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產業經營，總是面臨如何將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對接大市場的難題。

湖北省來鳳縣老寨村農民組織化與產業再造村社集體的實踐經驗，給我們提供了有益思考。這一實踐做法的創新之處在于，借助土地整治項目的契機，老寨村組織農民集體新修村莊公共基礎設施，率先嘗試土地調整，強化集體土地所有制。在此基礎上，村兩委干部領辦合作社，村社集體統一流轉土地經營權，通過成立村級公司平臺進行產業開發與組織化的市場經營。

一、 土地整治與土地調整

來鳳縣地處鄂、湘、渝三省市交界處，屬于國家級貧困縣。當地政府十分重視特色產業的開發與經營，積極推動了基層組織土地治理的實踐創新。

從2011年擔任村支書開始，向壽順借助土地整治項目，通過土地的村莊規劃與調整，組織農民集體修路和建設水利設施，強化了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公共觀念。

2012年，老寨村耕地面積3218畝，其中水田1418畝、旱地1800畝，林地還有2700畝，但實際耕種的土地不到500畝，村里有接近20年沒有種水稻，土地拋荒了近三分之一。土地撂荒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業缺水嚴重，老寨村的土地屬于喀斯特地貌，滲水有余蓄水不足，且遠離水庫取水困難；二是水利灌溉條件差，大集體時期修建的排水渠、塘壩工程年久失修日益廢弛，地下水渠連續10多年都抽不上水。除此之外，農民耕地分布的細碎化，加上村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土地分散種植和管理成本高。在上述三重因素作用下，老寨村土地利用率低，也沒有外來資本愿意大規模流轉，土地價值自然極低。以至于在當時，有村民愿意免費租給外地人種生姜，主要目的是為了整地松土，改善耕層構造防止土壤板結。

在這種情況下，首要的問題就是土地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長期缺水的緣故讓農民對農業生產沒有積極性，政府倡導的小農水整治項目對大部分不種田的農民不具備吸引力。彼時農民最為強烈的意愿是修路，為了修路愿意進行土地平整，以此告別道路不通、肩挑背馱的窘境。

村兩委結合村民的需求，承諾免費提供砂子幫忙建設毛路。村兩委組織農民投工投勞，自發進行薅草鋤地，并鋪設砂石平整好路基，為申請道路項目提供基礎。

恰逢2012年上級政府有21萬的道路工程項目下來。村書記向壽順本著花小錢辦大事的原則，將農民以小組為單位組織起來，根據土地規劃進行集體修路。修路具體到實踐中分為兩塊：一部分是小組主干道的建設，一部分是農民自家院落路的改善。其中21萬集中用于主干道建設，開支涉及購買水泥、涵管和支付基本工價（農民“自帶干糧”100塊/天）。牽涉到村民院落路的建筑材料，由村兩委免費提供，要求是遵循村集體的土地整治規劃，在不浪費材料的原則下村民自行建設。最終老寨村暢通了村莊道路。

隨后，村兩委積極申請鄉鎮小農水工程項目，再次組織農民建成了一個泵站和兩個水池，一舉解決了農業用水的蓄水灌溉問題。總體上，這兩次組織農民合作搞集體建設，讓農民對村集體統一規劃集中整治土地的做法有了高度認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觀念得到強化。

在這個過程中，村集體的基礎設施建設占地必然要觸及農民的土地利益。一般占地糾紛解決的辦法是，由村集體會同鄉鎮部門，以公共建設為名義，從農民手中征收或征用土地，并針對土地原先的利用類型依法依規給予合理補償。其中征地補償中安置補助費、青苗費是直接支付給被征地人的，土地補償費給村集體。但實際上，上級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撥付的資金預算有限，村莊也沒有能力配套，很多地方的土地糾紛就由此而來。老寨村采取的辦法是，由村民小組以及村民代表開會征求意見，在保障農民土地使用權基礎上，根據農民自愿有償的原則，采取兩種辦法解決：第一，針對占地較少且地上無附著物的村民，可以在村民小組內部申請放棄經營權；第二，對不愿放棄經營權想要繼續耕種的農民，村集體采取置換或者開荒的方式補充土地。 

二、 地權集中與產業再造

土地整治的成功經驗，讓村干部意識到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有條件可以由村集體控制。只有掌握調控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才能夠“以地生財”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在這一核心思路指引下，2016年在產業扶貧中，老寨村兩委開始探索解決土地拋荒后經營權集中流轉的實踐做法。

第一，村干部領辦合作社，建立村級公司平臺。

2017年在精準扶貧的深入推進下，向壽順動員3名村兩委成員和1位返鄉農民工，共同成立民興藤茶種植專業合作社，注冊資金1000萬元，股權主要由4位村干部和1位返鄉農民工構成，每人各占20%。合作社成立后，與之相配套成立來鳳縣飛騰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主要負責藤茶茶葉的對外銷售，注冊資本是1000萬元，公司成員以及股權結構和合作社相同。2018年在上級政府的政策動員下，老寨村開始嘗試以農民土地（35畝）和村集體投入（100萬水利滴灌和蔬菜大棚）占股51%，成立來鳳縣老寨實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農產品如蔬菜、水果的生產和銷售。

農民合作社和村級平臺公司的設置，主要是基于以下緣故：首先是因為耕地細碎化難以連片經營，種植和管理不便。在老寨村土地拋荒近三分之一的情況下，農民實際耕種的200畝土地零散種植有苞谷、百合、土豆等農作物，荒地和耕地呈現出插花分布的特點，這非常不利于土地集中的規模化經營。

其次是兼顧市場風險與村莊發展，探索“合作社+村集體”的組織聯結形式。考慮到藤茶作為新型長效產業的不確定性，合作社和農業公司暫時從村集體剝離，由村干部能人帶頭，等度過藤茶產業保護的市場培育階段后，合作社與村社集體便會合并開展“一體化”的產業經營。另外，為了村莊發展，老寨村探索從村干部到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老寨村選取短效產業“蔬菜大棚”為抓手，以村集體資產入股，組織農民對接大市場，改造農民的傳統種植觀念與習慣，以適應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這種“兩條腿走路”漸進化的產業發展道路，符合農業生產消極落后的地方，也能夠兼顧村民利益和股東利益。

第二，集中土地經營權，再造村社集體。

土地大量撂荒與農地使用權分散相互矛盾，“用地難”成為制約合作社產業開發的重要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關系到村兩委能否組織農民進行產業開發。老寨村從上一輪村民集體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的做法中，吸收土地整治的成功經驗，開始探索集體所有權和個人使用權相互統一的做法。

首先，村兩委內部統一共識，要求地權集中到村社集體，并且設置土地流轉經營的準入門檻，即只有本村成員和資本才有資格規模流轉集體土地。向壽順告訴筆者，這樣做一個重要原因是村民不想讓外人賺了自己人的錢，寧愿土地租金低一點也要為了村莊發展。從后期村民訪談可知，除此之外還因為擔心外來資本跑路，農民工資沒有保障。

其次，尊重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分類治理農地使用權分散的問題。村集體土地利用的核心目標是“小地權合并大地塊”，形成土地連片經營開發的用地格局。但在實際的流轉過程中，存在少部分村民想要繼續耕種田地的情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村兩委便找到不在連片土地流轉范圍的拋荒農戶進行換地調整，破除人與地的空間匹配，保證土地的集中統一流轉。

最后，在村社集體內部，建立農民與資本之間的合作聯結機制。對于土地流轉的農戶，經過村民小組開會征求意見，準備采取兩步走的產業經營方略：1.產業保護階段，建立藤茶規模種植基地。農民把土地300元一畝的價格流轉到村社集體，然后由村社集體發包給合作社，保證土地流轉的農民在基地務工的優先資格權，并且要求合作社必須到年底之前付清農民工資和土地租金。如果不及時付清，村社集體有權收回土地經營權。2.產業發展階段，成立“村社合一”的村級公司平臺。村社集體以資產投入占股，公司每年給村集體繳納12萬的管理服務費。農民也可以自愿選擇以土地折價入股或者帶資入股，并且享受集體利潤分紅。

第三，給農民“算經濟賬”，將農民組織起來。

農民最為關心的是流轉的土地到底用來種什么？種多久？種虧了怎么辦？這三個問題指向的是對產業市場前景的擔憂，關乎到產業風險分配，解決不好直接影響到地權的穩定性（土地經營權流轉年限），以及農民切身利益的保障（工資是否能按時發放）。即使在村兩委集體土地所有制“實化”的前提下，利益與風險如何分配并不清晰。因為沒有誰能預料到種植藤茶的市場前景如何，是虧是賺、大虧還是小賺這些都是一個未知數。正如一個村民所言，藤茶不能當飯吃，賣不掉你當柴燒，我們的工資就打水漂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打破村民心中的疑慮，成為村干部能否真正將農民組織起來的重點。

鑒于此，村兩委分頭到各小組挨家挨戶走訪，將農民的意見征集起來，然后開村兩委會議集中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每一名合作社成員出資2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外，以合作社名義由私人向銀行借扶貧貸40萬元，支付一年6.2%的利息，委托貸款銀行直接發放工資給農戶賬戶，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共識達成后，村干部深入群眾，開始給村民算經濟賬：

“你種苞谷收800斤，賣掉800塊，肥料、種子算下來也要有100-200塊，人工算進去劃不來的嘛。關鍵要支持村里工作，必須上千畝連成片，不然擺在那里不好看。”

“你一年在我們這里做200個工，一個工70塊，總計14000元，比喂豬種其他的都劃得來。”

“我們一年土地租金300塊，工資你少搞點也有5000-6000塊，這個錢我們合同里寫的清清楚楚，我們發兩次工資，上半年給你結一次，下半年保證給你結清，沒錢我們貸款給你付工資。”

農民們看到了村干部產業開發的決心。況且土地大多都在撂荒，即使沒有租金，合作社也能幫忙整地施肥，農民再種農作物也可以減少投入。更重要的是，工資和租金只要能足額按時發放，在村的農民還能掙得一份不錯的收入。因此，合作社一周就跟老百姓簽訂了土地流轉協議。實踐證明，合作社的用工承諾以及工資全部兌現，比如2017年發工資130多萬，2018年發了60多萬元工資，2018年發了60萬元，帶動了120多位農民（60名貧困戶）增收。農民被村社集體組織起來，整治荒地800多畝，建成了1300畝的藤茶標準化種植基地和產業精深加工廠，每年藤茶廠收益給村集體分紅6.6萬元。 

三、 啟示與思考

湖北省老寨村農民組織化和產業再造村社集體的做法，對于貧困地區產業開發與鄉村振興有著全國性的意義。當前鄉村振興的一個前提是以農民為主體建設美麗鄉村，重點在于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路子。但土地拋荒與農地使用權分散相矛盾，構成了制約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性問題，這也是農村土地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的直接原因。老寨村土地整治和產業開發的經驗，讓我們看到農村土地所有權“實化”到村集體至關重要，因為只有村社集體真正具備調控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集體建設村莊基礎設施。

在此基礎上，村社集體通過與村民的民主協商會議形成共識，將農地經營權集中分離出來，不僅破除人與地的空間匹配，擴大了流轉范圍，還能獨立發揮土地生產資料的功能，保證土地連片的產業開發與經營。除此之外，村社集體組織農民進行荒地整治開發產業，也能改善村莊的經濟基礎，保證產業收益不溢出村莊集體，讓農民與合作社成為獲益主體，這對于再造新集體經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何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