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聞名的頤和園里，有一處從未對外開放過的地方，它地處偏僻、隱蔽神秘，這就是藻鑒堂。一座四面環(huán)水的小島，為了便于交通，小島和陸地修了一條長堤，準確說應該是三面環(huán)水了。島上有一座兩層中式小樓，依稀掩映在綠樹間，門庭清幽，花木扶疏。藻鑒堂雖在頤和園公園里，卻不歸公園管轄，據(jù)說，建國后就一直作為某機關的內(nèi)部招待所使用，是顯赫人物休憩的地方。本來這和普通人水米無干，誰能想到，這處權(quán)貴人物的別館禁地，在“文革”后有一段時間，曾是中國畫研究院的所在地，是現(xiàn)在國家畫院的發(fā)祥地。因此，藻鑒堂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先交代一下，這篇小文的標題“明媚湖山寫意濃”，是借用葉劍英元帥的詩句。不是有意拉大旗，這是有出典的。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1979年，一個蟬鳴幽靜的夏日，時為國家副主席的葉劍英來藻鑒堂垂釣休憩，無意間遇到了在這里創(chuàng)作的畫家。葉帥以“魚叟”自喻，留下了 “畫家魚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寫意濃，清代興亡昨日事，匠心鉤出萬山松”的詩句，落款題：“請四市三省畫家指正 葉劍英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這首詩后來收入《葉劍英詩集》，題目就叫“藻鑒堂贈畫家”，可算是現(xiàn)代藝苑一段佳話。當時，中國畫創(chuàng)作組剛搬入藻鑒堂。此后，這處神秘的別館禁地，變成了名家大師寄跡書畫之地、嘯歌觴詠之所了。

從1979年到1984年，先則叫“中國畫創(chuàng)作組”，后則名“中國畫研究院”，大約有四年多的時間，幾乎所有的畫苑名家都在藻鑒堂留下過印跡。如李可染、劉海粟、朱屺瞻、葉淺予、吳作人、關良、蔣兆和、謝稚柳、陸儼少、亞明、黃胄、黃永玉、黎雄才、李苦禪、吳冠中、何海霞、關山月、程十發(fā)、宋文治、方濟眾、王雪濤、梁樹年等，還有不以書畫名世的張伯駒、趙丹等，可謂燦若星辰，極一時之盛。有人說當年的藻鑒堂是中國畫的創(chuàng)作中心，代表了那個時期畫壇的最高水平，此話絕非虛譽。可以舉幾個硬數(shù)字，以見一斑。中國畫研究院在藻鑒堂的四年多的時間里，完成了數(shù)以萬計的禮品畫、陳列畫和出口畫等創(chuàng)作任務，還為國家收藏了近四千多幅珍貴藏品。作者都是一時之選的名家，這些作者現(xiàn)在大多已去世了，可見其珍貴難再。

藻鑒堂的實寄封

藻鑒堂始建于清乾隆時期，是清漪園時期重要的景點建筑。與昆明湖上的冶鏡閣、南湖島鼎足而三，象征神話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乾隆皇帝有“昆明湖泛舟至藻鑒堂”詩：“視事馀清暇，昆明一泛舟。棹穿錦繡浦，堂據(jù)鳳麟洲。到此暑何有，于焉興每留。”乾隆時期的藻鑒堂老建筑，早已毀于英法聯(lián)軍之役。啟功先生在《啟功韻語》里，有一組《藻鑒堂即事十二首》。詩前序文簡要介紹了藻鑒堂的歷史：“頤和園西南角有藻鑒堂，前有石鑿方池，殆堂所由名也。堂構(gòu)已拆，改建小樓，妖姬曾居之，蹄迒可辨。今改招待所。一九七九年酷暑，余借寓數(shù)日，苦蚊不寐，口占短詠。”所謂“石鑿方池”，就是乾隆時期藻鑒堂的遺跡。文中“妖姬”者，江青也。所謂“蹄迒可辨”，指江青居住過的遺跡。江青被捕那年的夏天，她曾到藻鑒堂避暑療養(yǎng)，秋風漸涼的10月，則已身入囹圄矣。距啟先生來藻鑒堂小住，僅過了三年的時間。

雨后遙青入小樓，藻鑒堂招待所可見“石鑿方池”

啟功先生當年是應創(chuàng)作組之邀，來藻鑒堂小住的。現(xiàn)在國家畫院還珍藏有他當年創(chuàng)作的丈二巨制。當年來藻鑒堂有那么多書畫名家，好像只有啟先生留下了這組即事詩。通過“藻鑒堂即事詩”，后人可以了解藻鑒堂的歷史風物，想見畫家在藻鑒堂生活的情形。這組詩可作當代藝壇掌故來看。限于篇幅，不便全抄，選錄幾首看看：“佛香高閣暮云稠，雨后遙青入小樓。咫尺昆明無路到，真成廷尉望山頭。”“人巧天工合最難，匠心千古不容攀。宜晴宜雨宜朝暮，禁得游人面面觀。”“舊鑿方池跡已荒，心成邃宇樹千章。凋零帷薄依稀在，過客尤窺武媚娘。”“滿池秋水納秋晴，石欄臨流韻倍清。暫豁雙眸貪遠眺，偏聾左耳任蛙鳴。”“昆明池映甕山阿，秋月春花閱幾多。今日午晴逢我倦，松風無語水無波。

《啟功韻語》，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藻鑒堂即事十二首》

中國畫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國畫創(chuàng)作組。這個創(chuàng)作組的設立，是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的。1977年，大革命風停雨霽，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需要大量的國畫來裝飾政府機關和大型公共場所，經(jīng)濟建設更需要書畫出口外銷來創(chuàng)匯。那時候還是計劃經(jīng)濟，為滿足這些實際需要，國家用行政手段成立了這么一個專門創(chuàng)作單位。畫家應邀來創(chuàng)作組，不轉(zhuǎn)關系，不辦調(diào)動，實行經(jīng)費包干，任務完成后還要各回各家。創(chuàng)作組由文化部管理，老漫畫家華君武出任組長。創(chuàng)作組開始租住友誼賓館，后來搬遷到門庭清幽的藻鑒堂。不久創(chuàng)作組就更名為中國畫研究院，首任院長是李可染，副院長黃胄、蔡若虹、葉淺予，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時之選。中國畫創(chuàng)作組，多少有些像前清的“征調(diào)供奉”，給人有臨時的感覺，更名為中國畫研究院，則顯得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了。

蔡若虹手札，用的是藻鑒堂時期的公文紙

中國畫研究院正式成立，能在藻鑒堂風生水起、名震美術圈，關鍵人物就是黃胄先生。黃先生是大名人，頭上有各種各樣的桂冠，其中“社會活動家”的帽子，是最引人注目的。據(jù)說，當年的文化部長黃鎮(zhèn)說過這樣的話：“要辦好中國畫研究院，就要選一個能力強肯辦實事的人，所以我選了黃胄。”中國畫研究院就是黃胄先生的“畫家之家”的夢，他也確實讓這個夢想在白塔庵下落地生根了。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藻鑒堂時期發(fā)生的轟動美術界的黃胄、黃迴的“二黃相爭”，最終導致黃胄去職，中國畫研究院成為他的傷心之地。

黃胄提及黃迴的批文，此時他們還相安無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商業(yè)街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樓，這里曾是榮寶齋第二門市部，也稱東城榮寶齋。一樓是門市，樓上則別有洞天。“置辦精雕細刻的家具，以及琴桌棋桌、書畫臺等，并有舒適的房間作為招待所”。經(jīng)常邀請各地書畫家來此筆會雅集，榮寶齋收取外銷畫件，畫家們也得到了潤筆之資。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外面常常風急雨驟，這里卻翰墨飄香，儼然世外桃源，所以被稱為“畫家之家”。黃胄先生以他善于交際的天性，成為這個“畫家之家”的實際組織者和聯(lián)絡員。大樹底下好乘涼，“畫家之家”得益于黃胄的高官朋友鄧拓，以鄧拓當年的政治地位，為“畫家之家”的生存帶來了許多便利。所謂“福兮禍之所伏”，到大革文化命的時期，黃胄沾“三家村黑老板”鄧拓的光，首先被揪出批斗。“畫家之家”判定是資產(chǎn)階級“裴多菲俱樂部”，也被徹底砸爛。所以 “畫家之家”成了黃胄先生一個永遠的夢。

近年來，黃胄先生的一些手札流入拍賣市場。有一封黃胄當年寫給文化部長朱穆之的信函，透露出“二黃”矛盾之深。信函轉(zhuǎn)自網(wǎng)上，內(nèi)容如下：

穆之同志：

黃迴同志的問題，我已向巍峙同志書面和口頭匯報，也向起揚同志書面匯報。領導很重視并指示黃迴同志要搞好團結(jié)不能繼續(xù)對著干。部領導抽時間解決研究問題。黃迴同志接到部領導通知后，仍繼續(xù)亂來，引起蔡若虹同志氣憤，他近來住院動手術，情緒很容易激動。請指示。  

此致  

敬禮   

黃胄 

十二月十二日

巍歭同志即周巍歭代部長，起揚即趙起揚，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事實證明，這封信沒起什么作用，“二黃”矛盾只是序幕，最后終于上演了重頭戲，是“驚動了最高層”，險些釀成新的冤假錯案。神仙打架，驚動天庭，我等凡人自然不明就里。幾十年的階級斗爭教育，使人性之惡放大化了。有人借題發(fā)揮，鬧得驚天動地，其過程曲折跌宕。因涉及高層，諸多敏感，事后大家都明哲保身，又好像什么事沒發(fā)生過一樣。“二黃相爭”的另一主角黃迴，原是中央歌舞團副團長，據(jù)說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身在漩渦里的人，現(xiàn)在大都已往生。黃胄先生畫畫得好，天資厚，造詣深，并不稀見。稀見的是他傳奇的經(jīng)歷，曾受過兩代最高領導人的點名，人生大起大落，易簀之際應該是悲欣交集吧。

我來畫院工作時，身邊大多是從藻鑒堂過來的同事，聽他們聊藻鑒堂時期的往事，也是很開心的。那個時候國家領導人常到藻鑒堂來，領導關心，經(jīng)費充足，生活優(yōu)越。藻鑒堂四圍荷塘彌望，柳蔭下悠然垂釣。工作餐堪比吃飯店（也不奇怪，招待所是給首長做飯的，伙食肯定差不了）。他們每天坐班車，逛半個頤和園去上班，藻鑒堂島上遍植桃樹，花事爛漫，收獲時節(jié)的大蜜桃是永遠的記憶。歲月不居，四十年過去了，花樹微茫，朱欄寂寞。藻鑒堂里還有多少當年的痕跡可尋呢？恐怕連知道這段歷史的人都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