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西漢朝廷“大洗牌”——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后的政治博弈》一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刊行，廣受好評。作者孫家洲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主要社會兼職為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他認為“政治史”的核心是“權力運作的歷史”，選取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后的政治博弈作為本書主題，是因為其在短時期內展現出權力的制約、平衡、重建等政治史的精彩華章，具備極好的“標本”意義。

澎湃新聞對孫家洲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誅呂之役”的過程、漢文帝如何樹立統治權威、如何書寫大眾歷史讀物等內容。以下為訪談正文。

孫家洲教授

呂后為何違背“白馬之盟”

澎湃新聞：“誅呂之役”發生的歷史背景如何？

孫家洲：在確定了《西漢朝廷“大洗牌”——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后的政治博弈》的選題之后，就意味著這本書的內容，屬于“政治史”的范疇。對于“政治史”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歷史學界似乎并無嚴格的統一表述；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內容應該是“權力運作的歷史”。其中包含權力的配置、權力的制約、權力的平衡、權力平衡的破局、新的權力平衡的重建。在一個較為短暫的時期內，把如此豐富的內容以“濃縮”的方式，集中展示出來，就構成了政治史上的精彩華章。擁有如此沖突性、戲劇性的歷史大劇，可以令讀史者目不暇接、驚心動魄而有回味無窮的歷史段落，其實并不多見。這本書所選定的敘事時段和歷史巨變的內涵，就具備上述各種因素，從而在政治史上具備了極好的“標本”意義——這是我在回答問題之前，愿意做出的一個補充式的說明。

“誅呂之役”發生的背景，用最簡單的文字來表述就是：在呂太后逝世之后，原來勉強維持的三大政治集團之間“平衡”局面，無法再維持下去了。高層統治集團之間錯綜復雜的權力之爭，已經激化到失控，必定要以非常手段，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

漢初的“三大政治集團”是活躍在政治舞臺中心的劉氏宗室集團、呂氏外戚集團、開國功臣集團。他們構成了支撐西漢政權的基本力量；但是他們之間圍繞著權力分配和分享，也構成了極為復雜的關系。漢高祖劉邦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控制是很有效的。在建國之初，他最不放心的是功臣集團中的高層“異姓功臣王”，其中以韓信以及英布、彭越最知名。劉邦擔心這批軍功卓著的新貴族會成為漢家朝廷的潛在威脅。經過劉邦多年的布局，這批“異姓功臣王”依次被消滅（唯有長沙王吳芮“以微弱僅存”），劉邦西心目中的大患被根除。劉邦對功臣集團中的“侯”一級人物（以蕭何、曹參、陳平、周勃、樊噲為其代表），盡管也有疑忌之心，但是對他們的防范程度要小得多。到劉邦的晚年，他對呂氏外戚集團的猜忌之心轉為最盛。這是因為呂后的政治能量越來越顯示出來。特別是劉邦想要改立太子（廢黜呂氏所生的太子劉盈而改立寵妃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卻受到了呂后操縱的各種抵制，迫使劉邦無法如愿。這對劉邦的刺激非常強烈。劉邦意識到自己死后，呂氏會以太后之尊實際控制朝政。劉邦與群臣鄭重訂立“白馬之盟”，主要目的就在于防范呂氏外戚集團的勢力獨大而破壞政治平衡。這一點，是我在書中很強調的一個看法。

“白馬之盟”內容可以概括為：“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其重點所在是提出了“封王”和“封侯”的兩個限制條件。“封王”的首要條件是“劉氏”，而“封侯”的門檻是立有“軍功”。控制稱王者的資格，開宗明義就是要建立劉氏一姓的“家天下”統治秩序。那么當時有可能圖謀稱王的政治勢力何在？顯然，功臣集團的成員在大功臣（異姓功臣王）被消滅之后，以周勃、陳平為首的功臣，既沒有這樣的實力與威望，也沒有這樣的膽略和野心。而外戚呂氏集團則不同，他們圖謀稱王確有現實的危險性。因此，“白馬之盟”關于稱王資格的限制，就是針對呂氏而發。晚年的劉邦有明確的危機感，他要以君臣盟誓的神圣方式，以防范和制止呂氏稱王，避免劉氏的統治權受到挑戰。其后的史實也清晰無誤地表明，對于劉邦主持盟誓的用心，功臣集團的成員都洞若觀火，呂太后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劉邦死后，朝廷大權果然落入呂太后手中。劉邦生前設計的“白馬之盟”關于唯有劉氏才可以稱王的規定，終究被呂太后所突破，呂太后如愿地晉封“娘家人”為王，還有被她封為“侯”的呂氏人物，也未見有“軍功”為依憑。從呂氏多人晉封王侯而言，呂太后完全突破了高祖劉邦的政治安排。本來，“白馬之盟”的約定，是實現三大政治集團平衡的基本框架，當然，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劉氏宗室勢力。呂太后打破了這個平衡，建立起呂氏集團的強勢地位，這本來是帶有政治風險的一個舉措。假如當時劉氏宗室集團和功臣集團聯手而堅決反對，有可能形成對呂氏集團控制朝政的牽制。但是，呂太后是政治強權人物，宗室集團的力量被呂太后重挫之后，沒有人敢于出聲反對；功臣集團的核心人物，除了丞相王陵堅持“白馬之盟”之外，其余陳平、周勃等人都以“妥協”的姿態來迎合呂太后。在王陵被邊緣化之后，就沒有人再堅持“白馬之盟”了。直到呂太后逝世為止，宗室集團和外戚集團對呂氏勢力坐大，內心不服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呂太后在世一天，都“鎮得住”他們。沒有人敢于和呂太后公開為難。所以，呂太后當政的后半段，三大政治集團之間的“平衡”是在呂太后的強勢鎮壓之下而艱難維持的。一旦呂太后逝世，這種“強權重壓”維持的平衡，就會被突破。呂太后對這種緊張的關系、嚴峻的局面，是充滿了擔憂的。但是，她此前的政治安排無法退讓，只能極力維持。所以，在她逝世之前又做了若干安排：朝廷的軍政要職，交給了呂氏集團的核心人物呂產和呂祿分掌，控制京城的北軍指揮權交給呂祿；對于功臣集團的武將之首周勃，呂太后最不放心，規定他不得進入北軍營壘。呂太后還叮囑呂產和呂祿，要嚴格控制小皇帝、強化對宮殿區的掌控……如果呂氏集團的代表人物有足夠的能力，嚴格按照呂太后生前的部署行事，功臣集團和宗室集團聯手剿滅呂氏集團的宮廷軍事政變或許也難以出現。

如果嘗試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誅呂之役”出現的背景，可以如此表述：呂太后沖破了“白馬之盟”的制約，以強勢手段破壞了三大集團之間固有的平衡，建立了呂氏外戚集團獨強的格局，劉氏宗室和開國功臣兩大集團遭受壓制而心懷憤懣，呂太后逝世，壓在他們頭上的強勢力量不再存在，他們的“反抗”就有隨時爆發的可能。而呂氏集團新的領導核心呂產和呂祿，其見識、手腕和能力，無法與宗室和功臣集團的精英人物比肩，很快就喪失了控制大局的能力，最后的結果只能是一敗涂地。

呂后封同姓王，出自元刻本《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

澎湃新聞：呂后為何敢于公然違背“白馬之盟”？

孫家洲：至于呂太后為何敢于公然違背“白馬之盟”，應該從幾個方面來追尋其原因：

其一，呂太后對功臣集團從總體上充滿了疑忌和防范之心。有兩個重大歷史關頭，呂氏的表現，說明她心中是把功臣集團當做“敵對勢力”來看待的。一是劉邦逝世時，她一度準備“秘不發喪”，召集功臣入宮議事，目的在于屠殺這些功臣。她和親信審食其密謀：“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這個密謀被功臣集團中與呂氏最為交好的酈商所知，酈商得知密信，往見審食其極力阻止：“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緊急入宮轉告了呂后，呂后才改變了主意，發喪，大赦天下（《史記·高祖本紀》）。這段史料，因為敘述重點不同，我在本書中沒有采用。試想如果沒有酈商的緊急進言，沒有陳平、灌嬰、樊噲、周勃等人恰好統領雄兵在外地，功臣集團和呂后之間早在劉邦逝世之時，就有可能出現一次刀兵相見。二是在漢惠帝逝世之時，呂太后對身居高位的元老重臣深為忌憚，連哭的心情都沒有，只是干哭不掉眼淚。留侯張良的兒子張辟彊為侍中，來找丞相陳平，兩人之間有如下一番對話：“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臺、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陳平就按照張辟彊的獻計入宮向呂太后奏請，太后聽后大為放心，這才為兒子漢惠帝的早亡而大放悲聲。史家斷言“呂氏權由此起”（《漢書·外戚傳上》）。呂后處理兩位皇帝死后事務，是她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表現出來的對功臣集團成員的真實態度，表明在呂氏的內心深處，對功臣集團的疑忌和防范都是極為嚴重的。

其二，呂太后在完全掌控政局之后，自以為有控制其他兩大政治集團的能力。從實際情況來看，劉邦的幾位兒子被殺之后，劉氏宗室集團無人敢公開抗議；周勃、陳平采取妥協與合作態度，同樣不敢公開違逆呂太后的旨意，只能把結束呂氏壟斷朝政的希望寄托在呂太后死后——由此觀察，呂太后自認為有能力控制兩大政治集團的判斷是沒有問題的。既然如此。呂太后就有底氣公然違背“白馬之盟”的制約，而獨行其是。

其三，呂太后真正信任的政治集團，唯有呂氏外戚集團。這里面，既有作為女人對“娘家人”的倚重心理，也符合漢初三大政治集團鼎力時期的基本框架——呂太后根本不相信劉氏宗室集團和開國功臣集團的核心成員會真心支持她獨攬大權。為了給呂氏外戚集團更大的權力，以強化對她的支持力度，她必須給他們以更高的政治地位——打破“白馬之盟”的制約而封王封侯，就成為呂太后重用呂氏外戚集團直接有效的政治手段。

“誅呂之役”

澎湃新聞：之前“誅呂之役”多強調周勃、陳平的功勞，您在書中特別提到灌嬰和劉章的作用。能否簡略談談“誅呂之役”的過程？為何如此順利？

孫家洲：“誅呂之役”中，最關鍵的一環，還是在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是其謀主和助手）控制北軍并且指揮北軍將士發起“袒劉”行動，在宮殿區捕殺呂氏集團的核心人物。這是一場標準的“宮廷軍事政變”；核心發起者就是周勃。事后，陳平在新君漢文帝面前推重周勃功勞居首位，是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我在書中強調要注意灌嬰和劉章的作用，是俯瞰全局之后的“補充”之說。重視這兩位的作用，有助于我們認識，誅滅諸呂是劉氏宗室集團和開國功臣集團的聯手行動。

灌嬰的特殊作用，主要以在敏感時期，能夠取得呂產和呂祿的信任，得以統領大軍出鎮滎陽，由此成為制約關中和齊王劉襄統領的東方軍隊的特殊力量。我推測他是周勃、陳平等人事先布置在呂氏外戚集團一方的“臥底”，關鍵時刻才能夠控制一支足以決定大局的雄師，而令呂氏集團不敢在長安對周勃、陳平等人施以殺手。由時局演變的后果來看，我的推測是有根據的。在呂氏集團被滅之后，灌嬰又以朝廷代表人的身份，全權處理齊王劉襄“擅自起兵向闕”的責任追究問題，對劉襄的部下大將的處置，就是灌嬰一言而定，無需向朝廷請命。這再一次表現出周勃、陳平對灌嬰的高度信任。

劉章的作用，表現為他是宗室集團的杰出代表。呂太后生前對他多方籠絡，包括調入京城予以重用、將呂祿之女嫁給他為妻，劉章在呂太后面前也曾經以雙層至親的身份而保持活躍的身姿；但是，劉章始終不忘以宗室核心的身份說話行事。在呂太后權勢鼎盛之時，劉氏宗室諸王集體失語，劉章卻敢于利用宮中酒宴的機會，以所謂“軍令如山”的監酒官身份，巧妙地誅殺呂氏集團的成員，由此成為劉氏宗室集團倚重的砥柱中流。在“誅呂之役”中，劉章的三大作用不該被忽略：一是由他傳播了一個政治傳言：呂氏集團“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劉章是呂祿的女婿，這個特殊的身份，足以使聽到這個信息的高層人物確信。而這個說法一旦流傳出來，后果是很明顯的：呂氏集團成為意圖打破現狀的“謀亂者”，宗室和功臣兩大集團則不得不設法應對諸呂的所謂“陰謀”，也就是有了聯手誅滅呂氏的“正當防衛”的理由！由此可見，劉章在呂太后去世、政局可能生變的敏感時期發揮了極為特殊的作用。他堪稱是滅呂之役的第一推動力。二是齊王劉襄起兵向闕的非常之舉，是由劉章暗中主導的。劉襄公開打出的旗號是聲討呂氏亂政，實際上是有自己兄弟的如意算盤在內的，這就是劉章與劉襄里應外合，推翻呂太后安排的朝廷大局，而擁戴齊王劉襄當皇帝。三是在誅滅呂氏最關鍵的時刻，劉章親自率兵力戰，相國呂產、長樂衛尉呂更始先后被劉章所殺，成為喋血宮廷、敢于殺戮的關鍵人物。以至于坐鎮北軍指揮全局的太尉周勃，起身拜賀朱虛侯劉章：“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設想假如沒有劉章這樣一位敢于誅殺的宗室代表性人物的鼎力協助，周勃等人對在宮殿區大開殺戒畢竟心存顧忌，要迅速完成“誅呂之役”只怕要有很多的周折。所以，劉章之功不可埋沒。

關于“誅呂之役”的過程，我在書中用了三個“沖擊波”的比喻之說：

“誅呂之役”的第一沖擊波，是由齊王劉襄、朱虛侯劉章兄弟發動的。朱虛侯劉章是宗室成員奮起反擊的第一推動力量。

“誅呂之役”的第二沖擊波，是由功臣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灌嬰巧妙發動的。

“誅呂之役”的第三沖擊波，如約發生在都城長安。主導者是太尉周勃、丞相陳平，宗室成員密切配合的是朱虛侯劉章。這是一次標準的“宮廷軍事政變”。

“誅呂之役”本身充滿變數，從呂氏集團占據了有力的政治地位、壟斷了北軍的指揮大權等方面來看，他們在三大政治集團的關系中曾經掌握了主動權，宗室集團和功臣集團的聯手滅呂，是冒著很大風險的。持重的周勃和陳平為此而心懷憂懼。但是，這場宮廷軍事政變發生之后，呂氏集團未見任何有效的抵抗和反擊，就被一鼓蕩平。真是不堪一擊。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兩個：一是三大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嚴重激化，宗室集團和功臣集團無法再忍受呂氏外戚集團的欺凌，做殊死反擊，是他們最應該采取的對策，為此，他們不惜生死相搏。二是呂產和呂祿作為呂氏集團的首領人物，在政治判斷和軍事指揮上的不成熟；就操控政治大局的能力而言，他們比周勃、陳平、灌嬰、劉章等人相差懸殊。呂祿和呂產本來是分掌朝廷最高軍政大權的，但是他們之間卻對重大人事變動事項沒有起碼的情況溝通；呂祿輕信人言，輕易地交出了北軍的指揮大權，給周勃發動軍事政變提供了條件，而呂產卻根本不知情；呂產身為丞相，在宮廷政變已經發生之后，不見有任何應對之策，幾乎就是坐等殺身滅族之禍。這樣的首領人物，在殘酷的高層政治斗爭中，根本不是勢均力敵的對手。呂太后為他們設計的保身固權的制度和舉措，也就歸于無效了。

《西漢朝廷“大洗牌”——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漢文帝的手段

澎湃新聞：漢文帝即位之后采取了哪些手段來處理紛紜復雜的政治關系，有效管控推舉他上位的大臣們？

孫家洲：大致說來,有如下重要措施：

一是將宮廷禁衛的指揮權交付給隨他進京的代國舊部掌控，避免自身安全受人操控，這就為擺脫強勢人物的控制奠定了基礎。

二是對發起“誅呂之役”的人員，明詔褒獎，不僅對這次宮廷軍事政變的正義性加以確認，也是對事變發起者的安撫和籠絡。特別是迅速拔擢武力功臣周勃為右相、明示重用，以此來安定朝廷大局。

三是對參與其事的功臣集團核心人物做區別對待。大局穩定之后，對發起宮廷軍事政變最關鍵的人物周勃，采取了疏遠的態度，以追問丞相職責所在的方式，讓周勃在朝廷群臣面前狼狽難堪，實際上就是暗中逼迫周勃知難而退。對處世最有“分寸感”的陳平，則表現出始終如一的禮遇與尊重。漢文帝對周勃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丞相陳平，在這次宮廷軍事政變中，基本是在幕后策劃，沒有像周勃那樣奮力而為，陳平的謀劃作用也就不太被人所知；再加之，陳平事后不居功而多行謙讓，表現相當低調。所以，漢文帝對于陳平要“放心”得多。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漢文帝對周勃、陳平的基本態度，是明顯不同的。在自己的統治秩序建立起來不久，漢文帝就開始對周勃加以約束，以至于一度下獄；而對于陳平，則多有禮遇。

漢文帝對周勃、陳平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不同，除了他們兩位的性格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漢文帝認定周勃在功臣集團和軍隊系統中個人威望太高，是有可能制造麻煩的人物，也就是要重點防范和壓抑的對象；而陳平，雖然富有謀略機智，卻不是可以獨立制造事端的人，也就是威脅性較小、可控性較大的人物。更何況，只要籠絡住陳平，不讓他與周勃合作，以周勃有限的政治智慧，其實也難真正給漢文帝制造大麻煩。所以，漢文帝對兩位“誅呂之役”的文武功臣之首，實施“一打一拉”的手段，其中大有奧妙！發動和參與“誅呂之役”功臣集團成員最重要的是三位：周勃、陳平、灌嬰。文帝對他們三位的基本態度是：壓抑周勃、禮遇陳平、重用灌嬰。文帝即位之初，剛剛完成了登基、謁拜高祖廟的禮儀程序，就對三人的職位做了調整：右丞相陳平調任為左丞相，太尉周勃轉職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晉職為太尉。到文帝三年（前177），免除絳侯周勃的丞相之時，灌嬰受拜為丞相，同時罷廢太尉之官。原由太尉主管的事權轉歸丞相負責。由此可見漢文帝對灌嬰的信任和重用。這一年，匈奴大規模入侵北地和上郡，文帝令丞相灌嬰親自統帥騎兵八萬五千人前去與匈奴開戰。可見文帝對灌嬰的倚重，一時無出其右。到文帝四年（前176）十二月，灌嬰病故在丞相職位上，謚號“懿侯”。灌嬰擔任丞相之職，只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執掌朝廷的文武大權。文帝對他的信任和倚重確實很是少見。

四是在灌嬰病逝之后任命張蒼為丞相。這個任命，也是很有政治智慧的選擇。其一，張蒼是開國功臣集團的成員之一，任用他為丞相，延續了自高祖以來的以功臣輔政的傳統。其二，張蒼在功臣集團中，有著廣泛的人脈，他與政壇高層的幾位人物（漢初名相蕭何和王陵、楚漢之爭時期的統帥韓信），都有特殊關系，也就便于被功臣集團中的多數人所接受和擁戴。其三，張蒼曾經在代趙之地任職多年，尤其是曾經兩次出任代國的丞相，也就是說他與當時擔任代王的漢文帝是有特殊關系的人。其四，張蒼在漢文帝入繼大統時身為御史大夫，在群臣聯名上奏請劉恒即位時，他是領銜的大臣之一，以御史大夫轉任丞相，是很正常的安排。其五，張蒼的特長和能力之所在，是精通文書律例、善于理財，而不是以武事見長。由于以上五個原因的存在，張蒼就成為最合適的丞相后繼者。漢文帝本來就需要在功臣做丞相的大格局不變的表象之下，實現由強勢丞相到弱勢丞相、武力丞相到文職丞相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此時的張蒼是漢文帝最符合內心需要的丞相人選。漢文帝的高明處，就在于適時地把張蒼推上了丞相的位置。時光無情，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團的高層人物大多凋零，強勢人物無多，這是客觀的情況；至于文帝選擇張蒼為相是否另有深意，健在的功臣集團成員都未曾多想，即便有人看到什么端倪，帝強臣弱的大局也無法更改了。文帝高居端坐，政局保持著穩定。

在陳平和灌嬰先后病故、周勃被有效壓抑之后，漢文帝又巧用張蒼，僅僅用了四年的時間就完全控制住了功臣集團。不得不說，文帝即位后對功臣集團的“區別對待”“打拉結合”的處理方式，在短期內就收到了很明顯的效果，表明這位新皇帝的“御臣之術”相當高明。

五是對宗室成員的區別對待，尤其是對齊王劉襄三兄弟的有意壓抑，從“人情”而言，很寡情；從政治運作而言，很高明。在“誅呂之役”中有首難之功的齊王劉襄，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但是受到了功臣集團和漢文帝的雙層壓抑，在漢文帝元年（前178）郁郁而死。朝廷還賜給了劉襄一個“惡謚”——“哀王”，帶著政治恥辱的色彩而結束了他的一生。劉襄的兩位弟弟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都受到文帝的刻意壓制。劉章在“誅呂之役”的關鍵階段，立功甚偉；劉興居在文帝入宮之前，自告奮勇主持“清宮”之事，對文帝是有“先驅掃蕩”之功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文帝即位后發布的詔書，才會對劉章、劉興居兄弟多所褒獎。其后不久，文帝了解到了齊王三兄弟“里應外合”討伐呂氏的內幕：他們的本意是要推戴齊王劉襄做新皇帝！劉章、劉興居兩兄弟就被文帝視為異己力量，必須加以整肅了。劉章、劉興居兄弟都不是昏庸之輩，對官場角力的奧妙了然于胸，當然懂得文帝在刻意壓抑他們，認定自己被欺壓，所立的大功被抹殺，他們對漢文帝充滿了失望和怨恨。劉章尚能顧全漢家朝廷的大局，未曾公開進行反抗，但是，心中也難免怨恨不已。以劉章的英武之氣，卻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受制于大局既定而無法反抗，他心中的怨恨之深，后世論史者都不難想想。任何人，長期在壓抑而又無奈的環境下生活，大多會身患重病而不治。漢文帝三年（前177），一代宗室之雄城陽王劉章去世，年僅25歲。回顧劉章在呂太后當政時期為劉氏宗室保持一份尊嚴的英姿勃發，在“誅呂之役”中喋血宮廷的剛毅果敢，再看劉章的郁郁而終，論史者往往都對他秉持幾分同情。劉襄、劉章先后病死，三兄弟當中唯有濟北王劉興居尚存。這位劉興居在漢文帝入宮之前，是自告奮勇為新皇帝“清宮”的人。據此推測，論及敢作敢為，他應該在其兩位兄長之上。劉興居不愿意按照他的兩位兄長的方式，在漢文帝之下茍延殘喘，一旦有機會（即便是這個機會沒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他也要向漢文帝發起反攻。因為在濟北王劉興居看來，新皇帝就是忘恩負義并且手段陰狠的家伙。對這樣的皇帝，發起不計成敗的反擊，或者就是拼死一搏的反擊，是劉興居認定的大義所在，也應該帶有為劉襄、劉章兩位兄長討還公道的意思。就在劉章病死后不久，發生了匈奴入侵中原的緊急事態。濟北王劉興居借機起兵，擺出了與漢文帝決裂的姿態。從前文的分析可見，劉興居的起兵，不見得是存心背叛劉氏天下，很可能就是向漢文帝發難。劉興居的封國僅有濟北一郡，他可以指揮的軍隊力量有限，再加之，并未聯系到其他郡國的實力人物做盟友，所以，劉興居的起兵，明顯是倉促起事，帶有孤注一擲的色彩。而漢文帝的反擊部署很周備、高效。濟北王劉興居戰敗被俘，自殺身死。濟北國因為有叛亂之罪，被朝廷廢其封國而收為漢朝廷直接統治的一郡。

另外一位地位重要的諸侯王——高祖劉邦的少子、漢文帝的同父異母弟弟淮南王劉長，也在經歷了恃寵而驕、擅殺大臣、謀反、死于流放途中一個復雜的過程，退出了歷史舞臺。從漢代的民間輿論開始，一直有人批評漢文帝對于劉長之死是有意為之。

這五個步驟完成之后，漢文帝的統治權威就確立起來了。不論是功臣集團，還是宗室集團，都無法對他形成有效的制約了。就此而言，漢文帝確實是權力運作的高手。

漢文帝像

歷史研究只能做“一級推測”

澎湃新聞：秦漢所留史料不多，您在書中也謹慎地進行了一些推測。在進行合理推測時，是否有已知歷史結果反推原因的風險？這樣是否會抹殺其他可能性？

孫家洲：在歷史研究中，應該允許做“推測性研究”。在政治史研究中，尤其應該允許這樣的空間存在。借用胡適先生很有社會影響的一句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以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其實，“大膽假設”就是推測性研究的另外一種表達。我曾經對指導的研究生說過類似的觀點：歷史學研究應該允許“推測”的存在。但是，應該有幾個注意事項：其一，推測要建立在尊重理性、符合邏輯的基礎之上，不能“獨出心裁”地推測。其二，推測，只能做“一級推測”，也就是在占有和分析若干相關信息的基礎之上，做出某種推測性的結論；不能做“連續性推測”，也就是不能在你推測的結論上繼續做推測。其三，對于自己推測所得的結論，一定要“回頭檢核”，也就是努力排查是否存在著與自己的推測結論相沖突的材料？如果有，此前的推測就要謹慎成文了。

推測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可以自信：它應該如此，它很可能如此……但是，不敢輕易地說：它必定如此。推測的結論，是否完全符合真實，作者和讀者都沒有判定的能力，只能是見仁見智。前面問到的“風險”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明乎此中的道理，在使用推測研究歷史問題是，就應該更謹慎、更理性，在主觀立意上，盡力使自己的推測在“常識”的范圍之內，以求盡量較少失誤。

澎湃新聞：您寫這種“大家小書”有什么心得？歷史學者是否有普及歷史的義務？

孫家洲：首先，對于“大家小書”這個提法，說一點自己的看法：我從來不敢以“大家”自居，我喜歡的表述是：專業研究者為非專業讀者提供的大眾讀本。

如果說到“寫作心得”，感覺此類著作其實并不好寫。文字的表達，必須是通俗易懂的；但是，不能寫成“歷史演義”，更不能出現“戲說”歷史的成分。每一個重要問題的分析和表達，不僅要有扎實的史料記載為其基礎，而且應該體現出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意見，最好有作者自己的判斷。

我們通常所說的專業的歷史論著，有許多“學術規范”要遵守，撰述當然不容易；但是，大眾讀物有的問題也不好處理。如：對原始史料的運用，在專業論著中，直接引用、注明來源即可；但在大眾讀物中，就不得不想到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有的讀者對古漢語的理解能力可能有限，原文征引，就有可能影響到閱讀效果。對這樣的問題，我注意在三個方面做出不同模式的處理：其一，盡量把引文出現的背景解釋清楚；其二，對一部分較為難懂的文字，提供符合原意的釋文，凡是做了如此處理的史料，我使用括號加注的方式來表示（參見《史記……》），也就是提醒讀者：出現在這里的文字并非原文。其三，對另外一部分很經典（一經翻譯則韻味盡失）而且難度不太大的史料，我直接引用原文，但是不做大段的征引而是保留最精華的部分。凡是如此處理的文字，我在括號內注明史料來源時，就不出現“參見”二字。對引文出注的不同處理方式，算是本書寫作過程中的“自我作則”了。

另外，在專業論著中，對有的相關問題，我們可以用“附錄”來處理；但是，在一本十多萬字的大眾讀物中，再出現“附錄”，于體例而言似乎并不妥當。于是，我設計了“延伸閱讀”這樣的體例安排。把一部分內容相關、閱讀后可以增加對正文的理解，但是受制于本書正文討論問題預設的年代之外、獨立性較大的文字，寫入正文而有所不便的文字，分別“掛”在了相關文字之下。讀者愿意閱讀，就會自有收獲；讀者不愿過多涉獵枝蔓旁出的問題，也可以越過這些文字而只是閱讀正文。我感覺，這也是我用心做的一種“技巧性布局”的安排。

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當然有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我們的前輩先生，有很多人做過這樣的事情。我本人也愿意繼續做類似的工作。至于用這樣的敘述方式，寫整個漢朝歷史的通俗讀物，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設想。更大的可能性是：選取我自己感興趣的某個歷史時段、或者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做政治史的梳理和解讀。不預設規劃，隨意而為，應該是我退休后的寫作狀態。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