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士敏，祖籍貴州，生于云南昆明，原云南大學人類學系、歷史系教授，1983—1993年于《云南民族學院學報》(現《云南民族大學學報》)任編輯，1993—2012年于云南大學任教，是中國經濟史、哲學人類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在紅學、儒學、詩學等領域也頗有建樹 ;主要學術專著有《中國儒學導論》《哲學人類學導論》;主要學術論文有《早期中國文化之發(fā)展與儒教》(中國臺北《孔孟月刊》)、《儒學還原》(北京《中國哲學史》雜志)等。

采訪者:羅寧，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專業(yè)2015級碩士研究生;陳瀅至，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專業(yè)2016級碩士研究生。

參與：你道人類學為何物?你道人類學家是什么?

采訪者 : 人類學當時對大家來說可能還有點陌生，顧老師能說說當時的人是怎么看待人類學的嗎?

顧士敏 : 一九九幾年那個時候人們對于人類學的認識是很空白的，這種空白我用一個經歷可以做一個說明。事情發(fā)生在1994年我做人類學系班主任的時候，當時在東二院三棟有個招生的桌子，那個時候我堅持每天守在那張桌子前面等學生。別的老師會覺得有點奇怪，但是我跟他們說我這么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當時送學生到這邊來的家長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什么叫人類學。家長第一句話總是問我，這個學科是做什么的?是不是搞計劃生育的?可見人們對于人類學理解上的空白。

其實一直到現在，整個社會對人類學都還是很陌生的。讓我說，其實就一句話，這門學科就是研究人類如何生活的一門科學，人類分屬不同的族群，才有既定的時空、習慣，在不同族群中，就有不同的語言、文字、文化習慣，我們對異文化的體驗。所以很多東西放到我們學科里面都不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原本不是搞這個學科的人，最后都能在這個學科里做出成績。這門學科的很多大家都不是本專業(yè)出身，田汝康原來在復旦大學搞考古學，林超民是搞民族史的，尹紹亭原來是學環(huán)境保護的，但是你看他們最后都在人類學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采訪者 : 您提到了很多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您覺得這些做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身上都有哪些特性?

顧士敏 : 百折不撓，不畏艱險。像我們這一代的人，一直做人類學研究當時在中國并沒有這個條件，或者說在我們那一代這樣的機會很少，甚至將來也很少。比如很多歐美學者可能在非洲一直做下去做一生，我認識日本的一個人類學家做大理白族的研究，能夠說一口非常地道的大理雙廊話，所有的俚語都熟悉。其實俚語對于很多研究來說都是既重要、又很困難的一個點。比如說詩詞用其他非母語的外語在很多時候就無法翻譯出妙處，大家雖然能侃但他未必能聽得懂那些俚語，其中那些幽默奧妙和外人聽不懂的地方反而是最精彩的。像人類學者就能在這些地方做好，我知道的那個日本學者就是這樣。

八九十年代那個時候，是中日蜜月期，人類學方面隨時都有日本學者來，有專門研究藏族的日本學者，看到藏族馬上就能用藏語和別人交流，不得不承認有些方面日本人比我們做得細致。當時很多女生到香格里拉藏區(qū)，不能吃酥油茶，買了洗衣機回去不能用，因為藏族人不怎么洗衣服，那些女生一開始不喝酥油茶，很不合群，過了三四天后卻主動去找酥油茶喝，因為無法排便，很多人就是飲食關都過不了。

做人類學就需要這樣的一種精神，不屈不撓，堅定信念，一生都撲在上面。遠的不講，費孝通結婚以后帶著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廣西考察，他是浙江人，結果到了廣西他妻子就再也沒能回來，掉進了捉老虎的陷阱里；像云南大學的江應樑先生，廣西人，到云南來后，第一次寫出了車里的白彝、沙甸的回族屋，最早的社會調查，人家是用了畢生心力在做。江應樑先生一輩子做傣族，江應樑先生的兒子在云南民族大學，后來還娶了個傣族媳婦，還繼續(xù)研究傣族。很多人和他在當地所研究的民族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基礎，因為既然想做這個事，必須先扎進去。

像宋恩常先生，被稱作“東方的摩爾根”，云南民族調查的時候，他是組長，費孝通是副組長，宋先生做講座時就說雖然他被稱作“東方的摩爾根”，是研究婚姻家庭的專家，但他平生沒結過婚。那批專家留下很多人：第一次留學西方的學者，費孝通、吳文藻他們；第二次民族調查的宋恩常、汪寧生他們，他們當時所做的研究留下很多影片；第三次就是林超民在云大恢復人類學專業(yè)，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他們身上都表現出這種百折不撓，不畏艱險的特性。

另類人類學視角：中國傳統(tǒng)文學與人類學的一次親密接觸

采訪者 : 顧老師是一個國學功底很深的人，從您對于中國哲學思想史的梳理及對《紅樓夢》的研究就可以看出來，那顧老師可不可以從這個角度談一談云南大學人類學這個學科的發(fā)展?

顧士敏 : 前面我說過，人類學是一個很有包容性的學科，所以其實在人類學論文的書寫的時候也可以活潑可愛，不必要局限于一個很固定的模式里。我主張研究生的論文一定要寫得有感染力，要生動，千萬不要死板。比如我看到的《我和普者黑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就寫得很有意思，這個名字就很吸引人。

我1982年到民族學院，1993年回來，2011年我回來后，熟人問我云南大學好不好玩，我說不好玩，還是民族學院好玩，少數民族就是吃吃喝喝，云南大學不好玩，就是擦肩而過，彼此不講話，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鉆研學問。雖然如此，但是云南大學所體現出來的包容性卻很好，好的大學就是能融匯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化。人類學系也應當能包容。但這并不是說一味地包容所有的東西，做人類學的看待一個問題應該既要有包容性地看，也要有自己人類學的視角。比如我們在考慮是不是傣族這個問題，其實它涉及的是自我認同的相關問題。可能都叫傣族，但實際上差異卻很大，如區(qū)分旱傣和花腰傣，西雙版納的傣族和德宏的傣族都不能溝通，西雙版納的傣族管小姑娘叫小樸少(音譯)，德宏叫小公因(音譯)。很多地方語言文字不一樣，但是不可否認，它們兩者都是包含在一個叫傣族的大民族之下的。現在云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的院長，他和他妻子都是傣族。他的妻子在廣播電視臺工作，電視臺的人拿她打哈哈，說傣族小姑娘十六七歲開始成人了，晚上就有帥哥用花毯裹著談戀愛。在這個問題上，人類學家米德就寫過《薩摩亞人的成年》，青少年時代性自由，不會導致憂郁癥，所以說明憂郁癥是一種文明病，這個其實也就是一種人類學家的視角。有人就說傣族小姑娘太劃算，沒有父母管教多么快樂，但是其實并不完全是這樣，至少在這個在電視臺里工作的傣族女人那里不是這樣，她既不是版納(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傣族也不是德宏州的傣族，她家鄉(xiāng)是在隴川，但是每天被取笑著也就習慣了。后來座談會上有人說小青年沒有拘束摟摟抱抱，她就說你們漢族老大哥談戀愛要先進得多，傣族談戀愛還要個毯子，你們是連毯子都不用要，也是狠狠地還擊回去了。這個就是風俗和習慣，很多人對于生活中的風俗習慣處于潛意識或者無意識的狀態(tài)里，就像小說中的意識流一樣，只有在人類學中才會發(fā)現它的真的意義，“每個東西都不會憑空而來”。這就像我們剛才說的瑪格麗特·米德寫的《薩摩亞人的成年》，很多地方具有這種公房制度，允許少男少女的性自由，避免很多沖突。最近我在看蔣勛說紅樓，他將整個紅樓解讀成“是青春的騷動”，這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人類學的看待問題的角度。

采訪者 : 顧老師提到《紅樓夢》，可以看出您非常喜歡《紅樓夢》，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與《紅樓夢》之間的那些事嗎?

顧士敏 : 我記得我曾經在農場的時候就很愛看書，白天沒時間看就晚上看，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我女兒小時候。當時她8點多鐘要上幼兒園，晚上要領著她睡著，三四點我又起來看書、寫文章。我很喜歡這樣，因為那時候安靜，腦子好使，白天紛紛擾擾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當時一家四口(包括弟弟在內)擠在一個12平方米的房子里。后來弟弟結婚要用房子，我們只好搬出來，算是無家可歸了。也正是因為沒有地方去，所以天天待在省圖書館看書。有時候我會在省圖書館或者農場看一整天書，有時候也會買點便宜的書，新華書店外面地攤上有幾分錢一本的書。后來讀了不同的《紅樓夢》的版本。

跟周汝昌先生建立聯系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當時我在省圖書館看他的書，看了書有些想法，然后就寫信給他，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他的編輯將信送到他府上，后來他給我回了信。當時很迷《紅樓夢》，買了很多版本，自己研究《紅樓夢》，我跟他通第一封信的時候，毛澤東還在世。后來我1981年到北京去他家，1986年他來貴陽開會我也與他會面了。

我可以找找當時跟他通的第一封信給你們看一下，你看，這個第一封信“顧士敏同志，十卅來信今晚由出版社轉到，讀后很感動，也很慚愧，如果真如你所說，拙著對你的思考以及對你的問題小有幫助，實在深感榮幸，請將大稿掛號寄出，是否不太長，如果有條件，盼能用復寫紙謄清，字再放大些，將藍靛紙下面的一份副本寄給我，以便病目，正本可自留做存底之用，希望這樣，但假如你時間條件有困難，再想變通辦法......通信草草，如有怠慢......xx胡同”。信是寄到《民院學報》編輯部的。后來的信就是“xx吾兄，貴陽匆匆一聚......”再后來，周汝昌先生每出一本書都會寄給我。

采訪者 : 顧老師能聊聊您對《紅樓夢》的研究嗎?

顧士敏 : 其實說起來對紅學的研究，我談不上，因為在云南這個地方，資料非常缺乏，不像他那樣，燕京大學，又是英文極好的老先生，還得到胡適的指點。當時《紅樓夢》最早的祖本就在胡適手里，后來被帶到美國去了。我們這一代要在學術上做出成就好像都有兩個特點：第一反潮流，第二就是得到高人的指點。你看，林超民老師有方國瑜先生指點，尹紹亭受杜玉亭指點，我算是得到了周汝昌先生和李埏先生指點。這個里面規(guī)律性的情況，就是如果你要有所成就，主客觀要結合，一定要有人指點。根據主客觀條件，就要走出自己的路。第二就是總有一些人在文化上起著“薪火相傳”的作用，只有這樣文化才能傳承下去。有時候，“自古傳芳名儒賢士”需要主客觀的機遇。我當時自己主觀條件，就是一生讀書，不結婚不富裕，只要讀書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種選擇。這也是為什么當地農場里的人問我是不是想要跟書過一輩子的時候我的回答。生命的意義就在于選擇，存在主義的名言，存在就是被選擇，世界上沒有兩滴水是相似的，所以更不存在兩個生命是相似的，所以我們就要強調個性，有人指點，就會立下志向，就會為文化做出貢獻。就像《士兵突擊》里，士兵許三多說人要活得有意義。

當時的文化時局大范圍地打擊傳統(tǒng)文化，但是有那么一幫反潮流的人卻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要去看書，肯定傳統(tǒng)文化。我并不算是反潮流主義者，我去看那些書完全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傳統(tǒng)文學像《紅樓夢》，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與周汝昌先生的交流也使得我受益終身。因為《紅樓夢》當時的祖本被胡適先生帶到美國去了，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其他的本子，但也算是接觸到了。

采訪者 : 顧老師不光只是喜歡《紅樓夢》，還做過中國哲學思想史方面的梳理，那顧老師您是出于什么樣的心態(tài)想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梳理呢？

顧士敏 : 一是當時大學生的狀態(tài)，特別是“文革”時期的很多大學生都不知道儒學經典，這一點很可悲。此外，還有一點就是我從1984年起就開始上中國思想史這門課，一直上到1992年。當時云南大學找我也是希望我過來上這門課，因為當時云南大學歷史系沒有這樣的課，所以我過來以后就一直上這個課。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個經歷，所以我也想要做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梳理。一來是鼓勵了后學，二來是我自己的興趣，有時候用人類學的視角去看待有些問題會覺得特別有意思，就像前面提到的：“青春的騷動”。

時代寄語 :一個人的夢和一個人的追求

采訪者 : 那您看您這一代學者和現在的年輕人有什么區(qū)別呢？在做學問方面又有什么特性呢？

顧士敏 : 我們那一代人比較復雜，你們呢很單純。

我們那一代人當時30上下，那時候就有人說這一代人出不了雷鋒，太復雜了，但是他卻正像寶石一樣，因為它具有一些雜質，但也正是因為這個會使得它更堅強更璀璨，更具有它內在的光與熱。因為這一代人就沒有一帆風順過，坎坷歲月、蹉跎歲月造就了他們。不過這個經歷看下來并不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壞事。像你們學生的父母親跟你們說過最多的話就是太幸福了，沒有吃過苦，有時候要自討苦吃，吃點苦是有必要的。不然就沒有韌性，就是一顆玻璃心，易碎，雖然心有千千結，但自己永遠解不開的話就太可怕了，人有時候要自我說服，要學會妥協，才能實現自我。

人有這幾層的需要，安全、愛與被愛、尊重與被尊重、自我實現。就像現在有人說的，有一些小青年為什么喜歡飆車，因為念書的時候就是學渣，出來找工作之后有點錢，買一輛摩托，他們就在飆車中實現自我的價值。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度，任何人都不可能隨心所欲地生活，但要在有限的范圍內盡可能地達到生命的高度，這才不會枉為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理想和現實合為一體，因為如果說你的理想是一個音樂家，但現實中你只能銷售電腦，那就很痛苦，理想和工作合為一體，就更加的幸福。幸福不是嫁到迪拜的中國女孩一天兩萬元的零花錢，我認為幸福就是理想現實的合二為一，你要仔細區(qū)分理想，理想就是合理的夢，不是幻想也不是空想。是要能夠實現的，我一定要去實現的，我就踏實地追夢。這也是我對于像你們這一代的年輕讀書人的一點經驗之談。

采訪者 : 前面顧老師在講自己的經歷的時候可以看得出您是非常愛“書”的一個人，那您能談談您是怎么看待讀書這個問題的嗎?您對后學又有哪些寄語?

顧士敏 : 就三個字 :“多讀書”。

我記得那時有一個研究生去念江應樑先生的博士，江先生就說先去念100本書再來說話，不然面目可憎、言之無物。后來學生問他別的專業(yè)的書算不算？金庸的算不算？江先生說算，什么書都要念。多念書就是，千萬不要只會念專業(yè)書，特別是人類學、民族學，就是要念各種的書，像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等都是要看的必讀書目。當時的云南大學就有很多同學探索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意義，這樣就會非常有價值。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存在即合理，任何存在都有它的價值。多讀書，你自然就能看明白很多東西了，這些東西的合理之處在哪。

有人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一命，其實也就是說出身，它是無法選擇的；二運，若要實現自我，這里面有些叫作運氣的東西，當然，這也是無法把握的一點；三風水，這里說的是當生命資源非常匱乏，但是仍然能將自己的人生演繹得風生水起，生命困乏但仍然能自得其樂、自得其所的一種東西；四積陰德，說的是人的善良的本性，要行善，也是人們常說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五讀書，讀書以后怎么找到超我，這個也是一個人身上最能體現其修養(yǎng)和修行的地方，其實讀書不僅僅是說“讀書”而已，讀書還是一種生活狀態(tài)，一種自我修養(yǎng)的方式。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qū)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fā)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