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晚間，上海浦江之濱流光溢彩。包括2位諾貝爾獎得主、1位圖靈獎得主、1位阿爾伯尼獎得主在內的數名頂尖科學家正在參加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WLF）。

只不過，今天晚上的這個環節，他們是配角。

全中國選拔出的 55 名 15-19 歲的科學“后浪”才是這場“科學T大會”的真正主角。因此，現場參會和視頻連線的世界頂尖科學家們拋開各自的專業領域差別，紛紛講述起他們從科學人生中收獲的感悟，拋出給年輕人的“科學第一課”。

“我和妻子在上海隔離了十四天，但看到在場的年輕人，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邁克爾·萊維特感慨道。

這次論壇不僅僅有“后浪”。青年科學家、數名中國頂尖高中的校長共同參會。不同代際，同為科學，后浪前浪，互相激發。

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王侯在致辭時表示：“科學決定人類的未來，少年決定科學的未來”。王侯強調，扶持青年成長正是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三大使命之一。

“往后看40年”

1986年圖靈獎得主約翰·霍普克羅夫特長期關注計算機科學教育，并給不少中國學生上過課。

這次，他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感悟。霍普克羅夫特最早走上計算機科學之路是來自于父親的影響。他覺得公司里做電路圖的人工作比父親輕松，而且更賺錢，父親就建議他做電氣工程師。

“而在你們的故事會和我不一樣，在當下的大背景下，你們有很多機會問自己喜歡做什么。”

81歲的霍普克羅夫特見證了巨大的時代變遷，他相信年輕一代經歷的變化會更大。因此，在科學道路選擇上，他建議青少年思考接下去的四十年可以拓寬的領域，并且廣結友誼。“研究生涯中，有人能幫忙很重要。”

霍普克羅夫特發現，許多成功人士的人生一開始也是沒有具體目標的，會被許多偶然因素改變。

1964年，他在斯坦福大學快要完成電氣工程博士的畢業論文，面臨著尋找教職的問題。有一天路過導師辦公室，而導師恰好在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朋友通話，導師就直接把電話給了霍普克羅夫特。就這樣，他去了普林斯頓。

那個時候還沒有計算機科學的概念，霍普克羅夫特是第一代計算機科學家。“這樣我就不用等前面的人退下來才有機會。要是我當時學的是高能物理，可能現在還在等機會。”他調侃道。

從與學生的接觸過程中，霍普克羅夫特最后總結出了幾條建議：

首先，相比起來，美國主要是學生在問問題。他們在課堂上如果不明白，就會發問，這樣他就能換個方式來講解，教學相長。所以要鼓勵在課上發問。

其次，美國學生可以更換專業。如果要做研究性的工作，就要多探討跨專業的領域。

第三，一周168小時，除去吃飯睡覺洗漱休息等，真正工作的時間可能只有20小時。但如果你對自己做的事情感興趣，就可以擴展到60小時。

最后，是“蝴蝶效應”，勿以善小而不為。個人為他們做的一點小事，可能會對他們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

“等退休的時候回望一生，重要的不是你賺了多少錢，而是你從改變世界的過程中獲得的滿足感。”

“走出舒適區”

邁克爾·萊維特出生在1947年，他求學過程中正值生物學變革的時代。人們對蛋白質和DNA有了突破性的了解。在他學習的時候，還沒有人用計算機來研究生物。

幸運的是，在導師的影響下，他來到還處于戰爭狀態的以色列，學習詳細地研究生物學中的相互作用。最后，他憑借計算化學獲得了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

他最后總結了給年輕人的六點建議：充滿激情、堅持不懈、相信自己、冒風險、犯錯誤、做一個善良的人。

萊維特在演講中提到，運氣也是他研究生涯中重要的部分。現場一位中學生就此提問，直覺是否很重要？

萊維特指出，我們需要專注于細節才能發現發現新事情。以他的經驗來看，當你走出舒適區 ，往往就會變得幸運。在過去9個月里，他連續研究新冠疫情。在進行這樣重要的新工作的時候，他感到自己充滿激情。

“硬著頭皮學新知識“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15年美國阿爾伯尼獎（Albany）獲得者謝曉亮最早在中學期間產生了當科學家的理想，后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謝曉亮現年58歲，他被譽為單分子酶學的創始人、單分子生物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相干拉曼散射顯微成像技術和單細胞基因組學的開拓者。

在謝曉亮的本科時期，各種思想在學校里碰撞，學術處于至高無上地位。潛心專業之余，排球是他喜愛的運動，“我很幸運自己可以遇到那樣的時代。”

1985年，23歲的謝曉亮在北京大學一年的碩士生涯結束后，來到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約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博士畢業后又進入芝加哥大學著名物理化學教授格雷厄姆?弗萊明（Graham Fleming）的實驗室做了短暫的博士后。1992年，30歲的謝曉亮作為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科學家加入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PNNL），并組建了自己的獨立實驗小組。

在那時，謝曉亮開始進行單分子酶方面研究，這也是他“第一個重要工作”。他和團隊在熒光顯微鏡實時觀測到單個的酶分子，這對基礎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后來的DNA單分子測試儀用的就是相關技術。“不可言喻的欣喜，不斷體驗到科研帶來的獨有的幸福。”他說道。

1998年，謝曉亮和其彼時的博士后在《科學》雜志上首次報道了用熒光顯微鏡實時觀測到單個酶分子（生物催化劑）不斷循環生化反應的動態過程。這項突破性的工作為生物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重要方法。其實驗室還發明了無需熒光標記的拉曼光譜生物成像技術。這種新方法使快速非線性拉曼生物成像成為現實，破除了拉曼光譜應用于生物影像的限制枷鎖。

上世紀90年代的這兩項工作的相關論文，也是謝曉亮實驗室迄今為止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1998年，謝曉亮被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系聘為終身教授。

2018年7月，56歲的謝曉亮正式全職回到母校北京大學。在謝曉亮看來，科學家目前在中國有更好的機會，而國內的科學研究也需要優秀的科學家做出貢獻。謝曉亮提及12年前的一次感觸，2008年，他帶著兒子回國看奧運會，在為祖國獲得最多金牌喝彩的同時，他也感到中國要獲得科學技術的金牌，在這方面科學家還任重道遠。

江蘇常州的一名中學生提問，學科融合是當下一個重要的趨勢，這在未來會發揮什么作用？作為年輕人又要如何把握機會？

謝曉亮認為，科研中的很多機會都是在學科融合中產生的，但也會面臨很大挑戰。“我以前是物理化學，生命科學是去美國后學得。挑戰還是很大的，過程也很累。我要是去開化學的會，會上都是朋友。但我去開生物的會，一個人都不認識，沒人跟我說話。我只能說當你硬著頭皮，學習新的知識，還是很值得的。”

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時，謝曉亮也曾談論他擅長的“跨學科”，他認為這是超越導師的必經之路。“如果一直做實驗室里原來的研究，你是很難超越你的導師的，你需要開拓屬于你自己的新領域。”

2006年諾貝爾化學獎、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羅杰·科恩伯格最后向在場的科學少年們表示祝賀，并總結了這場重要的“科學第一課”：“你們要做的并不只是收集知識，而是質疑過去的知識，這樣才能找到通向未來的道路 。”

他相信：“教學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不是試卷上的得分，而是看學生在上完這門課后是否感興趣。如果學生當時考了滿分，但后面卻不記得學了些什么，也是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