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移民：一個新出現的問題

我畢生主張持寬容的立場，并為此感到欣慰。但是，我并不自命有何功勞。我只是在阿爾及利亞才真正發現了猶太人問題。那是1923年，我不過20來歲。我隨后在阿爾及利亞一住就是十年，生活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在那里學會了理解和尊重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后來（1935年），我在巴西執教多年，在小說《飄》所描繪的那種氣氛中遇到了黑人。最后，我到過所有的歐洲國家，除個別例外，我安適地、愉快地在那里長期生活。

必須寬容，再寬容！只有這樣，才能清醒地觀察移民問題，眾多的、一無所有的移民，今天正向我們擁來。應該設法懂得為什么移民今天竟已成為一個問題，而在這以前，法國世世代代都接納了、消化了各種不同的移民浪潮，并在物質和文化方面都對法國有所豐富。

可能同化和接受同化，我以為這是實現無痛苦移民的最高準則。

布羅代爾

這正是選擇了法國國籍的所有外國移民——個人也好，小群體也好——的情形，他們中有政治避難者，逃脫法西斯魔掌的意大利人，內戰中脫險的西班牙人，1917年后的“白俄”，以及各種各樣的藝術家、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這些受到誠意接待的移民迅速溶化在我國文明的血液和肌體之中。他們并不因自己的出身而與法國廣大民眾有所隔閡。這些被接納的法國人往往也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出生在華沙的瑪麗·斯克洛多芙斯卡（1867—1934年）即后來的瑪麗·居里，同她的丈夫一道于1898年發現了鐳，并于191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帕布洛·畢加索（1881—197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馬拉加；阿米多·莫迪里阿尼（1884—1920年）出生在意大利的里窩那；馬克·夏加爾1887年出生于俄國的維捷布斯克；歐仁·尤內斯庫1912年出生于羅馬尼亞的斯拉蒂納；沙伊姆·蘇蒂恩（1895—1944年）原籍立陶宛，曾在塞雷住過很長時間，給當地人留下了難忘的回憶。他在作畫時慣于在自己的衣服上擦畫筆，至今想來頗覺有趣。要把選擇在我國生活的所有外國知名人士的姓名全都列舉出來，名單的確太長了。我們之所以珍愛這些杰出人物，不僅僅因為他們是我們的貴客，同時因為他們愿意成為我們的一員，成為與出類拔萃的我國同胞一樣的法國人，還因為他們為我國異彩紛呈的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從統計材料看，重要的移民浪潮有以下幾批：上世紀末的意大利人；1917年后的白俄；1920年前后在北部礦區和農莊定居的波蘭人；還有逃離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或獨立后的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自1871年起，依據克雷米約法令，在阿爾及利亞生活的這部分猶太人擁有法國國籍），以及1962年從阿爾及利亞返回的“黑腳”（包括男女和兒童在內，其人數在100萬以上），這些他鄉游子，拋棄了一切，重返故里，卻沒有受到起碼的熱情接待，往往同移民一樣，全靠自己解決困難。最后，是60和70年代大規模的工人移民浪潮。

外國向我國大量移民的情形出現較晚：1851年，在第二帝國建立的前夜，外國僑民只占法國人口的１％；臨近1872年，即第三共和國成立之初，他們占整個居民人數的２％。其中以在北部城市、礦井和甜菜地里干活的比利時人居多，約占移民總數的40％，隨后就是意大利人。吸收這些來自近鄰的外國人比較迅速，尤其因為1889年６月26日的法令便于他們加入法國國籍。1914年前后，“外僑人數穩定在110萬上下，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略低于3％”。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甚至在尚未結束前，法國正苦于勞動力嚴重不足（在戰場上死傷的都是青壯年），第二次移民高潮開始出現，不過這一次的移民主要來自地中海地區，特別是并入法蘭西殖民帝國的北非國家（1830年，1881—1883年，1911年先后并入法蘭西帝國版圖）。1931年時，外籍移民達270萬人，即占全國總人口的6.6％。

在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僑的人數大為減少，1946年時僅為170萬（占總人口的4.4％）。

從1956年開始，第三次浪潮迅速高漲。1976年時，移民人數估計達到370萬（占總人口的7％）。在他們當中，葡萄牙人占22％，阿爾及利亞人占21％，西班牙人占15％，意大利人占13％，摩洛哥人占8％，突尼斯人占4％，土耳其人占1.5％，黑非洲人占2.3％（以上百分數依據1975年的人口普查）。他們絕大部分是經過挑選的青壯年，他們的死亡率明顯地低于平均數，生育率則遙遙領先：馬格里布三國的婦女平均生5至6個孩子，原籍葡萄牙的生3.3人，西班牙的生2.5人，意大利的生2人。“1975年時，全部外來移民的出生指數為3.32，而本國人的出生指數僅為1.84，平均起來，法國所有居民的出生指數為1.93。”但是，外來移民一旦在法國扎根，根據可能追蹤的線索，他們的生殖率“便下降到與土生土長的法國人相同的水平”。

伴隨著70年代經濟危機的到來，第三次移民浪潮達到了頂峰。“1974年已出現停頓……這一停頓僅僅意味著某些外國人開始回國，或者預示著移民浪潮將從此逆轉？……從世界人口形勢看來，似乎可以假定這是一次暫時的間歇。”

總之，在全國范圍內，外國移民破天荒地作為一個“殖民”問題被提了出來。而且這一次的殖民地是在法國國內，由此產生的種種政治糾葛又使人無從透過某些“排斥”現象——這種彼此排斥的現象是不容否認的，也是令人覺得遺憾的——找出其中復雜的背景。是否可能把這些問題理出一個頭緒來呢？

航拍法國加萊“叢林”移民營地

一個經濟問題

外國工人在我國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歐洲相同，均為10％。目前的經濟危機及失業是否會加重法國工人對他們的敵對情緒？大概有時是可能的。但情況遠不如一個政黨在其最近的口號中所說的那么嚴重：“多了150萬名移民，就有150萬人失業！”

絕大多數外國工人實際上是被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的，分給他們的工作是為法國工人十之八九不愿問津的苦活，被認為低下的工作。把他們攆走嗎？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在絕大多數法國失業工人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勞動的底層，接替被趕走的外國工人的位置……這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610年事關從西班牙攆走不受歡迎的摩爾人時，瓦朗斯大主教所說過的一句名言：“以后誰給我們擦鞋呢？”攆走外國工人后，誰來給我們修路，承擔工廠里的苦活和建筑工地上的粗活呢？除非出現一個鐵腕政權，能夠任意地、聰明地增加勞動報酬，本國工人才肯干這些活計。不久前對巴黎的街道清潔工采取的改善設備、縮短工時、提高待遇等項措施，使這一行業中的本國工人有了明顯的增多。

把移民當作低工資勞動力的來源，這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里都是一種固有的現象，在法國是如此，在歐洲所有工業化國家也同樣是如此。甚至在人口過剩的比利時，一邊向法國輸出勞動力，另一邊又從摩洛哥輸入勞動力。甚至在意大利也是一樣，一個多世紀以來，它不斷向美國和南美移民，并且今天依舊接受德國和瑞士的召喚，但它同時接納突尼斯人在西西里捕魚，接納利比亞人和埃塞俄比亞的厄立特里亞人……同樣，在美國，在加拿大，在南美洲或澳大利亞的工業化地區，非熟練勞工，即只有“一身肌肉”的人，也都在國內或國外招募（人們甚至可以遠隔千里，對湯因比所說的外部無產者進行剝削）。在蘇聯的大工業中心，不是同樣也有非俄羅斯血統的工人嗎？

事實上，外國移民基本上重現了19世紀、甚至20世紀初法國國內的人口運動。當時的工業利用了農村人口外流，從中吸收無產者，他們經受的苦難比我們今天的社會更加深重。后來，外國移民逐漸代替他們充任最艱苦的工業勞動，外國移民也部分地填補我國農村最初出現的勞動力不足（1925年前后，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出現在諾爾省和埃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光榮30年”的經濟迅速增長，法國自然就不得不招募外國勞工。

外國勞工的生活往往十分艱苦。謂予不信，只要去看看那些破房、地窖和貧民窟……就夠了。1939年以前，這些棚戶往往設在巴黎早已廢棄的圍城工事沿線，它們今天已遷出近郊之外，移到芒特、拉約利等遠郊地區。上塞納省1980年約有20萬移民，占當地居民總數的15％……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勒德扎的阿爾及利亞泥瓦工今年56歲，在法國已住了35年，他說：“在為法國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最后分給我一套‘低租金公寓房’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住“低租金公寓房”仍要花費一大筆錢，難道這是有八九個孩子的家庭所能問津的嗎？這些家庭能夠像“有產者”一樣過舒服的生活嗎？是否可以建造一些簡易住房呢？辦法確實是不錯。可是，杯水車薪又能解決多少問題。喬治·蓬皮杜任命的雅克·沙邦戴爾馬總理曾慷慨陳詞，許諾拆毀貧民區，仿佛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一了百了地動次手術是完全可能的。對于這些漂亮的言辭，人們能不記憶猶新。好吧，那就拆除一處貧民區試試：不等一處拆完，另一處又會在更遠的地方出現，發展之快猶如雨后春筍。尤其，從1956年起，第三次移民高潮的到來使法國張皇失措，根本來不及做好接待的任何準備。于是，又只能因陋就簡，讓新來者忍受巨大的苦難。

今天，當經濟出現衰退時，是否應該責備外國勞工給我國經濟增加了負擔？怪罪他們領取一份失業救濟金？或說他們生育子女太多，使社會福利基金出現了虧空？這些非難全都言過其實。但是，難道問題就不該提出了嗎？早已在我國定居的外國移民對法國的經濟增長，對我國部分無產者上升為中產階級，對法國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做出了貢獻。我們今天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給予報償，甚至以略微降低一點自己的購買力為代價，應該說是完全合理的。

雅克·沙邦-戴爾馬

種族主義問題

不幸的是經濟危機激化了種族沖突。例如，在法國人和北非人的一些稠密居民區，種族沖突變得嚴重起來；這些窮伙伴往往不得不并肩謀生，但又互不混雜，他們因此成為兩個對立的群體，強烈地表現各自的特性。

這是一個老問題，但始終具有現實性。問題的根源在于相異性，即是覺得相異一方的存在便是對自己，對自己的特性的否定，因而這種真實的或臆想的差異使雙方都感覺不快，甚至互相表現輕蔑、恐懼或仇恨……我們為了求生，難道必定要與對方勢不兩立嗎？民族主義曾使歐洲分裂，變得瘋狂和野蠻。我們法國人曾對西班牙人、英國人、德國人恨不能饑食其肉，渴飲其血……這些先生們也以同樣的辦法回敬我們。1815年時，普魯士軍官佩戴的紅色領章據說意味著“法國佬的鮮血”。相異性最殘酷的發明無疑是輕蔑，英國人鐵板著臉對法裔加拿大人說：“請像白種人一樣說話！”

你覺得以上這一切可笑嗎？每個時代都無不藏污納垢，無不夾帶違背真理的、荒謬愚蠢的東西，當時的人身在其中，并不始終都能覺察。正因為如此，納塔尼埃爾·韋爾的《卡爾·馬克思是種族主義者》一書可能使讀者覺得有趣，卻并不能說服人。馬克思在其信件或著作的某個角落，似乎有一點“贊成奴隸制”的味道。他寫道：“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這句話至少可作多種解釋）照這么說，馬克思也是殖民主義者了，因為他相信白人對非白人的優越。1849年，正當美國人從墨西哥人的手里奪得加利福尼亞的時候，馬克思寫道：“沒有暴力，歷史便一事無成……富饒的加利福尼亞從對它毫無作為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擺脫出來，這有什么壞處呢？”這段話又意味著什么？無非是說，人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必定打上時代的烙印，即使馬克思也不例外。種族主義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不占統治地位，但肯定也略微有所沾染。他在世界殖民帝國的中心倫敦生活已久，不能完全不受懲罰。

照這么說，你是否認為，種族主義在我國既沒有落腳，又沒有生根，不像水底的氣泡那樣，穿過深深的水層，冒到自由的空氣中炸裂？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讓一般的社會新聞充當見證，借用它們的語言做出回答。社會新聞所報道的都是些市井瑣事，但它們屢次反復，層出不窮。一位朋友為此責備我說，這種性癖不符合科學。我堅信自己的理由，如果讀者愿意評判孰是孰非，這里不妨舉兩三件事作證，這些事例都是我的親身經歷，雖然并非出于自己愿意。它們與許多其他社會新聞不同，即至少不帶悲劇的色彩。

我住在巴黎的十三區，那里有許多來自非洲和亞洲的移民。一天下午，我同妻子一起正不慌不忙地在路邊走著，來到一個路口，另一條路與它呈直角交叉，由高往低，坡度很大。突然，一個十五六歲的黑人青年，身高至少1米80，穿著相當講究，腳蹬旱冰鞋，從呈斜坡狀的街道直滑而下，順勢來了個急轉彎，沖到這邊的行人道上，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他片刻不停，擦著我們的身體快速轉了過去，差一點把我們撞倒。我怒氣沖沖地大聲呵斥，不過兩三句話，滑旱冰的小伙子已經走遠了！但是，他立刻又朝我飛奔過來，對我高聲叫嚷，怒不可遏地喊道：“還讓不讓我們活！”他重復了一遍這句令人吃驚的話。顯然，我這個糟老頭子，不該擋住他的去路，而我的抗議對他也就成了種族歧視的挑釁行為！我沒好氣地寬慰自己，心里說，換一個白人孩子跟他一樣在這里滑旱冰，說不定也會對我出言不遜。不過，要是早十年，恐怕我就要對他不客氣了。

另一次，我安詳地坐在一輛出租汽車里。我包乘一家出租汽車公司的車子已有15年了，認識出租車的司機。他是馬提尼克人，身材魁梧、壯實，和華盛頓的那些黑人司機差不多。路途很長。他跟我說，他晚上還得干活掙錢，為一個樂隊伴奏。他跟一個法國女子結了婚，生了三個孩子，并且說個個長得很漂亮。其中一個兒子是牙醫，娶了一個芬蘭女孩子為妻。“先生，您想得到嗎，我還有個滿頭金發的小孫女哩！”說完便哈哈大笑起來。這一情景我描繪得不太好，但它確實使我很開心。一個多么幸福的移民！不知道為什么，晚上當我乘坐這家公司的另一輛出租車回家時，我對司機講到了這件事。開車的換了名法國年輕婦女。沒料到這回竟惹了禍！她大發雷霆，破口大罵那些外籍司機。我認識她丈夫，也是出租汽車司機。我還知道他們沒有孩子。難道他們像恨外國移民一樣恨孩子不成？于是，我忍不住打趣說了這么一句：“要是你們生兒育女，今天在巴黎也就不會有這么多外國人開出租車了！”

另一件事可能是對我個人才有意義。我要說的是一位阿爾及利亞的年輕姑娘，是加入法國籍的第二代移民。這位女大學生在電臺里訴說——可能你們也聽到了她的講話——她生活中的艱辛、苦惱和困難。她的法語說得那么地道，那么講究（法國學校確實有它的長處），以致我產生一個愉快的、或許有些荒謬的信念：至少對她來說，成功只需待以時日。

我們且把這番不著邊際的話放過不談。但我們每一個人恐怕都會記起這一類瑣事，從而證明種族主義始終是雙方的事情：正因為互相格格不入，雙方的隔閡才得以保持。與愛德華·德魯蒙（1844—1917年）——《猶太人的法國》一書罪不容赦的作者——那時相比，排猶運動在法國已大為緩和；但令人不安的是，隨著針對其他外國人（他們的數量更多，也更難同化）的種族歧視在法國蔓延，排猶運動又會死灰復燃。由此便產生出日常的摩擦和各種危險。

然而，在法國，誰又能把“人種”問題說清楚？馬格里布地區的人是白種人，而我國南方的人卻帶有薩拉森、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血統。社會學家奧古斯丹·巴爾巴拉說，“看看巴黎的地鐵里或里昂、馬賽、里爾、格勒諾布爾等城市街道上的行人，當可一目了然。”膚色和臉型的極端多樣性不但使人們注意到我國人口的成分異常豐富，同時也表明，“外國佬滾出去”這類口號何等荒謬。“法國人是由分屬許多地區、許多人種的人共同匯集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100多年以來，又增加了來自歐洲或更遙遠地區的其他國家的一批又一批移民。”從史前時代直到不久以前，“眾多移民”不聲不響地淹沒在法國人群之中，以致我們可以打趣說，如果往后追溯幾百年或幾千年，所有的法國人都是外來移民的子孫。以多樣性為特征的法國難道就不能讓人口組成也變得多樣化，甚至更加多樣化嗎？

一個文化問題

剩下的最后一個問題，唯一現實而又令人擔心的問題，那就是文化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更應該借用貝爾納·斯塔齊在其作品中說過的話：“在有關移民問題進行的艱難的論戰中，最缺少的是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人們把“融合、同化、接納”這些詞猶如黑和白一樣截然對立起來，從而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文化與文化的聯姻從來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猶太人問題就是佐證。很久以前，有位歷史學家在斯特拉斯堡執教，我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當時有人向他提了一個問題，要他站在猶太人立場上進行回答，他毫不猶豫地說：“我不是猶太人，我是法國人。”我對他的答復真想高聲叫好！但是，塞爾日·科斯泰在最近接受的一次調查中，表現更為坦誠，他說：“法蘭西是我的祖國，我的語言、我的愛心都從屬于它。以色列不是我的國家，但我對它懷有綿綿不息的感情。”大概是1958年的一天，我去利普家吃午飯，在座的有雷蒙·阿隆。他當時對我解釋說，作為猶太人，在某種場合，他必定以某種方式行事。我的回答是：“不過，雷蒙，您并不是猶太人，您是洛林人”（他的家庭，就像他享有盛名的親戚馬塞爾·莫斯的家庭一樣，原籍都是這個省份）。我記不起他是否面露微笑，但我肯定他沒有作答。的確，這位以色列后裔對他最初完全陌生的各種不同文明的了解已經達到了融會貫通、爐火純青的地步，但他的內心卻始終以一種文明作為歸宿，即便想要超脫也不能完全超脫得了。

然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不過1400萬（其中法國為60萬，人數之多僅次于美國）。猶太移民的輝煌成就在歷史上真是不勝枚舉：15世紀的意大利、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波蘭、18世紀的德國、今天的美國，還有巴西和法國……他們為什么沒有與當地居民融為一體呢？為什么他們不像許多其他移民群體那樣，在接納他們的土地上長期生活后，便與當地人打成一片呢？

一位記者最近解釋說，這可能是因為“每當猶太人團體趨向接受同化時，打擊便不期而至，使他們恢復原狀，回到受苦受難的過去，困守對外隔絕的小天地。假如我在1933年前會見雷蒙·阿隆，難道他會用同樣的言語跟我講話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在經歷過希特勒的大屠殺后，任何一個猶太人，即便在內心深處對以色列民族主義的某些表現有所抵觸，怎么可能公開承認這一點呢？

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1980年的近東之行以及他對巴勒斯坦人表示的關切立場，由于新聞媒介的渲染，招致了舊病復發，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猶太人論壇報》曾揚言在選舉時采用“懲罰”措施，對方剛以謾罵和責難進行反擊，形成了一股反猶浪潮。所幸的是，雙方的知識界發出了保持冷靜和理智的呼吁。但這起事件本身確實發人深思。

小群的猶太移民在我國苦心經營，奇跡般地存在了幾百年時間；相比之下，最早幾批移民的同化卻顯得極其迅速。當然，他們的處境最初曾相當困難，甚至出現了駭人聽聞之事。1896年，意大利移民在我國共有29.1萬人，但主要集中在南方：10％ 在瓦爾地區，12％在羅訥河口地區，20％在阿爾卑斯濱海省……這些“意大利佬”被公開指責為搶了法國人的飯碗，到處遭人追逐。為此曾發生過流血沖突，出現過名副其實的種族迫害暴行，甚至在阿萊斯還有私刑處死的事件。30多年后，波蘭移民大批來到法國，他們主要聚居在北部地區。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的手工工匠，與外界幾乎隔絕，因而遭到普遍的敵視。在以上兩種情況下，天主教都沒有起到凝聚的作用。恰恰相反，馬賽港的那不勒斯碼頭工人干活時在胸前畫十字，竟遭人恥笑，并被冠以“受難基督”的綽號。波蘭人表達宗教感情的形式，如對神父行垂手禮，被北部地區的法國人視為滑稽可笑。這些移民要求由波蘭人出任神父；他們說：否則，我們又怎么懺悔？教會對這一要求設置了重重障礙。總之，一談起他們，各省的省長異口同聲地說：“波蘭人是同化不了的！”但是，畢竟有學校，主要是學校。有時還有工會活動，有政治組織（共產黨在意大利移民中尤為活躍）。從第二代開始，無論如何，從第三代開始，同化便相當徹底了。到了今天，只有他們的姓氏以及某些傳統習慣才使人想起移民的原籍。看來，隨著最近一次移民高潮來到法國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除了已到退休年齡、帶著積蓄返回家鄉的人以外，同化進程似乎相當迅速。

那么，為什么今天涉及在我國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他們絕大部分來自馬格里布地區），情況竟截然相反了呢？困難出現在第二代移民的子女當中，他們不被當地社會所接受，并且自己也拒絕實行同化，雖然他們的父輩或祖輩過去卻有時做到了這一點。障礙是嚴重的：互不信任，恐懼感，種族偏見，還有信仰和習俗的隔閡。由此出現了兩種文化的并存和對立，而不是融合。這同美國有點類似：盡管美國生活方式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那里的文化差異問題仍然存在。在我國，情況比美國更緊張和更不穩定；表現形式也更加細膩，因為我們是個古老的國家，移居我國的外國人的原籍國與我國接壤相鄰，也是古老的國家。我們的北非工人只用幾小時時間就可以抵達機場，在阿爾及爾下飛機，重返卡比利亞山區，重溫或追憶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幸福生活。美洲則距離遙遠，中間還有大西洋的阻隔，使人望而卻步。人們只在發財致富以后才榮歸故里，那也并非全都如此！西班牙探險家斐爾南·科爾特斯登上墨西哥海岸后，毅然把船付之一炬。

我對國內的猶太教堂和東正教堂沒有任何看不慣的地方，我同樣也不反對在法國日見增多、出入人數也越來越多的清真寺。但是，伊斯蘭不僅是一門宗教，也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一位來自馬格里布地區的姑娘被她的幾個兄弟所劫持和禁閉，因為她想嫁給一個法國人。數百名法國婦女在與北非人結婚、又離婚后，她們的孩子被生父奪走，并送回阿爾及利亞，他們只承認自己對子女的擁有權。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普通的社會新聞，而是象征著北非移民所遇到的主要障礙：不同于伊斯蘭文明的另一種文明。這是一種權利，一種法律，它不承認建立在《古蘭經》——伊斯蘭的最高準則——基礎之上的任何權利。父權也好，婦女地位也好，無疑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們觸及社會的基礎結構：家庭。在法國，每年平均有2萬對男女結成混合型婚姻。其中的離婚率高達三分之二。原因是這類婚姻勢必要求一方放棄自己原來的文明方式，如果不是雙方的話。然而，沒有這種通婚，移民的同化也就失去了可能。

法國圣丹尼斯清真寺

馬格里布移民中年輕一代的猶豫和痛苦正是由此產生的，他們難以忍受我國的經濟危機和大城市對移民的敵視。他們出生在我國，從法律上講已是法國人，但是或者出于對故國的忠誠，或者對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懷，往往拒絕接受法國國籍，仍然編織著返回故鄉的美夢，盡管他們對此很難相信，甚至也不情愿這樣去做。

這些難忍的痛苦有時是致命的，并且也導致了一些輕生事件，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為此感到歉疚。一名北非青年被投入了克萊沃的監獄，他在獄中自殺，留下了一份奇特的遺書：“度日如年，痛苦難熬，恨不得立刻去死。就像癌癥正在吞噬著我。我滿懷著仇恨和愛心離開你們：我所喪失的愛，沒有得到的愛，我想給人的愛。”這篇感人至深的遺書雖說經過塔哈爾·本·約魯恩的文字修飾，但我們確實聽到了發自內心的呼喊！

還有另外一些不幸的犧牲者：兩名越南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法國中部的一座城市里，沒有工作，沒有住所，遠離家鄉的天空和土地，喪失了求生的勇氣。他們經受了兩次死亡的痛苦。作為負責接納他們的法國人，我們對此又于心何忍”。

這些社會新聞的確讓人感到痛心，甚至為之悲傷，但與前法國殖民當局雇傭的“北非民兵”的厄運相比，也就算不了什么。這些拖兒帶女的“民兵”至少有40萬人來到法國定居，而我國的統計材料并不把他們列入移民一類。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曾為法國軍隊效力，作為報償，他們有權獲得法國國籍。在簽訂埃維昂停火協議后，為了免遭屠殺——他們中已有數千人蒙受殺身之禍——他們逃到了法國。他們在這里處境維艱：一些人作為外國勞工流落各地，但處處遭到排斥，首先被一般的阿爾及利亞移民視為“阿奸和叛徒”；另一些人至今依然生活在洛特加龍省的比亞斯和加爾省的圣莫利斯阿爾多瓦茲接待營里，“此外還有散居在洛澤爾省、利穆贊地區和孚日山區……的36座守林人村落中”。他們擠在簡陋不堪的棚屋里，靠軍隊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津貼艱難度日，靠拼命生養孩子獲得一點多子女家庭救濟金……這些人，甚至連他們的后代，再也沒有重返阿爾及利亞的可能。以往對他們作過一些慷慨許諾，如今被付諸實施了嗎？我們對他們的命運負有責任，不論這些人昔日效忠法國出自什么動機，忠誠程度如何，他們畢竟都為法國賣過命。我承認，再沒有別的景象能同樣深刻地打動我。不過，話說回來，善良的感情又有什么用處呢？

難道唯獨法國才有過錯嗎？過錯雙方都有，而且歷來都是如此。例如，某些偶然在法國住得過久并且習慣了這里生活的馬格里布人，尤其是那些在法國出生的人，一旦他們返回馬格里布，臨時也罷，永久也罷，不是也都受到相當惡劣的對待嗎？請聽在里爾大學上學的一位26歲的阿爾及利亞大學生憂傷的自白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重返阿爾及利亞還是留在法國。這種選擇似乎十分簡單，但它確實讓我左右為難……在我們的故鄉，我們被當作外國人，并且處處讓我們感覺到。在接待我們的國家，我們同樣是外國人，因為我們沒有法國國籍（這位大學生出生在阿爾及利亞），而且因為我們有著黝黑的皮膚。”

被戲稱為“伯爾人”的第二代北非移民，不僅在法國感到格格不入（他們有權加入法國國籍，但不論他們加入與否，情況都是一樣），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都覺得有許多隔膜，因為他們仍然被看成是“半外國人”。受到這種排斥的原因是什么？有時是因為他們喜歡吹噓，在回國度假期間以他們的穿著、汽車等等到處擺闊，炫耀自己的“奢華”。他們有時也對家鄉表現輕蔑。其中的一個“伯爾人”返回法國后說，“那邊沒有東西吃，簡直像倒退回中世紀一樣。”另一個說：“那里實在太悶氣了，休想有玩樂的可能，家里總是盯住你不放。”“伯爾人”還經常觸犯當地的風俗習慣，盡管并不總是有意，但他們的所作所為特別惹人反感。哈桑曾斷斷續續地來過巴黎幾次，但都沒有久留，他認為“移民的環境……簡直烏煙瘴氣”。他說：“在我們這邊，有一些傳統需要尊重。你看，那里，你就喪失自己的人格……在法國出生的年輕人，完全失去了傳統的觀念……說真的，我不能與他們為伍……他們壓榨父母的血汗……至于我，即使到了60歲，我也尊重自己的父親和母親。”一句話，正如一位阿爾及利亞心理學家所說的，“這些移民讓人覺得可怕，因為他們攜帶著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危險因素”。

至于移民方面，他們確實也有自己的苦惱。一位阿爾及利亞姑娘說：“往往在大街上，就有人高聲地評頭品足：‘瞧，她準是移民。’原因十分簡單，無非是我沒有低著腦袋走路。”要讓家鄉的人重新接納自己，哪能是件容易的事！賈邁爾這位22歲的小伙子，全家都在法國，只身返回故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能客居他鄉，卡比利亞山對他比“眼珠”更要珍貴。于是，他在提濟烏祖進了醫學院求學。“頭幾個星期真不好過，我豁了出去，想方設法與其他大學生打成一片……他們還把我當移民看，但總有一天會再不提這事了……幾年以后，我將在一處設備簡陋的診所里當醫生，靠國家的薪水生活。這里的條件遠不完美……但我相信并希望事情會發生變化，我愿意在這里盡一分力量。”

可是，有這種勇氣、這種激情的人又有多少？出生在圣莫爾的阿馬爾已經作過兩次嘗試，將從此打消這個念頭：“我算讓鬼迷了心竅，以后可再也不這么干了，再干豈不成了犯病。官方把‘安置移民’說得天花亂墜，實際上可全是空話。沒有人做任何事來幫助我們，接待我們。你甚至不能上阿拉伯語課，整天就是討論所謂移民或巴黎人的問題。”

但是，面對這些糾紛，阿爾及利亞政府大概同我國政府一樣無能為力。1983年，阿爾及利亞計劃部的一名年輕官員在評論局勢時，毫不容情地指責這些移民是“高利貸者”，說他們“在外匯交易中牟取了暴利”后返回阿爾及利亞，并且成為“唯我獨尊、不可一世的新資產階級”。這位官員不贊成“強迫遣返”，不贊成利用暑假期間“強迫在法國出生的阿爾及利亞姑娘突擊成婚”。他說，“對移居國外的人，確實存在一些不可思議的排斥和反感。比如說，在我們大學的院系里，移民學生處境孤立，受到冷遇。人們對他們冷嘲熱諷，女孩子則簡直被當成妓女。對屬于第二代移民的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們通常只能保持幾個星期的克制。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嚴重的，因為我們需要這些不同于我們的新人。在法國譴責種族主義，自然是件好事。但要在這里制造新的種族主義，那是不可容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應對在法國的穆斯林移民團體中最近出現的、幾乎截然對立的兩種潮流之間的爭論感到驚異呢？

第一種潮流繼續大肆鼓吹找回自己的根，回到《古蘭經》和“普救人世的伊斯蘭”那兒去。德里斯·艾爾·雅扎米認為：“只有宗教才能把我們，把所有的馬格里布人，甚至包括 ‘北非民兵’的后代在內，匯聚在一起”；才能面對法國的特性，捍衛馬格里布自身的“特性”。但是，這種“面對”不就很容易變成對立了嗎？這是鼓動原籍馬格里布的法國人拒絕參加選舉，并將參加選舉當作一種文化反叛行為。這是在伊斯蘭教的宗教義務和法國的公民義務之間制造沖突，在離婚、父權等問題上制造糾紛。

特別在一個多文化和多種族的社會里，宗教的作用難道不應該僅限于個人信仰和個人倫理的范圍之內嗎？在1980年的爭論中——我在前文已提及那次爭論——雷奧·哈蒙在呼吁對立雙方保持理智時，明確指出了任何一個“信仰猶太教的法國人”應該履行的職責。在我看來，這也正是愿意生活在一個像我們這樣一個沒有官方宗教的國家中所有人應盡的職責。他寫道：“‘存異’的權利應以不損害‘求同’的原則為前提。在現代社會里，任何人都從屬于宗教、哲學、職業、文化、民族等不同的范疇。但是，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只能有一個國家，因此，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只能從屬于一個具體的民族。在這個條件下，每個人才能充分享有權利，才能同整個社會協調一致……如果我不這樣想，如果以色列成了我的主要從屬對象，而我又不在以色列生活，這也就是犯下了不可寬恕的罪過。”

簡而言之，必須做出選擇，而這恰恰正是另一種潮流所代表的傾向，并且在有關選舉問題所展開的爭論中表現尤其突出。“阿爾及利亞在法勞動者協會”秘書長、年僅26歲的貝爾卡塞姆解釋說：“大家知道，90％的馬格里布人將留在法國。我們的口號是：我的未來在這里，我決定投票。”29歲的經濟學家斯利馬納·蒂爾是魯貝市的“馬格里布文化研究行動中心”的創辦人，他毫不猶豫地說，大多數移民認為“實實在在的國家在今天就是法國”，想要返回故里只是“逃避現實”的“神話”。他們應該參與政治，參加選舉，接納新文化，“進而成為新公民”。為此，“必須做出抉擇。但太多的年輕人卻陷于逃避選擇的境地”。

讓·弗朗西斯赫爾德在《事件》雜志同期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做出選擇，這是第一道關口，決定未來前進道路的關口。屬于第二代移民的年輕人已開始領悟到，一張選民證給他們帶來的希望，比對《古蘭經》的誠惶誠恐或對返回家園的憧憬更加實際得多。且不說展望未來，等到“第二代移民，人數眾多的第二代移民，經過艱苦的拼搏，當上了教師、外科醫生、商人、議員、市長以后”，他們將能改變“與絕大多數的居民的關系”。

但愿他言之有理！到那一天，來自馬格里布地區的移民將會出人頭地，將在我們生活的大家庭中出人頭地。尤其因為，在當今世界上，移民歸屬問題的發展的確使人擔心會因宗教導致十字軍戰爭。法蘭西肯定不是非基督教國家，但它已變得比較寬容，宗教狂熱已緩和多了。很久以來，我們法國人已經擺脫了宗教戰爭的糾纏。但幾個世紀的時間并沒有使我們忘卻這場戰爭的殘酷。我們之中又有誰愿意看到新的宗教戰爭在我們的土地上重新爆發呢？

（本文摘自費爾南·布羅代爾著《法蘭西的特性》第二編“人與物”，商務印書館2020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