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后，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部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筆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中東伊斯蘭極端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之間的復雜關系，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而這其中一些奉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組織向國際恐怖組織的轉化發展尤為突出。本文繼續追溯、梳理、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源流，及其為恐怖組織提供的意識形態支撐。

當地時間2001年12月12日，美國海軍“惠特比島”號兩棲攻擊艦上，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從墻上貼著的本·拉登時代雜志封面前經過。

背離宗教和平本質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伊斯蘭極端主義是從伊斯蘭主義中分化衍生出來的極端思潮和運動。伊斯蘭主義是指主張按照伊斯蘭原初教旨變革現實社會的一種宗教政治思潮及隨之而來的一場全面推行伊斯蘭化的運動。其基本宗旨是反對西方化、反對世俗化，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

當代伊斯蘭主義歷來就有溫和派與極端派之分，盡管兩者的共同目標都是重建伊斯蘭教法統治下的伊斯蘭國家、伊斯蘭社會與伊斯蘭秩序，但二者的區別在于在實現路徑不同，溫和派主張采取合法斗爭的和平方式，極端派主張采取合法斗爭與暴力斗爭相結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義。

因此，伊斯蘭極端主義背離宗教的和平本質，以宗教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構成了宗教極端主義的本質特征。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聯系也在于此，即通過扭曲宗教教義為恐怖主義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和社會動員手段。

（視頻截圖）當地時間2021年5月27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宣布，今年5月假期前夕，該機構拘捕了2名極端組織支持者。消息稱，兩人試圖在俄南部城市斯塔夫羅波爾發動兩起恐怖襲擊。當天俄聯邦安全局還公布了抓捕視頻。  人民視覺 圖

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歷史譜系

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極端派別哈瓦利吉派（al-khawarij，意為“出走者”）。哈瓦利吉派有強烈的不容異己的極端傾向和暴力傾向，強調宗教信仰的絕對化，強迫人們必須接受其教義思想，把不贊成其主張的穆斯林稱為“叛教者”，同時主張對“偽信者”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泛化了伊斯蘭教的“圣戰”觀念。

對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至深的另一思想源流是中世紀的罕百里學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泰米葉。首先，該派主張按照字面表義來解釋經訓，以凈化信仰的名義排拒外來思想文化。因此，它所固有的宗教保守主義思想，構成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歷史文化根源之一。其次，泰米葉強調，即使對那些已經宣布接受伊斯蘭教但拒絕伊斯蘭教法的名義上的穆斯林，仍可視為“圣戰”的對象?！罢?4世紀的伊本·泰米葉，在圣戰的第一個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戰’觀。”總之，伊本·泰米葉的保守、偏激、狹隘和不容異己的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

18世紀中葉以來，阿拉伯半島興起的瓦哈比教派成為沙特的官方意識形態，并在后來逐步分化為官方的瓦哈比主義和民間的瓦哈比主義，二者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影響也不盡相同。進入當代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主義在國際上主要表現為泛伊斯蘭主義，并在促進伊斯蘭國家團結與合作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沙特又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收容伊斯蘭國家政治反對派，通過各種渠道資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運動，甚至資助和支持激進或極端的伊斯蘭組織。

沙特民間的瓦哈比主義，尤其是自稱“薩拉菲派”的伊斯蘭激進組織與極端主義的聯系更為直接，并繼承了瓦哈比主義的極端保守思想。

“薩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語中的原意為“祖先”、“先輩”，薩拉菲派（Salafist）的基本含義為“尊古派”，是產生于中世紀的保守宗教派別，主張嚴格奉行《古蘭經》和“圣訓”，特別強調凈化信仰、尊經崇圣。18世紀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教派成為近代薩拉菲派的先驅。薩拉菲主義的核心主張包括根除偶像崇拜、重申認主獨一。薩拉菲主義者認為他們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

當代的薩拉菲主義大致可劃分為傳統薩拉菲主義、政治薩拉菲主義和“圣戰”薩拉菲主義（Jihadist Salafism）三大派別。傳統薩拉菲主義強調恪守傳統宗教信仰和宗教禮儀，主張遠離政治，也反對恐怖暴力行為；政治薩拉菲主義在強調宣教的同時，主張通過參政議政實現伊斯蘭教法的統治，但反對暴力恐怖活動；“圣戰”薩拉菲主義則主張通過發動“圣戰”等暴力手段顛覆阿拉伯國家的世俗政權，建立伊斯蘭教法政權。而沙特民間的瓦哈比主義者往往在泛伊斯蘭主義思想掩蓋下，積極輸出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主張，極力主張對“異教徒”實施“圣戰”，以此建立伊斯蘭政權和伊斯蘭國家。這些思想構成了“圣戰”薩拉菲主義極端思想的重要來源。

在“圣戰”薩拉菲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約旦裔巴勒斯坦人阿布·穆罕默德·馬克迪斯和敘利亞的阿布·巴斯爾·塔圖斯等人的思想對于“圣戰”薩拉菲主義運動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其思想的核心是賦予薩拉菲主義以暴力思想，進而推動了“圣戰”薩拉菲主義的產生。

穆斯林兄弟會（下文簡稱穆兄會）第二代理論家賽義德·庫特布則是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路標》直接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了思想來源和精神支持。庫特布對極端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在于他提出了賦予暴力“圣戰”以合法性的兩個重要概念。第一個概念即“定叛”——判定某穆斯林的行為和思想違背伊斯蘭教，即宣布某穆斯林為異教徒。第二個概念是“蒙昧時期”（Jahiliyya，指伊斯蘭教產生以前的阿拉伯社會），所有伊斯蘭世界和西方的現存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體現，都應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體現真主主權的伊斯蘭制度。從穆兄會中分化出的“伊斯蘭圣戰組織”、“伊斯蘭解放組織”、“伊斯蘭集團”和“贖罪與遷徙”等組織都深受庫特布思想影響，庫特布也因此被西方稱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教父”。

從伊斯蘭極端主義汲取思想資源的恐怖組織

在20世紀后期，中東出現了“圣戰”薩拉菲主義組織，如埃及的“伊斯蘭圣戰”組織和“伊斯蘭集團”，以及阿爾及利亞的“薩拉菲宣教與戰斗組織”，他們構成了當前“圣戰”薩拉菲主義組織的前身。在意識形態上，他們都深受穆兄會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其核心目標在于通過“圣戰”推翻現行政權并建立“伊斯蘭國家”。

庫特布的思想影響了一整代埃及以及其他國家的“圣戰主義”思想家，本·拉登“圣戰”思想的啟蒙者就是穆兄會的極端主義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扎姆。

本·拉登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及其向恐怖主義演變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三：首先，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蘭教的信仰體系，把一切問題都解釋、簡化為宗教問題，并大肆煽動宗教狂熱。其次，本·拉登極力鼓吹“圣戰”，使“圣戰”成為國際恐怖主義最重要的工具。最后，伊斯蘭教反對針對無辜平民的攻擊和殺戮，而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則將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平民作為攻擊的對象，完全背離了伊斯蘭教的基本精神。

“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深受歷史上各種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影響，而“圣戰”薩拉菲主義則構成了“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來源。“伊斯蘭國”的創始人阿布·穆薩布·扎卡維曾是馬克迪斯的學生，并深受其思想影響?！耙了固m國”的第二代領導人阿布·烏馬爾·巴格達迪同樣是堅定的“圣戰”薩拉菲主義者，其講話經常引用源于薩拉菲主義的權威觀點。“伊斯蘭國”還明確將其從事的活動描述為“‘圣戰’薩拉菲主義潮流的組成部分”

“圣戰”薩拉菲主義構成了“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但“伊斯蘭國”在堅持“圣戰”薩拉菲主義方面更加強硬，并與“基地”組織存在鮮明差異。“‘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都堅持薩拉菲派神學，都賦予‘圣戰’運動以薩拉菲主義的特征。但是，與‘基地’組織不同，‘伊斯蘭國’更加毫無妥協地堅持薩拉菲主義信條，推行薩拉菲主義的思想?！?/p>

第一，頑固堅持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伊斯蘭國”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哈里發國家”作為堅持追求的目標，并強調立即付諸實施。而“基地”組織對“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國家”表示反對，強調建立“伊斯蘭國家”條件尚不成熟。因此，在追求“建國”方面，“伊斯蘭國”的堅定性遠遠超過了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其他極端組織。

第二，鼓吹教派矛盾，煽動教派沖突。“基地”組織一直提倡所謂的“泛伊斯蘭”團結，反對教派互相殘殺。但“伊斯蘭國”則特別強調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對立，主張其首要攻擊目標是作為“叛教者”的什葉派穆斯林，且不斷通過對什葉派的恐怖襲擊激化教派矛盾、制造教派沖突。

第三，頑固堅持所謂的“定叛”原則。“伊斯蘭國”不僅把阿拉伯世俗統治者視為叛教者和“圣戰”打擊的首要目標，還把反對其主張的普通穆斯林視為叛教者。

第四，堅持濫用暴力的“進攻性圣戰”。相對于“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更為強調“進攻性圣戰”的重要性，叫囂將偶像崇拜者和不信真主的國家作為“圣戰”的主要對象，向非伊斯蘭世界發動武力戰爭，從而不斷擴大哈里發國家的疆域和影響力。

綜上，“伊斯蘭國”作為新一代極端組織和恐怖主義的代表，其意識形態建構能力遠超過“基地”組織等傳統的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因此，“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在意識形態和發展戰略上始終存在尖銳分歧，這也是“伊斯蘭國”最終脫離“基地”組織另立門戶的根源所在。

在所謂的信仰層面和神學層面，“伊斯蘭國”更重視以凈化信仰、正本清源為名，用所謂經典的伊斯蘭神學思想對其極端思想進行包裝，尤其是它奉行的“定叛”和“進攻性圣戰”等極端原則均通過“引經據典”予以論證，使其意識形態更具隱蔽性、欺騙性和蠱惑性；在目標方面，它極端重視將建立所謂“伊斯蘭國”和“哈里發國”付諸實踐，超越了傳統極端主義批判能力有余、實踐能力不足的特點，使其對全球“圣戰”分子更具吸引力，其效忠者也紛紛效仿，進而對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民族國家體系構成嚴峻威脅。在現實策略方面，“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構建非常善于利用和煽動教派矛盾，以擴大其社會基礎。

“伊斯蘭國”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不僅與伊斯蘭教本身無涉，而且嚴重扭曲了伊斯蘭教崇尚和平、倡導中正的核心價值觀，對伊斯蘭文明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