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設計師是種樹的么？這恐怕是普通人對景觀行業的認知。隨著地產市場的飛速發展，景觀設計師與建筑師一樣，被認為是“精英”行業之一，坐在有冷氣的辦公室里，用電腦畫圖，設計環境。然而，畫出來的圖紙和現實環境一樣么？

王瑞是國內某景觀公司的駐場設計師。今年是他在工地駐場的第三年。白天，他奔波在公園工地的各個角落，好不容易坐在工棚里，又被水電暖通、材料、植物的包工頭團團圍住。人群中，他左手給結構工程師打電話，右手在移動著屏幕上的CAD圖紙。

下雨天是查看工地上排水和徑流情況的最佳時機。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來自作者

自然需要設計么

在景觀行業里，一個景觀設計師剛入職的三年是吸收知識的階段，在電腦前把理念、設計和技術學扎實。第二個三年要去外面看，學習對項目的把控，如何在施工現場跟各專業對接。這也是王瑞想來駐場的原因，希望為未來獨立帶項目做鋪墊。

從金華到嘉興的工地，身為北方人的王瑞一直漂在南方。跟施工方放過線、打過樣，也睡過工棚。有一次梅雨季，在四五十公頃的狹長公園里，從南到北就走了一天。

景觀設計為他打開了一扇理解自然的大門。以前，王瑞對自然元素的形態著迷，一花一草一木，都想畫下來，進行藝術創作。學習景觀設計后，他對自然的空間組成更感興趣了。怎么在荒野自然與人工城市之間，回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問題？怎么用合理的植物搭配和場地設計，為公眾創造休憩空間？

土壤板結是公園綠化工程中常見的問題。板結的土壤通常鹽堿化，易導致作物長勢緩慢，出苗率低，后期畸形。鹽堿土形成的原因在于水分狀況不良，所以在改良初期，應重點改善土壤的水分狀況。首先，排鹽、洗鹽、降低土壤鹽分含量；再種植耐鹽堿的植物，培肥土壤；最后種植其它植物。

做了駐場設計師后，王瑞深刻認識到了自然的不確定性。

自然有自己的規律，并不是你設計什么，就能長出什么的。所以，景觀設計師需要了解植物的養護。有一次，我們經過工地上一片裸露的土地，聞到一陣臭味。王瑞說，正在做土壤改良。這里規劃要種蛇莓、車前草等地被植物，但經過土建工程，土壤一塊塊“板結”了。所以，工地上種植物前，施工方都會現場測算土壤的酸堿值，然后根據目標植物給出土壤改良的意見。可是很多地方即使做了土壤改良，長勢好的往往還是一些雜草。

事實上，生態景觀設計中有一個迷思：每個人對植物的認知都不盡相同。

一些景觀設計師喜歡鄉土植物，如旺盛生長的野草、蘆葦等，其維護成本相對較低，又代表了土地最自然的生產力。而一些園林專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更喜歡觀花、觀葉或觀果類的園林植物。另外一群生態學家又覺得，無論是鄉土植物還是園林植物，只要不是本土植物，都應該在它們成為入侵物種前及時清理，才能保持場地生態結構的長久穩定。

小料石后面的鋪路工人，正在找王瑞商量公園人行道與外圍車行道坡度找平的問題。

駐場景觀設計師的困境

駐場景觀設計師里很少有女生。事實上，整個工地項目部女性就不多，主要集中在監理、審計部門，又或是施工方的廚師，她們的老公大多是工地的工人。

比起建筑工地，景觀工地面積跨度更大。平均一個公園，走上一圈就要2個小時，一天可能要走上3-5圈。在“工期就是時間，時間就是金錢”的工地上，設計師如果晚了幾分鐘，可能甲方、專家就已經到了，樹苗已經下地了，護岸都挖好了。返工不僅耗時耗力，還要多花一天的人工費。所以，駐場設計師通常善于躲避各種障礙物，健步如飛。客觀身體條件可能是對女性設計師駐場的一個制約。

其次，工地上的固有習慣可能讓女性無所適從。“打交道”是駐場設計師工作的核心。小到定材料、定顏色、選苗木，大到游說甲方，和監理交涉，和施工單位扯皮。很多事都始于“遞一根煙”。工地上開會發生矛盾，有時要夠兇才能守住底線。爭吵過后，香煙又變成緩解氣氛的最佳工具。人是感情動物，如果硬來行不通，偶爾還得在下班后跟工人一起吃吃飯、喝喝酒，聊聊心事。相互溝通才能推進項目。

所以，網上對景觀設計女性從業者有這樣描述：“要畫的了圖紙，鎮得住施工單位；談得來情懷，hold得住成本；既能在概念立意階段陽春白雪，又能在施工落地階段錙銖必究”。

設計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景觀設計師面臨的另一個困境。在以金錢為主要衡量標準的社會中，幾乎所有項目都想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得更快，為了項目落地和節省工程造價，很多設計想法不得不妥協。這也是目前公園景觀的痛點：一個大尺度公園項目要有充足時間去論證、規劃和設計，要有足夠資金去施工、管理和維護。但其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卻無法在短期內凸顯，往往使業主缺乏持續投入的動力。

把“溝通式設計”作為方法

著名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著作《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文本》中指出，現代社會中個人的反抗已經從正面的、直接的沖突，內化為既有社會關系中柔軟的、像毛細血管一樣的潛隱文本。掙扎和爭取早已成為現代職場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效果圖是景觀設計師在跟業主溝通時常用的手法。但當設計師與業主有重大分歧時，比渲染效果圖更有用的，往往是帶著業主走現場。于是，解說成為駐場景觀設計師的必備技能。

以現在流行的濕地公園為例，很多業主因專業上的差異，在做項目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濕地公園，濕地公園跟普通公園的差別在哪里。對水面的大小，河流的形態都比較保守。而景觀設計師往往希望有更多的水域面積，在提高凈水效果的同時，也還原自然濕地景觀。僵持不下之際，設計師往往邀請甲方和專家去其他建成項目上，現場講解水、土、植物的關系，身臨其境的感受，便成了矛盾的調和劑。

景觀設計師在現場會為不同主體做解說，有政府高層領導、條線部門、屬地管理部門、業主公司等。在讓對方感受濕地景觀中“任意曲”的河流和兩旁草甸的同時，為設計方案據理力爭。

除了來自業主的壓力，駐場設計師與工人也需要一種溝通的藝術。建筑行業的層層分包體制，雖然提高了施工效率，但也讓設計師很難跟改造自然的工人直接溝通。設計師一般與施工隊的技術員對接，溝通施工效果，再由技術員告訴挖機里的施工員該怎么操作。

曾經有一條岸線的填挖，讓王瑞印象深刻。半天沒去現場，工人把設計圖上一條蜿蜒的小溪，做成了從頭到尾筆直的溝渠和大壩式的斜坡。他質問施工員，怎么沒有按圖施工？施工員說，技術員只告訴他要挖一條河，他以前都是這么挖河的。

王瑞又告訴施工員，我們要挖的是弧線，是自然河流蜿蜒的空間效果。于是，施工員又往里挖了幾下，乍一看有點像“狗啃的”。情急之下，王瑞讓工人想象女性S型柔美的曲線，工人才恍然大悟。

挖機正在項目旁的河道進行截流、清淤和水體凈化工程

現場材料是最好的溝通工具。王瑞在沙地上勾勒屋頂與吊頂封板拼合的角度問題，利用玻璃跟工人解釋下檐與基礎的收口問題。

設計的“自然”往往處于持續變化中，工地上有形形色色各專業的人，每個人對自然、景觀的認知必然不同。駐場景觀設計師需要脫去設計語言，化繁為簡，尋找共識。

王瑞對“設計”的理解更包容了。好的景觀設計需要創造價值。這里的價值不只是對大眾的使用價值，也是為甲方、施工方，包括設計師自己在內的各個參與主體創造價值。長遠來看，只有當設計能滿足各方的訴求時，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社會關注與行動，一直根植于現代景觀教育中。20世紀初，哈佛大學首次把現代景觀設計與建筑和城市規劃教育整合進了一個設計學院（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主張學生關心社會議題，進行以“重塑人與環境互動關系”為目標的環境設計。

美國著名景觀設計師詹姆斯·科納（James Corner）在其著作《景觀想象》中寫道，我們需要景觀想象力，來將景觀從其作為風景對象、被征服的資源或者退化的生態系統中解放出來。景觀是自然與文化之間一種批判性的媒介和社會生活形式。

落日公園的一角，游人從濕地公園走向湖邊棧道。圖片由望山影像提供

駐場景觀設計師見過公園的各種樣子，或泥濘或靜謐。但只有開園后的那些黃昏，看到情侶們依偎在大樹下；健身的人穿梭在水杉林中；爺爺奶奶帶著孫子在河邊撈魚、捉青蛙，才是王瑞最開心的時候。這種欣喜是樸素的，是做了有意義的事后獲得的釋然，比夸贊和獲獎都更真實。畢竟對大部分人來說，景觀是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大自然在我們眼底的短暫投射。在某些時刻，城市人與景觀的互動，可能比一切都重要。

（作者王婷系香港大學景觀學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中國當代環境史和濕地景觀的文化建構）

個人能為環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處？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專欄將記錄普通人與自然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