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馮·唐·吉訶德”——馮驥才印象

文 | 李陀

來源 | 《收獲》公眾號（ID：harvest1957）

薩特在說及知識分子的時候，有這么一個看法：“知識分子確實是一些插手與他們無關的事的人。”

這很像是在說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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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馮驥才比較熟的朋友，都叫他大馮，他年輕時候是籃球運動員，身高近兩米，手當然比一般人手長，可是，他插手和自己無關的事太多，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多到有點離譜。

很多人都讀過他的小說，特別是近年出版的《俗世奇人》，賣了六百多萬冊！一本介乎隨筆介乎故事之間的散文集子，能有這么多讀者，很罕見，是不是？可是，這成千上萬的讀者里，有幾個人聽說過，為了插手和自己無關的事，也就是“管閑事”，作家曾經拋書擲筆十幾年呢？這是不是更罕見？何況，他公然宣布自己決心要管的“閑事”，可不是小事情，是文化搶救——一個人要搶救文化？文化是多么大的東西啊，誰有能力“搶救”？一個人，一個作家，能干什么？可是，他插手了，他做了。他成功了嗎？我不知道。我只能說，他盡心盡意了，拼盡全力了。

這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搶救”當中，他主持做了一套二十二卷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其中兩卷，《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和《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日本藏品卷》，完全是他托俄國朋友和日本朋友在境外普查搜集完成的；其中俄國卷，涉及的城市有十多個，博物館有二十多個。

這樣的事他做得太多了，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一讀他寫的《漩渦里》。不過，我覺得《漩渦里》的寫作有個缺點，細節太少——那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個漩渦，跳進這漩渦里，一個人會經歷什么樣的孤獨和艱難，少了細節，是常人難以體會的。幸而，大約2011年，馮驥才給古村落保護的專家阮儀三教授和過一首《阮郎歸》的詞，這詞里多少記錄了他身在漩渦里的感受：“年來憂心又重重，村村欲變容，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邊風。文人單，弱如蟻，骨軟更無力，只緣我輩心不死，相助且相惜。”

“你我嘴硬有何用，人作耳邊風”。

只靠“嘴硬”，孤身一人，竟然為挽救文化遺產向全中國的官僚主義發起了挑戰。這讓我想起了唐·吉訶德。

一個“馮·唐·吉訶德”。

2012年馮驥才調研山西古村落保護成果（圖片來源：中國藝術報）

2

我和驥才——我不習慣叫他的全名——認識這么多年，來往不少，可以說的事情自然也不少，可是有幾件事，我不但記得非常清楚，而且就像記憶里幾塊堅硬的礁石，海浪越是拍擊沖刷，輪廓反而越是清晰。

大概是1995年或者是1996年，記不清了，有兩年，每逢大年三十，午夜十二點的時候，驥才一定來電話，干什么？讓我在話筒里聽天津市三十夜里的鞭炮聲。“聽見沒有？這是什么？過年，這才是叫過年！”接下來，就是對北京人的挖苦：“你們北京人，還過年嗎？連個炮仗都不放，過嘛年？北京有嘛好？來天津吧。”面對他得意洋洋的聲音，我能說什么？爆竹聲就在耳邊，像海潮一樣連綿不斷，不，比海潮更生動，更有戲劇性，高潮后面是更有烈度的高潮，好像永遠沒有落幕。我拿著話筒，站在窗前看著北京的夜空，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只有濃云，偶爾有一兩只沖天炮在暗中升起，讓這大年三十之夜更為凄清。當大馮把我、把北京人奚落夠了，終于放下電話的時候，我會依然留在窗前，一邊看著北京寂冷的天空和更寂冷的街道，一邊等驥才下一次的電話。我知道，他在輪流給朋友們打電話，讓每一個朋友都在話筒里，聽他說“聽見沒有？這是什么？”的快樂，待這樣的電話打過一圈之后，驥才還會再打給我，讓我再一次羨慕他，羨慕天津的百姓。

這有點孩子氣，是不是？“連個炮仗都不放，過嘛年？”這里有一種單純的只有兒童才能有的快樂。可是，里面掩藏一些更復雜的感情，其中一個是驕傲：天津百姓能這么高高興興過年，和他馮驥才有關系，這里有他一份功勞。什么功勞？當時，全國各大城市都在實行一種民主——春節期間，禁鞭炮還是不禁鞭炮？這要聽社會的意見，于是禁派和不禁派吵得熱火朝天，各派都振振有詞，一時成了很多城市政府的難題。不過，大多數城市都很快作了決定：禁鞭炮。就在這時候，作為天津市文聯主席的馮驥才，向市政府據理力爭，最后獲得了一個讓全市百姓都高興的結果，天津春節不禁鞭炮。

這事情的前后經過，當時驥才都和我說過，不過，每次說起都是嘻嘻哈哈，似乎自己只不過順手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后來我想過，那時候在他意識里，做這樣的“好事”，是在搶救文化嗎？我覺得沒有。可是，他于嘻嘻哈哈里和我說過的不能禁鞭炮的理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是過了很久，我才明白，盡管我們倆都反對禁鞭炮，其實我們之間有很大的分歧。在他心里，文化的含義和我不僅有區別，而且在感情層面上不是一回事，可以說是兩條河流，我的這邊，是一道小溪，清且淺，在他那兒，是一條大河，廣闊而湍急。不過讓我先把這話題放下，回頭說一件往事。

3

大概也是九十年代中，有一次，他從天津來我家聊天。兩人正說得高興的時候，他忽然站起來，伸手把放在很高書架上的一個陶罐拿了下來——這對身高一米九幾的“大馮”，輕而易舉——自言自語說，嗯，漢物件兒。我說是，大概是裝糧食用的，糧罐，賈平凹送我的。他不理我，兀自把罐子在手里翻轉摩挲，一雙小眼睛把以小鼠作裝飾的三個罐足好盯了一會兒，不滿意地咕噥了一句，有點殘。這完全是和他一起逛潘家園古董市場時的情景：他看上了一件東西，撿到手里，一邊面無表情轉著圈地擺弄，一邊冷冷地不斷挑毛病，那時候，他就是這種眼神，一模一樣。我覺得不妙，正想為這“殘”辯護一兩句，人家忽然抬頭對我說，你家里留這東西干什么？我拿走吧。

我能說什么？好朋友問你討件東西，舍不得？不能。

就這么，我“家藏”的一個寶貝，只一句話，被他順走了。

回想起來，這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是對我認識驥才，或者說誤解驥才，有很大的影響。自我和他認識，兩人越來越投緣，其中有個緣由，我們倆都迷藝術，只要和藝術沾上一點邊，無論什么“物件”，都是我們說不盡的話題。去天津看他的收藏，那更是兩人“響必應之于同聲”的快樂時刻。有一次，看到他展架上的一件石刻菩薩像，我說這造像的樣式有犍陀羅作風，那一刻驥才的喜悅，讓人太難忘了，怎么形容？明亮！好像有一團燦爛的陽光突然落到了我們兩人中間，把兩個人都照亮了——還有什么比朋友間心意相通更好的事？可是，真要心意相通，談何容易。其實，驥才熱愛藝術的這種狂熱勁兒，我那時候的看法，是他“玩物”而“不喪志”——當他拿走那個糧罐的時候，我知道那東西在他的眼里并不是一個稀罕物，可是，收藏的強烈欲望讓他不能不雁過拔毛。在八九十年代，收藏熱正在興起，而且“收”東西的機會多得今天難以想象。

1986年前后，我受《收獲》李小林的委托，去西安和賈平凹討論一個作品修改的時候，賈平凹帶我去了一個老先生的家里；這位老先生由于種種緣故，想把自己畢生收集的一些書畫精品“讓”給有心收藏的同行同好，于是我有了一個大飽眼福的意外機會。至于在老先生家里的所聞所見，這里就不多說了，只說一個細節。老先生先掛出了一幅鄭板橋的墨竹中堂，告訴我，這幅是假的，然后又掛出另一幅一模一樣的墨竹，又告訴我，這一幅才是真跡，并且說，如果我喜歡，八千元，我就可以把這幅真跡拿走。可是，八千人民幣！八千，對我來說那可是天文數字，我上哪兒去找這樣的巨款？還有，忍不住再說一個：老先生的一幅李方膺的雙魚圖，出價才兩千元，可對于我，一樣出不起啊。今天再細說這些事，感慨自然太多了，不過我還是回到我和驥才的話題上來——在那一陣子，文化界不少人都在迷收藏，可以說，如今聲名顯赫的很多藏家，都是那個時候開始沉溺于“收東西”帶來的大歡樂中的。所以，當時我看驥才對藝術的熱愛，多少是把他和藏家們一視同仁的。可是，我錯了。后來驥才的所作所為，那些“藏家”怎么能比？

那時候，我并不了解自己這個朋友。

4

說起來，讓我明白驥才是個什么人，真正理解他，大年三十之夜的電話騷擾還真是個關鍵。不過，那需要一個契機，需要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小窗忽然在你意識深處被悄悄地推開，于是你忽然看見了過去一直沉睡于心中的一片風景。

大概從九十年代末興起一陣風，到了春節，北京人都到餐館去過年了，一家人，一群朋友，訂一桌飯菜，一起亂哄哄熱鬧兩三個小時，于是，“年”就這么被“過”去了。這就是過年？是，現代化了，就這么過年。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這么“過年”，走出餐館之后，我站在街頭是如何惶惑，襲上心頭的空落落的感覺是那么輕，好像自己是一片紙人，如果來一陣風，我真就可以飄起來，隨風而去。可是沒有風，寂寂的大街上只有黑暗和餐館里的喧鬧。

過去怎么過年？

每逢大年初一這天，陳建功、鄭萬隆和我，三個人會一定聚在一起，去給文學界老輩人拜年；那時候，我和萬隆住在朝陽門，陳建功住在南城，離天壇不遠，他騎著自行車，趕到朝陽門這邊來和我們碰頭——我不會騎車，三個人會齊之后，陳建功的車子就“廢”了，可我們想過分頭行動嗎？想過去乘公共汽車嗎？沒有。自行車不騎，三個人輪流推著走，一路上說文學，說小說，說寫作，就這樣四處拜年，常常走遍半個北京。那是多遠的路啊，說了多少話啊。當時都說過什么？早就忘了，可是，路邊沒有來得及清掃的一堆一堆鞭炮殘屑，清晨的寒氣里還彌漫著淡淡的火藥味，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而且，奇怪的是，從那個覺得自己可以飄起來的一刻之后，每到春節，兩個記憶總是會涌上心頭，一個，是去拜年路上的鞭炮殘屑和清晨寒氣里的火藥味，另一個，就是驥才在大年三十晚上的電話。為什么這兩件事在記憶里會這么緊緊地捆在一起？開始我沒深想過，但是，漸漸地，那隱秘的繩索清晰了起來：沒有了大年三十鞭炮聲的歡樂，我們失去的，僅僅是一種節日習俗嗎？僅僅是國泰民安的氣氛嗎？僅僅是對大吉大利的期盼嗎？初一的清晨，空氣干凈了，人行道干凈了，眼前的一切都像舞臺布景一樣清清楚楚、整整齊齊了，可是一條條大街變得輕飄飄了，人也輕飄飄了，什么都沒有了重量感，這到底“有嘛好？”

這些感觸很零散，時聚時散，可幾乎在每年的三十夜里，都由于驥才那電話鈴聲的呼喚，重新聚到我的心頭，一邊懷念聽筒里的那海潮一樣的鞭炮，一邊讓我琢磨他這個人，他和我的不同。

同時，這也讓我換一個眼光，琢磨他做的很多事情。

為省事，我這里只列舉一些他主編的出版物：

2004年：出版《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普查手冊》；

2008年：完成與向云駒合作的《羌族文化學生讀本》；

2011年：出版22卷本《中國木版年畫集成》；

2013年：出版14卷本《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

2014：出版《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字化工程全記錄》；

2015：出版《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檔案2001-2011》；

2016年1月：出版《20個古村落的家底：中國傳統村落檔案優選》和《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據庫總目·河北卷》（上下）。

——看看這目錄，馮驥才的手，是不是真夠長的？

豈止是手長。我相信，凡讀過《漩渦里》的人都知道，這些可以稱作大工程的出版物，還不過是他為了搶救文化所作所為的一小部分。

可我有一陣，還以為他不過是有收藏癖好，“玩物而不喪志”的人。

真正了解和認識你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5

說起我和馮驥才，很多人一下就會想起“四個小風箏”什么的。其實，我和驥才來往，文學和寫作雖然重要，可印象最深的，往往都是和藝術有關系的人、事、物，其中有一些經歷，會永遠在記憶里閃亮，光芒耀眼。

我這里想說其中最耀眼的一個。

1996年8月，中央電視臺導演孫增田找我，說央視要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拍一部大型的紀錄片，想請我做文學顧問，可以先到敦煌去做調研——罕有的機會啊，可以盡情參觀敦煌，而且能看盡所有的洞窟！我馬上就想到了驥才，后來又拉上了另一個好朋友，作曲家瞿小松（紀錄片的音樂很重要）；這樣就算是有了個顧問小組，到了九月，孫增田帶著我們和央視另外幾個人，先乘民航到蘭州，然后租了一輛面包車，沿路看過去。

這一路的故事很多，都略去，就說一件：

走到武威的時候，當地人告訴我們附近的天梯山石窟應該去看訪，不過由于修了一個水庫，石窟實際上已經被庫區的大水徹底包圍了，周圍都是山，也沒有公路，要想進去恐怕很艱難。可是，我和驥才馬上決定，沒有路也要去，尤其是主洞窟的那座大佛，無論如何要去探訪。還不錯，想法子找了一輛手扶拖拉機。可是一眼看上去，讓人想到一匹瘦弱的小驢；后面有個拖斗車，一看就是平日農村里那種“跑運輸”，專門拉磚、拉蔬菜、拉肥料、拉水泥用的。我真猶豫了，問驥才，怎么樣，去不去？可是，驥才用行動回答了我：拉著同昭立刻上了車，這還猶豫什么？瞿小松，孫增田，還有我，自然也都爬了上去——這個拖斗實在太小了，大馮，可不是白叫的，確實體積大，一下子，他和同昭正好坐滿了拖斗的前邊，剩下我們三個，只能都擠在后邊。不過，上路沒多久，才發現麻煩的可不是車子小，是顛簸，五個人晃來晃去活像五個大土豆。我想，介紹我們去看訪大佛的人，一定也不太熟悉當地的交通狀況，不然，大約不會這么冒失地讓我們乘手扶拖拉機走這樣的一條險路，要知道，當時的馮驥才，已經是全國文聯副主席了，那也是個不算小的官吧？

今天回想起那條通向天梯山大佛的路，還是很后怕。那是路嗎？當然能算是路：沿著水庫，一邊是很陡的山坡，一邊是煙波淼淼的遼闊水面，所謂路，其實就是山坡中間的一段一段有些模糊車跡、草木稀少的小道。這些小道崎嶇不平就算了，四周渺無人煙也算了，讓人時時心驚的是，這些疙里疙瘩的路面還往往向水庫那邊傾斜——載著五個活人（其中還有個體重不一般的“大馮”）又搖搖晃晃的拖斗，如果頃刻之間翻到水庫里，那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事：沒翻車，是運氣；翻了車，很正常。不想在這里啰嗦那一路上的“險情”了，簡單說，驥才帶著天津味兒的一個接一個的笑話，讓我們不僅化險為夷，還一路談笑風生，我記憶力不好，那些笑話都隨風而逝了，我一個都沒記住，真是可惜。我另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是同昭，她始終面帶微笑，很隨和地給驥才幫忙，不斷給他的說笑添枝加葉。后來，當馮驥才變成了一個唐·吉訶德，沒有馬，沒有長矛，孤身一人為挽救文化遺產向全中國的官僚主義挑戰的時候，我時時會想起同昭的鎮靜，心里就暗暗為老朋友慶幸：你畢竟還是比唐·吉訶德幸運太多了，因為在你身邊不遠的地方，永遠有同昭悄悄地和你同行。

話說遠了，回頭說天梯山大佛。

我們興高采烈到了目的地，可是走下了手扶拖拉機的拖斗之后，每個人都像被迎頭打了一悶棍，立刻都悶了下來，大佛倒是立刻看到了，可是那情景不說觸目驚心，也可以說十分凄涼，一種讓人心生寒意的凄涼：一道半圓的水壩把佛窟和大水隔開，混凝土大壩里頭，形成了一個深坑，二十八米高的釋迦摩尼像右手施無畏印巍然倚坐在這坑里，盡管寶相莊嚴，可是這莊嚴反而讓人生出一種傷感和凄然，還有一堆沉重的疑問。人人一起失語，個個心頭一片烏云。不過，在我們之間，還是驥才的變化最為強烈，剛才還嘻嘻哈哈的一張明亮的笑臉，一下子變成了一片灰色，而這灰色里疊印著迷惘、惶惑、憂傷、沮喪、沉痛——多少種情緒最后在匯集于他一雙不大的眼睛里，也融入到眼邊、嘴邊每一條變得僵硬的肌肉之中，那是什么樣的心痛？難以形容。

我永遠不會忘記驥才這惶惑又沉重的表情。

關于天梯山洞窟藝術，今天似乎沒有多說的必要，到網上隨手一點，就能看到為方便旅游所提供的種種相關知識，而且其中還不缺少對天梯山洞窟藝術重要性和歷史意義的介紹，但是我還想說，在我看來這些文字還是太輕薄了，是的，輕薄。且不說在四至五世紀北涼文化曾經怎么大放異彩，而天梯山石窟的開鑿正是北涼文化的精髓的表達，只要想一想，偉大的佛家文化東傳的路線，特別是犍陀羅——克孜爾——天梯山——麥積山——云岡，然后曲折南下至龍門——響堂山——大足這條石窟藝術的行進路線，想一想這路上的每一站，都不僅是中國人，還是全人類的輝煌的藝術寶藏，而天梯山洞窟群是這寶藏鏈的第一站，它的重要性還用多說嗎？可是，悲劇的發生往往平平淡淡：具有如此重要歷史意義的一個藝術寶庫，在五十年代末，為了修一座黃羊洞水庫，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公然破壞，很多從五代時期歷經千多年劫難流傳下來的壁畫、佛像、文物又在“搶救”里進一步毀損，到最后，劫余灰燼竟然所剩無幾。悲劇到此為止了嗎？沒有，后邊還有荒誕劇：旅行者稍微仔細一點，你還會得知，天梯山藝術寶庫的毀滅，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年專家對水庫的蓄水量和規模作了誤判。誤判？是誤判！——原來，如果專家們仔細一點，水庫的蓄水本來可以不用淹沒大部分洞窟，也就是說，天梯山石窟本來可以躲過這一劫！

當然，今天再去追究這悲劇和荒誕劇形成的種種細節，已經沒有必要。但問題是，在今天，這樣的演出并沒有停止，不但沒有停止，在某種意義上演出的規模更大了，也更理直氣壯了——我這么說，也許有人會覺得過分，可是你如果認真讀過馮驥才的《漩渦里》這書，我想多半會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有理由進一步追問：難道經濟的發展一定要破壞文化遺產嗎？如果青山綠水是金山銀山，文化遺產難道不比金山銀山更寶貴嗎？不管誤判不誤判，當年為了幾萬畝農田就毀掉天梯山石窟這樣一個如此璀璨的歷史文化明珠，這個決心下得為什么那么容易？你可以說，這決心后面是愚蠢，那可不是一般的愚蠢，而是一個強大的無堅不摧的發展主義的堅硬邏輯。

說實在的，三十年前的我們，孑立于把大佛洞窟和浩渺水波粗暴地隔開來的大堤上，背對著陣陣的秋風，一邊面對釋迦摩尼像低聲細語表示恭敬，一邊疑惑地交換彼此的傷心之時，想過這么大的問題嗎？有過對“發展”的疑問嗎？應該沒有。不過，每當回憶當時的情景，馮驥才那灰色的臉龐，還有那一雙迷惘而痛苦的小眼睛，總是浮現在我眼前。還有他的一句沉重的嘆息：

“他們對得起祖宗嗎？”

他們是誰？

6

我還是先把話頭收回來，繼續說我們的敦煌之行，我說了，“其中有一些經歷，會永遠在記憶里閃亮，光芒耀眼”，現在我說說其中最耀眼的一幕，那不只是耀眼，應該說是讓人永遠難以忘記的輝煌一幕。

這事發生在我們禮拜第220洞的時候。

和所有的人一樣，進到洞里，我們只能憑借手電筒投出的不大一片光斑，一點一點地探索和發現，而每一次的所見，不管是一道衣褶，一片顏色，一個手勢的美妙造型，一組流暢得猶如音樂一樣的線條，幾乎都引起我們一陣又一陣的興奮，不斷發出歡呼和驚嘆；有時候，把幾個手電筒的光斑拼在一起，在兩尺方圓半明半暗的光暈里，或是出現菩薩頭上燦爛的背光，或是出現七寶瓔珞映照下的半透明的透體羅衣，我們的驚嘆就幾乎變成了歡呼。我想，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時刻，巨大的喜悅和滿足在你心里膨脹起來的時候，你是不可能有現實感的。我們在220洞里究竟逗留了多少時間？幾個人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不過，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我們走出洞門，在明亮的陽光下個個都睜不開眼的時候，馮驥才可是非常清醒，他一眼看見下一層洞窟的棧道上，走著幾個人，推著一個小發電機和一些攝影器材——誰想得到，這時候我們的幸運來臨了（哎，這是什么樣的幸運啊！）——我就不細說過程了，總之，驥才發現他們是敦煌研究院攝影部的，正在拍攝一部紀錄片，于是立刻提出了一個請求，能不能為我們剛剛探訪過的220窟，用他們的燈源設備作一次全窟的照明？換了我，是絕不敢有這奢望的，記得很清楚，當時我還在心里埋怨大馮，這要求也太過分了，得隴望蜀，你夢想得太多了。然而，對于一個總是在夢想里生活的人，夢想和現實的界限本來就不清楚。得隴望蜀？這不是問題。

下面的故事就是那激動人心的時刻了。

當220窟突然被碘鎢燈照亮，全洞大放光明那一瞬間，我們一行人不由得都立刻屏住了呼吸。

每個人都被眼前的輝煌鎮住了。

從那以后多少年，每當我想向什么朋友形容那一刻的感受，或者試著用文字表達那一瞬間的印象，我都找不到語言。那也根本不是用語言可以描述的。試想一下，在幾分之一秒的一剎那間，黑暗被一片耀眼的光華代替，你于暈眩中什么都來不及分辨，只有一個感覺：眼前的千萬意象全都那么富麗堂皇，全都那么光芒四射，想一想，那是什么樣的震撼？可是待你稍稍平靜下來，南、北、東三壁的經變圖已經如夢幻一般涌到眼前，你馬上又會心跳加快：碧波蕩漾的七寶池水，盛開的蓮花，凌云的經幢，高聳的梵宮，藍色的天空，在五彩祥云里散花的飛天，肅立于以紅藍兩色琉璃鋪成的富麗堂皇寶臺上的藥師佛，還有跏趺端坐于七寶池蓮臺上的阿彌陀佛——一切都如《阿彌陀經》中的景象：“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你覺得自己闖入了人佛共享的佛國極樂凈土，甚至為自己這闖入多少感到惶恐，可是，環顧之下，你又發現自己還面臨著另一番景象：菩薩的透體羅衣，戲水化生童子的格式花紋的短褲，來自異域深目高鼻的異族王子，在波斯地毯上跳胡旋舞的曼妙舞姬，共二十八人的大型樂隊所持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樂器，巨大的西域式塔形立地華燈，在講經中意氣飛揚、目光炯炯的維摩詰，這一切又都讓你一瞬間身處于生氣勃勃、充滿青春氣息的貞觀年代。這是如夢幻泡影的夢境嗎？這是時代的歡樂頌嗎？這就是大唐氣象嗎？

也許都是，也許都不是。

或者，那是人對美好生活想象的一個極限。

7

關于220窟那輝煌一刻的感受，本來我可以說得更多，我已經說得太多了。

可我不能不說，這不僅是因為，如果沒有馮驥才一念之間引來的光明大放，我是不可能有如此的幸運和福分的。他生未卜此生休，就為這一件事，我會對驥才感激終生，雖然感激這詞沒有一點重量。不過，就本文的目的來說，這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我從來沒有問過驥才，敦煌之行，特別是我們共同在220窟分享的那輝煌的一刻，對他后來決心投身全國文化遺產的搶救是不是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很少在朋友之間討論有關個人命運重大決定的話題，那很別扭。但是我以為敦煌之行，特別是220窟那輝煌，不但對驥才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而且是決定性的。

這有文字為證。

敦煌歸來之后，驥才不僅為計劃拍攝的紀錄片寫了一本名為《人類的敦煌》的文學劇本，還另外寫了一本書，題目就是《敦煌痛史》。在這書里，他重新檢視了歷史留下的一道道傷口，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清晰地看到它被緊緊夾在精明的劫奪和無知的踐踏之間，難以喘息，無法自拔，充滿了無奈。我們誰也幫不上歷史的忙！然而，這文化悲劇往往是一個民族文明失落后的必然，而這悲劇還有一種頑固性。如今我們所剩無多的文化遺存，不是依然在被那種‘王道士式’的無知所踐踏著嗎？”這聲呼喊痛徹心扉。它直接來自220窟，來自那如夢幻泡影的夢境，來自那光芒四射的歡樂氣象，然而，沒有夢，也沒有歡樂，只有無奈和焦慮。可是，有多少人聽見了這聲音？又有多少人在意了這呼喊？我似乎看到了一個畫面：一個孩子揮著紅燈，聲嘶力竭地喊著前邊有險情，一列火車仍然在他面前風馳電掣，呼嘯而過。

回顧驥才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常想，生性樂觀的他，是不是想過，他為之付出的事業中有一種悲劇性？是不是意識到，不管他已經獲得了多少成績，他都是一個當代的唐·吉訶德？我猜他沒有往這方面想過。有的人就是具備這樣令人羨慕的天性：他只對喜劇敏感而完全忽略悲劇。

這里我再舉一個例子。2006年3月，作為政協委員，馮驥才向“兩會”提交了《規劃新農村建議要注意古村落保護》的提案。從那以后，古村落保護又成了他“搶救”的另一個工程。然而，他在有關會議上說過這樣一段話，一段全是數字的話：“首先談傳統村落保護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我給出一個最新調查統計的數字：在進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時，我國自然村總數為三百六十三萬個，到了2010年，僅僅過去十年，總數銳減為二百七十一萬個。十年內減少九十萬個自然村。它顯示村落消亡之勢的迅猛和不可阻擋。”

——你不覺得他做的很多事，都是螳臂當車嗎？

我有時候會拿馮驥才和馬爾羅作比較。

這兩人的人生經歷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可是，如果就兩個人對文化的厚重感情來說，或者就民族文化保護的所作所為來說，他們又很像。馬爾羅對法國文化遺產保護所做的，可以說無所不至，無微不至，從修繕盧浮宮、編制全法國文物總目，到定期維修和清洗巴黎主要紀念性建筑，到推廣每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建立“文化之家”，幾乎只要涉及文化遺產保護的任何角落，都有他的手印和足跡。但是，他做這一切，不是因為他是作家，還因為他是堂堂文化部長，而且，他有全法國上下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作后盾，讓他為所欲為。可是再看作為全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的馮驥才，和馬爾羅又有多少可比性？不說別的，為了成立一個民間文化基金會，他還需要靠賣畫來籌集第一筆資金。話又說回來，難道馮驥才做的，不是比馬爾羅更多嗎？試想一下，要是讓馬爾羅面臨一個“十年內減少九十萬個自然村”的國家，他又能做什么？

不，驥才和馬爾羅一點都不像。

他是一個總是操心與己“無關的事”的“馮·唐·吉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