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十多年前，江蘇無錫的這支龐大的調研團或許不會把目光放在安徽合肥，這個300多公里外的“小兄弟”身上。

無錫不這么做自有其底氣，作為拿到蘇B牌照的非省會城市，無錫在上世紀80年代時是全國工業第二大市，“蘇南模式”的發源地。更早之前，作為民族工商業發源地，走出了榮氏等家族。

但今昔非同往日。過去十多年間，合肥憑借成本優勢和開放市場，通過一連串政府主導投資——京東方、合肥長鑫、蔚來汽車，精準地抓住了新型顯示、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機會，伴隨中科大等高校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變等有望顛覆未來的原創研究領域取得突破，合肥已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三線城市，躍升為“明日創新之城”。2017年，合肥繼上海之后，成為國內第二個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城市，今年年底其GDP或將破萬億。

合肥市政府大樓，外形如張開懷抱，歡迎四方來客。

合肥是幸運的，但有別于外界簡單而迷人的“造神”敘事，合肥進擊的背后，不在于偶發的運氣因素，而是取決于其對自身定位、發展階段、科教優勢、產業理解、機會判斷的準確度，以及最終將這種理解判斷落地的組織效率。可供對比的是，同時期其他地方政府也進入了相同的產業，卻出現了“爛尾”、“暴雷”等殘局。

這或許能給包括無錫在內的諸多城市帶來啟發。經過幾十年發展，無錫成為全國第14個經濟總量過萬億的城市，但如今，它也面臨著國內其他先發地區普遍存在的煩惱，如創新能力問題、土地、環境、資源瓶頸約束等。

脫胎于蘇南模式下的無錫，擁有眾多細分領域的“隱性冠軍”，且較早在集成電路、物聯網等新興產業上布局，但同時也受困于產業“大而不強”、缺乏拳頭產品、終端產品、龍頭項目等問題。

今年9月，無錫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間將建設太湖灣科創帶，在約500平方公里的面積里探索新的增長可能，并為此啟動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學習考察行動，為期一個月，先后走訪合肥、南京、杭州、蘇州、上海等8個城市。首站選在安徽合肥。

無錫太湖灣科創帶

無錫考察調研團領隊、無錫市政府辦副主任羅安斌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表示，無錫的產業創新，應當在產品型創新、引進和培育龍頭企業等方面大下功夫，以供應鏈邏輯構建產業發展和創新的生態圈。同時重視當地科教資源的挖掘和互動。

“合肥模式”

時至今日，12年前京東方項目的引進，仍然被當地認為是合肥發展歷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從后來的實踐來看，2008年京東方6代線項目的落地，為合肥后來的發展帶來至少兩點意義，一是奠定了后來合肥在新型顯示產業的優勢——京東方作為擁有頂尖技術的半導體顯示產業龍頭企業，為合肥帶動和集聚了上下游的數百家配套企業。二是為合肥打通了產業發展與政府資本支持的關系，此后，合肥利用政府參與投融資的方式引進和投注了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合肥模式”被擺上了上海交大商學院的經典案例。

什么是“合肥模式”？有別于過去政府招引項目的傳統方式——主要給予土地、稅收等政策性支持，合肥引入京東方項目的突破在于，政府在政策性支持之外，還直接提供資本支持，即拿出錢來參與項目建設，穩定市場信心，引導社會資金參與。

合肥承諾，京東方6代線項目計劃總投資175億元，其中90億由政府保底（政府先期投資60億元，30億面向社會定向增發，如定增未成功，這30億也由政府承擔），85億由銀行貸款，政府提供擔保。合肥當時財政收入不過兩三百億。這樣的誠意和勇氣，外加合肥的區位優勢和水電充足等條件，讓合肥最終獲得京東方的青睞。

京東方項目的成功引進，其實不能算是合肥當地的一次心血來潮之舉，或可算作其產業發展戰略的理性決策。

作為1952年才確定的年輕省會城市，合肥底子薄，基礎差，一直受到名不符實的困擾。在省內，合肥常被拿來與曾經的省會安慶、沿江城市蕪湖進行比較；省外，蘇南城市早已實現工業化。其他中部省會城市如武漢，GDP早在2001年就已超過千億元，而合肥2006年底才歷史性突破千億。2005年時武漢中心城區中心人口就超500萬，是當時合肥的兩倍還多。

落后的合肥，要如何實現“突圍”？

為合肥奠定基調的，是其2006年前后提出的“工業立市”戰略。當時新上任的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多番調研論證后認為，合肥只有發展工業，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此之前，合肥的工業投資，無論是總量還是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都低于中部地區五省會城市。但孫金龍認為，缺少工業基礎和產業支撐，合肥雖擁有豐富的科教資源，并不會自動轉化為地區優勢,“工業化是(合肥)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

合肥市確定了幾個方向：一是拉開城市框架、解決發展容量問題。同時，清減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確立更可預測的規則。包括拆除違建，建設基礎設施，規劃190平方公里濱湖新區，2011年區劃調整后800里巢湖成為合肥內湖，加上劃歸的兩區縣，合肥面積增至11408平方公里。

二是招商引資，加大工業投資。合肥市基礎薄弱，在開放且聯系愈發緊密的市場環境下，僅依靠自生力量難以培養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基礎。而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可以讓落后地區繞過從頭打造的艱辛過程。

合肥市希望抓住當時沿海產業的轉移時機和合肥承東啟西的地理優勢——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至東部以及國家確定的中部崛起戰略，聚焦供應鏈上的咽喉點，引進重大項目，幫助合肥完成工業積累，形成“合肥制造”的產業集聚和規模優勢。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比重的家電產業，正是循此邏輯發展。合肥市政府給家電產業設立的目標是，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家電產業聚集地和最大家電制造生產基地。

此前，合肥本土的明星品牌——美菱和榮事達已經通過引入格林柯爾、美的和長虹等戰略投資者完成國企改制，后來，隨著合肥繼續推進“合肥制造”戰略，引進格力電器、美的、惠而浦等家電巨頭落地，到2011年合肥冰箱產量占全國1/3、洗衣機占全國1/4，超過青島、順德，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也就在這年，合肥市家電產業產值首次突破千億元，達到1138億元，成為合肥市首個千億產業。

產業集聚帶來的好處是明顯的，培養了大量的產業工人、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夠快速匹配勞動者和企業的規模市場等等。直到今天，家電產業依然是合肥千億級產業的支柱產業。2019年，合肥冰箱、洗衣機等四大家電出貨量達到6664萬臺，遠超青島、佛山的3700萬臺、2462萬臺。

2008年秋天，合肥市政府對京東方項目的果斷引進，也正是源于其支柱產業家電產業的發展剛需——家電的核心零部件面板還是進口。不過，如今京東方生產的液晶顯示屏與合肥本地的家電產業聯系不大，合肥家電產業的結構有待優化，未來智能家電的方向或有合作空間。

這十年間，合肥成為經濟增速最快的地級以上城市之一，GDP從2008年到現在增長近5倍。“從上個世紀100個城市中合肥是第97位，到2005年追到第62位，2019年追到了21位，在省會城市中進入前十。”合肥市長凌云表示。

但此時的合肥依舊還是默默無聞的追趕者，直到他一把抓住了長鑫存儲芯片及蔚來新能源汽車的機會。

合肥長鑫存儲公司

“最強風投”背后

合肥以“最強風投城市”、“霸都”、“賭城”的封號走紅網絡。但正如企業從來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城市亦是如此。這一連“押”對的幾個項目，亦有機緣巧合因素。但外界簡單的造神敘事可能帶來一個困擾，讓太多的人對這故事信以為真，而模糊了真正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機會只垂青有準備的人，機會主義者不可能得到這種機會。

合肥當地政府官員坦言，合肥敢拿出真金白銀招引龍頭項目、支持產業發展，一方面受現實約束，不主動搏一把便沒有機會，另一方面與產業特性有關，對于一些投資大、風險高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地方政府需要投入以給予市場信心。更重要的一點是，合肥相信，通過審慎盡職調查和技術設計，能夠確保決策理性，最大可能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風險。這也構成了合肥在招引龍頭項目時的比較優勢。

盡職調查原本是企業收購、投資等業內行話，指對目標企業進行經營、財務、法律關系等情況的調查分析，以評估收購行為的可行性。合肥介入上述新興產業的時機，基本上也是其他地方政府意識到相關產業重要性之時，一些地方雖然也一腳踩準了相關產業的賽道，卻因對項目判斷失誤而發生爛尾等。

2006年前后，TFT-LCD液晶面板的重要意義已為人所知，但當時受到地方政府歡迎的是日本夏普等擁有6代以上高世代生產線的公司。

合肥為何認準當時只能做5代線的京東方？合肥政府辦人士向澎湃新聞表示，選擇京東方，選的是“未來”。“當時京東方的生產線雖然低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他有自主技術資源，這決定了他有進行自我迭代的能力，自主產品與國外產品最大的區別是，不怕限制”。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后來在《新火》一書中分析，京東方之所以后來獲得成功，原因正是其通過收購韓國現代集團的液晶業務進入TFT-LCD工業領域，并在收購成功后立即建設5代線，吸收外部技術，成為當時唯一掌握主要知識產權、生成技術能力的大陸企業。

2016年正式官宣的合肥長鑫DRAM型存儲芯片項目，充分體現了合肥市政府這種基于產業剛需的決策理性。

集成電路產業代表目前技術水平的最高點，對未來的區域命運影響深遠。但其高門檻、重投資、周期長，迭代快、分工精細的產業特性，以及作為后進者所面臨的技術來源、專利障礙、起步市場、核心技術人員等問題，都意味著徘徊在外的地方政府必須謹慎選擇切入口。

合肥選擇的切入口是DRAM型存儲芯片。

數字芯片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被稱為設備大腦的CPU芯片，如英特爾的奔騰，高通的驍龍、華為的海思麒麟芯片等。

另一種是存儲芯片，按照斷電后是否能保留數據，可以簡化分DRAM和NAND兩種——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又叫動態隨機存儲器，代表產品有電腦、手機中的內存條。存儲的數據與CPU直連，主要存儲軟件運行數據，斷電后數據會消失。市場規模約800億美金。

NAND Flash，是閃存的一種，代表產品有閃存卡，斷電后數據不會消失，一般存儲著照片、音樂、等靜態大容量數據，市場規模大約650億美金左右。

據合肥多位內部人士介紹，合肥選擇DRAM型存儲芯片切入，基于幾個判斷：一是市場大。存儲芯片市場規模約800億美金，三大巨頭——韓國三星、SK海力士、美國美光科技占全球市場份額合計接近95%，而國內自給率幾乎為零，“長鑫只要能占百分之幾的比例，就能支撐起一個產業”。

二是時機。相比于計算CPU芯片，DRAM型存儲芯片制程工藝迭代速度趨緩，這給了新進者一個較好的進入時機。存儲芯片核心在工藝，因此DRAM芯片生產以一體化IDM模式為主，即從前端設計到制造、封裝、銷售等都由廠商獨立完成。

方向確定后，合肥市政府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選擇合作企業——合肥市政府需要選一個懂行、靠譜的合作伙伴來主導項目運營，最終確定北京兆易創新的理由是，兆易創新主營業務也是存儲芯片，不過不是DRAM，而是閃存的另一個細分領域NOR flash ，由于其技術難度相對較低、市場有限，因此兆易創新也有志于進入DRAM領域 。

另一個關鍵理由是，北京兆易創新于2016年上市，當時科創板還未推出，對于合肥來說，項目合作方是上市公司，意味著合肥多了一條政府資金的退出通道。

至此，項目距離成立還遠遠不夠，集成電路的特殊性決定著難關還在后頭——人才、專利技術。

長鑫存儲董事長朱一明去年5月介紹自身知識產權體系時提到：“DRAM產業在全球發展了幾十年，制程技術持續進步，在架構、制程、設計、接口、測試、系統等方面存在很多專利，且絕大部分控制在三星、海力士和美光手中。新進者是否擁有合規的技術來源以及自主創新能力，成為立足發展的關鍵。”

據他當時披露，其最初的技術來源之一是奇夢達——德國英飛凌獨立拆分出的存儲器公司。該公司一度是全球第二大DRAM供應商，但2009年因經營問題和金融危機破產。

技術人才主要來源兩處：一是2012年底，日本存儲器企業爾必達因破產被美光收購，釋放出一大批人才，另外一批則是由合肥長鑫項目早期核心操盤手之一——中芯國際前CEO王寧國號召而來。

等到2016年合肥長鑫項目正式對外宣布時，“我們默默籌備醞釀了兩年，當時已經有幾百號人集聚在合肥。”合肥相關部門人士表示。3年后，合肥長鑫宣布量產DDR4內存芯片。

蔚來汽車項目的選擇邏輯也是如此，合肥市發改委人士介紹，蔚來汽車有技術、創始人有情懷、且與當地江淮汽車合作多年，經他們了解，蔚來前期虧損主要是管理成本的問題，作為合肥投資的條件，蔚來也承諾將會優化管理。如今蔚來汽車股價漲幅10倍。

多位合肥官員向澎湃新聞表示，合肥在投資重大項目時，主要把握兩點，能不能投，以及如何投，投多少。

能不能投，取決于產業前景和重要性，以及對項目及項目合作團隊的主客觀評價。這要求合肥市發改、經信、科技、投促、產投、建投等多個部門務實協作、積極向外腦和第三方尋求建議、做好外圍盡職調查，力求對產業和項目理解準確。

當地政府辦人士介紹，合肥目前推進的“鏈長制”前身——產業領導小組機制對產業和項目的把關起到很大作用，對于主要產業，市領導會牽頭跟蹤，包括對全球該領域最頂級的專家建一個數據庫，選擇項目時，請這些頂級專家來評價，“沒有專家的認可，政府不可能投資。”

如何投，投多少，如何在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讓核心團隊主導運營以及保持積極性，后續政府資金如何退出？“這就是技術操作上的問題。”合肥產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中亞向澎湃新聞表示。

政府權力會否越位，如何與市場有效分工，這是政府介入產業發展時普遍引發的疑慮。因此，合肥市在投入時堅持市場化運作，包括參與定向增發、海外并購、產業基金直投等方式，且設計了完善的退出機制。“從京東方項目開始，到維信諾、長鑫存儲、歐菲光等項目，合肥國資投入一直遵循‘不謀求控股權、產業向好發展后及時退出，再投入到下一個項目’的路徑。”李中亞稱。

最后，在項目完成研判及方案設計完善后，領導敢于拍板決策。

至此，項目前景的答案就有了一半，另一半則是實踐性的，留待時間檢驗。“說實話，我們現在也不能斷言這些項目就一定成功，但是我們既然選擇了正確的產業方向和發展路徑，就一定會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李中亞表示。

創新：大學與城市的互動

過去幾十年，像合肥這樣通過憑借成本優勢、主動融入供應鏈等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的中國城市其實并不鮮見。但合肥的啟示還在于，注重工業發展的同時，沒有忽視基礎研究和創新的重要意義。

2017年，合肥以僅次于北京的大科學裝置密度——同步輻射、全超導托卡馬克和穩態強磁場3個裝置等科研基礎，獲批成為繼上海之后第二個國家級科學中心，讓合肥似乎有些突兀地以令人艷羨的“領跑者”姿態站在聚光燈下——國家級科學中心意味著，國家對這座城市會有規模龐大且穩定的研發投入和頂尖科研資源的集聚。合肥也有望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變等可能顛覆未來的黑科技上取得突破。“合肥正如十年前的杭州，未來創新城市”有人這樣評價。

為什么是合肥？

安徽創新館服務管理中心主任陳林向澎湃新聞表示，“合肥其實不能算異軍突起，實際上這么多年來，合肥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人才的培養從來沒有斷過。這幾年中科大畢業的碩士博士們留在合肥的越來越多。”

安徽創新館，2019年落成

安徽及合肥對于基礎研究的重視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理念上的——政府部門對于知識和科學的尊重。二是實踐上的——做好基本功，大力引進大學和科研院所，真金白銀投入建設大科學裝置等平臺，然后通過探索機制體制創新，促進大學與城市的有效互動，打通從知識到產業多個環節。

合肥與中科大最初的結合，早已傳為一段佳話。1970年，自身條件也較薄弱的合肥，敞開懷抱接受了當時從北京疏散出來的中科大，騰出師范學校的校舍，并在電力、暖氣等各個方面給予優先保障。合肥也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沉寂的時間里，因“中科大”在國內及世界科研版圖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1978年，那場被稱為迎來“科學的春天”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全國1200多項的科技成果，安徽省就占到了兩百多項。“這讓當時的安徽省的領導被震撼和鼓舞到了”。安徽似乎找到了重塑尊重知識的歷史傳統的機會——這個在康乾年間還是富庶之地的省份，近代以來遭遇戰爭和水患等打擊，由盛轉衰、多年定位都是“農業大省”。代表著知識與科學的中科大，以及當時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改革等，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改革開放初期安徽人重塑自己地方認同和精神坐標的起點。

這之后，合肥更加堅定地敞開懷抱，一批軍工院所遷移合肥，要地給地，要錢給錢，中電科系38所、16所等相繼搬來，逐漸形成了如今拉動安徽合肥創新的三架馬車——中科大系、中電科系、本地系（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等等）。

如今類似中科大等學校整體搬遷的機會很難再有，但是在創新要素越來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靈活的當下，如何集聚創新要素、挖掘已有資源，以及讓城市與大學更好地互動，產生化學反應，以提高生產率、創新能力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也是各地正在思考的命題。

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切入點是，建設大科學裝置等前沿研究平臺。

大科學裝置是為科學家應用基礎研究、探尋自然科學中一些終極問題的平臺。這類科研裝置科研意義巨大，但是投入強度超高，動輒數十億、上百億元。政府把錢投在這種大科學裝置上，幫助科學家降低科研成本，提供科研便利，也促進了人才和想法的聚集、碰撞。“好比戰國時期燕昭王筑黃金臺匯天下名士，我們把平臺建好，人才自然就來了。”

當地政府官員介紹，十幾年前政府做這些事時幾乎看不到曙光，沒有浮躁地要求有產出，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也從未斷過，如支持潘建偉院士出國留學、回國做出成果后支持轉化等等，十幾年后量子科學的重要性為人所知，科大人感慨“合肥最大的好,是可以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些科研人才匯聚起來的影響直接而深刻，為當地產業發展提供了諸多科學性原理的信息。“比如，京東方后來就發現，很多原理上的問題和診斷，在合肥本地這些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決或者牽線引薦。”

2012年，看到了科教資源之于地方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科大四部門簽訂協議，共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

合肥承諾一次性給予支持經費20億元。而當年合肥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是389億元。這一年，后來也被當成是中科大與合肥聯姻的元年——此前，隨著大部分高校相繼遷回北京，中科大對去留與否尚存猶豫，“但有多少地方能一次性拿出20個億支持和重視基礎研究呢？”

共建協議簽訂后，合肥沒有將其束之高閣或丟在一邊，很快與中科大確立了高頻的互動機制，包括聯席會議、政府與學校的互訪、產業之間的聯系對接等等。其中，一項常態的互派掛職機制后來發揮很大作用，合肥從各個政府部門抽調骨干力量前去中科大先研院掛職服務，要求至少三年以上，陳林等部分人員甚至干到了六七年。

去年底才回來的合肥市科技局總工程師潘學文向澎湃新聞回憶，他們首先幫助建立了27項制度，如明確科技成果轉化合作談判的門檻標準（300萬元起）、收益歸屬、人員薪資待遇等等，制度的建立讓新生機構很快走上正軌，3年時間成立了56個實驗室。

作為項目挖掘經理，陳林在中科大先研院的7年來，主要任務就是幫助科研人員梳理專利成果、對接市場需求，這要求他們必須精通專業知識，并提出值得信任的建議，如專利是否侵權，在世界范圍內處于什么水準，應當如何調整研究方向等等。他們還要擅長和不同領域的人士有效溝通，如科研人員、政府部門、風投、財務、會計等第三方服務機構，以實現比較有效的轉化。

得益于這種互派機制下的深耕，他們逐漸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打通從知識走向市場的經驗，這些人后來成為安徽創新上“萬向節”般的存在。

當前，科研成果轉化率依舊偏低，主要原因是產權界定不清、科研與市場信息不對稱、沒有做好銜接、專利經紀服務缺乏等等。

2016年，中科大及合肥工業大學被財政部等列入試點，進行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的探索，中科大及合工大享有對本單位科技成果的自主處置權。困擾高校專利無法盤活的癥結之一——產權規則得以明確。

在如何有效銜接科研與市場方面，“安徽創新館”，一種定位于科研供給側改革的成果轉化平臺逐漸成型，實體于2019年落成。首期功能是展示安徽多年來的創新成果。這些成果必須要把握兩點，不能侵權，屬一流成果。通過專利梳理的“笨工作“，政府對于產業的理解更加深刻。

這種辦法同樣適用于研判產業和項目，陳林介紹，合肥在考慮是否做集成電路產業時——同樣通過這種專利梳理的方式，找出問題，“可以說，合肥每一步是理性扎實的，基于一定的基礎和產業機遇來做的。”

展示功能之外，安徽創新館的定位是成果轉化平臺。“打造一個科研和產業企業的橋梁。”通過為科研人員提供專利服務，越來越多的大學和科研院所愿意把他們的專利匯聚到安徽創新館，經由梳理組織后，提供專業建議，對接交易平臺。

從想法做成產品，還要有政策配套支持。合肥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對應不同政策重點。

合肥政府辦人士介紹，創新的第一步是想法到樣機，這一階段提供天使基金支持。第二步從樣機到初始產品，這一階段要完成多項認證，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合肥出臺“借轉補”政策，這筆錢先借給創業者，產品出來后借款轉為補貼。第三步是市場化階段，“借轉補”資金無法支撐市場、廠房、設備的投入，政府提供補貼等作為“劣后資金”吸引市場資金，或者為其提供試驗平臺。每年根據產業方向、資金配比等進行靈活調整。

合肥與清華大學的互動也能體現這樣的邏輯。2013年，合肥引進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不僅提供真金白銀支持其完成從0到1的研發（每年給予6000萬元資金），后來在其從1到100的過程中，提供了“工程化試驗”平臺。合肥承諾，“清華合肥研究院可率先在合肥試點“城市生命線”工程——即對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進行監測和提前預警，防控爆燃等重大風險，積累經驗，成熟之后再在全國推廣”。清華大學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災害耦合環境實驗室副主任武金模向澎湃新聞記者如此介紹。

合肥市長凌云表示，合肥以清華公共安全研究院為切入口，后續引入清華啟迪科學城等，開啟了清華與合肥在電子信息、集成電路等領域的深度合作，他們還專程到北京，引進了清華附中等優質基礎教育資源，今年第22次清華校友工作會議也放在合肥召開。

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對知識的尊重，顯性影響如產業得到極大發展，更多變化則是潛移默化悄悄發生的，一些建筑上的細節或許體現出政府對理性和開放的追求——當地政府大院沒有設置圍墻，甚至不足以稱為“大院”，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其2005年建起來的政府雙子樓，呈對稱狀的圓弧結構，寓意合肥張開懷抱、歡迎四方來客。一些局辦的走廊墻上，掛著的是科學發現的簡介，部分辦公室貼有三四張地圖，世界地圖、中國地圖、安徽地圖、合肥地圖。

“創新像煲一鍋湯，有了好食材還不夠，放在一起也不夠，還要長時間文火慢慢熬，要有持續的溫度，火不能斷，要持續，這樣才能讓所有進了鍋的優質食材彼此作用、充分互動、充分融合、直到渾然一體。”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曾這樣闡述“創新”，在他看來，創新不僅要匯聚全世界的創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創新要素之間要有更密切的互動，要增加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