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齒輪悄無聲息地轉動到了2022年。回顧這兩年，似乎整個世界處于從“充滿憧憬”轉為“堅強挺過”的莫比烏斯環之中。盡管所有人都期待新冠病毒被徹底消滅的那一日，但從目前形勢看，人們還需要付出更多代價來實現這個期待。

疫情初期，我在廈門度過，因寒假返鄉，滯留了9個月后，才輾轉回到位于臺南的學校。去年春節，我在臺南觀察記錄了當時臺北疫情的暴發。如今，我轉學至臺灣離島金門縣，與廈門的家僅隔一海十數公里，但依舊因為雙邊入境需隔離的緣故無法返家。金門由于地處偏遠，且有極其嚴格的入島檢查程序，一直未有發生新冠病例，因而縣域部分公共場所與公共活動的防疫措施與臺灣本島有所不同，更為寬松。這也使得我在金門半年來的學習和生活較為放松，發現自己似乎退進一個集避險與觀察二合一的“堡壘”空間。

2021年入冬，新一輪疫情隨著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出現襲來。盡管疫苗接種給了人們抵御病毒的希望，奈何防疫措施的松弛使新型變種病毒長驅直入。臺灣本島也出現了一系列由范圍疫情逐步擴散的情況，讓持續了近半年的平緩情形不復存在，如今又迎來春節期間的人流移動高峰，其面對的防疫壓力比去年更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顧一年來從本島到離島的居住、就學和公共活動空間的變化，透過對各類空間進行限定和產生影響的防疫措施，可以觀察到隱藏在背后的官方政策和政府態度。

時間撥回2021年初。當時臺灣地區疫情已出現大規模暴發跡象，照說各地衛生部門需受防疫指揮中心的規劃，但由于疫情發展速度始料未及，很多措施未能跟進，導致各縣市病例開始激增，直到四月開始大蔓延，單日新增病例高達數百人，民眾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衛生部門針對此前疏忽進行檢討，開始亡羊補牢，宣布關停一切娛樂場所以及人群易聚集的公共空間，嚴格監督各地區防疫情況，并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境況制定策略，比如最為嚴重的臺北市在六月份采取“封城”措施，持續接近一個月。

彼時我在臺南市就學。雖然南部地區疫情相對輕微，但考慮臺灣地域很小而南北流動性很大，衛生部門統一標準要求全臺所有學校停課，采取線上教學方式。另因臺灣大部分高校學生升大二之后會選擇在校外租房居住，停課期間住校生也幾乎各自回家，學校宿舍內發生群居傳染的風險大幅降低，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北部地區也很罕見。

我在臺南市區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公寓內度過了整個春季，依靠外送員獲取每日生活用品。當時外送員成為一大熱門職業，大部分民眾由此訂購食物和用品，也促生了不少街坊傳說。直到臨近八月，盛夏來臨，疫情終于變得可控，中央防疫指揮部隨即將警戒等級下調至二級，日常生活逐漸恢復。

臺灣當局針對新冠病毒的疫情警戒標準，分為四個等級：一級代表有零星病例，或是入臺病例個案出現突破感染，但未影響到社區；二級則是病例流入社區且待續追查的情況，集會等公共活動的舉辦將受到限制；三級以上的情況就相當嚴重了。臺灣自從去年7月27日三級警戒解除之后，就一直維持在二級警戒，沒有再降級或升級。

這個警戒標準的登記劃分，主要用以規范民眾在疫情時期的日常生活空間。社區感染的規模大小和針對感染源的追查結果這兩個指標，被當作提升或降低警戒等級的標準，是基于對疫情實際演變情況的分析得出的結果。大多數由個案轉為群體感染的情況，都緣由社區中人口基數大與流動量大。感染源探究則是基于面對傳染性疾病“由源頭進行根除”的傳統辦法所進行的考量，如果這種辦法無法遏制疫情蔓延，那就需要更直接和更嚴格的措施來進行隔絕。由此可看出，這種分級警戒標準制定是基于對病毒傳染性的醫學研究。

我在去年八月份轉學到金門大學，開始新的生活。抵達金門島后，我發現，離島地區的防疫與本島有些許不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所有從臺灣本島至離島地區的旅客，登機前必須在機場強制做新冠病毒免費采檢，結果為陰性才放行。金門島上社會面的防疫要求比本島寬松，但學校的防疫辦法則是全臺灣地區統一標準。金門大學中的各棟教學樓以及宿舍均至多開放兩個出入口，皆設有額溫檢查站，對任何進入校園的人員進行體溫檢查和掃碼登記，各個校務辦公室基本實行窗口式作業，并且必須先進行酒精消毒。學校寒假期間也維持同樣的防疫標準。

額溫檢查站，作者攝于2021年1月25日，大學寒假期間。

窗口作業區。

這些是最基本的疫情防范措施。但假設校園內出現感染病例，校方又以怎樣的方式應對呢？以高雄市的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為例，該校去年1月21日接到臺北內湖防疫中心的通報，指一名剛剛返家的該校學生確診，校方直接聯系高雄防疫指揮中心，后者直接接管宿舍管理權，并將該校區的學生宿舍迅速改造成臨時檢疫所，與隔離醫院相同防疫等級，將已確認為密切接觸的七十多位學生以一人一室的形式集中進行隔離，并每日采檢直到隔離結束。這一系列行動，比起此前臺中東海大學出現病例時校方與衛生部門之間互不讓步，有極大的改觀，也可看出衛生部門在經歷疫情大規模暴發之后的檢討教訓及跟進修正。

比起針對容易聚集人群的娛樂場所在人數管控的嚴格要求，對其他民生公共場合，如餐廳、商店等室內區域的防疫規定，則是給予營業者自我管理的權力。比如在金門島，有不少餐廳自去年7月27日三級警戒解除后，依舊保持“拒絕店內就餐，只許外帶”的服務形式，盡管會對其生意造成影響，但這是店家的防疫評估和選擇。部分商店則采取以線上寄貨或改為戶外取貨形式進行銷售，也是避免人群聚集的較佳方法。也有其他營業者選擇增聘專門員工，在入口對入店顧客人數進行管控，來限制人群聚集。這些店家采用的不同措施，都需根據實時的疫情警戒等級來調整。

“防疫期間，停止內用”。

這些措施背后的技術支撐，是臺衛生部門通過線上大數據結合市民個人信息進行匯總的手機APP“臺灣社交距離”。通過這個APP，將市民每日離家出行至某一場所的精確定位以及時刻進行實名制登記并匯總，以此針對可能發生的群體接觸進行預警。例如，如果某人在早上進入星巴克至下午離開，其間恰好有一位與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顧客進店，一旦這個顧客被確定為密接者，從他入店開始到離開的這段時間所以在店內的顧客，都可以通過這個APP得知自己可能有染疫風險；衛生部門很快也會聯絡并下達居家隔離的指令。個人行動的信息收集，同樣依靠掃描場所碼，任何人只要想進入都需要掃描以保證數據錄入，這種二維碼遍布任何可能有人群聚集的場所，如醫院、學校、政府單位、私人公司、旅游景點和社區公園等。

疫情時期個體活動空間受到限制的程度，取決于政府乃至整個社會對待疫情的態度，而細微之處則體現政府的措施與民眾實際履行的關系。這方面，兩岸的區別比較明顯。臺灣各地的防疫策略及強度普遍很有針對性，但實際操作時不是所有人都能配合到位。中國大陸則是反過來，大部分人都自覺聽從政府的號令，但地方上的防疫措施制定和執行則有的過度嚴厲，有的過度松散。

（作者許心宇系金門大學都市計劃與景觀學系大三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