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0年10月25日，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在首爾的三星醫院去世，享年78歲。雖然自從他于2014年突發心肌梗塞之后，公司事實上的管理已經由其長子李在鎔負責，但這位三星帝國二代掌門人的逝去還是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2020年10月28日，韓國京畿道華城，路邊紀念李健熙的標語。

與中文媒體對于李家“繼承者”們的豪門恩怨以及韓國財閥與政府新一波權力斗爭的關注相比，日本輿論的焦點則更傾向于李會長與本國長期以來的密切關系。除了大眾媒體全方位的報道之外，在第一時間就做出反應的還有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學。早大在李氏去世隔天就發布了一份聲明表達對于他的深切哀悼。作為該校65級第一商學部校友的李健熙不僅在2010年被授予了早大名譽博士的稱號，而冠了他姓名的政治經濟學圖書館在早大眾多的學部圖書室中也以設施的先進聞名。另一方面，韓國最大財團曾經的掌門人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且有著深刻的人脈絕又絕不只是個例。舉近的例子來說，同樣在今年初去世的樂天集團會長辛格浩（日語名重光武雄）在2017年接受韓國法院關于偷漏稅審判時用日語大喊“誰敢判我”可能只是坊間傳聞，但他兒子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帶著濃重日語口音的韓語以及在簽訂重要文書時總使用日本名的事實不時觸動韓國網民的神經。以李健熙為代表的韓國經濟界與日本想切卻又無法切斷的關系背后有著更為深刻和復雜的歷史原因。它們不僅在微觀上左右了單個企業的成長，更在宏觀上以包括“日韓貿易戰”在內的各種形式對國際關系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

韓國經濟的殖民起源說

與全書主體部分冷靜的議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哈佛大學教授Carter J. Eckert在其著作《Offspring of Empire》（暫無中文版，參考日語譯名「帝國の申し子」在此譯作《帝國的賜子》）引論部分情緒鮮明的批判。這本1992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圖書獎受賞作品的主要焦點是日本殖民時期朝鮮半島的資本主義發展史。Eckert的攻擊對象是在當時韓國學界作為主流的所謂“萌芽派”。這些學者認為半島的資本主義早在17和18世紀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萌芽”）。比如，開城等地的人參商人很早就擁有了遍布東亞的銷售路徑。根據這種思路，日本自1876年《江華條約》開始的對半島的滲透乃至最后的吞并被認為是阻礙半島經濟發展最大的要素。Eckert指出對于在殖民期間事實上存在的半島經濟的長足發展，這些學者們要不是選擇輕描淡寫，要不就是只把焦點放在所謂百分百由本國人控住的“民族資本”之上。在他看來，這種被民族主義裹挾的史觀是對事實的無視。在把工業化視作現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征之后，他開始了自己對韓國經濟殖民地起源的詳細論證。

《Offspring of Empire》書封

根據作者的觀點，在日本統治期最早獲得收益的是當時的地主階級。本來就擁有大片土地的他們在參與到了對日本的糧食出口之后更是得到了進一步的資金積累。但在早期，這些保守的地主還是偏向于把收益用于進一步的土地收購。而在1919年之后，地主們的投資才開始逐漸向工業傾斜。這種變化和宏觀上的政經結構變遷有著密切關系。在國內，雖然在1910年的《日韓合并條約》之后，朝鮮半島徹底淪為了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高壓統治在第一個十年顯然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1919年席卷全境的“三?一”獨立運動讓當局不得不采取更為柔性的政策。在經濟上，隨著舊《公司法》在1920年的廢除，原本處處受限的本地資本也開始進入工業領域。與此同時，在日本本土接受高等教育的地主后代在此時也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人力資本”。而在國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導致的糧食價格下跌更是給地主們把閑散的資本轉移到農業之外提供了額外動力。由此，朝鮮半島的資本主義開始走上快速的發展道路。

在《帝國的賜子》一書中，Eckert教授聚焦的核心事例是出生于今天韓國全羅北道高敞郡的金氏一族，特別是金性洙和金季洙兩兄弟。他們兩個人的發展軌跡可以說完全符合了上述半島資本家們的簡史。兄弟的父輩靠著祖上的土地在殖民開始后逐漸獲得翻倍的土地和資本。被送去日本并分別在早稻田和京都大學學習的兩人回國后正好趕上殖民當局的開放政策并以股份制的形式開創了京城紡織株式會社（簡稱“京紡”）。對于許多韓國學者來說，金家的案例不時被當成日本殖民下“民族資本”的代表來進行討論。但Eckert卻反其道而行指出了在京紡背后無處不在的日本參與。不管是京紡的成立初期還是業務拓展期，只靠金家來自土地的積累不足以讓公司在幾乎是被來自日本本土的紡織公司所壟斷的半島市場站住陣腳。京紡三種最主要的資本來源：股份，補貼和銀行貸款都得到了當時朝鮮總督府的大力支援。不僅許多殖民高官都持有公司股份；而且總督府的資金補助一度達到京紡總資本的四分之一；最后以有官方背景的朝鮮殖產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又在公司發展的每一步給京紡提供保障。到殖民結束的1945年，朝鮮半島的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10年代的2.9%成長到了近四成左右。

當然，Eckert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殖民主義辯護。雖然和當局的合作讓許多民族資本家取得了迅速的成長，但結構性的不平等也注定了他們無法和日本企業在一個公平的市場展開競爭。上文提到的京紡只能生產已經被追求精細化的日本紡織業淘汰的次級布料，而無法在南部的大城市吸引到客戶的公司只能獨自在日本資本還沒有完全進入的北部農村甚至是中國東北尋求市場。

《帝國的賜子》自然不是一本完美的書。比如，不少學者批判作者沒有考慮到許多在當時成功的民族資本在經歷了朝鮮戰爭之后都不復存在的事實。從而，把現在韓國經濟的成功和日本殖民直接聯系在一起有失偏頗。但另一方面，即使單個的企業延續不得不中斷，殖民期所留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日本資本扮演的角色顯然沒有輕易地被政治變動而打斷。在此，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窗口。

三星奇跡的日本要素

雖然許多殖民時期的大企業在日本戰敗后失去了往日的榮光，但借著“漢江奇跡”而起的韓國新財閥也并不是從戰后的“真空”中誕生的。韓國最主要的三大財閥：三星，現代和LG在殖民時期就已經開始發家。而雖然不同的統計方式可能有細微差異，但許多報告都顯示至少到上世紀80年代為止韓國一半左右的企業其創立者都有著日治時期地主階級的出身。

李健熙（右）與父親李秉喆的合影。

三星集團的創始人李秉喆就于1910年2月12日出生在慶尚南道的大地主家。雖然他比上文提到的金家兄弟的資歷晚了十年，但他成長的軌跡卻和他們驚人的相似。1929年入學早稻田政經科的李秉喆在日本本土學到了先進的管理知識。回國后的他選擇在本土產業還擁有較大發展空間的馬山以一家精米所開始了自己的商業生涯。發展初期，雖然有著來自同胞的資本合作，但他仍然離不開朝鮮殖產銀行的金融支援。和這些官方機構的良好關系也成為了他能夠從一眾小企業中脫穎而出的一大原因。中日戰爭爆發后的1938年，李秉喆以大約現在三萬韓元的資本開創了主營貿易的“三星商會”。利用日本殖民者在半島和中國東北修建的先進基礎設施，三星和其他貿易公司即使在戰爭中也取得了穩定的發展。

學者李惠美則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三星在戰后發展及其中日本影響更為詳細的梳理。根據她的介紹，1948年11月，三星物產公司正式設立。但公司的營業隨機在朝鮮戰爭中收到重創。即便如此，早在1950年，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經濟界就已經來到日本進修了為期三個月的考察并和仍處在百廢待興狀態中的日本企業結成了良好關系。

1951年1月，李秉喆在釜山重新開張。意識到相比于不穩定的貨物進口，自己主動生產更為有效的三星從1953年開始逐漸進入砂糖、紡織等輸入替代產業。雖然公司需要的資本大部分可以從國內的市場以及政府補貼中獲得，但工業不可或缺的技術沒有日本的幫助是行不通的。在三星的要求之下，日本三井物產不僅為集團旗下的第一制糖設計了總工程規劃，實際運行中重要的生產設備基本都是從日本原裝進口。而其后三星的肥料工廠更是接受了三井近4190萬美元的支持，成為了當時韓國國內最大的工程項目。在硬件之外，李惠美還提醒我們注意到企業所不可或缺的軟性制度。三星從50年代開始模仿日本戰前的財閥對組織內部進行再構筑。1959年，公司仿造三井集團在總部設置秘書室。通過它，當時集團旗下17個子企業發展方向的制定和互相之間的統合變得更為順利。

從1960年開始，李秉喆每年的年始年末都會在東京度過。通過和日本各界的溝通，他得以在第一時間把握全球市場最新的動向。李惠美在論文中引用相關報道指出三星在當時做出進入電子產業的決定正是在三洋電機會長井植歲男的強烈建議下才逐漸成型的。在新的十年中，三星通過成立合資公司成為了“漢江奇跡”的核心發動機。而日本一國的企業就占到了所有合資公司數量的一半。這也顯示了在1965年日韓恢復外交關系后兩國業界更為密切的合作。同樣的，在此期間三星對日式制度的學習也進一步加深。在李看來，最為重要的無疑是可以在多個產業領域同時負責原料、商品進口和外銷的日本型“綜合貿易商社”。在伊藤忠商事的領導人瀨島龍的建議之下，三星也擬定了自己的方案并向當時的樸正熙政權直接上書。1975年的5月19日，“三星物產”正式成立。雖然此后經營的內容有所增減，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三星財閥眾多企業中核心的組成之一。

進入80年代，隨著韓國經濟走上正軌后，企業對日本的依賴有所減少。而從三星開始進入半導體產業之后，兩國之間更為直接的競爭和對立也越來越多發。但要說日本要素完全消失卻也不是事實。1987年正式接班的李健熙繼承了父親的傳統就讀早稻田。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要想日本學習的他積極引進了日式在職教育為企業儲備人才。即使在韓國看似打敗了日本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存儲芯片出口國的今天，該產業也無法完全擺脫作為其部分原材料近90%的原產地的日本。這一現狀加上前述的歷史也成為了仍在進行中的日韓貿易戰的結構性原因。

2020年11月2日，韓國首爾，三星電子舉行公司成立51周年紀念活動。

從“黑名單”到“白名單”

如前所屬，《帝國的賜子》的作者認為1919年是半島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為了平息民眾的獨立訴求，朝鮮總督府不得不在包括經濟之內的各領域開放更多的機會給被殖民者。但他也同樣提醒我們，試圖把民族資本家拉攏到統治的核心從而分化半島民眾其實是這一策略的另一面。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民族資本家們與殖民者的合作多少是出于真心想要“賣國”，多少是因為形勢所迫，又有多少是抱著想要“曲線救國”的企圖。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與當局的合作在戰前給他們帶來了實質的收益而在戰后讓他們惹上了看似是無窮盡的麻煩。

在今天的韓國政壇，給對手貼上“親日派”（在韓語里這三個漢字所包含的批判意味遠大于中文語境）的標簽無疑是最好用的攻擊手段之一。對于這些在日本統治期間背叛民族的殖民合作者們的討伐其實早從戰后不久就來開了帷幕。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大韓民國初代總統李承晚在任期內就通過了《反民族行為處罰法》并在1948年10月開設了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特別裁判機關一共整理了559件事例，其中221件被起訴，最終包含死刑在內共有12人被判刑。但李承晚的清算在當時政權并不穩固且南北對峙加深的情況下顯然不夠徹底。此后韓國不穩定的政權更迭讓相關問題沒有再次得到系統性討論。但在韓國社會，特別是民族主義者之間，對“親日派”的討伐不曾中斷。他們最常用的一種手法就是發布各式各樣的“親日名單”。比如2002年的2月國會內的“民族精氣議員會”就發表了總共包含708人的“親日派”名單。2005年8月，民間團體民族問題研究所更是出版了包含3090名“親日家”的大詞典。其中收錄的人物上到首相、參謀長，下到畫家甚至是韓國國歌的作曲家，可謂涵蓋了殖民社會的方方面面。

很快，對于“親日派”的梳理超出了“紙上談兵”的范疇。2004年3月，盧武鉉政權通過了《親日反民族特別法》從而得以在政府層面認定民族叛徒。2005年底，國會更是制定了《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國家歸屬特別法》。只要被改法認定為在韓國獨立前靠著反民族和反國家行為而取得的財產都將被沒收。即使大部分當事人此時已經去世，法律仍對繼承了他們遺產的后代適用。2007年5月2日，財產調查委員會宣布將沒收包括簽訂了1910年《日韓合并條約》的李完用等9名“親日派”及其后代的財產。這批共154筆、25萬多平方米的土地時價約達36億韓元。此后，委員會又幾次追加新的“親日”黑名單以及待沒收的財產。自然，韓國國內并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該法是否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以及違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意見時有提出。根據2015年KBS的報道，僅當時在委員會和“親日派”及其后人之間就有96起訴訟。而在已結案的94起中政府獲得了91次勝利。就在今年8月，《中央日報》還報道了民間團體光復會表示又發現41筆親日派的新“不義之財”并上報韓國法務部。這也告訴了我們該議題遠還沒到徹底解決的時候。

2018年10月30日，韓國首爾，韓國最高法院判決新日鐵住金（日本鋼鐵公司）向二戰期間被強征的4名韓國勞工每人賠償1億韓元（約合61萬元人民幣）。

殖民時期留下的深刻問題當然不會只通過“黑名單”的形式對國內經濟造成影響，日本統治的“負遺產”還始終是兩國之間政經摩擦的來源。從2018年底開始，韓國的司法系統判決了一系列與日本殖民時期經濟相關的案件，并要求包括三菱重工、不二越與日本制鐵三家公司支付被強征的工人們至少每人8千萬韓元的賠償。2019年的1月和3月，韓國地方法院判決同意沒收日本制鐵在韓股份以及三菱在韓部分資產的決議。這些案件其實都有著漫長的審議過程，而此時的集中宣判以及對日本企業利益現實的損害讓日本政府再也坐不住了。在日本看來，1965年兩國恢復國交時已經徹底解決了相應的歷史問題。韓國通過接受來自日本的三億美元無償資金援助、兩億美元有償貸款以及三億美元的民間借款就放棄了進一步賠償的訴求。對于當時一年國家預算只有3.5億美元的韓國來說，這筆及時雨無疑為日后所謂的經濟“漢江奇跡”打下了物質基礎。但隨著韓國民主化以及民族主義的升溫，這一政府之間協議的合法性越來越被質疑。來自韓國個人針對日本企業的訴訟成為了讓兩國政府都棘手的問題。作為這次的報復手段，日本政府抓住媒體報道韓國有敏感物資流出的事件在去年8月正式將該國移出了自己的貿易“白名單”。這意味著原本無需審核的可被用于武器制造的材料現在需要逐項進行申請，其中就包括了對韓國芯片制造業來說至關重要的原料。而不甘示弱的韓國也把日本從自己的貿易優惠國“白名單”中除去。國內隨即爆發的一波波抵制日貨的運動至今都沒有完全平息。而就在日本剛釋放出將限制出口的消息沒過去幾天，當時三星的副會長李在镕就立刻飛抵東京。有媒體報道他近一周的拜訪十分成功。盡管具體的斡旋細節沒有公布，但可以推斷三星集團和日本財界長期以來的合作關系讓公司得以在兩國掣肘的特殊時期也能有效緩沖自己的損失。

即使在因為疫情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表現都不理想的情況下，日韓之間的經濟摩擦似乎也沒有要徹底終結的意思。有不少評論家都站出來呼吁“讓經濟的問題回歸經濟”。確實，不管是歷史上的“民族資本”還是當下摻雜了“民族主義的資本主義”似乎都讓單純的經濟問題變得復雜化。但回過頭來說，這種呼吁多少也有些過于理想化。縱觀歷史，真的只靠純粹的供需關系來調節的交易根本只存在于經濟學家們的模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并不存在純粹的“經濟問題”，任何的經濟學都必須是“政治經濟學”。

除非歷史可以重新來過，日本的“殖民遺產”永遠是兩國需要靠智慧去博弈并尋求平衡的對象。 

參考文獻：

Eckert, Carter J., Offspring of Empire : The Koch'Ang Kims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Capitalism, 1876-194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08.

李恵美, サムスンク?ルーフ?の形成と成長における日本からの影響, 國際日本研究, Vol.8,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