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國珍本書界的泰斗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在接受愷蒂的采訪時（《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0年8月2日），提到英國藏書界的一位前輩奇人——約翰·海沃德（John Hayward），他是英國《藏書家》（The Book Collector）雜志的創辦者和首任主編。巴克說：海沃德是一位殘障人士，患有多發性硬化癥，非常痛苦的一種病癥。他是一位非常嚴謹、精細的學者和評論家，相當犀利、敏銳，大家對他的評論都非常敬畏。他坐著輪椅，行動不便，“我非常崇敬他，也很喜歡他”（愷蒂：《這個小時屬于你——英倫訪談》，商務印書館，2020年8月版，185頁）。

約翰·海沃德

巴克還介紹說，約翰·海沃德曾與T. S.艾略特在泰晤士河邊的卡萊爾公寓里同住多年，有人說海沃德對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的創作貢獻很大。

在林德爾·戈登的《T. 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許小凡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有相當多的篇幅談到海沃德，他在艾略特生涯的后期扮演了顧問和室友的重要角色。書里是這樣介紹的：他是溫布爾登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生于1905年，1922年從霍爾特的格雷沙姆寄宿學校獲劍橋國王學院獎學金。1923年入學時，他已經因為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癥導致的癱瘓而殘疾。他的同學們都認為他活不長了，但他到底戰勝了命運——用他機敏的談吐、明亮的眼神、音樂社團里渾厚的低音，以及一樣不可或缺的、惟妙惟肖模仿人物與噴氣火車的才能（259-260頁）。1927年畢業后，他定居倫敦，開始他作為職業作家、編輯、選集編注家、批評家和書志學家的生涯。艾略特三十年代初結識海沃德，因為同樣愛好福爾摩斯而成為朋友，一度過從甚密。二戰后的1946年初，他們搬到一個公寓合住，直到1957年1月艾略特秘密結婚不辭而別。

海沃德的熱衷交際，和艾略特的離群索居，形成強烈對比，海沃德以他們的公寓為中心，網羅著大西洋兩岸的文人墨客，他的訪客絡繹不絕，“海沃德就坐在客廳，從他的輪椅里半紐著身子面朝他的客人，凌駕在對方的世界之上，用氣勢壓過外面隱約的鸮鳴。從他的世界向外接連涌出各種斷語和諷刺，如果你不是那個不幸中招的人，就會從中感到無限樂趣。他的手常不停地摸索一支小煙卷，也總有辦法把它點著。‘他的雙眼一睜大，你就知道他又有一個惡毒又好笑的想法要不吐不快了’”（同上，466頁）。英國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寫的《艾略特傳》里說海沃德是個“刻薄、饒舌、愛講色情故事的家伙。他是那種由于殘疾而被迫使其性能量向內心發展的男子，其內向的性能量采取心智激情的方式，在過分苛求的學術研究及溫和的好色中釋放出來”（劉長纓、張筱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265頁）。

“〇〇七”的作者伊恩·弗萊明也愛好藏書，他在1950年搬到海沃德和艾略特合住的那個卡萊爾公寓的頂層，共同的愛好讓他們在1952年創辦了《藏書家》雜志，弗萊明是主要股權人，海沃德是主編。

弗萊明1964年去世，海沃德次年去世。海沃德去世后，1965年冬季號的《藏書家》刊發了一組回憶紀念文章，英美近二十位作者撰文回憶，包括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藏書家約翰·卡特（John Carter）、佩西·穆爾（P. H. Muir）等，尼古拉斯·巴克也寫了紀念文章。

格林在文中寫道，他在寫這篇文章時海沃德的形象仿佛在眼前，如果問他對某個泛泛之交的作家的看法，“他就把頭往后一仰，深吸一口氣，手抓銀質煙盒，像章魚的觸須那樣揮舞著左臂，一陣停頓，然后說出一個駭人聽聞的軼事——好笑，富有啟迪”。海沃德好客而尖刻，一個訪客走后，又一個訪客進來，前者都會不由自主地擔心：“他會怎么說我？”藏書家芒比（A. N. L. Munby）回憶說。

海沃德寫過一本《查理二世傳》（Charles II），編過《牛津十九世紀詩選》（Oxford 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Verse）、《企鵝英國詩選》（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企鵝叢書”中的多恩和赫里克詩選，以及斯威夫特和艾略特文集。還寫過一本僅五十幾頁的小冊子，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這是介紹二戰中英國文化的一套叢書中的一種。

二

我是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淘到這本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小冊子的，紅色封面白色的字，1947年初版，品相甚好，只是封面上有些污漬。翻開書，書名頁作者名字下方有鋼筆小字：“林子清讀 1949，5，31.”原來是林子清先生的舊藏，他有在此處留名的習慣，多年前我在山東路外文舊書店淘到過一本梁遇春譯注的《英國詩歌選》，精裝本，北新書局1931年再版，書名頁的同樣位置有兩行鋼筆小字：“林子清讀 1950，6，1購于中州路舊書攤”。

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書影

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原版上的林子清簽名

林子清先生是上海師范大學英語系老師，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過交往。他是四十年代錢鍾書先生在暨南大學的學生，我約他寫了一篇《錢鍾書先生在暨大》，刊發在1990年11月24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文章刊出前，我先在一張大紙上打了一份小樣，寄給錢先生請他審定。錢先生刪去了五分之一多，并在附信中說：“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實人，對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際關系’實況，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話也刪掉了。”林先生原文中有這么一段：

有一次俞晶同學說，方光燾先生佩服錢先生的學問，新聞系助教童文沛告訴我，詹文滸（《四用英漢字典》的主編）佩服錢先生。葛傳椝先生也佩服錢先生，他編了一本《英文新字字典》，請錢先生寫評語，報上把這評語公布出來了。我旁聽李健吾先生的《歐美名著選讀》時，李先生在課堂上贊揚《圍城》，說錢先生真聰明，妙語連珠；并說錢先生寫這本書得到楊絳先生的幫助。孫貴定先生比錢先生大十八歲，曾在英國留學十年，得到愛丁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和文學博士學位，又在歐洲考察一年，他很器重錢先生。有一次我在外文系辦公室里看到孫先生當面用英語贊揚錢先生，錢先生遜謝。郝楚同學告訴我，孫先生曾對他說，“錢先生比我聰明。”外文系同學的普遍看法是：孫先生的口語，錢先生的文采，堪稱二絕。像錢先生這樣一位得到學生敬愛、得到同行佩服的教授，卻并沒有得到以李壽雍為首的學校當政的特殊照顧。在當時的暨南，“官”逼“學”的現象是存在的。

錢先生把這一大段全部圈掉，并加旁批曰：“都似可刪，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徒扯篇幅。我和孫先生絕少來往，他寓所和我鄰近，我只知道他公余只打牌。”孫貴定當時是暨南大學的外文系主任。

林先生文章里還有一段說：

錢先生不喜歡當時的美國電影，我有一次對他說我看了Lady Hamilton，他說他從來不看美國電影的。他對某些美國人寫的英文也有意見，有一次他對郭智石先生說，他看到一個美國人寫的英文，在不該用“of”的地方用了這個介詞，郭先生同意他的看法。

錢先生把這段也圈掉了，旁批曰：“亦無此事，至少在我的記憶里。”

錢鍾書先生在林子清文章校樣上的批改（局部）

另外還有一些刪去或修改的地方，我在回憶錢先生的文章里已經介紹了，這里不多引述了。

三

錢鍾書先生是在1946年夏，應暨南大學文學院長劉大杰之邀，擔任外文系教授的。差不多同時，他還擔任英國文化委員會中國地區（British Council in China）的顧問。海沃德的這本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就是這個委員會策劃出版的“英國文化叢書”（The Arts In Britain）的一種。當年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十二種，錢先生是這套叢書的編委，而海沃德這本的譯者，正是楊絳先生。

《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約翰·黑瓦德著，楊絳譯，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書前列有“英國文化叢書委員會”的人員名單：朱經農、林超、錢鍾書、蕭乾、G. Hedley、H. McAleavy，據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介紹，賀德立（G. Hedley）是英國文化委員會主任；朱經農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光華大學校長，這套書的總序就是他寫的；林超是留英地理學家（三聯書店，2008年10月版，212頁）。

楊絳譯《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

“英國文化叢書委員會”的人員名單

委員會名單下面是十二種書名、作者和譯者名，《聽楊絳談往事》中已全部轉引，這里只提幾位譯者，均為一時之選：《現代科學發明談》譯者任鴻雋，《英國大學》譯者張芝聯，《英國繪畫》譯者傅雷，《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詩》譯者邵洵美，《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小說》譯者全增嘏，《一九三九年以來電影》譯者張駿祥……

《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譯成中文也只有六十一頁，包括十多頁照片、十多頁參考書目。據吳學昭介紹，楊先生在翻譯這本小冊子里提到的書名或篇名時，“為避免錯誤，常向鍾書和他的英國朋友、也是叢書委員的麥克里維請教。例如牛津學者所著《魔鬼通信》（The Screwtape Letters）的書名，就是聽麥克里維講述書評原作的內容后譯出的”。《魔鬼通信》作者C. S. Lewis，就是《納尼亞傳奇》的作者，《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四冊中有此書筆記（411-415頁），應該就是這個時候讀的。吳學昭書里說，楊先生的譯著出版后，錢先生補充了一則詳盡的注，說《魔鬼通信》“共信三十一封。Screwtape乃寫信魔鬼之名，收信之魔鬼名Wormwood，皆‘地府’（The Lowerarchy）（一〇二頁）大魔鬼手上之‘特務’，引誘世人背叛上帝者。二人之關系，于私為舅甥或叔侄，于公為‘引誘部長’與下屬（二四頁）”。吳先生說：“因該書后來未再版，鍾書的這則注解迄今只留在楊絳僅存的本子上。”（《聽楊絳談往事》，214頁）

《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中譯本出版時，林子清先生已在暨南大學外文系當助教，與錢先生接觸較多，一定聽錢先生介紹過海沃德的這本書，應該也會去讀楊先生的譯本。第二年，他讀到了原著。

再過七十多年，這本書被我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