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新聞：10月27日，美國和印度舉行了外長和防長“2+2”會談，討論所謂“如何攜手維護印度-太平洋安全與穩定”問題，并簽署了新的合作協議——《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進一步強化美印軍事合作。同一天，美日在菲律賓海、日本本土舉行代號為“利劍-21”的大規模聯合軍演，參演人數接近5萬。10月19日，印度軍方發表聲明稱，澳大利亞將參加11月份美日印參加的“馬拉巴爾”軍演，這是繼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國在疫情暴發后舉行首次面對面外長會談后“四國安全合作機制”框架下的又一重大舉措。種種跡象表明，美日印澳加速軍事靠近，那是否意味著“亞洲版北約”初見雛形？

點評：美國自推出所謂“印太”戰略以來，一直積極加深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合作，特別是在疫情沖擊下的亞洲地緣戰略局勢中，美日印澳的安全合作呈現前所未有的強化態勢。此次澳大利亞重返“馬拉巴爾”聯合演習，既是四國防務合作機制深化的重要標志，也是四國在軍事合作上邁出的實質性的一步，標志著“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已經從外交層面向軍事領域拓展，也使得該機制從一個磋商和協調機制向一個事實上的戰略聯盟轉變，并成為了美國構建“亞洲版北約”的動因和基礎。但是，由于四國在對待安全合作機制上的理念和看法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在當前美國大選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亞洲版北約”的未來命運還將面臨著諸多變數。

“馬拉巴爾”-2018演習，三國航母首次一同參與。

澳重返“馬拉巴爾”軍演

“馬拉巴爾”軍演始于1992年，最初是印度和美國之間的雙邊操練，演習范圍也只在限于在印度洋地區。但是，從2015年開始，日本正式加入并成為此演習永久成員之一，“馬拉巴爾”演習從雙邊變成了三邊，演習地點從印度洋也逐漸轉移到了西太平洋地區，交替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舉行，成為了覆蓋“印太”地區的重要演習之一。

澳大利亞曾在2007年參加該演習，但隨后由于種種因素退出了演習。近年來，澳大利亞多次表示希望參加演習，但始終未能如愿，僅于2017年4月首次獲得觀察員資格。此次澳大利亞重返“馬拉巴爾”演習，是其在2007年退出該演習13年后再次重返，與當前地區安全形勢發展有非常密切的聯系，特別是與印澳關系的不斷升溫有關。

印度一直是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演習的重要障礙，此前一直不愿將澳大利亞納入其中，主要原因是擔心澳大利亞作為美國的盟友，如果加入演習后，很可能就會失去對該演習的主導權。但是，近期印度的立場出現明顯變化，一改此前對于軍事同盟持消極立場，主動邀請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軍事演習，試圖探索和深化一個可以作為象征性和實質性支持來源的國家聯盟。而在此之前，印度和澳大利亞已經舉行了三次雙邊海上聯演，并簽署了相互物流支持協議，原則上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軍演已經沒有障礙。

而對于澳大利亞來說，對于“馬拉巴爾”演習非常重視，將其視為增強澳大利亞海軍作戰能力、加強與伙伴國家的合作關系以及拓展地區影響力的重要舉措。根據媒體透露，這次“馬拉巴爾”演習將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位于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北部的孟加拉灣，另一個位于阿拉伯海，演習目標是實現互操作性，重點是人道主義援助、水面戰演習、反潛戰、反恐行動和空中監視等，這些都將拓展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實力與影響力，同時也可以表達其希望加強“四國安全合作機制”的決心。為此，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雷諾茲特意表示，“馬拉巴爾”演習對澳大利亞國防軍來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機會，“展示了四個主要印太國家之間的深厚信任，以及他們在共同的安全利益上共同努力的共同意愿。”

印日兩國軍事關系這幾年有很大的深化，不僅舉行多次雙邊聯合軍演，還簽訂了多個軍事協議。

美積極推動“亞洲版北約”成型

推動建立“亞洲版北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安全同盟的長期戰略構想，已經歷了近20年的討論和謀劃。在此之前，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時，構想中的“亞洲版北約”是由美國、日本和韓國三國構成。而近些年，特別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謂“印太戰略”后，建立以“美日印澳”四國合作機制為基礎的新“亞洲版北約”被列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核心目標。美國試圖以此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地區性軍事組織，按照美國意志遏制大國競爭對手和維持美國霸權。

為此，近年來美國一直再積極努力將“四國合作機制”做實。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邊安全磋商機制在“中斷”10年后恢復，并于2019年9月升級為部長級。同時，四國還加強了在軍事以及情報等領域的合作，并取得很多實質進展。例如，日本修法允許與澳印分享情報，在情報共享上邁出重要一步；印澳之間簽署了《軍事后勤支援和防務技術合作協議》，印日之間簽署了《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再加上印美早前簽署的《后勤保障協議》，四國在軍事后勤保障上的合作也在不斷升級。

此次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演習，更是將四國軍事合作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大大提高了四國維持海上安全和隨時準備應對任何區域突發事件的能力，同時也將進一步加速地區安全秩序的快速演變。美國副國務卿比根明確表示，要將美“四方安全對話”視為“類似于北約”的集團，“亞洲版北約”已初見雛形。

在美日印澳四國中，美日和美澳都是軍事同盟，圖為日本航空自衛隊飛機與美空軍B-1B轟炸機進行聯合訓練。

“亞洲版北約”未來發展面臨諸多變數

近年來，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機制”的不斷深化，顯示了特朗普政府推動構建“亞洲版北約”的行動“比預期更快推進”。從目前現狀來看，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由于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領土爭端以及政治因素等問題，對于“四國安全合作機制”擴容以及軍事安全合作升級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看到，從“四國安全合作機制”到 “亞洲版北約”的未來轉變仍然存在諸多結構性障礙。

首先，對于印度來說，長期以來一直遵循“不結盟”傳統，不太同意結成任何正式的軍事同盟，與各國之間都保持平衡外交是其想要呈現的最佳形式。因此，印度對于“四國合作機制”的態度更側重于策略而非戰略——通過對外展示立場換取美國等國在“后疫情時代”對印度的支持，同時又夯實了自身“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美名”。

近年來美國向亞太多個盟友出售進攻性武器，提升其軍事實力，從武器領域推動“亞洲版北約”成型。

其次，澳大利亞也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即使是在中澳關系下滑之際，澳大利亞也是希望在仰仗美國的同時也能夠把握主動，避免淪為美國附庸。例如，7月28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在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和中國的關系很重要，我們無意傷害我們和中方的關系”，表明澳大利亞并非在所有問題上的觀點都與美國完全一致。

最后，作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橋頭堡”和鐵桿盟友，日本雖然在安全上依賴于日美同盟，但由于兩國在經貿赤字、駐日美軍費用等問題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因此其親美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在涉及到國家根本利益問題上，并非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例如，近期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訪問東南亞期間，就公開表明日本政府不會參與“印度太平洋版NATO”的決定。日本的這種表態，不僅會使得“亞洲版北約”難以成型，甚至還會影響未來日美同盟關系的發展。

總之，從當前的亞太局勢來看，和當年歐洲—大西洋創建北約的局勢不具有可比性，遠不像當年北約、華約建立時那樣對立和矛盾，很難想象再亞太地區能夠像二戰后那樣截然劃成兩個政治、外交、經貿互不相連的陣營。而且，盡管美國意圖構建“亞洲版北約”，但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的影響下，也并沒有全力去推動亞太聯盟體系的多邊化，因為多邊聯盟意味著美國需要采取更多具有多邊色彩的方式來運作聯盟體系，而在雙邊聯盟中，美國可以通過發揮其不對稱的實力優勢來獲取更大利益。這對于美國構建“亞洲版北約”是一個重大的掣肘因素。

與此同時，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形勢也會影響“亞洲版北約”的未來構建，下一屆美國總統會采取什么樣的對外戰略，如何對待尚在推進進程中的所謂“印太戰略”，是否會繼續重視和深化美日印澳四國軍事合作，這些還都是未知數。在上述情況都不明朗的情況下，美國的“亞洲版北約”構建也將面臨諸多變數。

（兵韜志略是由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凌云志為澎湃防務欄目開設的個人專欄，盤點近期重大防務事件，評點信息背后暗藏的玄機，剝繭抽絲、拂塵見金，兩周一期，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