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常人看來，進入哈佛法學院的59屆學生中的十位女性將在畢業后擁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在她們排除萬難來到競爭激烈的哈佛法學院后，她們所面對的才是真正的挑戰和痛苦——教授的忽視或刁難、同學的排擠、平衡家庭與學習及工作之間的困難、“不歡迎女性”的就業市場，以及機會渺茫的晉升道路都讓這些他人眼中的精英女性飽受煎熬。對于59屆法學生中最為出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而言，這些曾經的同學的經歷成為了她在法律道路上勇敢抗爭、堅持正義的理由。本文記錄了五十九屆哈佛法學院另外九位女性的非凡故事——她們本人、她們的家人們以及一位記得她們的最高法院法官共同講述了這些故事。本文原載于《Slate》雜志，并有音頻系列“金斯伯格與她的同學們”，因篇幅較長，分三篇刊發，此為第二篇。

威特魯德·F·里希特，1935年出生

威特魯德·F·里希特

楚蒂·里希特（Trudy Richter）是1959屆畢業生中唯一一個沒有獲得法律學位就決定離開哈佛的女生。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悶熱、孤獨且充滿敵意的地方。但楚蒂（一個致力于社會正義的人，在她80多歲的時候還在抗議）在學術上熱愛法律。在輟學20年后，她重返法學院，并在她40多歲時成為了一名律師。

情感上疏離的成長史

楚蒂在新澤西州羅威一個嚴格但舒適的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作為在二戰的反德熱潮中撫養美國孩子的移民，她的父母在情感上非常疏離。英語是楚蒂的第二語言，但她被告誡不要在公共場合說德語。她知道她的一個舅舅，有猶太血統，從集中營被解救出來，而另一個則被納粹殺害。她的父母沒有談論他們所逃離的悲劇，但楚蒂仍然感受到了它的影響?！坝辛诉@樣的家族史，我們很容易對這個國家發生的各種歧視保持警惕。”她告訴《Slate》雜志。

對抗議的熱愛

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貴格會（Quaker）寄宿學校讀書時，楚蒂就開始熱衷于宣傳抗議。在她開始上大學之前的那個夏天，她和其他幾名學生因在散發抗議朝鮮戰爭的傳單時堵住了人行道而被捕。她在監獄里呆了一晚。楚蒂的抗議意愿從未減弱，多年以來，她說她“收集了一張小的犯罪記錄單”。

她在斯沃斯莫爾學院學習政治學，也在那里訂婚了；但后來她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準備好結婚，于是在大四那年解除了婚約。相反，她追求自己對法律的興趣，她認為法律是“促進人權和社會正義最有效的工具”。她的考試成績優異，所以她申請了法學院。“我從沒想過我不能去上法學院，”她說?！暗钡轿业搅四抢铮也乓庾R到我面臨的是什么?！?/p>

“就像一個人住在孤島上那樣”

從一開始，楚蒂就接收到了警告信號。在申請過程中，一位男士面試了她，并告誡她不要結婚和輟學?！肮鹫J為接受我們（女性）是一件具有開創性的事情。關于這一點，他們說得非常清楚?！?/p>

開學后，她發現除了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幾位校友和一名教授之外，沒有一個男人愿意跟她打招呼?！皼]有其他人（和我打招呼），真的，”她說?！斑@就像一個人住在一個孤島上那樣。他們不想要女人。”楚蒂不記得曾經和她的女同學們交流過。她一個人住，和一個建筑系的學生共用一個走廊和浴室?！拔覀兠刻於紩f上幾句話，”她回憶說，“那次交流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否則就沒人跟我說話了。”她甚至覺得，她的教授也忽略了她。

哈佛“幫助我走向了一段糟糕的婚姻”

第一年快結束時，她退學了，嫁給了一個夏天她當服務員時認識的男人。“(哈佛)把我推向了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她說?！耙驗槲彝蝗环艞壛艘患野胼呑右詠矶枷胱龅氖虑??！?/p>

楚蒂于1957年從法學院離開了。三年后，她生下了兒子詹姆斯。她仍然渴望從事法律事業，但覺得這與母親的身份格格不入。于是，她獲得了教育學碩士學位，在全身心投入、成為母親之前，她擔任了幾年殘疾學生的老師。她說：“在那個年代，女性只能是教師。女性不能成為律師?！?/p>

在兩個孩子成為青少年之前，她一直是全職母親。直到1977年楚蒂離婚后，她才決定重返法學院。她說：“我經歷了一段悲慘的婚姻，感覺作為一個人我無足輕重，但我并沒有失去對法律的興趣?！币虼?，在42歲時，她開始在東北大學法學院攻讀學位。楚蒂很喜歡在那里的時光。她說這所學校與哈佛正好相反，是一個強調多樣性和實踐經驗的地方。

“良好的法律想象力”

楚蒂作為律師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法律服務公司處理家庭法律案件。后來，她為低收入客戶開設了自己的公司，處理從家庭法律案件到輕罪辯護等各種事務。她還為需要得到批準進行墮胎的未成年人提供無償服務，并幫助需要逃離家庭暴力的婦女獲得法庭命令。但她賺不到足夠的錢來支付醫療事故保險，以至于她在一年后不得不關閉自己的公司。

接下來的十年里，她一直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殘疾人維權中心工作。在那里，她向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New Hampshire Supreme Court）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辯護狀，為一名因與一名智障人士發生性關系而被定罪的男子辯護，她認為這是一項歧視性法規。法院同意楚蒂的觀點，并裁定與真正能夠同意性行為的殘疾人發生性行為是合法的。還有一次，她解決了一起涉及兩位聾啞父母的案件，幫助他們避免失去孩子的監護權?！拔艺J為沒有人會因為我的客戶和我們遇到的問題，而把我的生活看作重大的，法律意義上的成功，”她說。但她為自己“良好的法律想象力”而自豪。

“我做過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我律師工作的一部分”

當詹姆斯還小的時候，楚蒂喜歡在夏天在社區操場上做志愿者，在孩子們的父母工作時照顧他們，她還擔任了她所在選區的選舉代表?！拔沂且粋€天生的地方政府人員，”她告訴《Slate》雜志。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她支持的事業越來越多。她為在新罕布什爾州廢除死刑而奔走，推動她的“一神論普世主義”教堂改用太陽能，并游說立法救濟非法移民。在五年的時間里，她供養著一個從不丹搬到美國生活的家庭，并利用她所接受的法律培訓為其他志愿者起草了一份手冊。教會至今在執行其難民項目中使用著這本手冊。2018年，83歲的楚蒂因參與新罕布什爾州“窮人之死”運動而被捕。她說：“總的來說，我做過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似乎并不一定是我作為律師工作的一部分。”

“單親兼家庭主婦”

平衡工作和生活對楚蒂來說很難。她的丈夫約翰是個酒鬼。他經常無視她和孩子們。“我是一個單親兼家庭主婦，”她說。甚至在她的孩子長大后，她還會覺得自己被困在了“生存”模式中，她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家人的吃飯、交通和其他瑣事上，很少會“坐在地板上和孩子們玩”。她擔心自己的一些行為是在模仿自己非?！昂睢钡母改?。

對于法學院生涯的新視角

楚蒂說不清楚從什么時候開始，她認為自己的哈佛經歷不僅是自己的失敗。在1959年，她并不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認為其他人也不這樣認為。但她說，多年以來，她開始用女權主義的術語來思考那段經歷，她意識到她在法學院所面臨的困難并非是個人的。

在某種程度上，她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起步較晚這一事實，幫助了自己在職業生涯中擺脫了厭女癥的困擾。但她說，在殘疾人權利中心，她仍然有一個“豬一樣”的老板，他會對這些婦女發表尖刻的評論，在員工會議上開粗俗的玩笑。她給女律師的建議是（這也是她希望自己在過去能多做一些的事）：找其他女性聊聊天?！靶詣e的區別仍然存在，”她說?！昂苊黠@，女性需要幫助自己找到立足點?！?/p>

瑪麗蓮·G·羅斯，1934-2011

瑪麗蓮·G·羅斯

瑪麗蓮·羅斯（Marilyn Rose）在馬薩諸塞州長大，父親是一名猶太出租車司機，母親是一名工廠工人，父親總是推動她和她的兄弟去取得優異成績。她的繼子蒂姆·奇爾德斯說：“她非常愛為弱勢群體服務。”這是她天性的一部分。作為一名律師，她曾成功地為一個案件辯護，該案件重新定義了低收入人群和全國各地的有色人種如何獲得醫療保健，其邏輯為整個醫療保健法律改革運動奠定了基礎。

“她曾經開玩笑說，‘我是哈佛畢業生中薪水最低的律師’?！?/strong>

瑪麗蓮的嫂子羅斯·羅斯（Rose Rose）說，瑪麗蓮對政治的興趣促使她上了法學院。瑪麗蓮的丈夫鮑比·蔡爾德斯（Bobby Childers）說，瑪麗蓮在高中時決定要當一名民權律師，因為她對猶太人所受到的歧視有著深刻的理解?，旣惿徱园嗉壡皟擅某煽儺厴I于布蘭迪斯大學，她決定自費讀完哈佛法學院；但考慮到自己的興趣，她認為自己最終不會有一份收入豐厚的職業。她的繼女特蕾莎·彼得森（Teresa Peterson）說：“她曾經開玩笑說，‘我是哈佛畢業生中收入最低的律師?！?/p>

瑪麗蓮從沒有向她的丈夫或繼子女抱怨過她在哈佛的經歷。蒂姆和特蕾莎回憶說，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她似乎在那里很成功。但哈佛也是她開始倡導系統性變革的第一個地方；在第二年，她被拒絕加入哈佛大學的全男性公共辯護律師項目，因為女性不能被送進監獄與男性被告面談。因此，她和她的同學埃莉諾·沃斯（Eleanor Voss）進行了公開游說，希望允許女性參加這個項目；她們的理由是，即使沒有機會進監獄，她們仍然可以做很多工作?，旣惿彵救俗罱K并沒有從她的改革運動中受益，但在她畢業那年，這個項目向女性開放了。讀一下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對瑪麗蓮等女性為提高哈佛女性權利所做努力的回憶吧。

爭取平等醫療保健權利的法律改革者

據她的丈夫鮑比說，瑪麗蓮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然后看著那些成績比她差的男同學在拒絕了她的公司找到工作。一些公司公開承認他們不會雇傭女性。所以她“不得不去政府工作，因為那是唯一給她提供工作的地方，”鮑比說。在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她轉到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現在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工作。她在民權辦公室找到了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在那里她幫助醫院和精神病院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

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ORC）監督醫療保健的工作中，瑪麗蓮了解了《希爾-伯頓法案》（Hill-Burton Act），這是一部1946年的法律，規定政府為數千家醫院和診所提供資金，前提是它們為無法負擔治療費用的病人提供一些免費醫療。她認為該法案可以被更好地執行。在1970年，瑪麗蓮轉到一家專注于提供醫療相關法律幫助的非營利組織，并簽約為新奧爾良八名貧窮的黑人病人做代表，幾家醫院拒絕為他們提供治療。在庫克訴奧克斯納基金會醫院（Cook v. Ochsner Foundation Hospital）一案中，她辯稱，《希爾-伯頓法案（Hill-Burton Act）》要求醫院提供一定數量的免費護理（尤其是急救室內的護理），并要求醫院接受醫療補助（Medicaid）患者。后者是針對醫療隔離的一次大膽攻擊：南方醫院拒絕接受以黑人為主的醫療補助病人，并以此作為對《民權法案》的扭曲“變通”。

圣路易斯大學法學院的衛生法教授西德尼·沃森（Sidney Watson）曾與瑪麗蓮合作過；據她說，瑪麗蓮是第一批爭取將醫療補助計劃視作公民權利的律師之一?！八?0年前就開始了這個話題，”她說?，旣惿徶皇遣煌５剡M行艱苦的斗爭，指出問題所在，并想出富有創造性的方法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在法官做出有利于瑪麗蓮的裁決后，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制定了新的執行條例。這是蓬勃發展的醫療保障法律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它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盡管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她的一些改變，“大多數醫院仍有望為貧困和其他沒有保險的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無補償醫療，”德雷塞爾大學公共衛生教授戴維·史密斯（David Smith）說。

瑪麗蓮和鮑比

對婚姻的不情愿

在1964年，瑪麗蓮和鮑比·切爾德斯第一次見面，當時他們都在民權辦公室工作（鮑比的任務是整合南方的眾多醫院）。鮑比對瑪麗蓮的最初記憶來自一次會議，當時他宣布決定允許喬治亞州精神病醫院保持“種族隔離”，因為他認為這是為了“更脆弱的病人的最大利益”?，旣惿彶煌膺@種說法。“她說我是個偏執狂，”鮑比回憶說，并發誓要在這個問題上與他斗爭。但他們成了朋友。

幾年以后，在鮑比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后，他們開始約會并訂婚。鮑比記得，被求婚后，瑪麗蓮哭了半個星期。她曾以為自己永遠不會結婚。但比起婚姻，她更害怕失去鮑比，于是兩人在1978年結婚?，旣惿復蝗话l現自己成了四個十幾歲孩子的繼母。孩子們說：“瑪麗蓮參加學校的活動，幫爸爸做飯，為我們安排活動。”鮑比仍然對瑪里琳對他的孩子們（尤其是最小的孩子們）展現出的慷慨表示敬畏：“她真的是其中三個孩子唯一的母親?！?/p>

“我以前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女人?！?/strong>

特蕾莎說她馬上就和繼母建立了聯系。特蕾莎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她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參加過瑪麗蓮的一次辦公室聚會，當時特蕾莎對聚會上的人群的多樣性，以及大多數參與者都在吸食大麻的事實感到驚訝?！八敃r是個異類，”特蕾莎說。“我以前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女人?！爆旣惿弻橐龅膽B度令鮑比的孩子們感到驚訝：瑪麗蓮和鮑比經常陷入激烈的政治辯論?！拔覀円詾樗麄冊诔臣?，但每次談話結束時，他們都會放下爭執，一起做點什么，比如做飯或者在沙發上接吻，”蒂姆說。

瑪麗蓮和鮑比搬到了佛羅里達，瑪麗蓮在一家法律援助診所工作，后來成為一名行政法法官。在2004年，鮑比和瑪麗蓮前往華盛頓參加民權法案40周年的慶?；顒印Ｔ谀抢?，沒有人知道他和瑪麗蓮結婚了，鮑比高興地回憶道。鮑比和瑪麗蓮都收到了表彰他們堅持正義的牌匾，稱他們為“民權斗士”。蒂姆說，在瑪麗蓮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后，鮑比就一直照顧她，直到他也老去、無法再照顧她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每天去看她三次。

弗羅拉?施納爾（Flora Schnall）

弗羅拉?施納爾

當被問及她的年齡時，弗羅拉告訴我們：“你可以說我已經80多歲了。”

在確定自己不具備學習鋼琴的天賦后，弗羅拉?施納爾（Flora Schnall）所期望的職業生涯是當一名政治記者。但那是1956年，她并沒有看到有多少女性在主要的刊物中既擔任記者又擁有可觀的收入；因此，她轉向了法律。為了給自己留一條退路，她既申請了哈佛大學，又審請了在印度的一年獎學金，她同時收到了申請通過的通知。“也許我選錯了，但我去了哈佛法學院而不是印度，”她說。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最終去了印度。

"在課堂上回答問題有可能被羞辱"

弗羅拉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在那里上的詹姆斯·麥迪遜高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她和魯絲·巴德在同一所學校。（她們之間并無交集。）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但她說自己并不是一個“書呆子”。 弗羅拉回憶說，在她進入哈佛法學院之后，她和那里的另外兩個女性——卡羅爾·西蒙（Carol Simon）和貝蒂·吉恩·奧斯特里奇（Betty Jean Oestreich）建立了友情。她們住在一個房間里，還舉辦晚宴，與班上的不少男生中成為了朋友。在哈佛，她大多時候感到受歡迎，但仍感到女性受到不同對待。她還記得在“女士節”，被一位教授的在課上被單獨挑出來時的不適感。當時班上只有兩位女生（包括弗羅拉），而她們必須回答所有問題?！霸谡n堂上回答問題有可能被羞辱，”弗羅拉說。（教授）似乎認為這還不夠，女生們還被迫為全班唱歌。弗羅拉 記得為準備《溫塞斯拉斯好國王》（Good King Wenceslas），她為此練習了好幾個星期。在此處閱讀金斯伯格法官對女士節的回議。

弗羅拉參加了格里斯沃爾德舉辦的那場著名的晚宴，當時格里斯沃爾德要女生們解釋，為什么她們要搶男人的位置來上哈佛法學院。弗羅拉回憶說：（魯絲）和我是50或者75個（我記不清了）男人中僅有的兩個女性?！?弗羅拉說，作為回應，她開了個玩笑：“院長，我來這里是為了找個丈夫?！?/p>

在社交場合，弗羅拉親眼看到了魯絲的工作強度之大。 弗羅拉說：“如果她在家里吃晚飯，她的丈夫馬蒂會為她做飯，她可能會借口離開，到臥室去寫案情摘要——即使是在有其他人來做客的情況下?！?她說她很欣賞這一點，即使這很不尋常。 “和魯絲一起討論法律問題的感覺很好，”她說，“即使魯絲從不和別人閑聊?！?/p>

弗羅拉，具體拍攝日期不詳。

“我是辦公室里唯一的女性，他們希望辦公室里有個女性?！?/strong>

畢業后，弗羅拉記得經歷過一連串令人沮喪的面試。 “唯一讓我繼續堅持下去的是，我知道魯絲還沒有找到工作?！彼f，“我覺得，如果在法學院數一數二的魯絲都找不到工作，我就必須得繼續找。”通過關系，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時任紐約州州長的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的助理法律顧問。“這完全是運氣使然，”她說，“我是辦公室里唯一的女性，而他們希望辦公室里有個女性?！边@份工作讓她很激動。請閱讀金斯伯格大法官爭取第一份工作時的艱難經歷。

弗羅拉后來被勢力強盛的米爾班克（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律師事務所聘用。面試她的人毫不猶豫地打消她的野心。“（他）說，‘你知道，我們這里沒有女性合伙人。我不認為你有任何可能性，成為這里的合伙人。’”她回憶道。她進了公司的房地產分部，渾然不知它不及其他領域有聲望，但“結果，房地產成了一個非常賺錢的熱門領域，我度過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然而，即使她負責了許多備受矚目的紐約房產，該公司也沒有讓她成為合伙人。于是，她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成為了那里的合伙人。六、七年后，米爾班克邀請她回來，并且是作為合伙人的身份回來。

一位房地產開路先鋒律師

在她任職期間，她看到了女性雇員數量的明顯增長，盡管總體仍不可觀。有些人像她一樣成為了合伙人，但“從來沒有在公司里擔任過實權職位，”她回憶說。甚至在她當選為美國房地產律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Real Estate lawyers）第一任女性主席之后，她仍然感到男性們在抵制甚至嘲笑她的想法?！斑@并不容易，”她說。

弗羅拉與一位開發商合作，在時代廣場（Times Square）建造了紐約馬奎斯萬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這個計劃在70年代宣布，并在1985年開啟，需要拆除5個歷史劇院。反對者提起訴訟，把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我們有17起訴訟，”弗羅拉說?！斑@是一個與州、當地政府和反對派打交道的項目，非常迷人?！?/p>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打破傳統的人”

弗羅拉在20世紀60年代遇到了交往35年左右的伴侶，當時他的名字叫F.M. Esfandiary。他是一名伊朗小說家，正在發展一種被稱為“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新哲學。“他覺得人類正面臨著面臨死亡的困境，他想超越它、并把它拋諸腦后，”弗羅拉解釋道。他反復更改自己的名字（他認為人們不應該用名字或國籍來定義）最終選擇了“FM-2030”為名。FM也拒絕了婚姻這一概念。他們是浪漫而知性的伴侶：弗羅拉編輯了他的一本書，并拍攝了一部關于他的生活和愿景的電影。電影《2030》將弗羅拉和FM描述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打破傳統的人”。電影解釋說：“盡管我們彼此之間缺乏專一，甚至是正式的承諾（甚至比起“親密關系” ，FM更其喜歡用“朋友”一詞），但弗羅拉和FM的聯系是終生的，一直持續到FM的人生在2000年“暫?！保╯uspension）為止”，電影使用了FM更喜歡的詞來形容死亡。他的遺體被放置在人體冷凍設施中。

弗羅拉至今與FM-2030發起的、十分樂觀的運動有聯系，但雖然她對人類社會發展軌跡持有積極的看法，但她對自己選擇的行業的看法卻有些調和（tempered）。當被問及對在法律界工作那些歲月有沒有更多想法時，她打趣地說：“我只覺得要是當時男人們表現得更好一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