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結束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單極與多極世界的矛盾是世界格局的主要焦點。現在這種狀況已經被打破了，隨著兩極論的出現，多極化與單極化的關系已不再是國際格局的唯一模式，兩極化及其與多極化、單極化的關系成為新的問題，越來越具有現實的意義。

兩極論出現于大約十年前，近年在學術界逐漸流行起來，但它不是中國官方認同的概念。所謂兩極自然是指中美兩國。國際上對于何為“極”并沒有嚴格的定義和標準，同樣，對于單極、兩極和多極格局也沒有嚴格的定義和標準。它主要是一種描述性的概念，沒有絕對的量化指標，在不同的使用環境中有較大的相對性。

支持兩極論的論據

兩極論的主要依據是經濟總量及國力，從這個角度衡量，兩極格局的形成具備了一系列基本要素。

其一，中國經濟總量向美國接近，兩國經濟之間的差距實質性縮小，已經具有了可比性。1980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10.7%，到2017年，升至美國的62%。

其二，中美作為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它們各自的經濟總量遠超出身后的第三大經濟體。就世界主要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而言，現在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形態。2019年，GDP超過20萬億美元的國家只有美國（22萬億），超10萬億的也只有中國（12萬億），其后是4-6萬億的日本和德國。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2019年中國GDP與日德英法2018年GDP的總和相當。

其三，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之和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有重大比重，對世界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018年世界經濟總值約84萬億美元，美國約占24%, 中國約為16%。中美經濟總量占到了世界的約40%。在國際貿易上，2018年中國進出口額約4.62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量的11.75%，美國為10.87%，兩國占到了世界貿易總量的五分之一多。

其四，在當前正在進行的新科技革命中，中美也是佼佼者，處于世界最前列。以人工智能為例，美中的人工智能人才和企業數量在世界上名列前兩位，在人工智能的專利數量上，中國略多于美國。再以數字經濟來說，在區塊鏈、物聯網、云計算等領域中美所占比重都大大高于其他國家，2018年世界十大互聯網企業都是中美企業，其中美國6家，中國4家。

其五，中美維持有最龐大和先進的軍事力量。在這個方面，俄羅斯在相當多指標上強于中國，特別是在戰略核武器上，但中美兩國的軍費開支遙遙領先于其他各國，擁有最大的國防潛力。根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19年美國軍費開支為7320億美元，中國為2610億美元，其后印度711億美元，俄羅斯651億美元，沙特619億美元，法國501億美元，德國493億美元，英國487億美元，日本476億美元。這就是說，美國軍費開支遠超中國，但與英法德俄日印等大國相比，中國的軍費都在它們的幾倍以上。

從以上的標準看，不管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相對于美國之外其他大國的角度評判，中國確實已經脫穎而出，可與美國共同躋身于世界第一集團，認為兩極格局將會或已經形成有其理由。

不支持兩極論的論據

但兩極論也有被質疑之處，這反映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分量是否足夠重，使其能夠成為兩極之一；另一個方面是中美兩極結構對世界的影響是否足夠大，使其能夠成為國際結構的主導框架。

兩極論的主要依據是經濟指標。毫無疑問，經濟指標是國力的基礎，也是任何形式的國際結構的基礎。就經濟指標來說，中國發展的數據是有力的，但僅僅有經濟指標是不夠的，而且僅以GDP作為標準是不全面甚至不科學的，更重要的是它需體現為綜合的現實國際政治能力和影響力。

從能力和影響力的角度，中國有其強項，但也存在一系列不足和弱點。中國尚不具對世界產生廣泛吸引力的價值體系，缺乏穩定可靠的伙伴-盟友體系，國際話語權力較弱，在國際組織中的結構性權力較小。由于歷史原因，世界最重要的多邊機制聯合國機構的總部多設在歐美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盡管在2016年改革后中國份額占比從3.996%增加到6.394%，從原來的第六位提高到第三位，但美國的占比是16.5%，仍擁有一票否決權。在被認為“可以賦予一個國家不可思議的力量”的國際貨幣儲備中，美元的比重約占55%，而人民幣只有約2%。

即使是在中國的強項經濟領域，中國雖是工業制造大國，但還不是強國，中國雖在一些科技領域領先，但總體上在高精尖技術領域并不占優，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

此外，以人文發展指數來衡量，中國的水平也不是很高，在聯合國發布的2019年人文發展指數中，中國在18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85位，國內發展是長期的艱巨任務。

由于存在這些弱點和不足，可以說中國還不是羽翼豐滿的“超級大國”。但對兩極論有利的是，在以上所有這些方面，它的總趨勢是對中國越來越有利，也就是中國的弱點和不足在不斷地減少或減輕。

在更宏觀的層面上，中美兩極不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比。雖然西方出現散化，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依然存在，美國仍在世界上維系著意識形態聯盟和軍事聯盟體系，盡管已比較松散，并且仍享有較強的號召和動員力。這更加大了中美兩極實力的不平衡，在一定意義上，中美兩極是單個國家與國家集團之比。

對世界的影響程度也是判定兩極格局的關鍵因素，它的核心問題在于它是否是國際結構的基本框架，是否是國際政治的唯一中心。人們習慣以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作為參照。與之相比，中美兩極在國際結構中的地位明顯要低，它對世界的影響程度也明顯要小。雖然不管從對國際事務的建設性還是破壞性角度來說，現在的中美關系都有著最大影響。但中美兩極不代表著世界，也不主導著全世界。

盡管美國沒有公開表示，但從事實判斷，美國并不認同兩極。事實上，美國不接受中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認可中美兩極結構正是中美沖突的主要原因。這一點上，現在的中美關系與當年的美蘇關系有重大不同。在蘇美兩極時期，美國是把蘇聯作為平等的對手，認可蘇聯與美國相同的國際權力和地位，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博弈。因此，美蘇兩極既競爭對峙，但也能夠形成相對的穩定，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共治”狀態。

在一定意義上，真正的兩極結構不僅是兩極對立，也還應是兩極“共治”。兩極對立是世界最強國和次最強國你死我活的搏斗，而“共治”才是兩極結構的穩定狀態。從這個角度看，只有當美國接受中國為平等大國后——不管是作為對手還是伙伴——才可能有真正的相對穩定。

價值評判

在國際政治中，世界結構具有客觀和主觀的雙重性質。一方面，它是自然形成的客觀存在，這是最基本的層面；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是一種追求的目標，這使它帶有了價值意義。

價值判斷的實質是對不對和該不該的問題。多極論在冷戰時期即已出現，對多極化的追求從一開始就具有反對霸權、追求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含義，因而多極化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政治正確”的性質。多極化的這一政治含義是兩極結構所不具有的，更不必說單級了。

不過，多極化的“政治正確”也是相對的，它相對的是單極結構，在單極結構消失之后，它“政治正確”的基礎也會變化。從根本上說，多極化不是合法性問題，不是道德性問題，它的核心問題仍是國際權力分配。它否定單極霸權，給予其他大國或集團平等的國際權力，使其他大國的國際地位和權力提高，就此而言它是公正的。  

但多極不是絕對的平等結構，它仍是以大國為基礎形成的權力結構，只是它的數量由一個變為多個。要能在多極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首先需要成為一極，而在當今國際政治中，被認為具有“極”的資格通常是中美俄歐日印等大國或國家集團，一般中小國家很難獨成一極。多極結構的數量雖沒有限定，但它仍是一個由有限數量國家構成的有限結構。它不可能無限延伸，更不可能把每個國家都包括進入。沒有邊界的多極化等于無極化，也就沒有了單極、兩極或多極，所謂多極化也就失去了意義。

簡而言之，多極化相對更加公正合理民主，但不是絕對的平等。國家在政治上平等，但基于能力的原因，強國和弱國對國際事務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大國在世界事務中仍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因而具有“極”的地位。這是世界的現實。國際政治不可能超越世界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多極是最合理和最現實的結構。多極化客觀上對中小國家更有利，這可為它們提供更大的政治自由空間，使它們的利益更夠得到更多的反映。

就功能而言，多極結構使霸權得到制約，國際權力的分配相對公正，因而有利于國際平衡和穩定，但多極結構不是國際穩定的絕對保障，也不是解決世界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反多極化的觀點乃至認為，多極化也是一種競爭理論，多極結構不必然是合作導向，它也可能是沖突導向。這就是說，多極結構既可能通向戰略穩定，也可能導致動蕩和沖突，因此，對國際政治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多極結構的內部關系，只有合作型多極結構才能形成結構性穩定。

所謂新兩極會使世界一分為二嗎？

有觀點認為，在新冠疫情后中美將分成兩個“半球”，中俄將與美國形成對立的新體系。中國與美國出現對立是可能的，但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半球”沒有可能。拋開中國沒有這種愿望不說，就實質而言，現在的兩極化是中美關系的極化，但不是世界的兩極化。世界沒有因中美關系而一分為二。

形成以中俄為中心的“半球”同樣可能很小，中俄能夠進行不同形式的戰略合作，但兩國都是大國，都具有強烈的獨立身份意識，它們可以形成某種松散的體系，但不是一體化的聯盟。它們有很多合作者，但不會有大批堅定的地緣政治追隨者。

與冷戰時期相比，現在的世界處于更加多元的狀態，國際權力分配呈現出扁平化和分散化狀態。出現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更追求獨立身份，也出現了更多形式的力量結構，如地區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集團等，它們已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中小國家也更加自主和自立，它們不愿再是國際政治的被動接受者。就國力來說，所有這些角色單獨都不能與中美比肩，但它們不依附或不完全依附于中美，不會被消解到兩極框架中；在中美關系呈現極化結構的情況下，它們中的相當大一部分會保持選擇的自由和獨立的角色，不在中美之間選擇固定的位置。它們在國際政治的作用同樣極為重大，而且可對兩極結構形成一定制約。

那么，現在的世界結構是什么？

要給當今的世界結構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并不容易，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世界是多極化、兩極化和單極化的混合體，它們共同構成了國際結構的現狀。

從邏輯上講，兩極化、單極化和多極化是不相容的。如果世界是兩極或單極的，就不可能是多極的;如果世界是多極的，就不可能是兩極和單極的。但在當今世界情況并非如此。今天的世界還沒有形成清晰的結構，現實情況是無論在主觀認識還是客觀現實上，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是當今國際格局的一種獨特的現象。不過它們不是并行存在，而是相互交織和交叉的。這不符合一般的理論和邏輯，但它是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的反映，也是當前國際結構所處的過渡階段的反映。

國際結構的這種狀態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會繼續保持，但趨勢是兩極結構的特征向強，單級滑落，多極也在某種程度上弱化。正在發生的科技革命和新冠疫情是有力的驗證，這兩個對現今世界產生著最大影響的過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使得中美競爭和對立更加激烈，并因此使中美兩極結構更為突出。

新科技革命將深刻影響和改變世界。但從以往的歷史來看，它對國際政治來說是一場技術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新技術革命可以導致國家力量對比迅速變化，可以使國際結構發生重構，可以改變軍事技術手段和戰爭形態，乃至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和歷史的進程，但它不否定國際政治的基本概念，不改變國家關系的根本性質，也不會消除國家間對抗的可能。新科技革命沒有改變中美關系的軌道，它不僅沒有為中美合作提供新的需求，反而成為加深兩國關系惡化的刺激因素，事實上，它本身就成為兩國競爭的重要形式和內容。

從根本上說，是政治關系決定技術關系，技術革命服務于政治目的，而不是技術改變政治，也不是政治服從于技術。以往的科技革命都是如此。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也是例證，核武器和衛星技術都是劃時代的軍事技術革命，它們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樣式，也改變了對戰爭的認識，但都沒有改變美蘇關系的政治性質，反而是把兩國競爭帶到了新領域和推向了新高度。

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災難，從來沒有一個敵人像新冠病毒一樣構成了對所有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共同威脅。在世界和人類處于大災難的情況下，中美本應合作共同抗擊疫情，但與國際社會和中國的期望相反，疫情卻使中美關系的惡化，大大加劇了中美兩極化。從趨勢來看，有理由認為中美的兩極化將繼續發展，在國際結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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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Bipolari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Multipolarity and Unipolarity”，英文版首發于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中文版首發于上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共號。“澎湃”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