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下旬，在一場智庫舉辦的中美關系圓桌討論會上，一位美國國務院前高官不無沮喪地問道：“我們兩國之間還有可合作的共同點呢？”他的發問反映了一種日益普遍的看法，也投射出雙方共有的挫敗感——太多值得與會者關注的雙邊事務處于停滯狀態，交流也無法取得任何有意義的進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后不久，特朗普政府即發布禁令，禁止中國游客進入美國。這本是控制未知致病病毒傳播的常規性做法，但此后事態急轉直下，雙方陷入無休止的口水仗中，再次印證了“屁股決定腦袋”那句老話。

特朗普對華政策轉向全面對抗之后，中美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急劇萎縮，包括公共衛生、技術開發與貿易、糧食安全與能源貿易，以及司法合作等方面。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控制，中美之間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雙輸的競爭之中，而所有直接或間接卷入的國家都將受到損害。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抱怨美國的政策，而是想提醒讀者，未來修復中美關系的努力可以從上述領域開始，因為它們無疑與兩國的民生福祉直接相關。

公共衛生合作的終結

中美公共衛生合作可以追溯到兩國之間的第一份正式條約，亦即1844年的《望廈條約》。該條約首次允許外國人在租界口岸購買土地建造西式醫院。此后列國紛紛效法，與清政府締結類似條款。中國醫療現代化由此發軔，而美國則是這一進程最長遠、最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半個世紀后，中國醫生伍連德赴美講學。伍連德系劍橋畢業的醫學博士，曾奉命防治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并于四個月內成功控制了疫情。在美國，伍連德向同仁介紹了一系列的傳染病防治措施，包括戴口罩、將感染者與其家人分開，以及在疫區實施隔離等。根據業界傳說，伍醫生為防疫而設計的口罩正是今天我們所佩戴的口罩的原型。

上世紀以來，歐美的醫學出版物為包括中美專家在內的作者聯名發表論文提供了平臺，對國際醫學衛生知識的普及做出了貢獻。隨著雙方醫學和醫療交流的展開，兩個國家、兩個社會都從中受益。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的干涉之下，兩國的疾控中心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得到升級的專業機制遭到破壞，雙方公共衛生機構間的合作趨于停滯。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方針下，以往與中國的公共衛生合作被定性為一種“自損”，相當于把中國培養成美國更強有力的對手。顯然，這與通過相互保護而增強自保能力的國際衛生合作邏輯是相違背的。2019年夏天，特朗普撤銷了美國疾控中心駐華傳染性流行病專家的崗位。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當新冠肺炎疫情同年冬天在中國爆發時，美國的公共衛生專家無法通過參與現場應急而獲取第一手的資料。

特朗普政府在攔阻中國技術發展的時候，并沒有對戰略技術和通用技術加以區分——前者指那些足以使它們各自的公司在全球市場中勝出的逐利性技術；后者則是類似疫苗研制這樣對防治大流行和地方性流行病必不可少的普惠性技術。不管怎么看，扼殺為人類謀福祉的科學交流，包括全面終止中國的富布賴特學者交流計劃，都是沒有道理的。即使是在戰爭狀態下，就像中美曾經經歷的那樣，公共衛生領域的交流也不應該被終止。

技術出口限制

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可追溯到特朗普上臺之前——事實上，可以一直追溯到1940年代的中國內戰時期。過去數十年，中國政府曾嘗試勸說美國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以改善兩國貿易不平衡的狀況，但未果；這或許是促使中國政府部門推出“中國制造2025”的動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制裁華為及中國其他高科技企業的做法，難免也讓中國意識到，基于地緣政治思維的排斥，而非競爭，才是美國行為邏輯的出發點。

在美國政府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一周后，總部位于紐約的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宣布禁止作為會員的華為員工擔任其旗下期刊的審稿人。由于業內的抗議，這一決定很快撤銷了，但其影響遠未消弭。當然，IEEE管理層可以辯解說他們只是遵守美國的相關法律，過去也曾對協會在伊朗、蘇丹、古巴、朝鮮、敘利亞、委內瑞拉和烏克蘭的分會和成員采取類似措施；并且，電信技術確實是軍民兩用技術，而任何企業和專業實體都應該遵守所在地的法律和法規。

然而，這項制裁令顯然是政治驅動的，因此而妨礙乃至阻止電信及關聯技術的發展，這樣做也符合IEEE“多元化、平等及包容”的宗旨嗎？即便從企業間競爭的角度看，中國工程師對美國技術了解的越多，對美國公司拓展在中國的市場不是越有利嗎？中方資助下的技術思路取得突破，經由IEEE平臺發布及共享，不也能使其美國同仁受益嗎？IEEE固然擔心可能違反美國政府的制裁令，但其“華為禁令”及其對其他專業協會產生的蝴蝶效應，卻向中國人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科研國際化是死路一條。

被阻斷的司法合作

自美國司法部于2018年11月啟動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以來，截至2020年2月，聯邦調查局已發起近千項針對中國公司的調查，渲染出一種無所不包的“中國威脅”，甚至只有與中國有些捕風捉影關聯的實體都被抹上了一層疑似犯罪色彩。當然，在跨境司法糾紛中，美國并不是唯一追求“威懾”、“無害化”、“矯正”及“報應”的國家。

中美司法部門的互動在特朗普上臺前就談不上和諧，特朗普強硬的對華政策則令尚存的合作在2017年也終止了。美方啟動“中國行動計劃”，雙方司法界就更無緩和關系的余地了。針對中國公司的調查一旦啟動，會持續數年的時間。而由于這些調查和訴訟本質上屬于國內法的范疇，卻要求中國方面當成國際準則去服從，客觀上刺激了中國，強化了中國國內要求反制和不合作的聲音。

理論上，立法和執法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現實中，一國認定為“反制”或“自救”的舉措，在另一國看來卻可能是違法的，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沖突，也令法律和政治的邊界日益模糊。不僅如此，美國越來越多地要求其他國家加入，針對中國實體實施二級乃至三級制裁。兩國競爭中這種將國內法凌駕于世界的做法，對于國際司法互動中的和諧合作目標實無好處。

糧食和能源安全中的“風險規避”

美國以“國家安全”之名對中國實施的制裁，肉眼可見地影響了那些涉及“敏感”技術的公司和個體。關于兩國“脫鉤”的討論也讓人想起尼克松訪華前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年的貿易禁運和經濟封鎖。

2020年春，中國政府將確保糧食和能源供應列為國家經濟政策的六項底線任務之一。從經濟理性的角度看，填補糧食缺口最便捷的方法是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放在中美剛剛簽署“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然而，由于擔心美國將糧食出口武器化，甚至阻止其他國家對華出口糧食，中國反復強調提高糧食的自給率。其實，美國雖然嘴上說“糧食權力”，但這幾十年來很少把谷物出口當成外交武器。然而，中美關系的全面惡化迫使中國追求一種不利于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

在能源安全方面兩個經濟體的互動機制也受到了損害。貿易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認為，公司及/或行業內貿易有利于對沖世界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即便沒有疫情所導致美國液化天然氣產量的下降，其出口能力因出口碼頭建設投資不足而受限，有外資進入的空間。中國方面則可以通過開放其液化氣接收港投資、向外資開放最終用戶銷售渠道來通過雙向市場參與而穩定長期能源貿易。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嚴防中國資本進入美國基建項目，這種產業縱向一體化的構思也成了禁忌。

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中國繼續使用煤炭，而不是加速向較清潔的液態天然氣的燃料轉型；這樣一來，中美兩國社會都沒有在化石能源消費環節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什么有意義的貢獻。一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們反復指出，家庭及工業造成的碳排放是造成極端天氣頻發和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眼下，衛生科學家們正在辯論氣候變化與新冠病毒之間可能的關系；而不管科學結論如何，相關研究確實表明，隨著氣溫升高引發動物遷徙和其他自然生態變化，大流行的風險正在增加。

結語

一位總統的一個任期足以啟動一種政策選擇模式，無論2020年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如何，這種模式的諸多方面都將延續到下一任的美國政府那里。與其單邊主義的總體傾向不同，特朗普在推行其對華政策時，頗為注重盟友的作用，包括強化它與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新西蘭之間的對華“五眼同盟”；而這四個國家也都明確表示會站在美國一邊，對付中國。這樣的做法很容易讓中國人聯想到被列強“半殖民”的歷史，激發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于西方要求的國內政治變革也會感到只有抵觸才能自保。

當然，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乃是中國與世界互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美也的確在諸多方面存在競爭關系，其中一些互動已經對各自社會都造成了損害。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的競爭才剛剛開始，那就是進行自我反思和政策調整的能力，唯有具備這種能力，雙方才能避開雙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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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道炯，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英文版刊于Asian Perspective, Advance Publishing, Vol. 45, no. 1。“澎湃”經作者授權編譯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