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流行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大改變。當下，多國開始為民眾分批接種疫苗，人們盼望著能盡快回歸正常。然而，曾經的“正常”卻可能蘊含著下一次全球流行病的種子。

近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布數據顯示，至少有75%的人類新發傳染病源自動物，比如H5N1禽流感、H1N1豬流感等。

雖然新冠的起源還未蓋棺定論，但已有國際機構（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預言，下一場傳染性強又無解藥的流行病很可能正在動物養殖場中醞釀。

要理解這個警示背后的故事，恐怕要從1928年講起。

現代醫學的基石

1928年，蘇格蘭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意外發現了能殺死葡萄球菌的霉菌，將其命名為“盤尼西林”。這項發現開啟了現代醫學對抗生素的使用，拯救了數不清的生命。隨后，其他種類的可抑制或殺死細菌的抗菌素被陸續發現，并得以量產。它們不僅在二戰時期救下了成千上萬原本會死于傷口感染的士兵，更在隨后近八十年中通過抑制手術過程中可感染人體的致命細菌，為現代醫學奠定了基礎，將人類壽命至少提高了十年。

然而，抗生素這種奇跡藥物從發明之初就遭遇濫用的危險。1945年，弗萊明因盤尼西林獲得了諾貝爾獎，在獲獎感言中他提醒：濫用會使抗生素失效。

世衛組織研究指出，抗生素并不能殺死全部細菌，對抗生素有耐藥性的細菌株經過抗生素的篩選，存活下來，有機會便會大量繁殖，傳播其抗藥性的基因，成為“超級細菌”。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快，種群的進化和蔓延非常迅速。

雖然如今科學家不斷發現新型抗生素，但它們往往功效只覆蓋特定細菌，恐怕未來難以應付層出不窮的超級細菌。當前，抗生素耐藥性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最緊迫的公共衛生問題，每年70多萬人死于超級細菌。預計在2050年前，死于超級細菌感染的人會超過因癌癥死亡的人數。

大部分抗生素被喂給了動物

單純加強醫用抗生素監管無法解決濫用問題，因為研究發現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將一大半抗生素用在了動物身上。

集約化畜牧養殖業，將動物從自然中抽離，集中關進廠房飼養來實現廉價和高效。這種養殖方式發源于美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快被全球采用，為全球提供了90%的肉食。

違反自然規律的高效往往是有代價的。比如，中國絕大多數的養豬場都在使用母豬限位欄，母豬無法自由站臥、無法轉身，無法自由移動；雞被養在室內雞籠，不見天日，由電燈的光亮控制作息節奏。牲畜家禽生存在擁擠逼仄的環境中，沒有空間躲避和休息，長期處在應激狀態，自然容易染病。若是疾病有傳染性，在封閉環境中的蔓延也會非常迅速。

為了應對疾病，抗生素便被引入養殖場，從給個別染病動物治病，演化到被用作預防性藥物加入飼料，既保證健康又促進動物生長。當前業內在動物飼料中加入少量抗生素已成常態。

高昂的公共健康代價

萬物皆有靈，集約化養殖場將動物看作沒有生命的商品，這種養殖方式也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產生了威脅。各國都規定了養殖場動物的抗生素休藥期，讓大眾恐懼的動物肉品中抗生素殘留問題，可以通過嚴格的肉食質量監管來控制。

然而，真正值得擔心的問題往往隱藏在深處。動物飼料中的抗生素只有小部分被吸收，大部分會隨著污水排放，進入江河湖海。有藥物殘留的動物糞便也往往未經處理就被運到農田做糞肥。人們雖然不太可能直接從動物制品中攝取抗生素，但抗生素和對其耐藥的細菌卻仍可能通過飲用水、農作物等途徑進入人體，或通過食物鏈進入野生動物體內。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在2015年公布的研究中發現，抗生素污染在中國河流環境普遍存在。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環境抗生素污染最嚴重的兩條河流，平均濃度超過79.3千克/平方千米。黃河、淮河、揚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級別的流域。被重點監測的36種抗生素排放量高達53.8萬噸，其中46%到了水體里，54%進入了土壤。

同年，對江浙滬三地千名兒童的尿檢中，近六成查出抗生素成分，其中有多名兒童尿液中檢出獸類抗生素。

獸用抗生素和人用抗生素不盡相同，法規目前比較關注的是人獸通用的抗生素，因為此類抗生素可能催生的超級細菌更可能直接對人產生影響。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布數據顯示，人類現存已知的傳染病中有60%屬于人畜共患疾病，比如去年北美小規模爆發的沙門氏菌感染。

引起流行病的風險

人類歷史上的很多大流行病都來自動物：十九世紀末通過病牛奶傳給人的牛結核病，二十世紀末通過病牛肉傳給人的瘋牛病，還有本世紀來自蝙蝠的非典型肺炎，以及禽流感、豬流感等。

在野生環境中，若出現傳染病或超級細菌，被感染的宿主很有可能在傳染到其他動物前就死了。但在集中飼養條件下，卻很容易出現大規模感染。因此，工業化集約養殖場可能是孕育新型傳染病毒的溫床，因為農場動物很容易成為攜帶病毒的野生動物和人之間的媒介。

如何應對

當前，全球大部分人都還在等待注射新冠疫苗，然而人們也在擔心，變異新冠病毒是否對疫苗有抗藥性。

為防御未來可能由超級細菌導致的公共衛生危機，首先要呼吁相關部門對抗生素使用進行限制，禁用、限用一批高風險的抗生素。然而，作為主流的肉食生產方式，集約化養殖場仍對獸用抗生素的需求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大幅減少，光靠監管機構的限制也難以一勞永逸。

也許，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全球食物系統。既然動物工廠是超級細菌的溫床，是否有其他的肉食生產方式？

實際上，中國仍有很多地方在沿用著工業化之前的動物養殖方式。比如被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的專家稱為“世界上福利最好的豬”的黑豬。

它們生長速度慢，不適應集約化養殖，所以一般通過傳統飼養方式。這種飼養方式基本滿足了它們的天然習性，提供青飼料及墊草、有活動場所，甚至可以有限放牧。這種豬盡管生長速度慢，但不易染病。

遺憾的是，地方豬種的數量在市場上占比不足5%，且這個比例在不斷縮減，甚至有可能消失。在對肉蛋奶的高需求下，這種高質量、低效率的福利養殖方式恐怕無法普遍推行，更難以與“高效”競爭。

我們無法預知下一場疫情將在何時到來，科學家也在探索下一代抗生素。噬菌體、微生態制劑、中草藥添加劑、酸化劑產品都有潛力解決超級細菌的部分問題。但在這些替代物被證明普適且有效之前，防患于未然仍然是首選。

（作者于楊今奇系良食基金寫作小組成員，前NGO從業者，現為自由職業者，關注循環經濟和生物科技）

以食物見世界，借舌尖論未來。

"舌尖下的中國"專欄由中國綠發會良食基金策劃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