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經形成現象級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為性別身份政治危機的典型案例，更處于“取消文化”、“反覺醒運動”與過度政治正確爭論風暴的中心。

自2020年6月起，《哈利·波特》原著作者英國作家JK·羅琳關于跨性別群體的言論引起了大量的爭議。這場爭論延續至今，曠日持久，圍繞“什么是真正的女性身份”，女性主義對待跨性別群體的態度、公共性別政策的性別合理性等展開，挑起了各方不同立場的論戰。同年7月，粉絲網站“破釜酒吧”（The Leaky Cauldron）和“麻瓜網”（Mugglenet）共同發布聲明稱，將刪除羅琳的個人網站鏈接和照片。電影版《哈利·波特》中若干角色的演員在社交媒體先后與羅琳割席。同年 8月，出于壓力，羅琳主動歸還了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組織（RFKHR）給她頒發的“希望漣漪”（Ripple of Hope）獎。時至今日，羅琳引起的爭議并沒有平息的趨勢，矛盾反而更加尖銳。上周，羅琳在推特上稱收到許多死亡威脅，且有三位“極端人士”在其家門口拍照，曝光其家庭住址。

JK·羅琳

“魔法教母被魔法界除名”已經形成現象級的文化政治事件。它不但成為性別身份政治危機的典型案例，更處于“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反覺醒運動”（anti-wokeness）與過度政治正確爭論風暴的中心。簡單概括，反對羅琳的人認為其恐跨言論與《哈利·波特》書中以及粉絲群體所提倡的包容性價值觀產生沖突，進而對她進行抵制，從而實現對歧視和不平等的反抗。而支持羅琳的人，則將其打造成了“取消文化” 的受害人和“覺醒主義”（wokeness）的犧牲品：“一個遭到過度政治正確迫害的女性主義者”。

這樣的矛盾有力地展示了近年來美國政治運動中的所謂的“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邊界何在的核心沖突。2020年7月，《哈潑斯雜志》（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一封150多位文化名人的公開信，呼吁公正與公開辯論（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反對意見壓制和封殺懲罰。羅琳正是簽署人之一。這封信雖然肯定了美國近年來關于種族和社會正義的抗爭，但批評因某些言論就被開除、被解雇、被調查的“取消文化”，認為這是過度的政治正確，進而侵害了言論自由。

“羅琳取消事件”并非偶然，它承接了西方身份政治長期蓄積已久的矛盾沖突，成為繼種族問題之后，“性別”這一身份政治的矛盾的集中爆發。如果說羅琳帶來的爭論是性別文化戰爭中的一個戰役，那么“取消文化”、“覺醒主義”和許多話語，仍是文化戰場的“武器”。而這些話語在溢出西方政治語境、來到中文世界后，存在大量的語義損失。圍繞羅琳的爭論，頗具代表性地折射出西方政治思潮中進步主義觀念和保守派的沖突。本文退后一步，暫且放下其中關于性別身份的本質與建構之爭等話題，而是把討論重點傾向“取消主義”和“覺醒”等話語的歷史和產生機制、介紹它們所經歷的“定義斗爭”、道德反轉以及語義武器化的黨派之爭和政治背景。或許，這場發生在英語世界的文化戰爭和相關討論也可以使我們受益。

話語的武器化——取消文化、覺醒（woke）與反覺醒運動

在討論羅琳如何被取消，和“覺醒”到底有什么關系之前，有必要嘗試解釋一下“取消”和“覺醒”等政治短語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中文自媒體甚至把它們當做同義詞——它們雖然共享相同的地緣、歷史背景和政治語境，經常同時出現，但具體的含義并不相同。另一些中文文章介紹了基本定義、選擇性地篩選出具有傾向性的案例，并且給出了具有立場性的判斷，但是并未介紹政治話語形成的歷史過程，而這對我們理解圍繞這些詞匯展開的政治分歧尤為重要。

大致上，“取消文化”是指人的行為或言論違反了一些社會規范，令人反感，于是受到公眾的強烈反對。除了社會聲望受損，被攻擊者往往還會失去工作等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或受到處分等不同形式的懲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取消文化”與中文的“因言獲罪”的含義和語境大有不同。中文“因言獲罪”往往意味著因向權威諫言、說出真相而受懲罰。而西方的“取消文化”，本來指大眾通過社交媒體對名人、明星等不合時宜的話語進行反抗，起初是一種抵抗的態度。根據上下語境，它時而是一句表達不滿的玩笑，時而是強烈抵制的態度，也可以是“脫粉”。不管怎樣，“取消”在流行文化中種下了“集體抵制行為過分的名人”的種子。

談論“取消文化”也無法忽略“覺醒”（woke）和“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也有譯作“點名文化”）。因為“取消”一個人，首先要在意識層面（awareness）識別特定的價值規范，意識到某些行為或言論有問題，并且指出其錯誤之處。現實中，除了羅琳，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等名人因為性侵的指控，也成為“取消”的對象。此后，“取消文化”這種獨有的抵制模式，也發生在普通人身上，在概念上演變成一種輿論壓制，并且因此引發更多的爭議。

“覺醒”的政治意涵則從黑人運動一路上升至全方位的文化戰爭：它首先是20世紀40年代黑人運動反歧視的俚語，泛指意識到了系統性種族歧視，并且對此保持清醒、警惕，因此也被譯作“警醒”。2014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蘇里州被警察殺害之后，反種族歧視的黑人活動家們就把“保持覺醒”（Stay Woke）變成了警惕警察系統內普遍存在的歧視和系統性社會不公的口號。此后，“覺醒”一詞覆蓋的社會議題逐漸擴大，在社交網絡上也成為熱門標簽。它也可以用來反對移民歧視、性別歧視等社會不公，變成了一個以“批判種族理論為核心，以社會正義為進步政治”的詞匯。尤其是2020年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輪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美國對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反思在此達到高潮，“覺醒”上升至美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幾乎成為具有時代性的詞匯。

2020年6月4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人們在臨時搭建的紀念喬治·弗洛伊德的紀念碑前舉手抗議。

Vox援引作家William Melvin Kelley的話表示，自奴隸制時代，黑人之間談論敏感問題的許多俚語都存在“編碼性的預防措施”。“這樣的語言用于保密、排斥和保護。當你的主人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他就無法懲罰你。”因此，語言上來看，黑人俚語具有強大的創造詞匯和短語的能力。流行于特定社區和圈層的“黑話”，表面看上去隱晦而另類，卻承載著社區精神和政治意涵。“覺醒”作為黑人地下語言已經存在了數十年，它是歷史政治流變長河中一朵小小的話語浪花，直到社交網絡的流行化和特殊事件的推波助瀾，它才成為一種相對普遍的美國意識。

盡管已經成為“重塑民主黨和美國”的理念，“覺醒”所代表的意義依然是流動的。在社交媒體、音樂電影等流行文化的使用中，“保持覺醒”的政治短語有更加微妙和豐富的意味，語言本身在不斷的變化，美國黑人的語言也在不斷地被挪用、盜用。尤其是特朗普任期內美國政治分歧的極化、社交媒體的放大、保守意見的反彈，這些詞匯的話語意涵展示出極強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甚至發展成了道德立場的扭轉。“取消文化”不再僅僅是指利用輿論壓力公開問責、對某一類言論表達反抗和抵制的做法，而被批評者賦予“失控的社交媒體暴民通過網絡暴力恐嚇、傷害不同意見的人，從而形成言論審查的氛圍”的含義。“覺醒”也明顯地遭到眾多攻擊，這個倡導社會意識進步、號召團結和斗爭的口號，被保守派人士當做是一個具有諷刺羞辱性的詞匯，往往指虛偽的、表演性的政治正確，于是反覺醒運動（Anti-wokeness）拉開序幕。在西方語境下，“覺醒人士”甚至與中文的“白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語言發展、挪用和語義流轉的過程，正表現了話語、文化和權力是如何始終保持緊密的動態關系。覺醒話語正是政治文化戰爭中話語武器化的絕佳代表，它已經被提煉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總和，更成為文化戰爭中，話語之役各方擦槍走火搶奪的陣地。《紐約時報》評論文章《覺醒之戰》（The War on ‘Wokeness’）就指出了政治語言的強大威力。“語言描述宗教信仰、國家信條和戰爭口號。語言為我們下定義，決定描述人和事物的方式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語言可以推進自由和平等，也可以導致社會倒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為語言，為誰可以定義它、控制它，為為何講述、為誰講述而斗爭。”

從覺醒到反覺醒——文化戰爭中的價值分歧與黨派之爭

羅琳是“覺醒”的受害者嗎？實際上，因其鮮明活躍的政治態度，對英國脫歐中的種族主義批判、女性主義等其他相對進步的政治立場，很多人認為羅琳本人就是覺醒人士。英國記者和節目主持人Piers Morgan盡管在以前和羅琳有過小摩擦，但在《獨立報》的采訪中表示了對羅琳的支持，認為她是“你所能遇到的最覺醒的人”。然而，當羅琳陷入恐跨混戰之后，許多持有進步觀念的人與她割席，而保守人士則利用她受到的攻擊，頗有落井下石意味地認為這是“覺醒的失敗”。幾乎每一篇批評覺醒主義的文章里，羅琳在跨性別上的“覺醒翻車問題”都是無法繞開的典型案例。

羅琳的爭議折射出覺醒運動目前階段的現實處境：雖然與之相關的社會互動沒有唯一且正式的權威組織，其語義含義如此流動模糊，但取消文化、覺醒運動的含義和態度有明顯的群體和黨派差異，代表了西方政治不同群體間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沖突，而這些矛盾就交織在對“覺醒”的觀點上。不論使用者意在褒揚或者貶低，在公共討論中，使用者對覺醒和取消的話語意涵的選擇，自然也變成了一個文化和政治區分的過程：即辨別出相對的敵友關系。

脫離黨派框架、身份政治和文化戰爭的背景，我們就無法真正看到“覺醒”與“反覺醒”之間的矛盾。粗略地說，西方語境下的左派陣營把“覺醒”當做政治進步的標志，而右派則把它當做攻擊左派的靶心。近期，盡管自由派人士也作出大量反思和批評，但攻擊取消文化和“覺醒”最多的則必然是保守派人士。在美國，根據NBC新聞于5月的統計，共和黨的演講、推文和聲明中，“覺醒”一詞的頻率在2021年上半年顯著地增加。在2020年8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上也反復強調“取消文化”是民主黨“極左的錯誤”。這與美國右翼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禁止學校教授關于社會正義和其他“分裂性話題”的舉措一脈相承。雖然建制保守派和另類右翼（Alt-right）內也存在大量分歧，但對于保守派而言，進步思潮關于種族、墮胎、槍支管制、同性婚姻、移民和難民等議題的態度，打破了美國社會道德的基礎——基督教傳統價值觀。于是“覺醒”幾乎成為保守派人士所反對的一切的代名詞。反覺醒運動以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共和黨議員提起，成為其傳遞政治信息最前沿的概念，幾乎發展成后特朗普時代保守組織的綱領性理念。

對“覺醒”和取消文化的攻擊也來自對進步主義的道德恐慌，這種情緒遠早于這些詞匯的流行。20世紀六十年代后，伴隨美國人口結構的改變、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一系列的社會經濟變化，身份政治的訴求與民權運動等政治變化相呼應，進步主義觀念逐步成為西方學界和政界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尤其是美國奧巴馬任期內，一系列濃厚的帶有進步色彩的自由主義公共政策否定了保守主義的許多理念。由于進步觀念的發展不均，一部分人迅速接受權利主體從“白人男性”向女性、少數族裔等擴散，權利內涵由政治自由向著社會經濟權利、福利主義、環境權利等方向深化。而另一部分人則對這一系列變化感到難受。2016年，特朗普高舉“反政治正確”的大旗，就是利用了白人等傳統優勢群體這種“被圍困的心態”。政治學者英格利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分析英國脫歐與西方興起的民粹潮流時也指出，“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感到自己已經淪為主流價值的陌生人，他們無法共享進步主義的潮流，曾經的主導權力和優越地位日漸衰落。”

建制保守派曾經以最小政府的經濟自由政策、以國家安全為重點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道德文化傾向為特點。然而，移民大潮、高失業率和恐怖主義等問題讓保守派極為不滿，共和黨建制派又在近年來逐步喪失了文化領導權，讓自由派在媒體、學界等文化領域占據了主動。于是更近的一段時間內，共和黨也明顯出現了向文化領域爭奪話語權的轉向。紐約雜志評論員Ed Kilgore在評論文章中稱，共和黨“下場”打文化戰爭的原因很簡單，“文化戰爭的吸引力比錢包（經濟政策）更大，文化戰爭的威脅比海外遙遠的敵人更直接。”于是，共和黨保守派的反擊戰開始了。

從媒體的討論和大眾的批評來看，“覺醒”所代表的進步主義遇到強烈的文化反彈，導致這些話語迎來了下一個生命周期，或是所謂的第二波浪潮。部分自由派開始反思“覺醒”和取消文化中的問題，并借此進一步推動改革；肯定或否定“覺醒”在左翼內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見分裂。民意調查顯示，中間派民主黨占民主黨內的大多數，但共和黨人將民主黨描繪成更“激進”的派別以便于攻擊；部分右翼則出于政治實用主義有意無意地對傳統產業工人等群體打造了“白人身份政治”，“覺醒”正好成為其道德價值批判的靶子。

唇槍舌戰正在激烈地上演。取消文化進一步激發了部分人對進步思潮形成壓倒性優勢的恐懼。尤其是在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保守派擔憂取消文化造成的圍剿和封殺，導致人們無法在公共作出意見表達，進而侵蝕民主的根基。擔憂情緒極化后，“覺醒”成為“政治正確”的邪惡產物。覺醒人士在共和黨參議院的口中成為了“覺醒暴徒”、“正義先鋒”和狂熱分子；主張平等權利的進步觀點被當做“煽動性的、分裂性的言論”。在這樣的觀點中，“覺醒”和“取消”似乎已經成為充滿了釣魚式的構陷、惡意爭論和民間私刑的道德鬧劇。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士反擊稱“反覺醒運動”是讓保守派上癮的“貓薄荷”，保守派裝作是“覺醒”的無辜受害者，以捍衛自己的特權。

羅琳本人或許是無意，但已經成為這場道德鬧劇的主角之一。2020年7月刊載于The Objective網站的《有關正義和公開辯論的更具體的公開信》是針對《哈潑斯雜志》（Harper's Magazine）呼吁公正與公開辯論的公開信的回復。且不論其他內容，這封信指出，“羅琳是取消文化受害者”并非事實。羅琳在推特上持續不斷發表恐跨言論，惡意臆斷跨性別人士，并把與變性相關的醫療護理如激素替代療法，比作性取向轉化療法。她為她的1400萬粉絲提供了一個充滿語言暴力的反跨性別人群的言論平臺，卻并未因此而被追究。除了羅琳，該信也悉數回應了哈潑斯雜志公開信影射的其他取消案例。總而言之，對“取消”的恐懼與“取消”造成的實際后果之間是有差距的，那些對別人造成傷害、所謂有污點的人并未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性死亡，“取消”的現實能力是有限的。回復的公開信明確地指出了特權階層對自身優勢的傲慢，并認為“取消”是弱勢群體爭取話語權的方式。

兩封公開信的一來一往和圍繞系列事件的討論，可以說是一次激烈的“社會對話”。可見的是，文化戰爭中的意見分歧和觀念分裂在短期內是無法彌合的。

生意經還是麻醉藥？對覺醒營銷、覺醒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評

發展至今，對“覺醒”和取消文化的批評，不見得都來自保守人士。持有進步主義觀念的人也在對它們做反思。現在較為常見的批評分為三種：一是取消文化造成的傷害是否會有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與言論自由的邊界何在；二是針對西方公司制的經濟模式里，進步主義在商業營銷和品牌方面的虛偽性；三是身份政治過于關注文化清洗和取消，是否背離了經濟和政治領域革命的本質。由于其他文章對第一種批評的討論已經較充分（參考澎湃新聞《林垚：自相矛盾的公開信與取消文化的正當性》等文章）。這里主要介紹后兩種批評的聲音。

持有進步觀點并且以此作為營銷概念的公司，首先成為話語炮火對準的焦點。在這種批評中，我們也看到了許多由覺醒延伸出的話語再造：例如：生意經式的覺醒（Corporate woke），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泡沫（ESG bubble），覺醒消費主義（consumption woke）和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ism）等。《覺醒公司：美國企業社會正義的騙局》（Woke, Inc.: Inside Corporate America's Social Justice Scam）是這一類批評的代表作。這一類觀點認為，公司高舉覺醒的大旗是為了轉移焦點，讓進步人士忽略其商業壟斷等經濟意義上的剝削和不平等行為。公司在產品包裝、廣告和市場營銷中積極地參加支持同性戀、性別平等等進步話題，以獲得年輕消費者的好感，并且擴大其品牌影響力，但這本質上是一個充滿正義敘事誘惑的資本主義騙局。

《大西洋月刊》在2020年7月刊登一篇名為《資本主義如何助長取消文化》的文章，進一步明確了對 “覺醒資本主義”批評。此文稱，進步主義價值觀淪為一個強大的品牌推廣工具，公司對進步價值觀的支持，實際上是用一種嗓門大、成本低的方式做市場營銷。文章認為“覺醒資本主義是一種商業的自我保護”，好讓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企業，能夠在保證不損害資本主義的經濟原則之上，努力適應消費公民的“正義”事業。這種姿態性的、虛偽的方式，替代了真正的改革。

特別值得強調的一點是，Helen Lewis的出發點與保守派截然不同，其文章并不是在反對覺醒本身。一些中文自媒體援引該文章攻擊“覺醒”時，刻意忽略了這一點。原文章中，她特意在括號中注明：“我在這里使用‘覺醒’一詞，不是在嘲諷、貶低，而是要強調‘覺醒’與資本主義不相兼容。” Helen Lewis并不是保守派，她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直接表示其認同進步觀念，希望社會能夠消除性別歧視、種族主義等。她反對的是姿態性的虛偽。考慮到在過去的公共政策中，共和黨人基本上贊成有利于公司和企業的經濟政策， Helen Lewis的經濟視角反思對進步運動而言顯得更有價值。在文章末尾，她寫道：“我唯一想問那些賦權女性領導力的大公司，你們有現場托兒服務嗎？只有女性論壇和動力早餐，而不解決職業母親的真正困難，一切都是裝點門面。”此類意見是推動覺醒運動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的“更向前一步”，但往往也被保守派選擇性地利用。

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

虛偽性的討論和批評也不僅僅指向公司。從人們參與進步運動的形式到抗爭的內容，“覺醒”本身也飽受“表演性”、“發泄性”的爭議。一方面，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是美國越戰后境內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但溫和的游行和靜坐被認為是覺醒無效的、姿態性的表演。另一方面，2020年警察暴力執法致喬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美國五分之一的人冒著疫情、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的危險參加了又一持久而廣泛的抗議游行。但這一次，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衍生出了“打砸搶燒”的暴力行為，美國至少16個州的25個城市實施宵禁。這成為美國保守派活動家口中的“文化革命”，“覺醒”甚至被打造成導致暴力的原因。游行抗議，不論是溫和還是騷亂，批評者始終認為都不是斗爭的合理方式。而社交媒體發起的新型去中心化社會運動，在某些批評者眼中更成為一種空洞的表演。

抗議真的無效的嗎？亞特蘭大在202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雖然短期看上去，游行所呼吁的政策不會立刻落地，但抗議是有效的。“集體行動是一種改變生活的體驗。”抗議的力量體現在對抗議參與者和社會的長期影響上。文章指出，社交媒體和街頭抗議當然并不是“揮舞即顯靈”的魔杖，抗議本身也是高風險的行為。在困難的條件下抗議數周，需要后勤保障和組織能力，更要面對鎮壓和打擊，談判也并非易事。但從長期來看，抗議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挑戰的是民主權力最重要的支撐：合法性。抗議打破了對暴力的壟斷。人們可以被迫服從，但鎮壓和打擊無法強迫扭轉人們的熱情、能力和創造力。抗議吸引了注意力，贏得了對話，將一些臨時參與者變成了終身活動家，并就此長遠地改變社會。僅就警察暴力執法這一議題而言，抗議難能可貴地打開了公共議事的 “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即拓寬了大多數人在警察系統改革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圍。伴隨著游行抗議的發生，媒體開始呼吁取消對警察的資助（defund the police）；保守派雖然反對“取消”，但也不得不開始考慮警察系統的改革——這是短短幾年內保守立場發生的重大改變。

此外，多起推倒、移除歷史人物雕塑的事件，以及電影《亂世佳人》一度遭遇下架（隨后，流媒體平臺HBO對電影附加上歷史背景說明和警示后重新上架），標志著文化領域里“覺醒的標準”在重新衡量歷史人物、文學經典等。相關的爭論也就此成為了文化戰爭的硝煙彌漫處。一方面，顛覆和挑戰正在發生，歐洲中產白人男性為主導的經典歷史迎來了女性主義、非裔視角等，解構主義或后解構的理念幾乎要“修正、重寫歷史”。固守的保衛者為了延續舊有的道德價值，與主張推陳出新、進行顛覆的變革者之間吵得不可開交。在這一層沖突之上，重視經濟基礎的批評者甚至認為這個話題根本不值得吵架，他們認為文化決定論耽誤了真正的革命：目前的覺醒運動過于強調文化領域的“清洗”和“取消”，轉移了資本主義真正的矛盾，麻痹了革命的有效動力，從而阻止了真正進步的斗爭。

圍繞覺醒和取消文化復雜糾葛的抵牾對抗，向我們展示出了西方政治思潮中的各類沖突。在反覺醒運動的隊伍中，更激進一點的 “覺醒人士”甚至和反對覺醒的保守人士肩并肩——畢竟取消文化成為特朗普和奧巴馬難得地“達成一致共識”、共同批評過的唯一話題。限于篇幅，圍繞覺醒和取消的其他沖突，例如福音派宗教背景和覺醒的宗教化批評等，暫不介紹。但毫無疑問，美國社會應該如何“科學地、整體地、本質地甚至優雅地革命”之爭論還將要繼續。在實現更平等更自由的社會之前，身份政治仍需要回答并梳理是“誰的平等、誰的自由”的問題。

粉絲背叛還是小群體霸凌？關于羅琳事件中文的誤解

對于圍觀這一場爭論的我們而言，羅琳事件的確給部分中文社交媒體的網民帶來莫名其妙的“離譜感”。表面看去，作為“正主”的原著作者被粉絲除名、一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被另一群女性主義者攻擊，很容易營造成具有狗血娛樂劇情的鬧劇。但這并不是一個關于粉絲背叛正主或小群體霸凌的故事。飯圈的思維框架的套用有些牛頭不對馬嘴，“女拳錘死女權”的性別污名是一種最為膚淺的理解，但這的確是中文互聯網議事的常見框架。

羅琳與“覺醒”有著復雜的矛盾關系，但是在“取消文化”這個問題上，她并沒有被完全取消。事實是，作為一個作家，羅琳并沒有被禁止寫作，她的書仍在出版，并且，她的書賣得更好了。2020年7月《衛報》的報道表示，盡管在跨性別的問題上，羅琳激起了許多爭議，但這絲毫沒有減損《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受歡迎程度。疫情期間，出版《哈利·波特》的出版社兒童部門的營業額增長了27%，達到1870萬英鎊。雖然出版社并未透露其中《哈利·波特》貢獻的增長究竟是多少，但該出版社的首席執行官對《衛報》表示，羅琳的書是當之無愧的暢銷書。美國保守派雜志《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該雜志曾被認為是美國保守派的《圣經》）認真地梳理了羅琳因為跨性別言論而收到的支持和感謝，其中有跨性別人士、女權主義者、研究人員等。雖然她遭受了威脅和反對，但故事的另一部分也應該被講出來：因為關于跨性別的言論，羅琳不但收獲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就此收獲了大量的支持者。在中國亦是如此。

本文的用意并不是給出“羅琳到底是否是受害者”的定論，她的性別觀點是否正確，未來也自有回答。對于羅琳所受到的騷擾和威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2020年9月接受《The New Statesman》的采訪中也表示，“雖然我不同意羅琳對跨性別的看法，但我不認為她該受到騷擾和威脅。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記得，世界各地的跨性別群體在街頭和工作場所同樣遭受著威脅和騷擾。所以，假如我們準備反對騷擾和威脅（這是理所當然的），那么，這些事在哪里發生、誰受影響最深、本該表示反對的人有沒有容忍這些事，這三個問題我們都應該有全面的了解。對某些人的威脅可以忍，而對另一些人的威脅不能忍，這樣的說法是不可取的。”

前文已經解釋，在西方政治語境下，覺醒和取消是關于不同群體在話語權上的爭奪。朱迪斯·巴特勒并沒有參與公開信的簽署，并且坦誠表示，她在公共生活中也犯過大錯。“我是教師和作家，我相信緩慢的、深思的爭論。我從質疑和挑戰中學習。如果因此人們不再閱讀和聆聽我，我內心是反對的。”但另一方面，她認為取消文化是被壓迫群體的強烈政治訴求，不應該被銷聲匿跡。“民主需要一種恰當的挑戰，而且這種挑戰不總是文質彬彬的。”

西方民主或許正在經歷這種挑戰，另一些人認為這是危機。文化戰爭的前提是，挑戰權威、進行話語較量是一種現實的可能。忽略這一前提，輕易地把羅琳的經歷打造成一個“因言獲罪”的故事，則更是中文對覺醒和取消的刻意誤解和挪用。不論怎么看待羅琳事件，對覺醒和取消的批評更不應該生硬地嫁接在中國的語境下。

隔岸觀火的我們如何理解、看待覺醒和取消，更多地反映出我們自身所在的政治心理位置。盡管互聯網和全球化讓西方思潮的概念唾手可得，年輕一代對身份政治和西方進步主義的話語愈發熟悉，但信息污染和不對稱依然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羅琳事件。我們的經濟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外資品牌在中國也處于微妙的政治道德處境，跨國營銷在本地面對的截然不同的輿論環境。需要明確的是，我們擁有完全不同的現實語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甚至參與“遠方的爭端”的討論，或許是我們從他人的經驗和反思中受益的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王恩銘.美國20世紀末的一場文化戰爭:保守派與進步派的較量[J].世界歷史,2011（05）:38-

張業亮.另類右翼的崛起及其對特朗普主義的影響[J].美國研究,2017,31（04）:9-31+5.

48+158-159.

何濤.當代西方身份政治思潮的新動向與危害性[J].思想教育研究,2021（07）:106-110.

龔思量.專訪林垚:自相矛盾的公開信與取消文化的正當性.澎湃新聞.2020.08.09

龔思量.思想周報丨批判性種族理論正成為美國文化戰爭新戰場.澎湃新聞. 2021.06.28

郭志.取消文化,是沖擊言論自由,還是無權力者的權力?端傳媒.2020.09.01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August 2016.

Alona Ferber. "Judith Butler on the culture wars, Rowling and living in “anti-intellectual times”. The New Statesman. " 2020.09.22

Kenya Hunt. " How 'woke' became the word of our era". The Guardian. " 2020.11.21

Aja Romano. " A history of “wokeness” Stay woke: How a Black activist watchword got co-opted in the culture war". Vox.2020.10.09

Aja Romano. " The second wave of “cancel culture” ". Vox.2021.05.05

Aja Romano. " Why we can’t stop fighting about cancel culture". Vox 2020.08.05

文中提到的公開信、媒體等：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Harper's Magazine. "2020.07.07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 A More Specific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The Objective. 2020.07.10

https://theobjective.substack.com/p/a-more-specific-lette

Allan Smith, Sahil Kapur. " Republicans are crusading against 'woke'".NBC news. 2021.05.02

Charles M. Blow, " The War on ‘Wokeness’ ". NYT. 2021.11.10

Perry Bacon Jr. " Why Attacking ‘Cancel Culture’ And ‘Woke’ People Is Becoming the GOP’s New Political Strategy" FiveThirtyEight. 2021.05.17

Ed Kilgore. "Is ‘Anti-Wokeness’ the New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 New York Magazine. Intelligencer. 2021.05.19.

Thomas B. Edsall. "Is Wokeness ‘Kryptonite for Democrats’? "New York Times.2021.05.26

Malaika Jabali, Laura Kipnis, " Rebecca Solnit, Bhaskar Sunkara", 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 Zaid Jilani and Derecka Purnell. " We need to discuss the word ‘woke’ ". The Guardian. 2021.11.09

Madeleine Kearns. " J. K. Rowling vs. Woke Supremacy". The National Review. 2020.06.12

Mark Sweney. Harry Potter books prove UK lockdown hit despite Rowling trans rights row. The Guardian.2020.07.21

羅琳被消失事件：覺醒資本主義和取消文化讓誰受益？微信公眾號“墨帶”. 202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