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每個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為每位公民的可行能力賦能，有助于他們獲得實現合意生活的能力，從而有助于個體真正持久有效地減輕貧困。為農村流動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不僅是未來統籌城鄉貧困治理的戰略方向，也是新型城鎮化下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工作內容。

我國城鎮化率的提高，很重要的部分是由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實現的。但是，我國的人口流動和遷移還不充分，戶籍制度及與之相關的城市公共服務“享受不均”，成為農村勞動力未能實現充分流動的因素之一。公共服務的供給和戶籍身份掛鉤，城市政府只為轄區內的城鎮戶籍勞動者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農民工群體被排斥在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范圍之外，農村流動人口只能享有戶籍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的屬地特征和城市偏向提高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成本，也增加了他們為應對不確定性而進行的預防性儲蓄，這將不利于實現向內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

本研究基于基本公共服務的視角，考察城鎮地區不同戶籍勞動者在基本公共服務上的多維貧困狀況及其變化，并重點考察農村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的構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基于國務院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本研究構建的反映基本公共服務維度的指標包括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兒童是否在城市入學、就業狀況、正規就業與否、創業狀況、城市養老保險、城市醫療保險、綜合健康狀況、營養狀況、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家庭人均文體娛樂消費。

實證結果表明，從2010年到2016 年，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始終高于城鎮戶籍勞動者。雖然在這六年的時間里，城鎮戶籍勞動者和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都出現了顯著的下降，但城鎮戶籍勞動者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下降的幅度大于農村流動人口，由此造成不同戶籍者在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指數的差距從2010年的1.1 倍擴大至2016年的2.2倍。

此外，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醫療保險和城市養老保險上的剝奪發生率最高，且它們對農村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具有較大的貢獻。

最后，城鎮不同戶籍勞動者基本公共服務多維貧困的降低都主要是由最貧困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改善實現的。

2020 年精準扶貧攻堅戰取得圓滿收官后，絕對貧困將得到有效的消除，城市相對貧困問題將提上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的日程。目前，僅有針對農村地區的、碎片化式的反貧困政策體系，尚沒有專門針對城鎮地區的反貧困政策，統籌城鄉貧困治理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構建扶貧政策體系的方向，而基本公共服務將成為統籌城鄉貧困治理的重要戰略方向。

對此，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公民基本權利和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權益，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城鎮常住人口。本研究發現，我國在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農村流動人口方面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這是未來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統籌城鄉貧困治理將面臨的挑戰。

（本文原題“農村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的多維貧困”，原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作者溫興祥、鄭子媛。）

中央政府壓力與居住證制度擴散

戶籍制度的深入改革使居住證制度成為地方政府管理流動人口的第一選擇，居住證制度從省級政府開始推進，產生一定影響后，由中央政府予以指導和規范。

2009年4月1日，湖南省首先在省級層面制定了居住證制度的規范性文件《湖南省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規定》，提出實行居住證制度，并對申領居住證的對象、年齡和期限做出了明確規定，流動人口可憑借居住證享受相關公共服務。

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加，對居住證制度的采納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2010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再次提出“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居住證制度開始被地方政府大規模采用。

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形勢下，流動人口數量的激增對城市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建設形成了極大挑戰，居住證制度的出臺順應了形勢。作為戶籍制度改革過程的過渡性制度，居住證制度在規范流動人口管理、保障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不受侵犯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通過推行居住證制度，流動人口的居住權和基本公共服務權在國家制度上得到了認可，逐步實現了公民權利從戶籍地到居住地的轉變，可與城市居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務。

目前對居住證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從流動人口公共服務需求的視角，即居住證制度的實施使城市公共服務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時，還幫助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了流動人口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務水平。二是從戶籍制度改革的視角，即居住證制度對傳統“二元制”戶籍結構產生的沖擊推動了戶籍制度改革的發展、弱化了戶籍觀念、增強了流動人口的居民意識，為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過渡期。

本研究在政策創新擴散理論的基礎上，探討驅動居住證制度在省級政府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基于自2009到2018年間31個省、區、直轄市的156個樣本數據，本研究發現：居住證制度的擴散，與上級壓力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性，與相鄰省份競爭壓力之間則呈現出顯著負相關，與城鎮化率之間呈現出顯著負相關；人口規模并不影響居住證制度的擴散；人口密度、人均GDP 和第三產業占比皆不影響居住證制度的擴散；居住證制度的擴散與財政規模之間呈現出弱顯著負相關，并未給城市帶去嚴重的財政負擔。

居住證制度作為一項保障流動人口公共服務需求的民生性工程，由于支出往往大于收益，因此降低了地方政府出臺公共政策的主觀能動性。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導向，采用行政指令、政治激勵和經濟激勵等多種手段驅使地方政府采納創新，使居住證制度得以迅速擴散。

[本文原題“公共政策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基于31個省級居住證制度的數據分析”，原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作者陳潭、李義科。]

戶籍制度背景下的社會資本結構與城鄉收入差距

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的主要表現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先縮小隨后再度擴大并且日趨嚴重的過程。中國的城鄉收入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9逐步上升至2009年的峰值3.3。盡管近幾年呈現出了緩慢下降的趨勢，但2015年這一比值仍高達3.0。而國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原計劃經濟國家，這一比率大都低于1.5。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其影響機理又是什么?一批學者將引起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城鎮偏向型政策和相關制度，影響城鄉收入及差距的其他因素可以說都內生于這類政策和制度。例如:戶籍政策的城鎮傾向、資源城鎮集聚以及農村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再分配體制下形成的單位和地區壁壘不但限制了職業流動，還導致了同一社會經濟地位其資源含量在壁壘之間的差異，也由此擴大了收入不平等；政府財政支出規模也因城市傾向從而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但不同的財政支出項目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各不同；貿易相關產業主要集中在城鎮地區，經濟開放有利于提高城鎮居民收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通過調整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而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這些文獻多限于宏觀層面的分析，而較少有微觀機制的討論。

本研究基于資本理論范式，結合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現實情況，將城鄉居民人口分為原市民、新市民、流動人口和農村留守人口，分析不同戶籍身份群體的社會資本各結構的存量差異，以及呈現出的動態過渡性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之一是2015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本次調查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478個村居，共完成有效問卷10968份。數據來源之二是貴州省統計局官網，從中獲取了戶籍城鎮化率數據。人均GDP、政府財政支出規模、經濟開放程度、產業結構等宏觀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

本研究發現：

第一，人口城鎮化過程中，各群體的社會資本結構產生了質的差異。總的來說，社會關系結構由強關系向弱關系轉變，觀念意識由特殊信任向陌生信任轉變，行為規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呈現出顯著的動態過渡性特征。

第二，除社交外，社會資本其他結構變量都顯著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然而在不同地區，社會資本結構各變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很大的異質性。各地區的結構型社會資本結構變量同時擴大或縮小收入差距，但中東部地區的效應小于西部地區；認知型社會資本變量對收入差距的擴大或縮小效應因地區而異。

第三，隨著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結構型社會資本對收入差距的擴大作用將會明顯緩解，而認知型社會資本則相反；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將會緩解認知型社會資本對收入差距的擴大。

（本文原題“戶籍制度背景下的社會資本結構與城鄉收入差距”，原載《管理評論》，2020年9月14日首發于中國知網。作者鄧群釗、石俊、喻登科。）

戶籍提高大城市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改革更易

中國的戶籍制度決定了公民權利實現具有“屬地性”特征，即獲得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是以地方戶籍身份為憑證。

中央層面通過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引導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流向中小城市。各省市在中央大力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也相繼出臺了本省的戶籍制度改革方案。綜合各省提出的到2020年本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標來看，都顯著高于國家設定水平。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城市非戶籍人口多數偏好流向戶籍控制更嚴的大城市。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提出了到2020年要實現1億城市非戶籍人口落戶城市的政策目標。鑒于此，對于我國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村流動人口落戶決策的關系，就非常有必要進行全面的研究。

需要直接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我國實施的戶籍制度改革是否能夠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一些學者基于2000至2012年季度數據的研究顯示，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戶籍制度改革都能夠提高城鄉居民消費和收入，縮小城鄉居民生活差距，提高農民工落戶城市的可能性。但是，另一些學者對2003到2006年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效果的研究發現，很少有證據顯示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對短期勞動力流動產生顯著影響。可見，戶籍制度改革是否能夠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仍需要更多的經驗證據。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山大學2014年和2016年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該調查的樣本覆蓋了全國25個省4個直轄市（除港澳臺、西藏、海南外），調查對象為樣本家庭中的全部勞動力（年齡15至64歲的家庭成員），能夠代表全國勞動力。匹配后，得到2278 個有效樣本，其中實驗組有1847個樣本;控制組有431個樣本。

本研究發現，戶籍改革更易提高大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的意愿，并更易促進其落戶到家鄉城市。社會融入度能夠顯著提高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的意愿，最終，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社會融入度的作用機制，普遍存在于不同類型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作用機制影響略微突出。

（本文原題“戶籍制度改革會促進農村流動人口落戶城市嗎?——來自準自然實驗的證據”，原載《人口與發展》2020年第5期。作者伍薆霖、盧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