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圍蝦是一種什么蝦？全國的食客都有不同的認知。

其實，它并不是一個蝦種，而是對基圍里生長的蝦的統稱。基圍，是早期廣東漁民在海邊修建的淺水蝦塘。漁民在沿岸紅樹林沼澤里清除部分紅樹，并挖泥筑堤（廣東話稱塘堤為“基”），用“基”“圍”住一片水體，就建成了“基圍”。每個基圍設有與大海相通的水閘，潮漲時開閘，讓蝦苗隨海水流入基圍。放下水閘，蝦苗便留在基圍中生長，吃基圍里的浮游生物和紅樹林落葉。

米埔基圍博物館里的老照片，記錄著最后一批漁民在基圍前曬蝦（攝/王婷）

因野生基圍蝦口感極佳，后來各地蝦農也用“基圍蝦”統稱高品質的養殖蝦，導致其概念被逐漸泛化。如今，我們吃到的“基圍蝦”，大多是人工養殖。野生基圍蝦，在市場上極為少見。傳統的基圍蝦養殖，只在少數保護區得到保留。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就是現存少數幾個保留野生基圍蝦傳統養殖的地方之一，也是米埔內后海灣國際重要濕地的一部分。

文賢繼博士是負責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和遷飛路線濕地保育的項目總監。保證基圍的正常運作是他的工作職責之一。不僅如此，他還需要同時維系水牛、水鳥、紅樹林和人類活動在這片濕地的脆弱平衡。

文博士在米埔自然保護區24號塘查看亞洲水牛的狀況（攝/王婷）

鳥類棲息地的變化是人類行為的放大鏡

作為研究鳥類的動物學家，文博士的專長不是養蝦。但從小幫父母種水稻、捉魚、光腳在泥地跑的經歷，讓他對這些并不陌生，甚至有點親近。受到“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這句話影響，他進大學起便選擇了生物學，而后在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負責熱帶雨林片段化對鳥類影響的研究，成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首批研究植物與鳥類跨物種間關系的科學家之一。

千禧年之際，中國的鳥類學研究方興未艾。受西方影響，觀鳥活動在中國興起。而從1984年開始，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Hong Kong) 每年都在米埔組織觀鳥大賽（BIG BIRD RACE），成為全港觀鳥者交流的盛會。

2001年春天，文博士作為中國內地隊的4位隊員之一，第一次來到香港參加觀鳥大賽。在賽前的兩天練習和隨后的24小時正式比賽中，走遍了香港鳥類熱點地區，包括米埔及后海灣（即“深圳灣”）。具體觀測到多少只鳥已記不清，讓他震撼的是，在深圳和香港兩個超級大都市的中間，居然能有這么一塊好地方，潮水上漲，群鳥起舞，鳥跟人的距離如此之近。

當潮汐水平適宜時，水鳥會在后海灣潮間帶泥灘覓食，遠處是深圳城市天際線 （? WWF-Hong Kong）

因鳥而與米埔結緣，2001年12月，文博士欣然接受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聘請，前來米埔自然保護區，負責米埔濕地管理課程培訓項目。米埔濕地管理項目以米埔內后海灣為案例，與中國內地及亞洲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濕地管理人員分享生境規劃與管理、生態研究與監測、環境教育與生態旅游等方面的經驗及技術，以期其他濕地也能得到有效保護。這一做就是20年。

每年冬天，有5-8萬只鳥來米埔和后海灣過冬； 而在春秋兩季，另有2-3萬只水鳥遷徙短暫停留于此。這些鳥的到來，離不開多樣化的濕地生境和多物種的保護實踐。水鳥是’聰明’的物種，對氣候變化十分敏感，當天氣寒冷，食物不足，它就會遷徙。同時，它們又十分‘戀家’，在自然棲息地日益銳減的當下，一旦它們找到合適繁殖、歇腳和過冬的地方，便每年都飛來這里‘度假’，循環往復。

通過一個狹窄的連廊，文博士帶我走進一個漆黑的三層觀鳥屋。他熟練地打開觀測窗，水天一色的開闊基塘景觀，讓我眼前一亮。只見基塘里矗立著密密麻麻的水鳥，遠處有一群黑臉琵鷺和縮著脖子休息的小白鷺。近處的反嘴鷸撥弄著泥地，琵嘴鴨和赤頸鴨把頭埋進水下，搖晃著身子覓食。

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管理的米埔保護區內設了21個基圍。有些基圍做了較大改造，以配合主要保護對象所需。21個基圍被分為7個管理分區，各個分區水的深淺、開闊水面的比例、植物種類及高度、鹽度等各有不同，為各類野生生物提供合適居所。

米埔自然保護區的用地分區圖（? WWF-Hong Kong）

密集生長的植物與開闊灘涂上的水鳥

為了讓不同生態類型的水鳥都有合適的生活環境，基圍水位的調控和植物的控制是米埔濕地管理的必修課。米埔管理團隊對每個區塊水鳥數量、類型、植物情況進行長期監測，制定不同水位調節策略。

每年7月到9月，16/17號基圍（水鳥高潮位停歇地）水位都會升高到2米，防止旺盛生長的水生植物侵占開闊水面，比如海雀稗、蘆葦、莎草等。與此同時，幾個補充高潮位棲息地如11號基圍的水位相對調低，以確保過境的鸻鷸類有高潮位停歇使用。9月底至10月，所有的基圍塘堤的草本植物都會被割除，為越冬的候鳥提供休息的地方。基圍的周邊水道在夏天保持水深1.5-2m，供魚蝦生長，以便冬天為鳥提供食物。每年10月-翌年4月，3、4、6、7號塘基圍的水深會被降到20公分以下，為來越冬的黑臉琵鷺和鴨類提供棲息地。春秋兩季，為鸻鷸類提供高潮位的停歇地基圍則保持小于10公分的淺水，供黑尾勝鷸、紅頸濱鷸等鴴鷸類水鳥提供棲息地。在冬天和夏天，每隔2周也會放干一個基圍，輪流給水鳥提供食物。

6號基圍灘涂上的白鷺，清淤過后的紅樹林與清除了根系的入侵藤本植物薇甘菊。其枯黃的藤蔓被留在紅樹上等待自然脫落，以免人工拉下對紅樹本身的幼芽造成傷害。王婷 圖

文博士坦言，多數水鳥喜好開闊的水域和灘地，為了水鳥棲息，確實會控制一部分紅樹和蘆葦等植物的生長。因為高大的植物會遮蔽水鳥的視線，讓它們更易遭受老鷹等天敵的捕獵。并且，過密的植物也會加快濕地陸地化的趨勢，使其喪失原有的濕地生態調節功能。

但紅樹林和蘆葦也在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紅樹林盤根錯節的根系間，處處生機盎然，仿佛是魚塘和裸露灘涂之間的避風港，為魚蝦、螺貝提供繁衍空間，它們正是鳥類在濕地中的主要食物。潮濕的蘆葦叢也是東方大葦鶯等冬候鳥覓食的天堂。

為平衡不同物種間的需求，米埔濕地管理團隊經過歷史數據分析和長期的在地實踐，已掌握了一些規律，希望控制最少的植物面積換來最大的生態效益。比如，后海灣的紅樹林每年自然向外擴張15-20m，而米埔每年夏天用人工方式，清除觀鳥屋前約45公頃（約占后海灣潮間帶灘涂的4%）紅樹幼苗和草木植物，以提供一個開闊的灘涂供水鳥覓食, 同時為公眾和學生提供一個近距離觀鳥的地方。

工人踩著泥馬，正在灘涂上人工清除紅樹林幼苗，為水鳥覓食提供裸灘 ? WWF-Hong Kong

生物多樣性，因合作而豐富

這樣積極主動的半自然管理，每天都在米埔進行。從觀鳥屋出來，文博士帶我去看米埔的另一個明星物種：亞洲水牛。昔日香港農民用水牛協助犁田耕種。時至今日，大部分農民已轉投其他行業，水牛落得流浪于荒棄農田。

2006年，米埔參考國外保護區以食草動物管理濕地的成功經驗，為保護區引入了第一只水牛 ‘小米’，來管理濕地。香港溫暖潮濕，植物生長快速。于是米埔又陸陸續續從荒廢田地里收留了9頭年齡性別各異的水牛。其中兩只放養在2公頃的17b號塘做實驗，另外8只散養在保護區南邊的24號塘。

我們先抵達南邊12公頃的淡水塘。8頭水牛看見有人來了，紛紛從遠處踢踏而來。文博士說：“我們平時很少來專門喂它們，這里的蘆葦及其他草本植物已經夠它們吃了。既然我們今天特地來看它們了，那就給它們帶點禮物。”只見文博士帶上手套，拿起鐮刀，彎腰鉆進草叢，不一會就割了幾把新鮮的雜草出來。水牛早已在圍欄邊翹首以盼，爭先恐后咀嚼著新鮮的食物。文博士則像見到老友一樣，摸著它們的頭。臨走，文博士順道去17b號塘看望另外兩頭正幫忙“做實驗”的水牛。他說，它們也看見我過來了，不能讓它們失望，也要給它們一點吃的。

文博士正在為水牛割草（左）; 水牛啃食過后多樣的短草地濕地與圍欄里自然生長的蘆葦形成對比（右） 王婷 圖

自達爾文進化論始，物種間的捕食、競爭關系一度被人們放大，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發展”的敘事。然而隨著時代變化，人們看待自然的態度發生轉變，有關互利共生的研究越來越多。

互利共生，是指共同生活的不同物種，從彼此的結構、生理和行為中受益。濕地中就有很多例子。微生物寄生在水牛的胃里，幫助水牛消化植物纖維素，也讓自己獲得穩定的物質和能量。水牛在池塘打滾，踐踏草地，啃食蘆葦、莎草等中高植物的同時，創造了微地形，驅趕了草中的昆蟲，為水鳥提供了藏身之地和捕食蟲類的機會。相應地，牛背鷺等水鳥也會幫助水牛清理皮膚中的吸血昆蟲。水牛物種的穩定，減緩了濕地旱化，吸引越來越多的鳥類，使得整個濕地生態系統可持續循環，同時也節約了米埔保護區人力物力資金的投入。

自然界的不同物種，形成復雜的合作網絡，這是物種共存的緣由。生物多樣性因合作而豐富。羅安青教授（anna Tsing）的多物種民族志研究，也試圖揭示這一關系。她發現，新物種松茸（一種真菌）的出現，往往是細胞在自然森林、人為伐木、救火等多重計劃重疊的景觀斑塊（patch）中，相互交染（contamination）的結果。真菌連接起人類與非人類的世界，它無法被現代工業化無限培育，而需要在歷史長河中，尋找合適的樹木和土壤。

在24號淡水塘中的水牛與水鳥（牛背鷺和八哥）(? WWF-Hong Kong)

積極主動的精細化管理，是濕地里多物種共同復育的關鍵

真菌的共生需要邂逅。人類與水鳥，水牛和紅樹的共存也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對一個不到20人的NGO團隊來說，管理380公頃米埔自然保護區的資金大多來自社會自籌。這也意味著米埔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必須采用精細的模式，每一筆錢都要發揮最大用處。

米埔保護區里有一塊橫跨深港邊界的禁區，只有擁有通行證的觀鳥人士和工作人員才可以進入。跨過閘門，在數米高的紅樹林中，一條500米長的木質紅樹林浮橋穿梭其中。受到浮筒支撐，浮橋的高度會隨著每天的潮汐而變化，從幾公分到2米不等。

文博士在紅樹林浮橋上講解不同木頭顏色差異的原因。王婷 圖

有意思的是，浮橋上每塊木頭的顏色都不盡相同。有的因海水浸泡開裂，成黑褐色，有的顏色較淺，泛著光澤。文博士說，這里從1989年建成開始，每天都有人巡視，發現哪里的木頭舊了、壞了，就會局部維修。為了保護茂密的紅樹林，修建和維修是靠人手手工作業，擯棄了大型機械。正因這樣，這里每一塊木頭都鐫刻著歷史的痕跡。

為了替換這些木板和維護基圍塘的傳統運作，WWF的工作人員將原本基圍塘旁的漁民小屋改成了不同功能的手工工作室，有做木頭的，鐵片的，澆灌水泥，還有基圍歷史展覽館。配合露天存放的各式挖掘機，船只，和木泥馬（一種蝦民在沼澤上行走的工具）等設備，這里儼然成為一個大型的濕地維護露天博物館。

基圍邊一些循環利用的濕地維護設備。王婷 圖

米埔自然保護區，作為全球最大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區(EAAF)上較早開始的保護地，其實踐很早就成為主動管理的典范。這20年來，米埔的濕地管理培訓課程影響力逐漸擴大，不僅培訓了眾多中國內地濕地管理人員，還擴展到了臺灣，南韓，日本，東南亞，泰國等地。

雖然文博士有時也會懷念從前心無旁騖做科研的日子，但在米埔自然保護區里，他也認識了更多新朋友。“我們在米埔做的事，可能跟農民、漁民沒什么兩樣。但當你發現別人真的在用你教給他們的方法時，你會覺得，自己在田間地頭留下的汗水都是有價值的。”這是他20多年堅持下來的原因。

“我們會告訴來參加濕地管理培訓的成員，如何根據他們自己的保護對象（動植物們）設計并維護獨特的棲息地。這些設計可能看上去很簡單，很土，其實設計都是很精心的。”

控制基圍水位的WWF工作人員正在自制木質水閘閘板。王婷 圖

米埔自然保護區的濕地生境管理實踐，不僅是在高密度城市化環境中，平衡野生動植物保護的一種探索；更是在當下不確定的世界中，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物種之間共存方式的一種啟發。我們是否可以克服“自私”的基因，用合作的視角和更為寬容的方式對待彼此？

（作者王婷系香港大學景觀學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中國當代環境史和濕地景觀的文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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