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熱播的電影《八佰》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抗擊日寇的英雄們，還有一半天堂，一半地獄的魔幻現(xiàn)實場景：蘇州河一側的租界紙醉金迷，另一側的四行倉庫戰(zhàn)火紛飛，仿佛是兩個互不干涉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現(xiàn)象？真實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

文 | 熊月之

來源 | 《12堂“四史”公開課》

從“華洋分處”到“國中之國”

我們常說，租界是國中之國，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講，租界一開始不是國中之國。首先，最初租界只是將土地租給外國人，外國人在此居住，在此經(jīng)商，租金一畝地1500文。其次，這個土地的主權是我們國家的，因此租界絕不是殖民地。開始是嚴格規(guī)定華洋分處，外國人住在租界里面，中國人不能住在租界里。如果僅僅是外國人住，沒有中國人住，租界的范圍就很小，影響也就很小。從1843年開埠，1845年上海開始有租界，一直到1853年，上海都實行華洋分處，中國人可以進去掃馬路、賣菜，但不能住在里面。在這8—10年中，租界發(fā)展是緩慢的，如果一直像這樣發(fā)展下去，上海租界影響不會很大。

上海一開始是華洋分處，到1853年以后才華洋混雜，起因就是小刀會起義。小刀會起義一共持續(xù)了17個月多一點。1853年9月小刀會把上海縣城占了，然后清軍就打縣城，打小刀會，打來打去，打了17個月多，到1855年初才把小刀會鎮(zhèn)壓下去。小刀會起義發(fā)生時，縣城里外共有35萬人，到小刀會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以后縣城還不到4萬人，90%的人都跑了、死了。死的當然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人都跑了，一小部分跑到鄉(xiāng)下去，相當大一部分跑到租界里面去。最初的租界是今天外灘河南路以東、黃浦江邊、金陵東路那一帶，原來是華洋分處，不讓中國人進入。但戰(zhàn)爭發(fā)生了，難民涌來了，租界沒辦法，只好讓他們進來。那時英國政府和租界當局都是希望把這些人趕出去，戰(zhàn)亂結束以后也不希望這些人留在租界里。因為原來只有兩三千人、很容易管理的地方后來進來幾十萬人，要租房、要消費、要吃飯、要有垃圾出來，這些事情都必須由政府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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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舊時法租界的上海武康大樓

租界當局和英國政府都不希望華洋分處變成混處，但租界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實行地方自治，權力是靠投票來決定的，靠有錢人投票決定。租界里的商人們覺得混處有好處，人多了，生意就來了，東西就好賣了，房地產(chǎn)就起來了，因此歡迎華洋混處。小刀會起義的時候，上海房地產(chǎn)的漲幅遠遠超過我們這些年上海房地產(chǎn)漲價的幅度。隨便什么地方蓋個房子，馬上就有人來住，最早一批老式石庫門房子就是這個時候開始建起來的。石庫門房子的容積率比較高，房子比較密集，在有限的面積里可以蓋更多的房子，容納更多的人。蓋房子的人和出租房子的人，也就能賺到更多的錢。因此商人投票的結果是歡迎華洋混處，接著修改章程，上海租界就變成了“國中之國”，變成了中國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租界形成的歷史原因

那時候中國政府干什么去了，上海地方政府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管國家的主權，不管地方的主權？怎么就讓外國人占領了呢？這就是因緣際會。1853—1854年，清朝正處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太平天國把南京攻下變成了天京，清政府從各個地方調動軍隊來鎮(zhèn)壓太平軍，打不過，只好用曾國藩他們來打。那時候真的是很困難，清政府顧不過來。而上海地方政府更復雜！小刀會占領縣城以后，把知縣袁祖德殺掉，又把上海道臺吳健彰抓起來。小刀會起義首領劉麗川和吳健彰是廣東香山老鄉(xiāng)。道臺是廣東人，到上海來做官，旁邊必須有一批聽得懂地方話的人幫他，小刀會把吳健彰道臺身邊的人都發(fā)展成小刀會的會員。吳健彰身邊一個最重要的謀士，是小刀會潛伏、埋伏在他身邊的“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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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會》連環(huán)畫

當時道臺銀庫里有幾十萬兩銀子，道臺要把銀子弄走，他身邊的人知道后就把信息捅給小刀會，小刀會就要把這銀子搶出來。因此小刀會起義最初是為了這幾十萬兩銀子，但起義以后事情發(fā)生了很復雜的變化。話說回來，小刀會起義后吳健彰被劉麗川抓住，老鄉(xiāng)關系就發(fā)生作用了，劉麗川弄個繩子從城墻上垂下去，偷偷把吳健彰放走。吳健彰逃出以后，怕被清朝政府殺頭，就拼命想辦法弄錢送給清朝政府鎮(zhèn)壓太平軍。吳健彰在一條船上辦公，連個辦公室都沒有，根本管不了上海地方的事情，上海的地方政府基本處于癱瘓狀態(tài)。

各種各樣的因素湊在一起以后，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性質就變了，從華洋分處變成了華洋混處。租界的政府就是工部局，管理社會治安有巡捕，犯法有法庭處理，這不就變成“國中之國”了嗎？

“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現(xiàn)了一個我們今天很難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個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個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個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蘇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塊地方；二是法租界；然后是華界，包括南市、閘北兩塊。三個政府，三套法律。電壓都不一樣，有110伏，也有220伏。電車軌道不一樣，從閘北通過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換三次車。黃包車執(zhí)照也不一樣，每個區(qū)域有自己的牌照，一個黃包車夫至少要捐兩張牌照才能夠跨區(qū)域，否則只能在自己區(qū)域里營生。法律的差異更是很難想象。在華界里認為是最該殺頭的事情，到租界里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權利。比如，在租界里罵清朝政府沒關系，因為沒有殺人放火，但如果是在華界里罵，就要抓起來殺頭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國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實行，其實沒什么關系，比如香港地區(qū)的法律跟廣東法律是不一樣的，但因為兩個區(qū)域有明確界限，因而總體可行。但那時候上海不同區(qū)域間是直通的，情況就非常復雜。

復雜到什么程度？我舉幾個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東路，原來是洋涇浜，洋涇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涇浜是走私販毒的絕佳場所。雖然，租界在名義上是反對販毒、運毒的，但是如果販毒在橋上交易，巡捕從法租界那邊來，法租界那邊吹下哨子，毒販就能從橋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夠越過橋來執(zhí)法，所以跑到橋這邊就安全了。反之，如果巡捕從公共租界來，也吹哨子，毒販便跑到另一邊去。橋上于是變成三不管的地方，變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種違法亂紀的行為就在橋上滋生，這給上海城市管理帶來了極其復雜的問題。在老上海，這種地方很多，公共租界和華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華界又有交界，這些都是管理薄弱的地方。管理薄弱就變成縫隙，“一市三治”就是這樣的特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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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的洋涇浜

“縫隙效應”

三個區(qū)域是物理空間上的縫隙，在制度上的縫隙就更大了。我們說辛亥革命期間死亡的人數(shù)遠遠比明清換代死的人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宣傳。有了報紙以后，對于人心整合有很大的影響。報紙能夠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最關鍵之處，就是有租界在。報紙辦在租界里，清政府沒辦法把它們封掉。那時反對清朝政府的報紙的散播，國外主要在日本，國內主要就在上海。在日本散播的，清政府可以通過海關把相關報紙和書籍禁掉。但是在上海就沒辦法了，上海在清朝的統(tǒng)治下，可清朝政府卻沒辦法進租界管理。

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蘇報案。1903年，鄒容、章太炎在《蘇報》上發(fā)表反清的文字。清朝政府跟租界交涉，租界就將章太炎抓進牢里，判了三年，鄒容判了兩年。這個案件放在其他地方，十個頭都給砍掉。蘇報案之前，吳稚暉、蔡元培他們因在莊園里發(fā)表演說被租界多次傳訊，一共是六次。每次都問他們有沒有殺人放火，有沒有私藏軍火，殺人放火、私藏軍火都是犯法的，這些都沒有，便不算犯法，因此他們一共被傳訊了六次，都沒有問題。而蘇報案發(fā)生后，章太炎和鄒容完全是可以逃避抓捕的，只是因為先前寬松的租界環(huán)境而“輕敵”了，這才被捕入獄。他們兩個人能跑而沒跑，是上海特殊的時候發(fā)生的特殊事情，他們的英雄行為跟那時候的環(huán)境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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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的《蘇報》

中共一大為什么在租界召開？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時候，也是利用了這個縫隙。中共一大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舉行會議，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舉行？位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會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邊緣，是城鄉(xiāng)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樣子。上海法租界剛擴張以后，一大會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遠就是農(nóng)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們才在那兒開會。二大會址位于現(xiàn)在靜安區(qū)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帶，那是兩個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縫隙，跟陜甘寧邊區(qū)一個意思。共產(chǎn)黨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時候曾經(jīng)有個規(guī)定，在上海活動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統(tǒng)治薄弱的地方。據(jù)鄧穎超先生回憶，她跟周恩來在上海搞地下活動，不到一個月肯定換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只要報一個名字，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你交錢就能住下去，沒人管你。近代上海戶口不像后來上海戶口那么值錢，戶口沒人管，來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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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中共一大會址

租界對上海物質文明的影響

中國有26個租界，天津有9個租界，漢口有5個租界，但沒有哪一個租界比上海的租界大，上海租界的面積加起來是全國其他23個租界面積的1.5倍。這就是上海為什么影響那么大、西方的影響基本集中在上海的原因。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外國人最多的時候超過15萬，今天上海的外國人已經(jīng)超過15萬。但今天的外國人和那時候的外國人有本質上的不同。今天的外國人是投資經(jīng)商或者買房的，很少加入中國籍、成為市民。但那個時候的外國人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家園，住在這里、生活在這里，有的人就出生在這里，把自己所有的興趣愛好都放在這里。他們在全世界范圍發(fā)現(xiàn)有什么好東西都引進來，首先為自己所用。比如，西方有電燈，上海馬上有電燈；西方有電話，上海馬上有電話；西方有電報，上海馬上有電報；西方有自來水，上海馬上有自來水。為什么那么快？因為外國人在西方怎么生活，到上海還得這么生活，于是上海的物質文明迅速發(fā)展。這對上海的影響就叫示范效應，和灌輸是不一樣的。他是為了自己用而引進，不是為了灌輸。而中國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到最后就跟著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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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英商在上海公共租界建設自來水公司辦公大樓及水塔

上海人一開始也抵制過自來水，說這個這玩意兒從鐵管子里下來白花花的，鐵管子從地上出來會陰陽失調，對人身體不好，而且自來水里有漂白粉的味道，有毒。原來城市里都有挑水夫，挑水夫從井里、河里給每家每戶的水缸里送水，水牌子一分錢兩桶水。自來水的使用和推廣會讓挑水夫失業(yè)，因此反對自來水的人中挑水夫的呼聲最強烈。后來上海自來水公司采取辦法，聘用挑水夫為員工，解決他們的就業(yè)問題，挑水夫的問題就解決了。自來水公司又向每家每戶免費送水，讓人們逐步接受。那時候常常發(fā)生傳染病，統(tǒng)計下來租界里的死亡率比華界低，原因是華界垃圾糞便管理不好導致飲水有問題。于是上海人開始覺得自來水好。上海人對外國東西的崇尚、愛好是從心里面涌出來的，這種推崇是從以往的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不是靠教科書教出來的，而是有自己的實踐體驗。

原標題：《一條蘇州河隔開兩個世界｜《八佰》中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