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被無意發現的敦煌藏經洞，被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之一，并很快進入了國際學術的視野，持續成為國際顯學。由于藏經洞文獻文物隨后被盜與大量流失或遺失，敦煌也被陳寅恪先生稱之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

澎湃新聞獲悉，在昨天落幕的由敦煌研究院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共同主辦的 "2020 敦煌論壇 : 紀念藏經洞發現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 ”上，150多位資深敦煌學專家學者，通過聚焦敦煌藏經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回歸模式研究、絲綢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與文化互鑒研究、絲綢之路藝術與考古研究等議題，展開了專題發言和研討。

隨著多領域層出不窮的研究成果被推出，中國敦煌學研究已占據了國際話語權和主導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在總結發言中表示， 敦煌文化真實反映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敦煌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海納百川， 把其他相關的研究， 隨著絲綢之路研究的熱潮，以后可以串聯在一起進行深度研究。澎湃新聞特整理選刊部分發言。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認為，進入21世紀，以“敦煌學”為中心的史學、宗教學、古代文學、語言學、藝術學、科技史等學科得到了極大發展。同時，對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也不斷地推動如繪畫、雕塑、建筑、書法、音樂、舞蹈乃至服裝設計等現代藝術創作領域的發展。

敦煌研究院舊址

"2020 敦煌論壇 : 紀念藏經洞發現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閉幕式

敦煌研究院藏經洞對面的石碑所刻：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

在昨天的 "2020 敦煌論壇 : 紀念藏經洞發現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的總結發言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說，“文獻和文物是敦煌學成為一門學科與學問的主要因素，時至今日，敦煌遺書也仍然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是值得紀念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敦煌藏經洞發現120周年之際召開學術研討會。 必將進一步推進對敦煌學與敦煌藝術的深入研究。這次如此大規模的學術會議也是因為中國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尤其是敦煌在這次疫情中一直是一方凈土，保證了會議圓滿成功，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紀念與學術研究，除了對敦煌文書、文物研究，也包括對敦煌藏經洞織物、紋飾等物質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及美術史的研究。 除了一些具體的圖像的研究之外，會議集中討論了爭論較多的歸義軍晚期沙洲時期的西夏早期洞窟年代問題，各家觀點雖然不同，但在爭論中推進了研究。 我還有一個感受，就是這次會議，中青年學者已經成為敦煌研究，特別是敦煌石窟美術研究的主力， 而且中青年學者暢所欲言，相互發問，創造出良好的學術氛圍。 敦煌文化真實反映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敦煌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海納百川， 把其他相關的研究，無論是專輯方面還是其他地域方面都吸引到本次敦煌論壇當中。 現在隨著絲綢之路研究的熱潮，這些可以串聯在一起進行研究。”

以下為“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kxwhcb.com)整理選刊的部分發言摘要。

敦煌文物的數字化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在《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項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回歸》為題的發言中說：“經過前賢的不懈努力，藏經洞流散文物在上世紀末通過出版的方式使大部分文物資料得以刊布。但對于國外的一些集成機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作進展較為緩慢。根據國家的戰略要求，更好地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計劃在‘數字敦煌：敦煌壁畫數據庫’的基礎上，拓展數字化資料領域，通過數字化、信息化等高技術手段，開展‘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項目—一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回歸’，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回歸，引導支持各國學者更好的研究敦煌文物，講好敦煌故事。”

敦煌研究院方面表示，該院加強國內外合作交流，在敦煌學信息資源網中搭建“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目錄”和“藏經洞文獻研究目錄”專題模塊，通過網絡將院藏敦煌學術資源全球共享。今年將派專家組分赴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相關機構商討所藏文物數字化可行方案。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巨幅《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局部

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所吳健在《莫高窟藏經洞流失海外文物數字化技術問題探討》發言中說，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經洞發現約5萬余文物。目前，大部分藏經洞的文物流失海外，分散在世界多個國家。近年來，通過國際敦煌項目(IDP)、國外文博機構捐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以及高校科研院所開發的“敦煌文獻庫”、“敦煌文獻數字圖書館”等不同規模的數據庫，完成了部分敦煌藏經洞文物基本信息錄入，但是缺乏數字化技術的全面支持，未采集文物的體量、形狀、質感、肌理、精度等完整數據，并未建立系統的數字資源管理平臺，導致數字資源的管理效率和共享程度較低。

敦煌文物數字化后的“云游敦煌”項目

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馬德在《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回歸的可行性》表示，敦煌藏經洞遺書和文物問世已經整整120年了，各方面都曾為文物回歸提了些建議，并做過一些嘗試。去年中央領導專門強調(敦煌)研究院要“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的數字化回歸，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主持的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正是在認準這兩個方面的價值意義，并以此作為目標而付諸實施;本項目側重于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漢、藏遺書文獻，包括寫經和社會文書，主要分基本信息、遺書高清圖片、錄文和研究文獻信息，以及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理論研究五大部分內容;目前已經建成了敦煌遺書數據庫平臺，主要完成了甘肅省內所藏品的全部數據，及省外、國外藏品的基本信息和研究文獻信息的大部分數據。通過八年多的工作，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按照習總書記的指示，在本項目現有的基礎上，增加除敦煌遺書外的敦煌文物，主要是藝術品，包括絹畫(含麻布等織物畫)、紙畫、雕版印畫和刺繡等工藝品四大類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獻，以及相應的研究文獻，即可以在現有的數據庫平臺和數據的基礎上建成完整的全球敦煌文物數據庫。另外，還有兩大項工作：一是全球各地的敦煌類數據庫進行統籌統編梳理，二是出版全球所有敦煌文物的彩色高清圖錄和相關的工具書、分類研究成果等。同時繼續加強數據庫建設、數字化回歸、資源共享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論問題和技術問題的探索和研究，完善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回歸，為敦煌學術研究提供完備、系統的敦煌文物資料和全面、詳細的研究文獻信息，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化共享，使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弘揚和傳承事業不斷得到進步和發展。

敦煌動畫劇《神鹿與告密者》中的九色鹿

敦煌研究院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盛巖海在《“國際敦煌項目”(DP)在敦煌》介紹了敦煌研究院參與IDP的進展情況：2006年與英圖簽訂《關于國際敦煌項目的合作備忘錄》，14年來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如設立IDP工作室與培養人才。2007年，在英圖幫助下建立了IDP工作室，獲得了一套數字拍攝設備，配備了專業的工作人員，派遣2人4次赴英圖接受培訓，掌握了文獻數字拍攝、4D軟件使用等技術。敦煌文獻數字化。2007-2013年開展第一期合作，完成了院藏381件漢文、179件藏文文獻數字化掃描，并將2000余幅數字圖片上傳IDP網站。2014年至今第二期合作，完成院外10余家機構館藏敦煌藏經洞出土漢藏寫本635件數字化，數字化圖片47500幅。為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利用敦煌文獻數字圖片，計劃出版全彩圖版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30冊，已出版26冊，其余將于年底前完成出版。

敦煌莫高窟文物

敦煌文物、文獻與圖像研究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張小剛的《敦煌壁畫中的昆侖奴圖像研究》中介紹，“昆侖”一詞，在中國古代除指昆侖山外還指黑色的東西。唐人沿用此義將黑色皮膚的人統稱為昆侖人。這些黑人大多來自南洋諸島和非洲地區，所以昆侖是一個泛稱，非專指某一地區或國家。這些人大多數是被販運到唐朝的，至中土后，或精習樂舞，供人娛樂，或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時人稱其為昆侖奴。在唐朝時黑人奴仆和黑人藝人很多，長安是當時的國際化大都市，各種膚色的人滿街走，當時流傳“昆侖奴，新羅婢”的說法。考古發現的昆侖奴俑多赤裸上身，下著羊皮短褲。敦煌壁畫中也繪有大量昆侖奴的圖像，出現在維摩詰經變問疾品的各國王子圖以及文殊菩薩及其眷屬赴會圖或普賢菩薩及其眷屬赴會圖等等畫面中。這些圖像是中外文化交流形象的例證。

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文化學院沙武田所作的《新型統治階層功德主對善變新圖樣的追求：西夏瓜州佛教洞窟營建的時代特性》表示，瓜州是西夏統治的重要地區，也是西夏佛教的重鎮，榆林窟和東千佛洞的西夏洞窟及其精美的壁畫，雖然數量有限，但卻是西夏佛教藝術的代表，能夠體現多元藝術互動交融的西夏藝術精神，也是具有漢藏藝術靈魂的西夏藝術精品。通過梳理瓜州洞窟營建的歷史，可以看到瓜州地區西夏洞窟的營建功德主們，他們作為西夏新政權的統治階層黨項人，結合洞窟壁畫強調新樣及新樣的善變特性，可以認為這些西夏的統治者黨項功德主們，把瓜州的佛教洞窟營建作為他們與中央政府在佛教信仰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的體現，瓜州成為這些新型的地方統治階層功德主們展示真正具有西夏時代特性的佛教藝術的場所。

袁復禮(左)與斯文·赫定(中)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朱玉麒在《袁復禮對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介紹，1927-1935年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參與西北地區科學考察的學術團體，在中國現代科學發展史上意義深遠。參與考察的袁復禮(1893-1987)是杰出的地學家，后期擔任中方代理團長，也是在西北連續考察時間最長、獲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考察歸來后，對于西北科考團時期的采集品整理與研究工作，由于遭遇頻仍的戰亂和各種政治運動，始終未能完成，因此也不為外界所知。本文根據袁復禮先生后人捐贈給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的文物、文獻資料，結合西北科考團其他相關史料，對袁復禮先生考察歸來后的整理與研究工作進行了探析。文章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將袁復禮先生的工作按照時間順序，分成若干階段(1933-1937、1937-1949、19491958、1959-1976、1977-1987)進行了系統梳理。二是總結袁復禮先生在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物文獻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采集品的編目與分工合作研究，地理與地質圖的測繪，行程紀的撰寫，攝影資料的建檔等。這些階段性的工作與相關文獻的保存，為西北科考團學術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朱玉麒發言現場

甘肅省博物館李永平《甘肅、青海新發現三座武周時期唐墓及出土文物初識》，2019年年末，國家文物局通報了甘肅、青海新發現三座武周時期大型唐墓的發掘情況。青海兩座唐墓墓主人與吐蕃王室有密切關系，或者是王室嫡親。甘肅天祝墓主人為吐谷渾慕容家族成員，墓塋在吐谷渾“可汗陵”陵園內。三座墓出土大量的金銀器、紡織品、木器等，并有壁畫、棺板畫、墓志和寫古藏文的器物出土，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三座墓出土文物有其獨具的青藏高原地域特色，并受到中原文化、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西域風格的影響，或者有些就來自于中原或者西域，反映了隋唐時期“青海道”的繁榮。

甘肅天祝墓文物

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張春佳《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裝飾研究》中表示，敦煌莫高窟唐代前期裝飾紋樣歷經北涼到隋的發展，到初唐時期呈現出日益富麗的唐代風格，及至盛唐，各類裝飾紋樣基本都達到了空前的繁盛狀態。文章的研究主要針對初唐和盛唐洞窟中出現的各類植物裝飾紋樣，它們按照造型特點大致可以分為團形、線形和混合形。團形紋樣在北朝只表現為簡單的俯視蓮花，到了初唐時期開始全面復合各類植物紋樣，并且于盛唐時期達到繁盛復雜的巔峰線性紋樣在北朝時期以各類忍冬紋為代表，到了初唐表現為不同風格的石榴和葡萄卷草紋，后期帶入茶花與混合各類花果的百花草紋樣。混合形紋樣在本研究中特指以團花和半團花為組成元素的邊飾。這些裝飾紋樣的在初唐和盛唐時期的發展狀態雖然是洞窟藝術創作的局部案例，但同時也可以以小見大，來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指導思想一一也就是唐代藝術發展具有怎樣的思想脈絡貫穿始終，這樣的觀念的變遷帶動唐代裝飾藝術發生著時代性的遷演流變。

僧人求法、國外文獻與其他研究

前往印度的中國僧人，除了瞻仰勝跡之外，如何服務于當時的中國，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獲得梵文經典，學習熟悉梵文，了解印度佛寺制度，弄清佛學理論等等，都對中國的佛教發展有益。特別是經過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傳入中國的狀況，一改以往的被動接受局面，為佛教中國化做出很重要的貢獻。

四川省博物院侯世新在《蜀道與絲路——佛教傳入我國中原線路再考證》認為，巴蜀地處長江上游，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西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先秦之際，古蜀人沿著“蜀毒身道”就與域外文明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南北朝時期始于“益州”(成都)的“吐谷渾道”使因戰亂險些被中斷的絲綢之路再次暢通。故“蜀道”做為絲綢之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不同歷史時期為絲綢之路的啟蒙、發展、暢通和繁榮做出了積極的重要貢獻。佛教在阿育王時期向周邊迅速傳播，由于地域優勢，東漢時期的巴蜀在升仙意識的主導下，民間很快接受了佛教思想并在人們喪葬習俗中傳播，出土的與佛教思想內容相關的文物、圖像再次證明:沿滇、緬、川至印度的古蜀道不僅將“蜀布”、“邛杖”在漢之前運往“大夏國”，同時，印度的佛教思想在吸納了希臘、羅馬雕塑藝術基礎上的犍陀羅佛教藝術，也隨這條商道傳入蜀地。西晉僧人經“蜀川胖炣道”赴印度求法，透露出佛教與西南絲綢之路的密切關聯。巴蜀佛教在其發展、傳播過程中，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區域保持著綿延的交流互動，成都萬佛寺做為南朝佛造像代表，其“褒衣博帶”彰顯了佛教中國本土化程度。故印度佛教其傳播線路即有從西域沿陸路絲綢之路傳入，更有從西南絲綢之路傳入我國。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王志鵬在《從敦煌〈韓擒虎話本〉看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與嬗變》介紹，敦煌變文中有不少是以歷史人物為中心而演繹故事，展開情節，如《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王昭君變文》《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一卷》《李陵變文》《韓擒虎話本》《葉凈能詩》等，其中敦煌S.2144卷的《韓擒虎話本》對后世小說發生了深遠影響，堪稱我國古代小說史上英雄人物演義之祖。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韓擒虎話本》的話本小說特征、韓擒虎英雄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并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迄今較少有人注意《韓擒虎話本》在整體結構上對后代小說的重要影響，或對此僅僅提出了一些粗略的看法，尚有未盡之處。有鑒于此，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進行較為全面、具體的考察，認為《韓擒虎話本》的整體結構具有后世章回小說前后呼應的特征并有佛教因果觀念的影響。

“秀骨清像”“褒衣博帶” 西魏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蘭州財經大學高啟安《玉米傳入中國確切時間發微以〈肅鎮華夷志〉的一條材料為線索》，玉米之名物，最早出現在明代中后葉的方志史料當中。出現描述明確為玉米的史料來源，有明代嘉靖、萬歷時人田藝蘅所著《留青日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以及刊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平涼府志》中。初修于嘉靖二十年到二十三年間(1542-1544)、刊刻于萬歷四十四年(1617)的《肅鎮華夷志》，其中“回回大麥:肅州昔無。近年西夷帶種，方樹之，亦不多。形大而圓，白色而黃，莖穗異于他麥，又名‘西天麥’”的記載，應該是明確傳來大致時間、由何人傳入的最早記載。其他地區較早出現玉米種植的記載，很可能與“西夷”入貢“方物”和明政府流放“西夷”人有關。

玉米

雨中耕作 盛唐 敦煌莫高窟第23窟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王冀青在《伯希和為英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漢文文獻編目始末》中介紹，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分別于1907年5-6月、1909年3-5月在敦煌莫高窟考古，將藏經洞文物劫往歐洲。斯坦因返回歐洲后，于1909—1910年給英國漢學家白克好司、禧在明、莊延齡等人寫信，邀請他們協助考釋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終無結果。莊延齡給斯坦因寫回信時，建議由伯希和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斯坦因于1910年1月14-16日逗留巴黎時，第一次見到剛返回法國的伯希和，邀請他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制目錄。1910年5月7日，伯希和從巴黎給斯坦因寫信，正式表示愿意為英藏敦煌漢文寫本編目。

1910年6—7月，伯希和訪問大英博物院，對英藏敦煌漢文文獻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在斯坦因的請求下，伯希和為英藏敦煌漢文寫本寫了一份鑒定書。伯希和在鑒定完英藏敦煌漢文文獻后，要求承擔全部英藏敦煌漢文寫本的編目工作。隨后，大英博物院于1911年1月將第一批裝有敦煌漢文寫本的兩只箱子寄給伯希和。但不久后，法蘭西學院于1911年2月為伯希和特設中亞語言學、歷史學和考古學講座教授。此后，教學任務繁重的伯希和不得不放緩為英藏獲敦煌漢文文獻編目的工作。

1913年，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瀧精一赴大英博物院調査英藏敦煌漢文文獻，暗示可為英藏敦煌文獻編目。1913年6月4日，大英博物院院長肯雍給斯坦因寫信，以伯希和編目工作進展緩慢為由，建議由狩野直喜取而代之。斯坦因對此建議非常生氣，于1913年6月28日給大英博物院寫信質問說:“肯雍先生在信中提到，有一個日本人想要做編目工作。這個日本人是狩野先生嗎?是誰鼓勵他向一項已經說好了的任務提供他自己的服務呢?”

據介紹，斯坦因于1913年6月30日給肯雍回信，反復強調只有伯希和才有資格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反對由日本人編目。已無暇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的伯希和乘機撂挑子，于1913年7月31日給大英博物院寫信，宣布放棄為斯坦因寫本編目的工作。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伯希和應征入伍，徹底放棄了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的想法。

伯希和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巨幅《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現藏大英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