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歷史哲學學院（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quiry）教授黎志剛于2021年4月22日因病去世。黎志剛（Chi-Kong Lai），原籍中國香港，嶺南大學本科（1980年），香港新亞研究所第二十六屆碩士（1982年），先后師從全漢昇、劉廣京等著名學者。他在企業史、商業史、海外華人史、上海史、日常生活史、航運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等領域取得重要成就。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曾于2016年8月對黎志剛教授進行過一次“閑談式”的采訪，主要談及他的學術經歷。后來訪談未經黎志剛教授審定，也未曾刊出，不想今朝竟天人永隔。思忖再三，還是擬推出這篇訪談，在追思黎先生的同時，也希望學界同仁了解他的學術經歷和研究心得。因未經審定，容有差誤。

黎志剛教授

澎湃新聞：您可否談談自己的學術經歷？

黎志剛：我本科在香港嶺南大學讀中文系，后來去新亞研究所讀了歷史系的研究生，當時的導師是全漢昇先生。之前我想做關于郭嵩燾外交的研究，但全老師是做經濟史的，他要求我做郭嵩燾的經濟思想。我覺得他是對的，因為就目前來說，研究郭嵩燾在外交方面的人多，研究其經濟思想的人少，而且郭的經濟思想與其他人不同，確實值得研究。

碩士畢業后我本來想繼續跟全老師念博士，他叫我到美國去，再做郭嵩燾，他其實是想我早一點畢業找工作。我現在的工作和同級的人相比，應該是不錯了，這主要是因為全老師，他對學生的前途是很關心、很負責的。

跟著全老師讀碩士的時候，他曾經對我有過考驗，看看我是不是在用原始資料做研究。當我寫論文的時候，他常拿原書來核對我的文章，比如涉及到清史的材料，他就會要求我馬上從書架里拿出中華書局版的《清史稿》進行比對，而我每次能對到，他對我的印象就比較好。

全老師要求我到湖南省圖書館看資料，還有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見陸寶千，因為陸編過《郭嵩燾年譜》，這些對我是蠻有啟發的。那年頭在湖南省有很多郭嵩燾的手稿可以看到，我就跑到湖南省圖書館，當時沒有介紹信，正不知所措的時候，碰到了岳麓書社的編輯楊堅，當時他們正在編輯《郭嵩燾日記》，還沒有完成，所以不能給外人看。我提出想看一下，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能回答，我就給你看《郭嵩燾日記》。他問的問題是，你知不知道郭嵩燾的奏稿有多少卷？我說不知道有多少卷，但我知道至少有16卷，因為在他的年譜中寫過既定奏稿達16卷，這個年譜是在1880年出版的，距離他1891年去世還有11年，在這段時間里他又發過幾個奏稿，所以我知道他的奏稿至少有16卷。他聽后就給我看了正在編輯的《郭嵩燾日記》。

澎湃新聞：我看您的資料，您有一陣子想跟余英時先生讀博士？那么后來您為何選擇加州戴維斯分校呢？

黎志剛：這個是資料寫錯了，我并沒有想過跟余先生讀博士。我大概只見過余英時先生兩面，沒上過他的課，但是我讀過他很多書。我原本打算申請何炳棣教授的博士，當時他在芝加哥大學，全老師跟我說，你在那不太好畢業，最好不要申請。我也考慮過王業鍵教授，不過他所在的肯特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發展空間較小。我之后又考慮過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徐中約教授、密歇根大學的費維愷教授、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劉廣京教授。最后我申請到了密歇根大學和加州戴維斯分校。費維愷答應給我三年獎學金，當時他做系主任，全老師說猶太人不太可靠，還是跟中國人比較好。我后來跟費維愷還蠻熟的，因為這件事他見到我還有點生氣。

剛去加州戴維斯分校的時候還遇到些困難，本來是可以給三年免學費獎學金的，但是全老師給的分數太緊了，平均下來我就差一點點，于是第一年就沒有免學費獎學金。劉廣京老師對我很關照，他看我沒拿到獎學金，就介紹我去教人講廣東話，100美金一個月，但是也不夠生活。到第二學期，劉老師有一個項目，讓我做了他的助理，晚上還讓我跟著他學西洋史，他是怕我主修課不合格，拿不到獎學金。我之后申請到了六年50萬美金的獎金，可以不用愁學費的事，就安心做學問了。

博士畢業后，劉老師想安排我到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在臺灣宣傳我是他最好的學生，不過我不太希望老師幫我安排，更希望自己選擇，所以沒有把握這個機會。當時是施堅雅給我寫的推薦信，他當時在加州大學，我上過他的課。在我博士還沒畢業的時候，猶他州大學就十分希望我過去，是個一年的短期工作，給我很好的待遇，我把一個同學帶過去也可以。而當時我又拿到了一個很好的獎學金，可以去日本、英國做研究。

后來有幾個學校也給我職位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大利亞新英格蘭大學，還有兩三個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博士后。我當時本來想選香港科技大學，因為待遇比較好，但是我的家人更希望我去澳大利亞，所以我就去了新英格蘭大學，這個學校的經濟史比較厲害，還允許我去波士頓大學做一年博士后，為以后教日本經濟史做準備。所以那個時候我常去哈佛商學院聽課，跟哈佛大學的柯偉林、孔飛力都很熟，哈佛在這一年對我還是蠻不錯的。

我離開波士頓的時候，行李太重了，就把我的博士論文寄出去給一些學者以減輕負擔。結果運氣比較好，我的博士論文《上海輪船招商局研究》獲得亞歷山大·格琴克郎獎（The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ize），這是美國經濟史協會頒給最佳非美國經濟史博士論文的獎項，由一個大概四五個人組成的評選委員會完成評選，他們認為我的論文視野比較大，外國學者比較偏好這樣的論文。雖然獎金只有1000美元，但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可能是到目前為止第一個拿到這個獎的中國人。

這是國家政策對公司制度的影響研究，招商局是其中一個例子。我本來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明清的官商關系》，不過后來我見到了一個學者叫韓書瑞（Susan Naquin），我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生跟她聊天，她問我做什么題目、導師是誰，我跟她講了，她說你這個題目不能做，也去跟劉老師說我這個題目不能做。劉老師聽后就和我商量，他想讓我做李鴻章這個人，他喜歡李鴻章，他認為李鴻章是完美的人。我是喜歡去找李鴻章的麻煩，我去查匯豐銀行的檔案，看看李鴻章有沒有貪污之類的事情。后來我跟劉老師說，我不做李鴻章，我去做他的企業，就做招商局。但是招商局只是個案例，我想通過云南銅礦、山西票號，研究中國政府是怎么動員商人參加政府項目的，招商局跟他們有什么不同，同時也比較日本的一些企業和美國的鐵路公司，外國人很喜歡這種研究方式。我當時讀了兩個博士，除了歷史學還有社會科學學院的比較社會理論，我在戴維斯分校修了很多課，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藝術系這些課，學分夠了，再交一篇論文，就可以拿兩個博士。我是戴維斯分校這個項目第一個拿到雙博士的。

澎湃新聞：您的碩士論文是做郭嵩燾經濟思想的，這里面還是有經濟史和思想史的分野，但到了戴維斯分校后就完全轉向經濟史了？

黎志剛：我老師是搞經濟思想的，他覺得我適合做研究，不適合教書，他可能覺得我當時英語不太好，所以不主張我教書，主張我進研究所。但是我找到的課題項目又都和經濟有關系，然后他就讓我做經濟史方面的題目。后來我因為博士論文拿獎，有幸參與寫劍橋商業史的中國部分。

澎湃新聞：您提到在波士頓做博士后之后，去了澳大利亞的新英格蘭大學，在那待了幾年呢？

黎志剛：在新英格蘭大學待了兩年，然后我就轉到昆士蘭大學了。我覺得我的工作還是蠻順利的，我曾經收到過很多工作邀請，像嶺南大學的副校長找過我，還有香港的大學、澳大利亞其他的大學，倫敦大學也找過我做市場商業中心主任。因為我以前辦過相關的講座，從1996年開始，請過兩百多個學者來昆士蘭大學來訪問。他們以為我是一個比較大的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其實不是。

我認識香港中文大學的蘇基朗和梁元生先生，他們開玩笑說讓我不要再做“南天王”了，說如果中大有職位出來，我可以申請一下，不過我還是沒有申請。自從到了昆士蘭大學后，我基本上沒有申請過什么學校，除了申請香港中文大學一次。那次中大發了個聘請講座教授的廣告，我感覺我應該可以的，因為我當時剛剛升上了Reader，這個職稱比中國的教授分量更重一些。這次他們沒有聘請我，但是，蘇基朗給我打個了電話，他說我們請了一個你很喜歡的人，你一定很高興，就是科大衛。我認為他當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之后有人來找我，問我要不要在東亞所做一個訪問教授，他們給我的待遇很好。梁元生先生當時還跟我說，如果我想在香港中文大學找工作，就跟他申請。

我2006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教一個關于中國商業的課程，只有十個人，上兩個小時。講中國的萬達、海爾這些企業，也有關于中國經濟轉型這類的題目。我還幫梁元生教過課，時間比較短，大概只有幾期吧。課余的時候主要是聽科大衛老師的課，做學生時沒有聽過科大衛老師的課。我的老師劉榮芳，他很崇拜科老師，他是科老師的學生，他一直講科老師很好。我比較喜歡聽演講和聽課，可能和我本科不是搞歷史有關。

澎湃新聞：您做經濟史這一塊，會和學界很多人打交道吧，比如費維愷、陳錦江等。

黎志剛：的確是，陳錦江對我蠻好。熊月之教授到戴維斯分校訪問過一年，我在那時和他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當時我還在讀博士，大概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有幾個人對我幫助很大，在上海是熊月之，是他把我帶到社科院的，他是我的推銷員，但是我從來不找他，因為他太忙了。在北京是虞和平，他把我帶到社科院近史所。在臺灣地區是“中央研究院”的陳永發，我在臺灣時還住過陳永發的家，當時全漢昇老師要求我去見陸寶千，我到了臺灣想住蔡元培館，那是比較便宜的一個宿舍，他們安排不了，所以安排我住在陳永發家，當時陳永發租梁其姿的地方住，所以我和他很熟。雖然陳永發跟我研究的領域不一樣，但他寫的文章會拿給我看，我告訴他不能多用帶有情緒性的語言，我比較尊重他，他是個不修邊幅的人，但對學術很有熱情。他很希望我寫一本關于晚清史方面的書，跟我說了五六年，我都沒有答應，因為這本書本來應該是劉廣京老師寫的。我說王汎森也要寫，他說王汎森不會寫。其實晚清史方面我是有準備的，可以寫一些，但是需要時間。

我和社科院系統比較熟，像北京、山東、上海、山西、南京、廣東的社科院，都有像步平、王建朗這樣比較熟識的學者。至于和大學的聯系，早期是跟著中山大學的學者們像陳春聲、劉志偉一起做田野，因為我比較崇拜科大衛，我覺得他是思想敏銳、不講廢話的一個學者，而且是真心在做研究。不過我不太跟他談話，科老師時間太寶貴了，我暗地里像他學習。我在內地的大學有很多好朋友，像北大的王奇生、趙世瑜；南開的常建華、余新忠、江沛；南京大學的范金民、夏維中、陳謙平；浙江大學的陳紅民；廈大的鄭振滿；華中師大的朱英、馬敏。他們都跟我很好。

澎湃新聞：您還為李承基先生做過口述史，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想把研究方向做得更廣、更開闊嗎？

黎志剛：陳錦江到澳大利亞來訪問，我覺得在澳大利亞沒有什么材料給他看，得幫他找些新的材料，就想不如去采訪一下新新百貨公司老板的兒子李承基先生。我到處打聽，跟李先生取得了聯系。

但陳錦江在澳大利亞待的時間很短，我們只跟李先生見了一次面，我覺得訪問不是很充分。之后我跟李先生通了很多次電話，我還常飛到悉尼去訪問他。當時我去上海檔案館比較多，我是想做一個口述的文本，來比對我的檔案研究。

我當時在澳大利亞做中山市研究比較多，想寫一本關于中山的書。對李承基的研究只限于口述歷史的階段，是這本書的準備工作。后來我碰到呂芳上，呂芳上問我，你最近怎么樣？我跟他說我訪問了李承基先生。他說你拿來給我審查，經他審查通過就幫我出版了。李承基先生是新新百貨公司創辦人李敏周的兒子。我做這個書主要是探討三個問題，一是看如何培養企業家，二是看他怎樣經營這個企業，是看他退休后在僑居地的生活。

澎湃新聞：那您做田野是在什么時候呢？

黎志剛：是1996年前后，我剛到澳大利亞教書的時期，那時我差不多每年圣誕節都到中山大學跟著他們一起做田野。其實從這個世紀開始，我就很少做田野了，最后一次是1998年。當時在做田野的過程中有幾位學者特別吸引我，一個是科大衛，一個是蕭鳳霞，一個是濱下武志，當時陳春聲、劉志偉他們都跟我同齡，都是同輩的，我們沒有多少東西，主要是科老師比較厲害。直到現在我還經常關注他們的著作、讀他們的書。我覺得學術是累積起來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壟斷學術。我們如果有科大衛的頭顱和何漢威這種對檔案的認識，那就天下無敵了。

澎湃新聞：我看資料里面說您很注重去做實地考察？

黎志剛：對，我覺得這個是受歷史人類學的影響，因為從實地考察的事情，感覺很不一樣。大概是在五六年前，我有半年的休假，我在營口錢包被人偷了，身上只剩下一點點錢。營口是個港口，我就把我身上幾乎所有的錢都拿出來去雇了一艘船，去看以前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是怎么樣的，結果跟我的空間考察不同，從中我可以看到當年招商局跟他們的競爭。再比如解放戰爭時的廖耀湘兵團，當初為什么要從營口出去，其實就是“關外遼東一盤棋”，這個從實地考察中可以切實感受到。我覺得實地考察是很重要的，尤其對于史學。另外，我們對史料的解讀需要一種想象力，只有去過這些史料中所說的地方，才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史料。

他們考察的眷村、宗廟，是他們開展宗族研究的一種方法，但這種方法，我們也可以用來考察思想史、航運史。我現在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看萬達廣場，感覺是不同的，要想看當年的唐景崧是怎么樣的，我就要看看王健林、馬云。我覺得歷史記載的和生活中看到的還是有些出入，所以我們要做田野考察，這樣可以增加我們的想象力，我覺得田野很重要。

澎湃新聞：那您最近幾年主要在做什么題目呢？

黎志剛：我做的題目都是比較長期性的。我第一個想要完成的是關于招商局的，但是壓力太大了，做這方面研究的優秀學者太多，不能亂寫。有一個觀點，就是你寫的書要跟顧炎武來比較，要看這本書對學術是否有貢獻，如果亂發一些東西，對學術沒有貢獻，多一篇少一篇也沒所謂的。所以關于招商局這本書，如果說我能夠跟我的同學還有老師輩有什么不同的話，主要是我看的檔案應該比他們多，我可以從檔案里面發現新的問題。

此外，我一直比較關注中山人，我大概是明年有一本書出來，就是講中山人的。應該會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萬字的，是廣東華僑叢書系列的其中之一。

另外，我找了大概有五六千種關于頭發的材料，包括回憶錄、檔案，想寫一本有關頭發的中國生活史方面的書。我覺得這本書如果能寫出來，在學界應該會影響蠻大的。因為頭發在中國是個大問題，從晚明到現在一直關注這個問題。這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視野，我想主要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來寫。我訪問過很多人，包括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人。這是我在看招商局檔案受到阻礙的時候想到的一個題目，寫的話要從長時段的背景的考察，結果就把我帶到了社會生活史。我參與過一些關于日常生活史的國際會議，都跟頭發有關系，談過頭發的文章，與會學者覺得把會議論文發出來比較簡單，但是從發表的文章來看，就比較少了，不過我一直覺得這個題目很有意思。我的研究時段是從晚明到現在，我大概花兩三年時間可以寫完。

我和劍橋出版社有兩個計劃，一個就是我講的那個頭發研究，另一個就是劍橋中國經濟史。出版社給我五年時間寫中國企業的部分。我的中國經濟史會寫十九、二十世紀，是一篇介紹性的文章。目前編了三本書，一本是《經濟思想、實業與近代中國》，大概包括三十個人的文章，我是跟王汎森、陳永發合作的，現在大概有十個人交稿，還有二十個人沒有交稿，包括科大衛。我們主要看經濟思想、實業救國是如何影響中國近代的轉型的。

此外，我跟胡曉真一起做了一個計劃，探討“中國近代的道德、利益沖突和誠意”的問題，胡曉真是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所長，她之前是研究才女的。我們的題目是《物質性、道德性與中國社會的日常》，從魏晉南北朝講到現在，大概我們現在是十幾個人，想編一本書出來，這些是目前幾個有興趣的課題。

第三本書已經編好了，是關于海外華僑的日常生活，是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跟張國雄校長以及華僑華人研究所的所長張春望一起編的。

另外我們有兩篇專號出來，叫“國家航海”，戴鞍鋼他們有寫，我是跟朱英一起的，是關于招商局的。

澎湃新聞：我發現您還有一個興趣，就是去哪里都要去逛書店嗎？

黎志剛：因為我們的地方比較小，沒有什么中文書，我覺得學術要靠積累出來，看書還是很重要的。讓學校圖書館買太麻煩了，要填好多表格，還不如自己買方便。

澎湃新聞：您覺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史與海外經濟史研究有什么區別嗎？

黎志剛：我覺得像李伯重這樣的中國學者的經濟史做得非常不錯，而且他們的視野也越來越寬大，現在出國的機會很多，找材料也方便。海外的學者受到西方的理論和比較史的影響比較大，可能會跟中國的學者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