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聯邦政府經歷了部分性的政府關門情形，有不少論者將此歸諸于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影響。政治極化的確是近年來美國政治研究的重點領域，筆者曾有一些相關簡要介紹（見文末），在此新年之際，愿向讀者推薦一個2018下半年最新出爐的研究。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羅森布魯斯（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與夏皮羅（Ian Shapiro）教授合著的新書《可靠的黨派》（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 , 耶魯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對美國政治極化現象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他們認為：當前美國黨爭情形之所以非?？崃?，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要政黨都太羸弱和渙散了。如果共和黨本身組織體系更強化一些，那么特朗普這樣一個對共和黨基本意識形態并不十分尊崇的人就不會成為總統候選人，不會容忍之前的“茶黨”崛興，也不會在2017年時任由丑聞纏身的羅伊·摩爾（Roy Moore）競選參議院席次。對民主黨來說也是如此，如果民主黨足夠強化型，他們就會嘗試在選戰時更多尋求中間選民的支持，而不會讓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那樣的人跑來競選國會席次。

夏皮羅等人認為，若一個民主體制要運轉起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主要政黨要強化，能夠有力節制其下的普通成員。在一個成功的民主政治秩序中，兩大黨不斷發展和完善各自的一套自洽的政治綱領，從而互相競逐爭取到民意的支持。因為兩大黨都希望自身能長存不敗，所以它們都必須要側重發展量體裁衣、適切合宜的公共政策選擇，都必須要維系自身良好的形象和聲譽。過于虛弱的政黨導致了政治極化的不受限制，只有強化型政黨才能在較長時期一直以服務于較為廣大的民眾利益為己任。

在羅森布魯斯和夏皮羅看來，美國今日政治的核心癥結之一，就是兩大政黨缺乏對于其內部普通成員和積極分子的“不予理會”的勇氣 （a lack of unresponsiveness），掌控政黨運作的積極分子們，往往不具備形塑出一個自洽且穩健政綱的能力，他們慣于瞎開空頭支票，也無意為政黨的長遠前途多做考量。而對于黨內初選機制的強調，往往將較極端的分子順利帶入政治程序，從而使得政黨對一般選民欠缺回應和關照?？傊?，欲使民主良性運轉，就必須減少基層選民對政黨的直接控制掌握。

這項研究告訴我們，有效的問責機制是強政黨的核心基礎，政黨的后座普通議員應該去支持那些能夠給出勝選政綱的領導者，政黨領導者的權力則取決于他們能否挑選出那些既支持政黨政綱又能在其選區勝出的候選人來。兩位研究者認為，在歷史上，美國主要政黨相對而言都是較為強化型政黨，政黨主要領導者對于各類候選人的揀選有著較大權力，但自1968年起，由于新的制度設計，這種情況急劇變化并演進至今日，導致從初選到政黨的核心領導層，溫和派都在減少，激進派都在增加。1968年以來的貌似“民主化”的新型制度設計其實反而在傷害民主的運轉。這項研究還認為強政黨機制能夠減少金錢對于政治的介入，因為候選人在強政黨機制下，不需要再去跑高度個體化的“燒金”選戰模式。

對于目前美國政情，他們認為，2018年的中期選舉雖然民主黨反撲獲得小勝，但是國會整體面臨著深度的內部分裂，因此不大可能會產出很多新的立法案來。在他們看來，要革新美國政治，可以采納的步驟包括改革當前的黨內初選機制以及逐步根除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終極目標是使每個選區都更能代表美國一般中間選民的取向，從而使得主要政黨都需要為爭取中間選民支持而努力。

哈佛大學政府學系的講師蒙克（Yascha Mounk）在媒體上公開對這項研究進行了評述。除了表示認可外，蒙克也提出了幾點批評：1.現今美國政黨在初選機制中，政黨高層領導者實際還是握有不少權力在手的；2.很多現存的問題，或許反而可以用“更民主”的方式進行解決，比如說如果政黨領袖對個體議員施加的影響力更小，反而可以促使不少議員不必跟著錯誤的政黨路線瞎跑；3.這項研究過度傾向和依賴于制度主義的路徑，但是在文化-心理和社會-經濟等因素（比如大眾媒體，政治獻金，移民問題，互聯網等）上的影響可能才是導致極化的最重要原因。

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的格林（Jeffrey Green）教授（著有《人民之眼:觀眾時代的民主》 和 The Shadow of Unfairness: A Plebeian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等作品）也應邀專門向筆者談了一些他對于這項研究的評論。首先，有關政黨力量的問題不應該被夸大。格林同意蒙克所指出的社會性力量的重要性——他特別希望指出以下趨勢導致了當代美國政治中的不適和功能失調感：在過去的一到兩代人中，未能以公平的方式分享生產收益（即創造出的絕大多數財富都是由最富有的1-10％人口享有）;如果不加制止，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大會對美國國家的民主信譽構成威脅; 某種“災難政治”籠罩著美國政治（恐怖襲擊的災難，生態破壞的災難以及金融崩潰的災難）......這些災難尚未完全實現，但它們的威脅使觀察者能夠感知到當前美國治理狀況中蘊含著的種種沮喪。

其次，格林認為，如果夏皮羅和夏皮羅想要挑戰目前的政黨初選體系的功能及其所包含的智慧，他們需要承認他們正在挑戰當代民主政治的功能和智慧。目前的初選體制的確已經傾向于青睞極端的聲音，但是將其取而代之的替代方案——實際上即是由黨派精英提名候選人競選——是排他性的和反民主的。他最后指出，雖然他認為應該承認強勢政黨的重要性，但過分關注憲法和制度因素是錯誤的，因為個人領導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換句話說，使黨派強大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有強有力的領導者，民主黨和共和黨目前的明顯弱點至少部分是由于弱勢領導人沒有按照卓越政治家所應有的氣度行事。對于共和黨人來說，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和眾議院議長保羅瑞恩本可以在2016年大選期間和之后更強烈地反對特朗普，其他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領導人（如布什家族）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實際去支持希拉里。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有時候有些政客會支持其他政黨的競爭對手，以防止本黨內部的極端主義，而這是美國政治領導人通常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并非不可能（例如奧地利或法國的近期事件）。對于民主黨人來說，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的領導人的運作方式使得該黨派在2016年非希拉里的支持者中（即桑德斯的支持者）失去了信譽和感召力——如果他們能對民主進程更加尊重，他們可能不至于疏遠了這么多本傾向于民主黨的選民。重點是：讓我們不要忘記強大的黨派領導人所起的使黨派強大的作用。這種領導力在近段時間的美國政治場域上，一直不甚彰顯（在格林看來，麥凱恩倒算是一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