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畫作，尤其是歷史畫，總能提供大量的歷史信息。受制與畫家本人的藝術觀念、道德立場和生活境遇，他（她）們在創作時亦有曲筆，甚至編造，這其中有怎樣的歷史隱情？近日，《畫外因：50幅世界名畫中的隱秘歷史》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不同于專業的藝術史著述側重談“藝”，本書的特點是講“史”，即將空間上平鋪的繪畫藝術，拓展為時間上多維的歷史表達。解讀畫作背后鮮有人知的歷史細節。“專欄·畫外因”自“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刊發以來廣受好評，此次集結出版以更多的文本和圖片資料講述畫家與畫中人、畫家與創作背景、畫中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歷史的真相也被一一還原。

此期“畫外因”講述的是約翰·菲利普的作品《國民軍》： 喬治三世時代，英國人生活中也有兩件事無法避免——與死敵法國人作戰，更多的紅衣大頭兵。”喬治三世時代，英國陸軍對法作戰中卻屢敗屢戰、屢戰屢敗，英國溫泉小鎮巴斯的征得的士兵，多半是成為新一撥炮灰。但沒想到，威靈頓公爵指揮的滑鐵盧戰役中紅衣大頭兵卻表現出無以倫比的堅韌、毅力和血性。

1815年春，英國溫泉小鎮巴斯鎮府的議事大堂里，一場征兵大會正在進行。畫家約翰·菲利普，將忙碌嘈雜的場景框定在一幅叫《國民軍》的作品里。

畫面右側，一位穿著紅色大衣的軍官背對觀者，他將佩劍當作拐杖拄著，審視著大堂里的人。

畫面中央，條桌旁坐著一位書記官，一面在為報名參軍的人進行登記，一面時不時扭頭抬頭瞄一眼軍官。書記官身后，一個圓臉的年輕人摘下氈帽，正在測量身高。木制身高測量儀旁高凳上，站著另一位軍官，也是紅色大衣，胸前斜披著的白色綬帶是十九世紀初英國陸軍軍官的標配。

再往右邊，一位大夫正在為另一位青年進行腹部檢查。

條桌后邊，一個穿著白色襯衫的大男孩正在等候領取表格。在他附近，一位帶著假發穿著棕色大衣的官員審核著他的推薦信。

畫面左側，坐著一位藍衣法官，他在對征兵過程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督。

而在畫面左側兩扇窗戶之間，整個一面墻上，掛著當朝國王喬治三世的肖像。

畫面里的這幅肖像，應該是1780年代的喬治三世，差不多是征兵大會30年前。那是國王風華正茂的中年時期，老年之后長久折磨著他的卟啉病（癥狀是精神失常）尚未襲來，由于膳食合理加之勤于鍛煉，一身戎裝的國王顯得異常英武。拿同代作家霍勒斯·沃波爾的話來說，喬治三世“身材魁梧，氣宇軒昂，紅光滿面，笑容可掬”。

“笑容可掬”的國王陛下，看著的是一群即將成為子弟兵的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或許是面包房掌柜的兒子，或許是剛被解雇的花匠，或許是酒店里的跑堂，但只要體檢合格，不久后，他們將穿上英國陸軍標志性的紅色軍服，被派往歐洲大陸，準確講是滑鐵盧。他們將在威靈頓公爵指揮下，同拿破侖帳下的法軍干上一仗。

此前消息傳來，拿破侖從厄爾巴島逃回巴黎，把剛復辟的波旁王朝推翻，再度稱帝。大戰一觸即發。這是征兵大會的歷史大背景。另一重必須予以說明的背景是，早先威靈頓公爵所率領的那支在伊比利亞半島打出了些許威風的部隊，被派往了北美。

于是，就有征兵大會的一幕。

這群候補士兵在滑鐵盧將全身而退還是成為炮灰？當時，他們不知道，墻上的“喬治三世”也不知道。

可以確認的是，一旦他們成為紅衣大頭兵，他們每人每天可以領到六便士的餉銀，其中將扣除軍糧和置辦紅衣的費用。這是喬治三世爺爺喬治二世給予士兵們的福利。雖然很多年過去了，雖然英國財政在一代名相小威廉·皮特的有效治理下，大有改觀，但士兵們的待遇始終不變。

這群領著六便士餉銀的年輕人，在歐洲軍界有著與微薄軍餉相匹配的名聲。后世的英國政客托馬斯·麥考利很委婉地贊美過自己的前人：英國陸軍就是全歐洲的笑柄。他們在歐洲大陸的戰事中，除了挨打、被趕到船上、或被迫投降，沒有任何建樹。占領幾座西印度群島的糖島、驅散一些半裸的愛爾蘭鄉巴佬，已經是英國陸軍贏得的最精彩的勝利了。

可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得硬著頭皮上戰場——他們都是在教區征兵抽簽中被選中的幸運兒。根據當時的《民兵法》，除非他們有錢雇傭他人來代替自己享受這份好運。否則，他們必須去歐洲大陸，而他們面對的不是半裸的鄉巴佬，而是武裝到牙齒的拿破侖大軍。

套用富蘭克林的名言：喬治三世時代，英國人生活中也有兩件事無法避免——與死敵法國人作戰，更多的紅衣大頭兵。

兩件事之間，有因果關系。為什么需要更多的紅衣兵？因為是同當時排名世界第一的法國陸軍為敵。那喬治三世為什么同法國人為敵？因為1775年，法國人支持了北美十三塊殖民地的反英叛亂（美國獨立戰爭）。

作為德裔漢諾威王朝第一位能說流利英語的君主，喬治三世覺得，唯有與法國人為敵，才能顯出自己是一位正點的英國國王。事情就是如此簡單而擰巴。

更擰巴的是，盡管一直揪住法國不放，但喬治三世時代，英國陸軍對法作戰中卻屢敗屢戰、屢戰屢敗。紅衣大頭兵的心理陰影面積，比歐洲大陸還大。

按照觀古知今的邏輯，約翰·菲利普畫中，那些“喬治三世”笑看著的年輕人，他們前程也多半是成為新一撥炮灰。

但沒想到，事情就此打住了。逆轉的關鍵人物，是前文提及的威靈頓公爵。關于滑鐵盧戰役，關于威靈頓指揮下的紅衣大頭兵，歷史的記載是：在防御作戰中，他們表現出無以倫比的堅韌、毅力和血性。那位在大堂里測量身高的圓臉年輕人，或許就是戰壕中的一員。

稍顯遺憾，紅衣大頭兵在滑鐵盧的偉績，國王陛下渾然不知。在滑鐵盧戰役四年前，喬治三世就已陷入永久性的精神失常。他又老又瞎，須發皆白，穿一身紫色睡衣，在溫莎城堡一套與世隔絕的房間里，蹣跚地踱來踱去，形象與畫中的肖像判若云泥。只有胸前佩帶的嘉德勛章還提醒人們，這位病得不成樣子的老人是英國國王。

附：

作者自序：為什么要從一幅畫來解讀歷史？

在前攝影時代，畫作承擔著記錄歷史的功能。畫家的筆比之作家的筆，或許缺乏想象層面的延展性，卻更為直觀。1861 年6 月27 日，暹羅國王拉瑪四世的使團在楓丹白露，以泰式爬行禮覲見拿破侖三世的情景，無論用多少文字描述，都不如讓- 萊昂·熱羅姆所創作的油畫作品真切。進而言之，暹羅使節“頭戴金絲掐花的高尖禮帽，身著輕柔綿軟的綢緞錦袍”，他們臉上恭謹的神色，以及拿破侖三世和歐仁妮皇后的傲慢——如若僅有文字記載，而沒有畫作的呈現，那么這份歷史現場感是虛幻的。所以，一幅畫作，尤其是歷史畫，總能提供大量的歷史信息。

誠然，受制于畫家本人的藝術觀念、道德立場和生活境遇，他（她）在創作時亦有曲筆，甚至是編造。譬如，拿破侖御用畫師大衛筆下的拿破侖，就永遠是“偉光正”的形象；而《聽琴圖》里的宦官童貫，居然長著胡子……凡此種種，赤裸裸地挑戰著人們的常識。不過，正因為畫家的曲筆如此“悍然”，其背后的蹊蹺便更值得推敲。而此時，與畫作相關的文字資料便有了用武之處，它可以用來辨識畫作中的信息，也可以鏟去畫作上的涂層，揭示畫作所刻意隱含的信息，所謂證實和證偽。

“畫外因”的寫作意圖，就是從畫作所呈現的內容里，找出可疑、可議、“不可告人”之處，理出線索，排查其后的歷史因緣。事實上，每一幅歷史畫，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打著問號的細節。將這些問號拉直，真相圖窮匕見。對于大衛塑造的拿破侖，拿破侖自己都覺得羞愧，斥為“宣傳鼓動之作”。而《聽琴圖》乃失意畫家孫必達假托趙佶之名的造仿之作，存心露出的破綻有譏諷之意！不同于專業的藝術史著述側重于談“藝”，這本書的特點是講“史”，即將空間上平鋪的繪畫藝術，拓展為時間上多維的歷史表達。通過介紹50 幅中外畫作，來解讀與這些作品相關聯的、所隱含的50 段歷史。而在由畫到史的過程中，作者著重詮釋三層關系：作畫者與畫中人的關系、作畫者與歷史背景的關系、畫中人與歷史背景的關系。縱觀這50 篇專欄，大抵都逃不脫這三層關系的框定：《以懷念之名升級一下革命友誼》，解讀的是作畫者庫爾貝與畫中人蒲魯東的關系；《身體是她心靈的囚籠》，解讀的是作畫者弗里達與歷史背景的關系；《“公主病”的前世今生》解讀的是畫中人瑪格麗特·特蕾莎與歷史背景的關系……

在對上述關系的解讀中，一些人們習焉不察的歷史脈絡，從畫面細節中跳了出來——為什么說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騎的是驢而不是馬？為什么說德拉克羅瓦在《自由引導人民》中夾帶了一些私貨？為什么說《東丹王出行圖》中的壓角印暗示了作畫者（也是畫中人）耶律倍的歸宿？這些具有濃厚冷知色彩的發問，其實是對作品的再度審視。也正是在這種審視中，畫中人變得生動起來，他（她）從歷史走向當下，將自己的際遇向觀者（讀者）和盤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