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世界，戰爭和革命貫穿始終，在社會運動、文化整合、民族認同和區域重構等方面，都形成了獨特的經驗，也帶給我們諸多啟示。文化運動與空間政治的辯證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重要特征。晚清以來的歷史進程中，一系列以往習焉不察的空間范疇和概念得以彰顯。也是在這一時段中，文化為舊有的空間賦予了新的政治意涵，各式“邊/中”關系亦在運動中被打破、重組乃至于翻轉。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中，新的空間范疇又再次誕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在更為宏闊和更具普遍性的維度中，以抵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造成的地區間不平等地緣結構為視域，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當可視作一場撬動全球資本主義或“十九世紀”空間秩序的“空間革命”。

長久以來，我們著迷于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來的歷史敘述卻不自知，忘記乃至摒棄了我們自己曾經通過一系列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創造的既具“地方性”同時又內在于“全球網絡”的空間政治和歷史契機。因此，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運動與空間革命”的重訪不僅意味著研究者對于歷史審判者位置的摒棄，同時也意味對于那些一度被遺忘、被無視的維度的重新激活，以叩問我們所身處的當下時空的意義。

基于此，2020年10月17-18日“文化運動與空間政治”秋季學期學術工坊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召開，延續了清華文科高研所對“重新思考二十世紀”這一主題的關注。本次會議由熊慶元（揚州大學）宋玉（重慶大學）袁先欣（清華大學）三位青年學者發起，邀請了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沈陽、廈門、寧波、延安、泉州、揚州等地的30多位文學、歷史研究者共同參與討論。

近代文明論及其不滿

會議的第一場討論題為“近代文明論及其不滿”。本場主要圍繞東亞中日兩國的近代知識分子對各種思想資源的調用和轉化，以應對和調試不同類型的“文明論”范式，這一過程不僅伴隨著現實中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空間格局的崩解和轉型，也包含了重構時空乃至其背后文明視野的嘗試。

張翔（首都師范大學）在二十世紀前期東西方文化論戰的視野中展開對近代知識轉型問題的討論，他將問題置于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興起的背景下，通過分析康有為、梁啟超等近代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論”框架的超克，進而勾勒了一幅由“文明論”延伸到社會科學的歷史圖景。張翔指出，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來看，留給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機遇窗口其實是非常短暫的。也正是在時勢、知識、革命的互動中，“短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把握住了歷史的契機，進而爆發出強大的政治動能。

圍繞琉球為主題的日本漢詩，孫洛丹（東北師范大學）指出在東亞近代國家轉型中的背景下，詩歌不僅映射了日本詩人的琉球想象，同時還反映了個人與國家關系的重構、政治家與漢詩人身份的重疊、地域秩序變遷與東西方“文學”觀念的碰撞等諸多問題。她指出在“文學追隨帝國”的同時，漢詩以自身的創作改變了帝國對于“文學”的形塑。

陜慶（寧波大學）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事”作為視點，在古代“文/質”觀念和梁啟超、胡適所強調的“形式/內容”的觀念的歷史脈絡中，通過具體分析黃遵憲“紀事”詩的多維知識脈絡，顯示出對于西方文明史學、日本近代史學的接受和揚棄，反映出黃遵憲獨特的文明觀。

現代中國不斷以其復雜性促使我們反思歷史闡釋的單薄，因此，對于現代中國諸多思想、知識、概念的理解和分析需要放在更加多元的歷史脈絡中加以重新思考。誠如本場評議人王中忱（清華大學）所指出的那樣，對這一時段的知識、思想、概念的分析需要建立在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扎實的個案分析之上。同時，需要在各種問題的“交織”中，在對“混雜性”的把握中來理解這一時期和區域中文學和思想的“世界性”。

論壇現場。

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

會議的第二場“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三篇報告主要圍繞19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政治的不同面向展開，都試圖在具體歷史情境和知識、思想的聯動和相互關系中打開了對左翼內諸思想的分析。

周展安（上海大學）指出20世紀中國革命是一場具有學理性的革命，他以“大革命”后廣義上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論戰內部包含的思想和政治動能，揭示出社會性質論戰背后的政治經濟學脈絡及其學理性，反映出1930年代語境中革命、知識、思想相互激發的歷史情境。他指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不止是“理論”的，也是“現實”的、“行動”的。在論戰中，中共的理論家比起其他諸派更下沉，更具有將“思想”或者“理論”揚棄到“現實”中的行動性。這也就是“中國認識”的一個極致性的發展。

伴隨著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政治性”的重啟，對左翼文化運動的研究逐步摒棄了原有的外在的、后設性的研究思維，而開始進入對象內部，連接到更為廣闊，也更為復雜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經濟學等研究脈絡上。正是在對歷史內在邏輯更為深刻的把握和追問中，對“左翼文學”的理解也開始擺脫本質化的思維模式。

齊曉紅（中國現代文學館）提出要在“關系”的視野下理解左翼文學，并以文學的“大眾化”作為研究個案，在國共的理論對子中探討“大眾”背后所分立的“民族”“階級”話語。在此關照下，抗戰前夕爆發“兩個口號”的論爭亦可視為左翼內部展開的“民族”“階級”話語之間的爭論，對“大眾”理解的演變恰顯示了左翼理論在歷史動態關系中的自我調整。阮蕓妍（重慶大學）針對“文藝自由論辯”的文學史敘述提出自己不同看法，提出應從“文化斗爭論爭”的視角看待胡秋原的論爭表現，她通過分析胡秋原在論爭中不斷的話語調整，認為胡秋原與左翼展開的關于“文藝自由論辯”不是基于簡單地對“黨派性”的拒斥，而是在不斷找尋主體介入現實革命的路徑中與后者產生的分歧，由此揭示出這場論辯蘊含的復雜思想向路和歷史情境。

在“大革命”失敗的歷史延長線上，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探索變革現實的方向，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回應當時的歷史問題，而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大眾”問題的討論、胡秋原與“文藝自由論辯”等一系列個案的分析恰以現代文學為入口，進入這一時期理論論辯、革命實踐、文學寫作錯綜的歷史關系，把握其中的動力機制與內部張力。

人民政治的歷史與文藝實踐

會議的第三場“人民政治的歷史與文藝實踐”，主要圍繞1940年代延安根據地至建國初的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踐開討論。三篇論文都以具體的歷史分析為始，最終落在對“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藝”的理論化概括上，反映了延安根據地所具備強大的政治和歷史的勢能。

王悅（延安大學）以梁啟超《政治與人民》、李大釗《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三篇歷史文獻作為線索，通過對三篇文獻細讀及相關歷史背景的考察來分析“人民政治”從晚清到共和國的歷史流變，揭示出由“國民”“平民”再到“人民”背后政治話語的變遷，凸顯出“人民政治”之于近代中國獨特的歷史定位。

吳曉佳（中山大學）通過與當代西方左翼激進思潮對話，將西方左翼激進理論中“找尋政治主體”的問題推進為“如何將政治主體化”的問題，并將延安時期的《文藝戰線》雜志看作中共在塑造新政治主體進程中的一個歷史縮影。通過對《文藝戰線》雜志的爬梳，她指出中共民族解放話語背后的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性視野，并以此呈現出延安根據地“人民政治”不同于西方“政黨政治”的特性。

熊慶元（揚州大學）以延安“新秧歌運動”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考察其演進和變化的層次，揭示出藝術形態變化背后所內在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動，揭示出戰爭條件下“新秧歌運動”所生成的新文化政治。

與會的青年學者就根據地文藝所呈現的“流動性”與“在地性”，以及“人民”概念在不同歷史條件之中呈現出的變化展開了討論。與會學者認為要在動態的、運動的過程中去理解人民政治的意涵。正是由于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踐所蘊含的高度現實性和能動性，才賦予了作為“薄弱環節”的根據地政治以革命性，進而翻轉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格局。而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文藝的、思想的、政治的實踐也恰是需要在當代不斷被重新思考和追問的，誠如本場評議人何吉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所概括的，三篇論文都集中體現了20世紀戰爭和革命鍛造“人民政治”的艱難過程。

共和國文藝的譜系

會議的第四場“共和國文藝的譜系”，主要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文藝實踐展開，在論域上，本場討論延續了第三場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藝的主題，而核心關切轉向了人民政治及其文藝實踐在革命勝利后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續保持其內在的能動性的問題。

張晴滟（中央戲劇學院）借用“禮樂”這一概念來思考新中國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她從“文革”前夕新編歷史劇壓抑革命現代戲的史實出發，證明“禮樂革命”的動能已經耗盡，進而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現代戲內蘊的對原有“禮樂”形式進行“再政治化”的思想邏輯。

石岸書（華東師范大學）嘗試從“新群眾運動”的角度撬動既有文學史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熱潮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強調1950-1970年代的所遺留的文化館系統與“新時期文學”繁榮之間的關聯性，從而揭示出“新時期文學”中“非支配性動員”的特征。他指出從“新群眾運動”的角度去思考“新時期文學”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1980年代與1950-1970年代文學之間的斷裂、延續的關系，同時還提示著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內在的復雜性。

劉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以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位東北作家小說中的沈陽敘事為研究對象，認為他們的寫作呈現出打破自動化書寫、區域景觀化書寫的契機和可能，并展望對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的文學書寫也將由此起步。

與會學者就“將文化館辦成小文聯”的問題和“文化大革命”藝術實踐的內在矛盾性展開了討論。在“新時期”所建構的歷史敘述中，如何評價共和國前三十年的留下的政治、文化、工業遺產曾是一個不斷引發爭論的話題。而在本場討論中，不論是“禮樂革命”“新群眾運動”抑或是對世紀之交東北經驗的書寫和研究，無疑都在提示那些習焉不查的歷史陳跡與我們所身處的當下時空的關聯性，誠如本場評議人毛尖（華東師范大學）所評價的那樣三篇論文都富有一種發現歷史的洞見。

歷史時空中的多民族邊疆

第二天會議的第一場“歷史時空中的多民族邊疆”，主要圍繞不同民族區域中的文化與政治的互動展開。長期以來，我們都在民族、區域識別的既成事實中去理解民族，而對于其生成的“存在之由，變遷之故”缺乏細致的把握和分析。袁先欣、宋玉兩位學者分別從不同的個案出發，在歷史和政治的變動中，對區域、民族與文學之間的各種交互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袁先欣（清華大學）以沈從文1930年代中后期的湘西敘述作為研究對象，提出要在“民族”“區域”的動態形成過程中理解沈從文的湘西書寫，她以《湘行散記》《邊城》與芮逸夫、凌純聲《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之間的互文關系，以及《湘西》《長河》與苗民“革屯運動”前后的歷史關系為抓手，揭示出沈從文“民族”敘述的復雜性，由此提出要在中國多元與多重統治的歷史遺產和現實問題的角度去理解族群和民族的問題。宋玉（重慶大學）以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作為個案，提出要擺脫既往研究將“東北”天然視為“邊緣”的視點，而應從內在的“風土志”視野乃至歷史地理形成的進程中去重新詮釋關東“草原”，他通過對于小說中人地關系的細讀，揭示出地緣關系所發生的變動與新政治形成之間的關聯性。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諸多政治、宗教力量的介入以及中央政治所發生的變動，使得中國的西北邊疆一度產生危機，如何正確地看待和解釋近代中國的歷史與邊疆以及邊緣地帶的革命無疑是具有挑戰性的。鄭亞捷（華僑大學）以新疆漢族文化促進會為個案，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新疆的傳播和散布基礎，通過對邊疆新文化運動歷史細節的考察，展開了對新疆內部多元文化脈絡和歷史變化的認識。王詩揚（清華大學）在各種力量的交錯中展開對于日本“回教工作”的分析，通過對民族話語的核心構造與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的分析，討論國民政府、中共黨人及回民群體幾方的回應與爭論，呈現了20世紀兩種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的民族主義之間糾纏對立的歷史關系。

在評議和討論環節，袁劍（中央民族大學）認為四篇論文都沖擊了原有的近代史、現代文學史的敘述框架，將民族、邊疆的視野帶給近代史和文學史，幾篇論文都注意到大民族結構的繼承性和小民族結構的創造性的問題。姜濤（北京大學）提示引入了“戰時中國”這一變量，認為要在不斷變動的空間視野下，討論各個不同區域所發生的位移和變動。賀桂梅（北京大學）指出應更加準確和立體的把握“多元一體”的內涵。學者們認為，討論近代的邊疆與民族問題既不能離開對于民族、區域內諸問題的把握，同時亦須兼顧與之相關的世界史以及國際主義的視野。王詩揚在討論中引用了汪暉《亞洲想象的政治》來概括近代民族解放、區域問題和國際主義之間的辯證關系：“國際主義與其說產生于對于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產生于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

太平洋視域中的文化主義與政治經濟學

第二天會議的第二場“太平洋視域中的文化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在太平洋東西兩端歷史與文化的共振與互動中，展開對于近現代歷史與文學的理解。

梁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應該在“一戰”以及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互動關系下，展開對“五四”民族主義的思考，重新檢視“五四”爆發的歷史契機。由此，他發現學生與北洋政府并非簡單的對立，而“五四”啟蒙亦非簡單模仿西方，而是同時包含了東西方啟蒙思想的要素。因此“五四”對中國現代性的探索亦可視為重構當下普遍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熊鷹（中國社會科學院）以戰后冰心的文化實踐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冰心“五四”時期的文學立場如何在二戰后的跨文化語境中發展為一種涵蓋“國民性”、文化人類學傳統、第三世界民族國家話語的“文化主義”，而這一“文化主義”為第三世界文化民主主義圖景的重繪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邱士杰（廈門大學）從劉進慶《戰后臺灣經濟分析》原稿入手去剖析劉進慶的唯物史觀，在與“臺獨”派論辯以及對于戰后臺灣各種思想脈絡的清晰把握中，展示了對劉進慶的“復合社會論”“半封建社會論”當中如何包含著一種新的臺灣地區現代史的論述方式。

魏然（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在新德里、武漢、墨西哥城理論共振的細密分析，揭示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各種歷史語境所呈現出的不同理論特質，而這一理論在不同區域與不同時段呈現出的理論意涵恰提示我們要重審全球資本主義與本土社會結構的特殊結合方式。

本場評議人賀桂梅（北京大學）認為四篇論文都體現了以太平洋為中心所形成的國際關系的互動，并且都是在互動關系中、在唯物的基礎上去理解文化的。在討論環節中，與會者就“一戰”與“十月革命”、俄德革命的雙重視野中的“五四”以及“連帶發展理論”進行了討論。正是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下，對中國問題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問題本身。而是在“全球性”的連動關系下看待被卷入“全球化”進程中的近代中國，同時，也是將“全球”納入我們自身的問題脈絡去重新思考和表述我們自身。

本次工作坊的兩場圓桌討論圍繞“民族邊疆與薄弱環節”“人民政治與全球視野”展開，與會者們就之前論文所呈現出的問題意識、研究視角進行了更加深入了討論，使本次工作坊的論域和思考得以進一步延展。

民族邊疆與薄弱環節

在圓桌討論的第一場，宋玉作為引言人對于本次會議所呈現出來的空間政治與文化運動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了概括和總結，認為參會論文不僅很好地體現了會議的主旨，同時也打開了更多思考和理解問題的空間。王中忱提出要充分把握邊疆地帶的豐富性和前沿性，并以《烏蘭夫回憶錄》為例，說明“民族”和“階級”協調為一的“人民政治主體”并不是一個自明的或凝固不變的存在，而是一個有待探索和構想的問題。袁劍呼吁要在“舊大陸的新形勢”的視角下進一步關照民族和邊疆問題，并且要有意識將對此問題的關照與主流議題相關聯，同時要確立對邊疆間關系的結構性理解。張翔從語言傳播的角度，討論了西南和東南地區語言接觸現象。王悅、袁先欣就內地乃至中心地區呈現出的某種“邊疆性”展開了交流。

人民政治與全球視野

在圓桌討論的第二場，熊慶元認為“人民政治”乃是20世紀產生的，對19世紀“政黨政治”的具有超越性的概念，提出要進一步理解“政黨”這種政治的形式和中國社會的改造、中國革命的關系，同時也要對實踐過程中產生的中央與地方、人民和國家的關系進行進一步討論。賀桂梅認為“人民政治”是一個在全球視野中展開的，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政治，提出要動態地理解“人民政治”的內涵，并與資本主義的“大眾政治”加以區分。邱士杰提出要去思考“人民政治”在當代東亞場域中進行連帶的可能性。季劍青認為要在文化運動層面上思考“民族”“國際”之間的關系，并以美國黑人詩人修斯與魯迅的會面為例，討論世界左翼運動之間的互動和共振關系，正是在國際主義的網絡內，跨國的文化運動才得以生成。周展安認為不僅要在實體空間，也要在抽象的空間范疇，在“薄弱環節”與政黨、戰爭的關聯中理解中國革命。在討論中學者們認為：20世紀既是創造新空間的過程，也是建立新邊界的過程。不同的空間視野對應了不同的政治議程。因此，需要在更為具體的、更加動態的過程中去思考、理解包括“人民政治”“空間政治”在內的一系列范疇和議題。

工作坊的最后，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教授肯定了與會學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對現實問題的關切，他提示大家：當20世紀中的一些形態、范疇、概念在今天已經成為歷史的情況下，要去思考和表述這些歷史經驗及其與當代世界之間的關聯性。汪暉教授希望類似的討論和工作坊能夠持續地舉辦，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也將為此提供相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