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冠肺炎全球新增確診病例不斷攀升，為減少疫情跨境傳播，10月30日起，多個中國駐外大使館發布通知，要求搭乘航班赴華人員須憑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及血清抗體檢測雙陰性證明，向中國使領館申領綠色健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這意味著，境外人員回流的速度又將放緩。

新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給城市發展帶來挑戰，特別是在上海這樣的國際都市，因為上海不僅吸引了數百家跨國企業總部，更有許多外國的中小企業選擇這里作為開拓中國市場的第一站。11月2日發布的《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建議書2020/2021》（下稱“建議書”）指出，受疫情影響，外資企業的活力被削弱。要想推進改革方案，在疫情過后加快經濟復蘇，上海必須盡快鞏固其外商投資基礎。

這是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分會第四次發布該系列建議書，建議書由600多家會員企業共同撰寫，以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數據為基礎，分析歐盟企業在上海的運營狀況，針對人力資源、中小企業、市場準入、企業創新、行政管理、配套政策等問題，提出了38條具體建議。

對此，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投資研究中心主任李小鋼表示，“這次建議書直接談了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企業確實碰到了困難，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企業在本國的經營也不那么順當，因此更在意中國市場，希望看到地方政府進一步改變。”

“要繼續吸引外資，國際化是關鍵”，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分會主席代開樂（Carlo D'Andrea）在建議書的發布會上強調，“以前，上海因其相對的開放性吸引了歐洲企業，如果政府能深化改革，歐商會加大投資。”

發掘歐洲中小企業中的“隱形冠軍”

建議書指出，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分會7月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7%的中小企業受訪者計劃明年在上海加大投資力度，相比之下，大企業中這一比例為38%。與此同時，上海分會的中小企業會員所占的比例已從近一半下降到大約30%。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此前對在華歐商的系列采訪中了解到，中小企業不僅為在華外資企業總部與研發中心的發展提供支持，更因其創新能力有發展成為大企業的潛力。然而同中國中小企業的情況類似，融資難是歐洲中小企業在中國經營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果沒有總部對其進行擔保，歐洲中小企業很難從中國的銀行拿到貸款。

針對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建議書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間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中小企業度過危機的行動表示肯定，但同時提出，要維持中小企業長期復蘇的勢頭，需要更多地方性的政策支持，包括“通過加快國有企業應付款項支付等措施，減輕中小企業的經濟負擔”；“ 制定政策幫助中小企業從中資銀行申請貸款”；“ 建立市級中小企業復工復產幫扶基金，為中小企業提供即時融資支持”。

今年五月，上海市啟動了中小企業融資綜合信用服務平臺，以緩解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根據該平臺網站首頁顯示，截至11月8日記者訪問網站時，該平臺有近46萬注冊用戶，累計授信金額68.82億元。

上海市發改委工作人員向澎湃新聞介紹，該平臺借鑒杭州的經驗，基于企業信用數據的分析，提供相匹配的貸款方案，只要符合中小企業規模的要求，無論本土企業還是外企都能向平臺申請貸款。

澎湃新聞嘗試向平臺的主要負責單位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務中心了解目前外企使用平臺的情況，但沒有得到明確答復。該平臺對于緩解外資中小企業資金狀況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盡管如此，李小鋼認為，為外資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平臺，上海將吸引它們其中一批有特殊技能的“隱形冠軍”在這里扎根，從而進一步推動供應鏈的本地化、現代化發展。

精細化管理并建立“橫向一體化”的制度

針對外資企業在滬經營的監管和稅收問題，建議書認為，目前個人所得稅制和企業所得稅政策削弱了上海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例如在中國內地，最高收入階層的適用稅率為45%，而這一比率在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分別為17%和22%。

為了減輕稅收負擔，政府已經發布一些政策，例如對某些福利免征個人所得稅，其中包括子女教育支出、房租和返程機票費用等。然而，根據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從2022年1月1日起，這些福利將被視為應稅收入。

建議書指出，對已有子女的外籍人士來說，子女能否在目的地接受高質量的國際教育是他們考慮是否來中國工作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海，一流國際學校的費用較高，如果學費報銷款項還需繳納45%的稅費，將嚴重增加企業成本，并影響外籍高管來滬工作的意愿。建議書提出，上海應該借鑒大灣區的做法，為“高端和急需人才”提供補貼。

針對這一點，市發改委的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地方政府認識到降低個人稅負為吸引外籍高管的有效舉措，目前正在向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呼吁和爭取相關方案的落地。

出臺激勵政策固然重要，但正如李小鋼指出，在中國的制度優勢下，為優秀人才提供給補貼并不難，更具挑戰的是劃分出哪些人可以享受補貼政策——誰是高端人才？

李小鋼認為，中國要完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穩定制造業的比例，需要加強對工程師等特殊技能人才的吸納，因此有必要將一些關鍵崗位的人員劃分為高端人才。地方政府可在現行的外籍人才分類標準的基礎之上進行細化或者擴大范圍，除了學歷和職務之外，添加崗位為考量人才的重要標準之一。李小鋼還指出，除了知名企業之外，歐洲小企業中有很多“隱形冠軍”，這些企業里的工程師，也是高端人才。

另一方面，建議書認為企業所得稅也有待改進的空間，以便為上海打造更積極的投資環境。2018年，外資企業占上海企業總數約2%，卻貢獻了城市1/3的稅收，這樣的稅收貢獻也為外企帶來了困難。建議書指出，由于上海市所轄各行政區都在爭取企業稅收，因此企業在上海跨區遷址非常難。

但是，澎湃新聞從市發改委工作人員處了解到，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目前上海已經針對企業跨區遷址問題建立了工作協調機制，由市場監管局制定規則、優化“上海市企業服務云”系統，企業提出遷移訴求后如果產生問題，可以在線反饋與投訴，由市經信委出面協調。在當前的機制下，企業可以直接前往遷入區辦理手續，不需要征求遷出區的意見。

在李小鋼看來，只要稅收是屬地化管理，企業的遷移就會對屬地帶來利益分配的問題。而如同國際上地區間的自由貿易協議一般，要想維持區域間良好的長期協作關系，需要對利益的分配、共享進行協議，不僅上海市行政區域之間如此，長三角地區省市之間亦是如此，需要進一步實現“橫向一體化”才能為企業提升營商便利。

促進政企溝通 不斷傾聽與改變

建議書還指出，要想在疫情之后保證可持續的經濟復蘇以及通過“總部經濟”模式來鞏固上海的國際樞紐地位，除了靠一攬子刺激方案之外，更有必要解決外企一直在呼吁的問題，包括市場準入壁壘、互聯網限制等妨礙創新的行政問題、提升政策透明度以及政企之間溝通不足。

針對政策透明度問題，建議書提出，9月公布的《上海外商投資條例》（下稱“《條例》”）仍然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對于違反規定的政府官員，比如泄漏或者轉移知識產權，目前也沒有相應的問責或懲罰機制。雖然《條例》引入了一個行政投訴機制，旨在增強外國投資者對上海營商環境的信心，但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條例》生效后的實際執行情況。

此外，建議書表示，《條例》中一些含糊的措辭會給企業帶來擔憂。比如，第27條規定，在“特殊情況”下，政府可能會為了保護“公共利益”而征收外國投資，而《條例》并未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定義。根據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20》的結果，近一半的上海會員企業將模棱兩可的法律法規列為在中國開展業務面臨的三大障礙之一。建議書指出，《條例》可能會因為缺乏細節和清晰度而強化外商的這一觀點。

李小鋼認為，上述問題可以通過細節補充得到有效解決。“這句話為基層政府的工作開展留出了空間……，但上海發展到今天，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問題、矛盾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因此可以將屬于‘公共利益’范疇的問題列舉出來，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如果碰到其它特殊情況，報上一級政府審批后才可以作為‘公共利益’。通過這樣的機制可以約束基層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權。”

李小鋼還指出，現在城市中的網格化管理實踐到位，卻也影響了外資企業的市場空間，因此在疫情的沖擊之下，企業對市場開放的呼聲越發迫切。建議書對上海深化改革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可以視其為一個機會，讓上海營商環境有較大的改變，并通過商會這樣的機構向歐洲、向世界傳遞政府真正在傾聽與改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