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敦煌藏經洞被道士王圓箓的無意發現，使得數萬卷古代文獻及紙本絹畫始見天日。藏經洞被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之一，保存了公元4至11世紀的寫本刺繡、絹畫、法器等各類文物近6萬件，“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可謂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并很快進入了國際學術的視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發現，敦煌學家姜亮夫教授認為“整個中國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現出來”。

在藏經洞發現120周年之際，11月7日至10日，“2020敦煌論壇：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在敦煌莫高窟舉行，旨在總結敦煌學百余年來的研究成果和歷史經驗， 推動21世紀敦煌學的更大發展。澎湃新聞獲悉，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曾經處于落后的狀態，經過一百多年的探索研究，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的保護、研究與弘揚，敦煌已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和基地之一。

2020敦煌論壇開幕式

“進入21世紀，以‘敦煌學’為中心的史學、宗教學、古代文學、藝術學等學科更是得到了極大發展。同時，對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也不斷地推動著現代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書法、音樂、舞蹈乃至服裝設計等藝術創作領域的發展。”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說。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從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從屢遭偷盜到舉世矚目

1900 年 6 月 22 日，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篆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很快，藏經洞發現的五萬多件文物以及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敦煌石窟所構成的敦煌文化進入了國際學術的視野，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并很快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門綜合性學科。陳寅恪當年把這個嶄新的學術領域稱為“敦煌學”。極大地拓寬了時人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等方面的認識。敦煌學家姜亮夫教授認為“整個中國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現出來”。金石學家葉昌熾認為，“該窟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道經及世俗文書等，是研究我國近兩千年學術文化發展的寶貴文獻，歷史之積文終成后世之瑰寶，實為我國學術及世界學術之大幸。”

道士王圓篆  斯坦因1907年5月拍攝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敦煌莫高窟

然而敦煌藏經洞也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藏經洞被發現后，文獻文物隨后大量流失或遺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約一萬五千卷；法國人伯希和拿去了約六千六百卷；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國人鄂登堡也相繼取走了不少的文卷。目前有八千多殘卷保存于國家圖書館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國強在“2020敦煌論壇”致辭

在回顧了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遭遇，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國強今天在大會上發言說：“讓我們欣慰和感佩的是基于藏經洞文物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門國際性顯學——‘敦煌學’，120年來，在全世界敦煌學者苦心孤詣、深入研究下，使流失各地的藏經洞文物逐步被整理、刊布、出版，基本揭示了藏經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珍貴價值。特別是在國家的高度支持和重視之下，國內學者團結一致、奮起直追，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命運，形成‘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研究局面。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辦此次會議，既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文化盛事，更紀念敦煌學走過120年的不平凡歷程。”王國強也表示，甘肅省委宣傳部將大力支持，與敦煌學者一道，緊抓機遇，推進敦煌學在新時代再上新臺階。

敦煌遺書《大般涅槃經》

甘肅省文物局副局長陳于柱在會上表示，“明珠蒙塵、不掩其芒”，在一代代學人努力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國際學術界公認中國是敦煌學研究中心，藏經洞是敦煌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其出土文獻與文物奠定了敦煌學的重要基礎。“敦煌藏經洞是20世紀初中國四大考古發現之一，不僅是文物寶庫，更是學術富礦。此次論壇是敦煌學史上承前啟后的一次盛會，甘肅省文物局愿與學術界一道，支持敦煌研究院再接再厲。”

《朝貢圖》 紙本 北宋 966年 （大英博物館藏）

對于未來敦煌的發展，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趙國英在會上說：“敦煌研究院建院76年以來，在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努力下，在敦煌石窟歷史、考古、藝術、美學等各方面研究成績顯著，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和基地之一。故宮又稱紫禁城，是我國現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去年8月31日，故宮博物院很榮幸地與敦煌研究院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書》，雙方依托各自資源優勢，在學術資源共享、遺產地管理、文物保護與研究、數字化保護應用、人才培養、文創開發、社會公眾教育等八個方面進行戰略合作。從此，在全世界均享有盛譽的兩家單位攜手合作。”

敦煌遺書殘片

中國敦煌吐魯番協會會長郝春文在會上介紹了未來五到十五年間敦煌學界的重要工作規劃，包括出版新版敦煌石窟全集、建立全球敦煌文獻資源共享平臺在內的八項工作被列入其中。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在致辭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在致辭中回顧了藏經洞發現120年來的歷史以及百年來敦煌學發展的歷程和敦煌研究院艱苦卓絕的76年奮斗史，他說：“改革開放以后，經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敦煌學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回顧敦煌研究院艱苦卓絕的76年奮斗歷史，幾代莫高窟人攻堅克難，銳意進取，逐步形成了‘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通過不斷探索與實踐，創建了世界文化遺產科學保護、研究、利用與管理的綜合體系；運用科學技術真實、完整、可持續地保護敦煌石窟，創立了我國石窟科學保護方法體系；突破傳統石窟考古學方法和手段，創建了多學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提出了數字敦煌構想，研發文物數字化成套關鍵技術，實現了敦煌石窟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首次在國內開展了遺產地游客承載量研究，建成了文物領域首個數字展示中心，創建了‘總量控制+線上預約+數字展示+實體參觀’為一體的世界遺產展示利用新模式，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敦煌遺書

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拓展研究與敦煌藏經洞之謎的再認識

據主辦方介紹，本次大會共邀請150多位資深敦煌學專家學者與會。在今天開幕式結束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浙江大學教授張涌泉、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作了大會發言。

榮新江在會上以《敦煌吐魯番文書與歷史研究新視野》為題發言表示，以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敦煌文獻為標志，加上幾乎同時期在吐魯番盆地各遺址發現的大量各種語言的典籍和文書，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推動了120年來的現代學術許多門類的進步。“20年前，我曾撰《敦煌學：21世紀還是“學術新潮流”嗎?》，從四個方面來展望新世紀的敦煌學：一，中古時代的宗教史;二，唐朝各個階層的社會和文化;三，吐蕃王朝對敦煌的統治與漢藏文化交流;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時光飛逝，二十年已經過去，這些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提到的許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拓展。如今，我們在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之際，從新時代史學發展的視野，還可以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來推進學術研究的進步。”

法藏《摩訶般若菠蘿蜜經論釋初品》

榮新江特別強調以下幾方面的研究：一是東西方的寫本書籍史研究，敦煌寫本提供了從5世紀到10世紀不同時代的寫本書籍全貌，而吐魯番漢文之外有各種語文的寫本書籍，特別是摩尼教、景教寫本形態，以及相關的粟特語、回鶻語文獻，為東西方寫本的交流影響提供了素材；二是醫療社會史，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大量“不知名方書”，提供了觀察民間醫療社會的絕好資料；三是絲綢之路的縱深探討，敦煌吐魯番文書提供給學者研究絲綢之路豐富的資料，但隨著絲綢之路研究的進步，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加之兩地都有豐富的圖像和文物資料，可以做全方位的絲路文化交流的研究。

編號為S.3050的敦煌文書，背面書寫著《善惠和尚因緣》（局部）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發現。據最晚的紀年推斷，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應在11世紀初。但封閉的具體原因，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與之相關的藏經洞的性質，也長期困擾著海內外學術界。在今天大會發言上，浙江大學教授張涌泉以《敦煌藏經洞之謎發覆》為題作了發言。張涌泉在全面普查并對被撕裂的殘卷盡可能予以綴合的基礎上，指出敦煌文獻以佛經殘卷或殘片為主體，其中單獨的一卷首尾完整的僅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左右，而整部寫經完整的則更為罕見。張涌泉認為，藏經洞文獻與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復佛經的活動密切相關。“后唐長興五年(934)左右，后來擔任敦煌都僧錄的道真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修復活動，很多敦煌寫卷中都留下了道真們修復的痕跡;藏經洞就是道真匯聚修復材料的“故經處”，它和三界寺的藏經處“經藏”是兩回事。道真搜集“諸家函藏”的“古壞經文”，意在“修補頭尾”。那些經過修復配補成套的經本，“施入經藏供養”;剩余的復本及殘卷斷片，則繼續留在“故經處”作為配補或修復材料備用，并最終成為我們見到的藏經洞文獻。藏經洞的封閉，則很可能與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

敦煌藏經洞

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為紀念藏經洞文獻入藏國家圖書館110周年紀念，曾在《行百里者半九十》文中就敦煌學研究提出了四點具體建議，其中包括在原有資料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和完善全世界敦煌學研究的檔案資料(包括中外學者個人的生平簡歷與研究課題及相關手稿、信札和代表性成果，以及相關學術會議的文字與圖像資料等);尤其是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中期各國考察隊、探險家等在西域、中亞進行考古發掘的各類信息，特別是他們在敦煌地區掠取文物的真實情形。至于已知中國以外英、法、俄、日、美、德、韓、印度、澳大利亞、瑞典、丹麥等國公私所藏敦煌文獻的詳細而準確的資料，亦需要通過進一步的國際交流合作來獲取。在今天大會上，他又以《再談“行百里者半九十”—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為題，以學界撰寫《敦煌研究院院史》、小結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近四十年歷程等為例，再次強調指出：學術研究的主體，文化積累、傳承、創新、發展的主體是“人”。“如今，敦煌學術史的研究正方興未艾，特別需要加強對老、中、青幾代敦煌學者以研究經歷為主線的心路歷程、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和理論性闡述。”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以《光與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畫裝飾管窺》為題作了發言。他認為人類最初對日、月等發光體的表現(包括產生了神靈崇拜之后，對神以及相關聯的神圣之物的表現)，東方與西方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現存考古遺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基本表現形態：1放射狀線條表現光芒：2.以圓形表示光環：3以火焰表現光芒。不論是早期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還是印度和中國文明都可以找到三類表現光芒的例證。印度、犍陀羅佛教藝術中，佛光(包括背光、頭光)的表現往往用圓盤形邊緣以三角形式表現放射狀光芒，在犍陀羅雕刻中，以火焰圍繞圓形佛光的形式較多出現。當佛教藝術傳入中國后，克孜爾石窟壁畫中雖然也存在一些放射狀的佛光形式，但較多的還是以圓盤形表現，其中往往以色彩的變化來表現光芒。在追求佛光的表現中，隋朝畫家對外來佛教藝術兼收并蓄、不斷創新，在色彩運用上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時也體現出敦煌一地作為當時中國的重要都市以及絲綢之路文化交匯之地，在繪畫藝術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會議現場

據悉，大會結束后，在11月7日下午至11月8日下午，多位專家學者還將聚焦敦煌藏經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回歸模式研究、絲綢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與文化互鑒研究、絲綢之路藝術與考古研究等議題展開專題發言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