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復興的道路上，沒有盟友但不缺朋友。

最近《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雖然在復興（return to greatness），但卻孤獨（lonely）。言下之意，中國沒有朋友。筆者近幾年一直在思考中國外交，基本的判斷是：中國在走向復興的道路上，確實沒有盟友，但并不缺朋友，這既是因為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在所處的時代環境，更是因為中國的主動選擇。

歷史傳統。基于基督教一神論、羅馬法精神與希臘形式邏輯思維，西方文明習慣從二元對立的觀點看問題與世界秩序。因此他們在外交上偏好結盟，以便通過強制性機制來約束乃至同化盟友，并對抗乃至戰勝非盟友。同時，他們堅信任何國家都持類似的外交理念，因此必須圍堵乃至瓦解崛起國。這是把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基督教擴張史等同于人類普遍史，把自那時起五百年來基督教文明圈的外交理念等同于普世外交理念，而沒有意識到五百年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個比較短暫的時期，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外交理念與世界秩序觀。

中華文明的成熟期，從地理角度看在秦朝，從價值觀角度看則在漢朝。主要基于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中華文明習慣以二元相互轉化的觀點看問題，主張構建基于禮治的世界秩序，因此外交上很少結盟，而主張國家間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彼此間關系的親疏遠近，即具有圈層特征的“五服外交”（編注：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見《尚書·禹貢》）。外交操作上強調“禮不往教”“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就是說，堅信自己的價值觀與文明程度的吸引力，但不把自己的價值觀與制度強加于人。

時代環境。過去五百年里，先是一些歐洲國家以武力手段通過殖民擴張成為全球性帝國，后是美國借助世界大戰與構建同盟體系成為超級大國。隨著時代的變化與核武器的出現，中國既不可能重走歐洲國家的老路，也不可能復制美國的做派。實現文明復興的可行選項是：以他國可接受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合作的過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

在近代被拉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過程中，中國曾經有過結盟行為，但并非系統性與持續性的行為，而且結盟的客觀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旦條件具備，中國就放棄了結盟外交，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體現為不結盟外交，八十年代體現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九十年代以來則是伙伴外交。伙伴者，朋友也。

中華文明是一種區域文明，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響，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種全球擴張的基因（歷史上，一神教把人分為教徒與異教徒，認為教徒是神的選民，有義務與責任通過軟硬兩手讓異教徒皈依以便“蒙主恩寵”，這是歷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頻繁爆發宗教戰爭的主要原因），因此很難成為一種全球性文明。或許與此有關，中國領導人反復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是要取代誰”。但西方國家還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接受這一點。

中國的朋友圈。伙伴外交與上述基于禮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而且適應當代世界的需要。走在復興路上的中國堅信，與結盟外交相比，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選擇，也更適合自己。因此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推行伙伴外交，并且越做越順手。迄今為止建立起伙伴關系的國家、地區或區域組織已經達到112個。這一數量無疑還會繼續增加。伙伴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顯著特色。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后，中國外交風格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但“結伴不結盟”的外交宗旨并沒有改變，未來也不大可能改變。

不爭的事實是，西方國家偏好的結盟外交是全球少數國家的選擇，大多數國家選擇不結盟外交。193個聯合國會員中，有120個是不結盟運動成員國，它們絕大部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等7個國家是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國。

小結。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的研究與了解要多于西方對中國的研究與了解。現在，世界已經步入“多種文明之間又競爭又合作”的長周期。因此，西方有必要超越幾百年來形成并固化的“基督教本位觀”（或曰“以基督教文明視野看世界”的藩籬），學會換位思考，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華文明與當代中國，讓中西方關系基于比較準確的判斷與比較牢靠的基礎，從而減少誤解與沖突、增加合作與互利。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