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種層面的指揮差異在長津湖戰斗中有著明顯體現。被戲稱為“四等人”的美軍陸戰隊，在這次戰斗中表現出了比陸軍更加成熟、可靠且更具適應性的作戰和指揮能力。拋開軍種政治在長津湖指揮、后勤等方面的影響不論，長津湖水庫一戰，“四等人”在“三等人”（陸軍）面前是有驕傲資本的，尤其是在指揮官的能力與經驗上。當然，若將視角拉長至整場戰爭，陸戰1師在志愿軍面前更多的也是狼狽吃癟，這是后話。

“四等人”的驕傲本錢

美陸軍第7師第31團級戰斗隊（RCT31，以31團北極熊團為基干）潰滅時，31團3營、32團1營、57野炮營以及15防空炮營D連的所有車輛、裝備均在長津湖以東被遺棄或損毀。同時在水庫西側的陸戰隊兩個團，同樣遭到志愿軍部隊的沉重打擊，但在相似的作戰環境下，被擊潰的陸戰隊保持了建制和多數裝備，后運了多數尸體以及幾乎全部傷員。

較之水庫東側內洞峙、新興里的RCT31，水庫西側柳潭里的陸戰隊5、7兩團在防御和后撤中都更有章法。戰斗中，當陸戰隊步兵被志愿軍制高點的火力所阻，并被山地鞍部火力殺傷時，會首先召喚后方迫擊炮支援，而榴彈炮會對志愿軍前方陣地和后方山脊進行打擊。每一個陸戰隊步兵連都配有航空管制官，協調空中火力支援，首波次空中支援一般在最后一輪炮火之后到來，對同一個位置進行打擊?？罩薪嚯x支援的同時，陸戰隊步兵便繼續發起沖鋒。對于柳潭里的陸戰隊而言，這種步、炮、航空兵的協同是常規操作，優于水庫東側的陸軍。陸戰1師的警戒哨布置也使得志愿軍的突襲效果小于其他戰場。

如以記錄失蹤人員占總傷亡比例作為不同部隊表現得參考，長津湖美陸軍部隊的一半以上傷亡記為失蹤，這個數字在陸戰隊那里連3%都不到，如下表（美軍統計數字謹供參考）。

當然，造成戰斗結果不同的因素有很多，如陸戰隊與陸軍在前線的兵力火力差異，志愿軍重點攻擊方向和兵力部署等。且在水庫東西兩側，志愿軍都承受了很大的犧牲，由于前期情報問題，對兩個方向的兵力使用不完全符合之后的戰場形勢，加之缺少通訊能力以及后勤能力的限制與巨大損失，作戰計劃的調整也十分困難。但總體說來，美軍在水庫兩側的表現還是有差別的，且內因大于外因。一個主要內因，便是陸戰隊與陸軍各級人員的差異。

陸軍的營長們

在營一級，陸戰隊比陸軍的指揮官更加成熟。在長津湖戰斗中，陸軍基本是各自為戰，陸戰隊各營則打出了火力與機動的配合。陸軍這邊，RCT31唯一擁有戰斗經驗的是31團3營營長雷利中校，他在11月27-28日的戰斗中負傷，29日便被后送。57野炮營營長恩布里中校在志愿軍發起突擊的27日夜便失去了對部隊的掌握，他本人負傷，副營長被擊斃，麾下一個炮連所有火炮被繳獲。且恩布里未在營部與A、B兩連之間建立有效通訊，戰斗發生后，它們彼此不知道對方情況，在后面幾天的戰斗和撤退中，57營也沒有提供任何統一協調的火力支援。

再說回長津湖東側美軍的“男主角”，32團1營營長費斯中校。美軍戰后對他的英勇沒有任何懷疑，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位置上。

費斯1942年進入陸軍服役，二戰期間擔任李奇微的助手，沒有前線指揮基層部隊的經歷。二戰后，他未像許多基層軍官骨干那樣到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進修——因為在戰時的工作為他獲得了“免修學分”，而是加入了在華軍事顧問團并成為巴大維的手下。1949年，費斯調入朝鮮成為第12騎兵團第1中隊指揮官，這支部隊在1950年成為32步兵團1營。朝鮮戰爭前，他在8年的服役經歷中沒有任何一線作戰部隊指揮經歷。

當然，費斯的履歷并不意味著他對部隊的掌控能力很弱。事實上，他在1營的人緣和威望頗好，且作為一名家族傳承的標準職業軍人，費斯執行任務的決心很強。1營在他的帶領下也有一種敢打的態度。不過，RCT31長津湖戰斗的過程證明，僅有基本的指揮、管理能力和人望是不夠的。

前面的文章提到過，RCT31的撤退命令并非由費斯上級發出，費斯在其助手支持下做出了不得不撤的決定。他下令摧毀了所有火炮，卻沒有對步兵和車輛分隊進行任何通訊安排，未派出巡邏警戒和偵察分隊，也未向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該區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的陸戰隊飛行員了解沿途情況。RCT31建制內有些部隊甚至不清楚撤退的決定——事實上，費斯在接替麥克萊恩成為RCT31指揮官后，與57野炮營的軍官之間自始至終未進行過任何口頭、電話或無線電通訊聯絡。

陸戰隊的團長們

長津湖美陸軍的18名團級軍官中，15人在之前沒有任何作戰指揮經驗，其中7人在朝鮮戰爭的頭半年便被解職。RCT31指揮官麥克萊恩上校在1950年10月成為7師31團團長，而他在二戰時期的主要任務先是在英國軍校讀書，后為歐洲戰區司令部參謀軍官。在成為31團團長之前的一年半，他先是32團團長，后在第8集團軍作參謀。直到長津湖戰役打響，麥克萊恩都只能說是戰場上的“菜鳥”。而和他類似的營團級菜鳥被大批送到一線基層部隊，是陸軍當時人事和官僚政策的結果。

陸戰隊則全然相反。如果說陸軍的營團級軍官多為“菜鳥”，那么陸戰隊的同級軍官便多是“老炮”了，以陸戰1師三名團長為代表。1團團長普勒上校在瓜島時是營長；5團團長莫里中校作為營長曾在在瓜島、塔拉瓦和塞班作戰；7團團長李森伯格上校在馬紹爾群島時先后為營長和副團長。這三人可以說都是陸戰隊的明星。

普勒（外號“切斯迪”）算是美軍歷史上最有名的陸戰隊軍官之一，海軍最高榮譽十字勛章獲得次數最多的人，在當時是活著的傳奇，從兩次世界大戰到朝鮮戰爭是無數陸戰隊員的標桿。李森伯格是為數不多同時擁有歐戰和太平洋戰場經歷的陸戰隊軍官，作風兇悍，同時又非常體恤士兵。莫里雖僅為中校，但依然從“上校如云”的陸戰1師脫穎而出，相比另兩位團長，莫里更加內斂，但不乏果決。

比起水庫東側，陸戰隊在水庫西側柳潭里所面對的初始指揮條件問題更多——突前的1師5、7兩團團長莫里與李森伯格之間并沒有能夠進行統一指揮的上級指揮官。但兩人還是進行了協調行動，包括建立聯合指揮所、共同擬定防御作戰計劃，對火力、后勤進行統一調度，形成了前、后、側翼的動態防御，使陸戰第11炮兵團的105、155毫米榴彈炮得到了較為合理的使用。加之志愿軍攻擊部隊對柳潭里美軍力量預判出現錯誤，兵力配置不足，使得很難在美軍防線打出突破口。

動態防御也是陸戰1師在進至柳潭里過程中邊打邊學的結果。對比陸軍而言，山地作戰對陸戰隊更加陌生，但是以李森伯格為代表的這批陸戰隊“老炮”做到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通過與志愿軍部隊的小規模接火，陸戰7團觀察和學習了志愿軍穿插、分割、包圍的戰術要點，并對自身戰術進行調整。

使兵力火力更加集中、統一，這不單是陸戰1師師長史密斯謹小慎微的結果；看似猬集一團的作戰序列，也和九兵團在解放戰爭華東戰場遇到的“結硬寨、打呆仗”不同，不論在指揮、火力還是士氣上都是升級版本。

與此相比，在水庫的另一側，31團團長麥克萊恩對RCT31的兵力配置則是頭腦發熱、“你追我趕”的武裝行軍。志愿軍發起攻擊之時，RCT31各部隊分散在10多公里山區中6個彼此相隔的區域，這并不能全然歸責于麥克萊恩上級的頭鐵。他與這些部隊未建立可靠的通訊聯系，在27-28日志愿軍的攻擊中，他也只了解自己所在32團1營的情況。

別人家的師長

在師級指揮官層面，美陸軍1950年的政策同樣是塞入“菜鳥”。朝鮮戰場最初的6位師長中有4人沒有作戰指揮經歷，這6人在戰爭最初半年都被解職，而7師的巴大維便是第一個。

二戰期間，巴大維是盟軍第六集團軍群司令德弗斯的參謀長，之后成為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49年成為7師師長之前，巴大維沒有任何戰斗指揮經驗，上下級都認為他不具備必要的指揮和領導能力。巴大維不懂得如何管理和指揮一個龐大的師，他的角色更像是上級的傳聲筒，并強壓下級完成任務。

相比之下，7師副師長霍茲在戰斗中的判斷和表現要更為清醒，但在調配彈藥補給空投的問題上，他同樣犯了錯誤——由于這個錯誤，RCT31包圍圈內的部隊自始至終未得到40毫米防空炮的彈藥補給，而這是被圍美陸軍部隊對志愿軍最具殺傷力的裝備。

陸戰隊這邊，1師師長史密斯與10軍軍長阿爾蒙德之間關于在下碣隅里修機場的矛盾已成為正史、野史、路邊史的著名橋段——事實上，兩人的矛盾從1師奉命登陸元山港向北推進的那天起就存在。有觀點認為這是軍種政治所致，也有觀點認為恰恰是史密斯的謹小慎微和緩慢前推造成陸戰1師被困，而美10軍失去了與第8集團軍鉗形壓迫我志愿軍西線部隊的機會。拋開這段公案不談，史密斯在對一線情況的把握、對戰場變化的判斷、對后勤補給的重視以及在不利環境中多任務的統籌協調上，都要做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還有史密斯對基層官兵，特別是傷員的態度。陸戰5、7兩團從柳潭里撤下抵達下碣隅里時，基本維持了部隊建制和士氣，與水庫東側陸軍突圍部隊的潰散形成鮮明對比——這與1師前線士兵相對較少的后顧之憂是有關系的。史密斯幾乎動用了所有可以調動的直升機與運輸機進行傷員后送，甚至為此事又與阿爾蒙德產生了爭執。而陸軍那邊，前后只有四個直升機架次，從前線接送阿爾蒙德與巴大維以及死傷團營指揮官之外，僅有極少的傷員得到后送。不能單純以陸戰1師與陸軍7師所能獲得的后方支援來解釋這種差異。當RCT31的士兵看到他們的營長負傷后送，一顆軍心“泄氣彈”在美軍中炸開。此外，史密斯具有那種在戰前做最壞準備，而在最壞情況到來時保持樂觀的特質。而這一點又是巴大維所不具備的。

11月30日早8點，阿爾蒙德將RCT31的指揮權從7師移交陸戰1師。巴大維在這之后先后在下碣隅里和新興里與史密斯、費斯會面。巴大維與史密斯都認為RCT31當時只有獨自突圍這一條路。同樣在這個早上，位于新興里與下碣隅里之間后浦的7師副師長霍茲做了最后一次救援嘗試，依然未能突破志愿軍陣地。當巴大維面見費斯時，原本是有些作為老長官來穩定軍心的意思，但最終什么也沒做到——他既未明確后撤命令，對前線疲勞且悲觀的士兵也表現得非常冷漠。

這之后，巴大維命令后浦單薄的31團團部及直屬部隊特別是坦克連南撤至下碣隅里。這些部隊在之后下碣隅里美軍的防御中發揮了作用，但從當時的戰場態勢來看，費斯對后浦部隊的撤離及后續安排全然不知，而這就基本斷絕了RCT31殘部的最后逃生希望。

各級指揮官素質和戰場經驗在長津湖乃至整個朝鮮戰爭中都非常關鍵。豐富的經驗可以幫助指揮官在迅速變化、充滿意外的戰場相對冷靜和周全地尋找解決辦法。除此之外，一名有經驗的指揮官可以使指揮鏈條更加健康，特別是在面對上級的錯誤指令時。缺乏經驗的指揮官，如巴大維、麥克萊恩和費斯，都既缺乏有效的自我判斷，更沒有底氣在面對上級命令時給予合理和有益的補充意見甚至質疑，包括阿爾蒙德對麥克阿瑟同樣如此。

服從命令當然是軍人的天職。但在這天職之外，我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保障了軍人之可以為人而非機器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性，是更具現代性和先進性的軍隊特征。而不具備這一條件的西方軍隊則只能依靠下級指揮官的經驗與判斷來保障戰場適應性和行動合理性。與陸戰隊相比，長津湖東側的陸軍自上到下便只是一部執行命令并確保自身職業前途的官僚機器。

----

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