但大家的背景和從事的職業，已與前一代有很大不同，商人、醫生、教授、工程師、會計師、律師等都不乏其人。

在政治界，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一二八期間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都是中山人；在文藝界，導演蔡楚生、鄭君里、黃佐臨，演員阮玲玉、胡蝶、鄭正秋、謝添，作曲家蕭友梅等，也都是廣東人。上海能成為近代中國電影、話劇等文藝形式的發源地，廣東人的貢獻非常之大。

1949年以后，有不少在滬粵人離開上海。影響更大的是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從1958至1988年，上海戶籍基本凍結，不再允許隨意流動。這個措施的潛在后果是，上海居民的戶籍意識取代了籍貫意識，不管家鄉是寧波、蘇州還是廣東，都不再有什么意義。就如我的父母，只有上海意識，而沒有多少廣東意識了。

過去的很多同鄉組織在建國之后也逐漸解散。例如，廣肇公所一直是廣東人在上海最重要的同鄉組織，地點在今天的寧波路40號。公所的最初目的是慈善，每隔數年可運送在滬身亡的廣東同鄉的骸骨還鄉，同時也能調解同鄉糾紛、維護同鄉利益，后來還開辟了廣肇醫院和廣肇義學等。1918年以后，廣肇公所里又分化出粵僑商業聯合會。粵僑都頗具實力，所以這些組織在民間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建國以后，國家完全承擔了這些職責，同鄉組織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永安里。資料圖

當然，廣東人在上海的影響仍有很多蛛絲馬跡可尋。據估計，當年四大百貨公司以及永安紡織公司所雇傭的中山同鄉總數就不下2000人。虹口的四川北路、多倫路附近有一片石庫門里弄住宅，名為“永安里”。永安里自然與永安公司有關。當年為了解決龐大的中低級雇員的住宿，永安公司在1925年購下北四川路地塊，建造了永安里。這里的住戶多為廣東人，尤其是中山人，而且多少都與永安公司有一些聯系。周恩來夫婦也曾在永安里借住過。

除永安里之外，四川北路的余慶坊，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里，海寧路上的同昌里、德興里等，也都曾是廣東人密度很高的弄堂。南京路上的新雅粵菜館、大三元酒家，福州路上的杏花樓，靜安寺的利男居食品店，還有冼冠生的冠生園食品廠，則都是廣東人創辦的餐館，這就是我小時候會從父母那里聽到的有關廣東的信息。

隨著上海不斷都市更新，虹口、閘北等原本的廣東人聚居區已不復存在，原先的廣東籍上海人也進一步遷至上海各處，或遷出上海，散播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只有走在南京路上，那些百貨公司的建筑，才會提醒我們這一段廣東人在上海的歷史。

澳洲昆士蘭大學的黎志剛教授一直在做中山人在上海的研究，曾出版新新百貨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口述史。前些年經常碰到黎志剛教授，也曾聊起這個研究方向，可惜沒有深入請益。2021年4月，突然傳來黎教授去世的消息，讓人震驚不已。謹以此文紀念黎志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