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舊”迎“新”的北京東路及其故事

2022年元旦小長假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學生團隊，向我們呈現了一次“道別五金街”的城市漫步。如策劃者所言，這是一場“辭舊迎新”之旅，北京東路作為“生產資料一條街”的歷史，將很快畫上句點，此后它將被賦予新的定位。

2022年1月3日，上海新一五金商場，同濟大學北京東路街區城市研究團隊做了關于五金街歷史的展覽，團隊成員正在導覽，并準備進行城市漫步活動。同濟大學北京東路街區城市研究團隊 yang 圖

時隔三年，重訪北京東路，相較曾經只是顯得“蕭條”，如今在大多為磚石封門的街面之間行走，多少感覺是在探訪已經沉睡的一座遺跡。只有某處還未封閉起來的弄堂，工人們敲打著、拆下門框門板的聲響，回蕩在里弄街巷的上空，如一道看不見的煙，將它與曾經此地人們的勞作和生產重新關聯起來。

2022年1月3日，面向北京東路的弄堂。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作為生產“后勤地”的場所，北京東路的興衰，與制造業的都市境遇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隨著工業制造向著城市外圍移動，進而形成一個個具有集聚效應又能相互連接的團簇，客觀上，也取消了城市中心作為物資調度交換場所的必要性。從這個角度看，“告別五金街”可能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事實上，當我們越向歷史的深處尋求，或許反而越看到歷史向我們表現出沒有什么“向來如此”，將一切呈現為過渡。無論曾經北京東路最東端的“金融街”，還是五金行業從東大名路一帶渡蘇州河而來，北京東路在改革開放之后作為“五金街”的鼎盛時期只是其170余年歷史中的一個“瞬間”。

2022年1月3日，搬遷中的北京東路五金店鋪。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從一條路看到一個街區，這種更迭也處處留下了它的痕跡。1953年的《上海分區街道圖》上，北京東路是一條橫跨老閘與黃浦兩區并直通新成區北京西路的干道；70年后的今天，人們所說的黃浦區，則囊括了當年新成、老閘、邑廟、蓬萊、嵩山、盧灣諸區，而市民的身份同行政歸屬，即便在時間上稍有滯后，終究難抵新成之物對舊有名稱的不斷覆蓋。從這樣的眼光看，每一個具體的故事雖然都彌足珍貴，但現在再去談論它往日的喧囂，多少像是懷古憑吊。單個故事能承載的，最終只是一個歷史片段、一個局部區域，是總是處于“過渡”中的時間之流的某個碎片，它的邊界、意義和色彩都只是處于一種無法深究的“超穩定”狀態；很難說，那些發生在不復存在的處所的故事，究竟是它所具有的意義本身如此重要，還是源于人們的懷舊濾鏡為它增添了濃重的情感色彩。

當我們講述街區的故事時，我們在講述什么。但是，如果不是為了我們自己去敘說那些曾經的故事，而是為了留下我們自己的肖像、城市的肖像乃至時代的肖像，也就是朝著某種未來的人們言說；那么，這些各自獨立的斷片式的故事，是否仍可以找到它獨特的價值？

2022年1月3日，北京東路上的施工人員，身后是蘇州河。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講述故事，為了以后仍有故事可講

與“五金街”的蕭條、萎縮以及行將到來的告別相對應的，是一種擴張：消費空間的擴張。早在200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包亞明就指出：“問題的核心不在精英階層成功地伸張了他們對于空間使用的要求，而在于精英階層對空間的需求很少被質疑或拒絕”，“消費文化’訴求’早已被合理化、自然化”。

城市中心生產的空間讓步于消費的空間并非天生就“自然”且“合理”，而是在精英話語的不斷積累中得到“合理化”和“自然化”的。當代城市文化語境中反復出現的“士紳化”，描述的也是類似境況。

在這個意義上，“五金街”及其故事在記憶空間中象征性地“收復失地”，意味著對上述“合理化”和“自然化”過程的某種對抗。無論是訴諸筆端還是編輯影像、布置展陳，都已超過了“講述故事”的“表達”范疇，而是成為一種行動。講述故事，是對親歷景象的還原和對耳聽傳聞的重構。它們誕生在里弄街巷中，發生在店鋪或住戶間，并因此代表了一種空間格局。雖然我們一方面不宜為回憶濾鏡而過度美化那些并不宜居、無法滿足當前人們需要的建筑本身；但另一方面，這些建筑之間的相互關系，它們之間保持的種種“間隙”，具有超出物理空間的意義。

這種建筑“之間”的尺度，正在連同那些并不宜居的建筑本身一同消失。而它們決不只應在消費場所中的地下樓層出于“獵奇”“吸睛”而刻意布置出的“網紅打卡地”看到“微縮版”的輪廓。那些如毛細血管般（曾經）在北京東路兩翼伸展的里弄街巷，那些比“后馬路”更加背后的“后后馬路”，雖然狹小而難以驅車經過，但相較寬闊的車道與吹起高樓風的大廈間過道，更加適合人的步行，并因而接近人的尺度和生活的尺度。

2022年1月3日，北京東路上過街的老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接近人的尺度，所以才有故事。當人們越來越注意到“敘事”對“空間”的重要性時，也許更應當注意到敘事本身不被設計的特征；它只有作為一種“副產品”在適宜人類尺度的生活生產中逐漸成形。雖然不是每一串故事都能連綴成《繁花》，也不是每一段情節都能抵達終點，但抽離了宜人尺度的前提，就算那些原本能夠成為故事的，也只能稀釋為一些刻意營造而無法持續的“虛張聲勢”。

在這個意義上，北京東路和老城廂分擔著同樣的命運。

從趨勢上看，它們一個由于產業的轉移，一個由于居住需求的提升及隨之而來的人口轉移，這些街區被重新填充，而作為其“內容”的建筑空間已難以為繼。但是，對這些“內容”的懷舊，指向了建筑“間隙”的尺度構成的街區“形式”。如何在替換“內容”的時候仍能保持這種“形式”，或許比單獨抽繹一些“內容”的要素，更加接近城市的文化本意。

老城廂東街。圖片系作者所攝。

人們敘說故事，是希望未來仍有故事可講。弄堂街巷縱橫勾連，是故事發生的場所，它們交錯形成的城市肌理，同時也是生成故事的機理。它們有資格也有必要獲得持久的生命，不應被驅逐而游蕩在逐漸模糊的記憶和已經發生的往事中。

2019年3月，“Made in Beijingdong Lu”項目作品，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

2022年1月，上海新一五金商場中，觀展者正在觀看作為展品的五金件。同濟大學北京東路街區城市研究團隊 yang 圖

（作者朱恬驊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