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古到工業文明后的今天，人類隨時隨地都在產生和制造生活垃圾。隨著過去數十年線性經濟的“生產—消費—廢棄”模式飛速發展，化工等行業的發展帶來大量一次性人造材料，垃圾數量日漸增長，垃圾種類日趨復雜。然而，我們對于生活垃圾的管理卻未能跟上腳步，導致“垃圾圍城”困局屢見不鮮。這是因為目前采取的包括焚燒和填埋在內的垃圾處理方式，仍處于垃圾產生后的“被動處理”階段，并沒有從源頭實現妥善的“主動管理” 。

馬來西亞的垃圾場，2018年10月18日。? Nandakumar S. Haridas / Greenpeace

隨著過去幾十年經濟飛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產生國之一。根據世界銀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以下簡稱“住建部”）的數據，從1979年到2018年，中國生活垃圾清運量與人均GDP正相關。

由于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有一定的特殊性：廚余垃圾比例超過50%，并且含水率高達50%以上。這意味著中國垃圾處理也不能直接照搬歐美、日本等國家的技術和經驗，需要一套符合中國生活垃圾特性的處理方法。

2014年-2018年，中國生活垃圾產生量排名前十的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占垃圾產生量的比例圖表。? Greenpeace

垃圾處理中的“隱形”成本

依據綠色和平估算，2018年中國生活垃圾產生總量大約為5億噸甚至更高，其中城市生活垃圾超過3億噸，農村生活垃圾在2億噸上下。與之相應，住建部統計的垃圾清運量為3億噸左右。而且，垃圾清運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垃圾并沒有納入清運范圍。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雖然一定程度上得到集中清運并處理，但生活垃圾處理的主流方式還是填埋和焚燒，仍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無害化”處理。

那么，垃圾的填埋和焚燒存在哪些問題呢？

綠色和平研究顯示，以焚燒和填埋為主導的垃圾處理方式不能有效實現垃圾無害化處理，會導致多種環境和健康風險。垃圾填埋場除了存在惡臭氣味、有毒有害氣體等問題，還有不易被察覺的問題，包括填埋場滲濾液對土壤和地下水帶來的污染，以及填埋場有機質產生的甲烷等溫室氣體排放問題。而焚燒處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常規污染物的排放、二噁英排放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危害、多環芳烴的危害，以及重金屬污染及其造成的健康危害。

多組研究和數據已經說明了這些環境污染和健康危害的嚴重性：2002年，中國填埋場地下水超標率已經高達 88.6%，北京 90% 以上的地下水已經被污染；2004年，中國垃圾焚燒廠已經成為三大排放來源之一，排放的二噁英總量高達 10.2kgTEQ，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國有高達 1227.52 萬人受到垃圾填埋場惡臭的影響；2016年，中國垃圾填埋場排放的甲烷占全國人為來源甲烷排放的 12.34%，成為占比第三大的人為排放源；2018年，中國一些生活垃圾焚燒廠周邊的重金屬污染造成的致癌風險超過可接受水平的 5 倍。

這些環境污染和健康危害，最終轉化并體現在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中。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針對北京市當時運營的三座垃圾焚燒廠的社會成本進行的評估結果顯示：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為20.39 億元/ 年，折合每噸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為1088.49 元。如果加上收集、運輸、轉運環節的成本，每噸生活垃圾管理全生命周期的社會成本高達2252.95 元。

北京生活垃圾單位焚燒成本比例分析圖 ? Greenpeace

與焚燒一樣，垃圾填埋處理的后期成本同樣較高。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從2008 年開始，對北京等10 個省市30 余家生活垃圾及危險廢物填埋場防滲土工膜（HDPE 膜）開展完整性滲漏檢測調研工作，發現所有填埋場防滲層均有嚴重的滲漏現象，對周邊地下水的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據估算，垃圾填埋場滲濾液造成的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復費用將高達1000 億元。

反思當下的垃圾處理模式

如果反思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模式，從簡易處理到以衛生填埋為主，再逐步發展到現階段以垃圾焚燒為主，可以發現當前的管理政策仍未擺脫“末端處理”的管理理念，即位于固體廢棄物管理策略“倒三角”圖的末端，未能切實落實“源頭減量、重復使用、循環再生”的更先進的固廢管理策略。

固體廢棄物管理策略的“倒三角”圖。 ? Greenpeace

近日，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顯示，目前中國生活垃圾管理亟待解決以下問題：

1.    廢棄物管理策略理念陳舊。

中國廢棄物管理長期重視后端處理，輕視前端治理，整體管理體系難以推動“源頭減量”，垃圾處理“資源化”不足，造成資源浪費。

2.    缺乏基礎數據輔助科學管理。

當前中國的生活垃圾管理存在數據收集不全面、數據標準不統一、信息公開不完善等問題，導致決策者、行業和學界難以根據有限的數據信息摸清中國垃圾問題的全貌，難以進行定性、定量的政策評估和科學決策，也難以有效引導第三方及社會公眾參與到生活垃圾的公共管理當中。

3.    未將環境成本、健康成本等納入考慮，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偏高。

以焚燒和填埋為主導的垃圾處理方式不能有效實現垃圾無害化處理，導致多種環境和健康風險：垃圾填埋場存在惡臭氣味、滲濾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問題，垃圾焚燒廠也存在二噁英排放、空氣污染、重金屬污染等問題。兩種處理方式都會排放大量溫室氣體，加劇氣候變化。

2017年，住建部在全國46個城市推進強制生活垃圾分類制度，開始了新一輪生活垃圾管理的探索。2018年12月29日，國務院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指出，“無廢城市”這種新型城市發展模式要“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續推進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填埋量，將固體廢物環境影響降至最低”。

未來，“無廢城市”探索需要走向數據、環境科學和公共政策相結合的方向。這不僅需要落實“源頭減量、重復使用、循環再生”的廢棄物管理策略理念，推進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也需要利用信息化技術，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生活垃圾數據庫，采集并不斷完善生活垃圾從產生、分類、收集、中轉、運輸到最終處置各個環節的數據，運用成本收益分析等模型方法輔助科學決策和科學管理。最終建立垃圾管理大數據，為垃圾的科學管理提供數據基礎。

參考文獻

· 董路等：《填埋場滲透定位檢測技術研究》，《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2009年會論文集》，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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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elore Fiedler, Release Inventories of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9-11.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2F978-3-319-2388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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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 Zhou, Jianxun Yang et al., Toxicological Risk by Inhalation Exposure of Air Pollution Emitted from China’s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8 52 (20), 11490-11499.

（作者系綠色和平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