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權政治范式的民粹主義”：美國共和黨的當代統治策略》一文中，筆者曾簡要介紹了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Jacob Hacker等人所著的《讓他們吃推文：右翼如何在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時代里實施政治統治》一書，該書一個核心論點即是“今日美國共和黨里既有主張減稅的老派，又有主張白人至上民族主義的新血，隨著特朗普入主白宮，表面上看起來是新血占了上風，但實際同時發生的卻是金權政治的提倡者們得到了幾乎一切他們渴望的東西，包括：對公司財團和富人的巨大減稅方案，通過行政命令大規模去規管化，以及起用一大批和商業階層互動關系極佳的人擔任聯邦層級法官等。在共和黨中，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是兩條彼此并不相違背或沖突的主軸，金權政治派控制了共和黨的經濟政策議題，民粹主義者們則通過操弄種族、宗教、民族主義等題目，制造分化并逐漸深化分歧，進而試圖贏得各種選舉。自1980年代早期開始，激進的減稅措施、對工會組織的破壞、去規管化等一系列主張日漸與打種族牌、激化憤怒和仇恨、制造傳播假信息等手段相合流，今日之共和黨端出的是一套經濟上對精英階層異常有利，而論說上則對其基本皆為白人的支持者基本盤用煽動性的種族對立與文化戰爭的敘事相招徠的策略。特朗普非但不是共和黨政治上的異數或反常，反而正好代表了金權政治模式與右翼極端主義的更為緊密的匯流”。近日，筆者又讀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UCSD）政治學系Samuel L. Popkin教授新出的《斷裂：美國共和黨的內爆與總統制政治的未來》(Crackup: The Republican Implosion and the Futur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一書，此書雖看起來和Hacker教授等人論點有所不合，卻正好從另一個層面讓我們領略共和黨的內部構造與面臨之問題。

在Popkin看來，美國體制要想良好運轉，至少要取決于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國會作為立法機構能夠有效運作，二是主要政黨必須要有強大的黨務組織，能統一管束其成員。

當地時間2022年4月23日，美國俄亥俄州特拉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拯救美國”集會上發表講話。

Popkin認為，是共和黨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先上演了自爆，然后才鋪就舞臺，引出了諸如特朗普和泰德·克魯茲 (Ted Cruz) 這類立場極端的政客粉墨登場。今日的共和黨，其實已從內部裂解為若干個彼此不能求得共識的小集團，互相之間的利益訴求也無法交融共生。最初導致這種裂解的乃是選戰財務法的變動和大眾社交媒體的普及。2002年通過的 《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本意旨在改革選戰相關的政治獻金制度，阻擋大公司對政黨的政治獻金，減少大公司大財團的影響力，增強政黨組織自身的能量。但在實際效力上，卻使得居于立法機構的政黨領袖權力被弱化，政黨間的和解變得更難實現。實際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對單一事務議題有極濃厚興趣的小組織，以及超級億萬富豪們所鐘情的各個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政黨領導層和政黨主要獻金者之間的訴求往往難以調和。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那些自吹自擂的極端型政客們就粉墨登場，他們運用在同黨同儕身上的手法，往往在過去只會被用于和別黨競爭較量之時。而在共和黨里，這類人尤其多。首當其沖就是克魯茲，他使自己獲得政治躍升的手法基本都是拿共和黨整體利益作為代價的。接著登場的就是比克魯茲更勝一籌的特朗普，他充分發掘并利用了共和黨黨務機器的失能，以及共和黨支持者們面臨的經濟衰頹境況。Popkin教授認為除非美國變更其選戰財務制度的相關規定，否則克魯茲、特朗普這類人必會不斷在兩黨中涌現，使得兩黨都難以達到黨內妥協與融洽共識，而該現象又以美國共和黨情況尤為顯著和劇烈。

其實，Popkin教授的新論與Hacker教授等人的研究有頗多彼此看法相合之處，比如，他們都把特朗普現象看成是一種更宏大的趨勢（及病癥）所反照出的表象，而不停留在僅僅把特朗普直接看成一切問題的本身。又如，他們都看到了像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 這類金主動用金錢影響草根階層看法走向，進而型塑共和黨政治生態的問題。而兩項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Hacker教授等人的研究將共和黨視為一個相對較為內部自洽的政黨，而Popkin教授則傾向于將共和黨看作一個內部斷裂的政黨。從某種意義上說，最真實的情況可能剛好介于這兩種不同描述的中點。就如最近不少媒體觀察到的，共和黨主要政客仍傾向于團聚在特朗普的周圍，并試圖淡化2021年1月6日沖擊國會山事件的影響。從一方面說，這顯得共和黨似乎比較“內部自洽”，但因為許多政客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真心實意這樣做，而僅僅只是大形勢驅使下不得不然，這又凸顯出共和黨其實深藏的“內部斷裂”。

Popkin 教授認為，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能從共和黨初選里脫穎而出，其實正是由于共和黨內部已近20年的大規模“斷裂”現象而導致，所謂“斷裂”，最核心的意思即是，一黨之內不同派系間原本脆弱，但真實存在的彼此聯合關系裂解開了，由于這種裂解，即使黨同時控制了白宮和國會兩院多數地位，也沒有辦法實現其領導層所欲求的那些既定政策目標。按照Popkin 教授的看法，這種黨派的內部斷裂現象，在一個匯聚了全國層面的選戰政治獻金（national money）與基于地方層面的初選制度（local primaries）的聯邦制體系中，幾乎是不可避免、注定要發生的。目前美國所上演現象的新奇之處在于，這是史上第一次兩大主要政黨（尤其是共和黨）找不到一個強勁的內部派系來整合傳統教義與新生現實，并為黨找到新的有共識性基礎的出路。而最后壓垮大象的稻草就是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和聯邦最高法院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專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相關判決。這些事件之后，共和黨居于立法機構中的領導層難以有效凝聚起黨內共識，亦難以與民主黨進行實質性的商討和談判。共和黨變得難以約束旗下政治精英，難以使他們實現協同并進，同樣也難以約束代表其黨派而執掌白宮的總統。

在此書中，Popkin 教授詳細梳理了共和黨何以走至今日的歷程。他指出，對上一次共和黨黨內能有效整合諸方不同意見，使得初選較為平穩順遂，已是2000年的時候了。

2002年時，美國社會上主流意見是有太多的大公司政治獻金流向兩個主要政黨了，于是麥凱恩參議員和菲因戈爾德（Russ Feingold） 參議員就開始謀劃起草跨黨派的選戰行為改革法案。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本意是終結大金主對候選人和政黨的影響，但實際上卻產生了非預期性后果。從實際效果看，大金主對于共和黨的長期走向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候選人有了更多的方法去制造和施加影響力，而居于立法機構兩院中的共和黨領袖們手中控制局勢的能量卻銳減了。政治游說集團和掮客的實力增強，更多的不會妥協的聚焦于單一性議題的候選人涌現出來。共和黨整體更趨于右派化，而政治妥協與兩黨合作日益成為歷史陳跡。按照Popkin的看法，該法案最終扭曲了立法議程。原本，兩黨的多數主體部分及立法機構領袖都愿意實現和解，但兩黨內部（尤其是共和黨）的極端派系阻止了和解的實現。

在奧巴馬時代，共和黨的主要金主們開始合力對付奧巴馬，試圖阻擋其各項金融危機之后的救市政策，這也是繼《麥凱恩-菲因戈爾德法案》通過之后，美國保守派的財富第一次并力合擊，而共和黨整體也越來越向意識形態光譜的右端靠攏。大金主們資助了草根的“茶黨”，“茶黨”運動幫助共和黨重新贏回了國會控制權，但其本身卻也因草根性質而非常激進，并且屢屢造成“過界”（overreach）的后果，最后導致2012年代表共和黨出戰的羅姆尼（Mitt Romney）被共和黨的日益趨“右”化所困。

Popkin教授特別指出，2012年羅姆尼敗選之后，共和黨已經組織力量研究過原因。當時總結的一大因素就是，像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這般人數很少，堅持主張所謂意識形態純潔性，否定漸進式增長方案（incremental progress）的大金主們對共和黨整體施加了過多的影響力，而且他們甚至在組織力上都更勝于共和黨的黨務高層。一旦他們找到了同樣不愿妥協的激進模式右翼候選人，他們就會全力支持，而第一個這樣的人就是克魯茲，克魯茲就是那種典型的為了自己政治前途，愿意把共和黨同事的利益直接犧牲掉的人。當時的另一共和黨明星盧比奧（Marco Rubio），在吸納移民等問題立場上相對較為溫和，就惹來了克魯茲的攻擊，克魯茲以其決不妥協的強硬色彩一時成為共和黨寵兒。

然后，本來克魯茲就好像是眾望所歸一般，2016年代表共和黨出戰的似乎就會是他，包括當時興起的“茶黨”派也屬意于他。然而，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作為局外人的特朗普以一種比克魯茲更為極端的訴諸于煽動、且絕不妥協的手段（直接攻擊其他共和黨黨內初選候選人俱為“腐化”）很快取代了克魯茲的位置，贏得了來自共和黨基層選民的海量支持。在競選時，特朗普是非常大開大合、大鳴大放的，面對非法移民困局，他直接說“統統遣返”，而且他敢于直接宣稱要向富人加稅，以保障政府的社會福利和健保網。

特朗普當政之后，將總統權力視為向自家產業做利益輸送的一種途徑，而共和黨雖控有國會主導權，卻對特朗普本人無法進行有效約束，有時甚至淪為特朗普之“同謀”。不過，據Popkin教授看來，特朗普執政期間，其實政策領域的突破性進展并不多，真正做到的無非是為全國最富有階層減稅而已。真正重要的變化是在這個過程中，共和黨日益選擇臣服于特朗普。

Popkin教授還具體解釋了為什么說今日美國碰到的乃是新問題。在艾森豪威爾、尼克松乃至克林頓的時代，雖然一黨之中也有分歧，有的人想固守傳統，有人想引入新方向，但代表黨派出戰的候選人們往往還是能綜合各種意見，形成某種共識。但是現在卻做不到這樣了。比如說，自2000年以來，歷任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在發展共和黨議員們的“共識”方面能力不斷下降，部分原因就是越來越多的共和黨議員受那些不肯妥協的小團體的金流資助。

在此處， 我們看到，Popkin教授的分析，又與筆者曾經介紹過的耶魯大學夏皮羅（Ian Shapiro）教授等人所持看法相同（參閱《美國政治走向極化是因為主要政黨不夠強勢嗎？》），他們都認為，當前美國黨爭情形之所以非常酷烈，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要政黨都太羸弱和渙散了。Popkin教授直言，現在的共和黨無力調和其內部的多種利益，找到重疊性共識，并展開相關立法工作。而加強政黨的控制力，就需要強化政黨在立法機構中的領導階層手里所握權力，對推出的候選人進行更多審查篩選，并改變美國國稅局（IRS）的工作規則，以要求那些大金主們更多地透露其身份信息與進行政治廣告行為時的具體動機。

當然，美國的改革能否真正做到這些，就完全是未知之數了。起碼，到目前為止，情況似乎并沒有得到顯著改善，2021年5月，Popkin接受美國媒體專訪，就直言拜登當政之后的共和黨并未有幡然改變，本質上仍是一個由特朗普所充分主導和主宰的政黨。 此外，Popkin此書論斷也與Costas Panagopoulos最新研究相契合，Panagopoulos認為，從1956到2016這六十年間，美國政黨在選戰中的策略發生了重大變化，日益從試圖說服廣大一般選民（voter persuasion）轉移到試圖動員其黨派色彩最強、最為狂熱和忠實的支持者（base mobilization），隨之而來的，除了極化現象，就是最狂熱支持者群體在投票時會參與的比例越來越高（Bases Loaded: How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re Changing and Why It Ma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學者Steven W. Webster的研究也顯示當代美國政客常常故意去引發其支持者們的憤怒，以求達至政治上的目的（American R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而美國著名憲法學者Jack M. Balkin亦指出，今日的美國政治之所以看起來問題重重，最重要的原因即是今日美國正處于一個較長期的共和黨主導時代的末端（該時代仍未完全終結），同時又處于政治極化現象周期的高點（The Cycles of Constitutional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華爾街日報》2021年10月的一則觀察則敏銳地指出，當前有強大的結構性力量在促使美國主要兩大政黨中意識形態色彩較濃一端的增長，而兩黨較趨近于政治中間區域的力量則都在不斷被削弱。  

就此書所談的現象，筆者也專門訪問了美國政治領域學者們的看法。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的Robert Shapiro 教授向筆者談到，若要厘清金錢是如何影響美國共和黨政治生態，我們必須要將總統政治和各州層級政治，以及國會政治分割開來看。實際上，金錢和更強的組織效力使得共和黨拿下了許多州的立法機構主導權，并且控制了各州的政策制定走向。 在Shapiro教授看來，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成功當選總統，與金錢的關系并不大，而與他所受到的那些免費的媒體關注度最為相關。同樣的，2020大選中共和黨基層選民的體量得到進一步拓展，以及民主黨在亞利桑那與佐治亞州的勝利其實都與金錢影響本身的關系不大。 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的Jeffrey Green教授則向筆者談到，在他看來，金錢在美國政治中施加了過大影響這個問題 ——亦即那些特別有錢的人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等方式獲得了不公平的優勢地位 —— 其實已然荼毒了美國政治光譜的各個方面，絕不僅僅只是共和黨一家的問題而已，當然，正如Popkin 教授此書所詳細記錄的，該問題在共和黨陣營的猛烈延燒可謂尤其令人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