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變后，生活書店總店被迫西遷漢口，發展重心由上海轉移到內地。1938年8月1日再遷重慶冉家巷16號。1939年5月3、4日侵華日軍對重慶大肆轟炸，冉家巷遭嚴重破壞，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及分店大部分存書物資在同人的努力下連夜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學田灣新址。此后，學田灣總管理處就成為生活書店全國網絡的中樞，指揮全體同人在“艱苦困難”的戰時狀態下不懈奮斗。

本冊《生活書店會議記錄》輯入《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記錄》《第五屆理事會會議記錄》《第五屆人事委員會會議記錄》《第五屆監察委員會會議記錄》及《第五屆理事會、人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記錄》，時間始于1939年2月24日，終于1940年5月8日，前后雖僅一年又兩個半月，但在生活書店歷史上卻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一段歲月。在這段歲月里，生活書店舉行了社員大會，通過了新社章，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機構，結束了由“臨時委員會”主持社務的歷史。也是在這段歲月里，生活書店制訂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計劃，各項業務蒸蒸日上，成為繼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局之后的第六大書局，而且發展勢頭強勁，令同業矚目，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就曾對鄒韜奮說：“全中國出版家有成績者僅爾我兩家。”并大贊：“我館里干部老了，你店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生活出版合作社渝地社員大會記錄》，1939年2月24日）

韜奮在重慶主編《全民抗戰》期間為張維元題詞（1940年）

令人扼腕的是，生活書店這種發展勢頭并沒有維持多久，即接連遭受侵華日軍轟炸和國民黨當局的雙重摧殘，大批分支店或毀于兵燹，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在全國各地建立的55個分支店，除5處因戰局關系而自動收歇外，其他45處都先后被封閉或勒令停業，僅剩下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桂林、曲江六個分店。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書店維持尚且困難重重，更遑論發展。但生活書店并沒有倒下，依然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進行頑強抗爭和不屈“苦斗”，并竭盡所能“供應抗戰需要”的精神食糧，以“生活精神”書寫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出版傳奇。

一、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的召開

按照社章規定，生活書店每年舉行社員大會一次，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新一屆書店領導機構。第一屆社員大會于1933年7月在上海召開，選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人事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此后每年都如期舉行，迨至1936年7月底，局勢丕變，為了應付突發事件，生活書店于8月31日召開第二次臨時社員大會，成立“臨時委員會”，暫時代替理事會、人事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職權，主持生活書店社務及業務，并修改社章。后因全面抗戰爆發，生活書店總店由上海而漢口而重慶一路播遷，本應于1937年7月舉行的第五屆社員大會，直到1939年2月24日才得以在重慶舉行。這是生活書店發展重心轉移到內地后召開的首次社員大會，自然備受重視。據《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記錄》披露，早已于1938年4月生活書店總店還在漢口時臨委會就已開始籌備，發動修改社章的討論。總店遷重慶后，鄒韜奮、徐伯昕深感健全機構的極端重要性，電邀胡愈之到渝，共商生活書店的發展大計，并就社務展開充分討論，為社員大會做最后的準備。這次社員大會全面總結臨委會工作之后，逐條表決通過胡愈之主持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依據這個章程，大會選舉產生第五屆生活書店理事會、人事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徐伯昕、鄒韜奮、杜重遠、胡愈之、王志莘、甘蘧園、張仲實、沈鈞儒、邵公文、李濟安、王泰來等11人當選理事，張錫榮、袁信之、艾寒松、張又新、薛迪暢、顧一凡、華風夏、范廣禎、孫明心等9人當選人事委員，張子旼、陳其襄、杜國鈞等3人當選監察委員。大會還通過黃任之、江問漁、楊衛玉、沈鈞儒為名譽社員。次日，當選理事邵公文以“事務較繁，加以身體又弱”為由辭去理事之職，改推金仲華遞補。（詳見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記錄，1939年2月24日），新社章的通過，以及新領導集體的產生，意味著主持社務長達兩年又七個月之久的臨時委員會的結束，生活書店開始“以新的姿態為本店業務前途努力”。

根據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選舉結果，第五屆理事會于4月28日舉行成立會議，通過徐伯昕關于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選舉鄒韜奮、徐伯昕、金仲華、張仲實、李濟安5人為常務理事，選舉徐伯昕為主席，鄒韜奮為總經理，徐伯昕為經理，金仲華為秘書；第五屆人事委員會“因外埠委員推選代表遲到”，延至5月8日方始成立，推選鄒韜奮為主席，張錫榮為秘書；第五屆監察委員會“因人數不齊，及各人均忙于工作”，更遲至9月7日才成立，公推張子旼為主席，黃寶珣為秘書。理事會、人事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各司其職，共同構成生活出版合作社新一屆領導機構，其中理事會為書店最高領導機構，負責書店年度工作計劃及其落實；人事委員會為書店處理人事方面的最高機構，負責人事方面的待遇及獎懲等事宜；監察委員會主要負責稽核、審計書店書店賬目等重大事項。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屆理事會會議上提出新的業務方針和工作原則（1939年4月28日）

生活書店在組織系統上原本只有總店和分店，抗戰以前，生活書店除上海總店外，僅成立漢口、廣州兩個分店及香港的安生書店，后因安生書店營業不振而收縮，歸并粵店辦理。抗戰開始后，陸續增設西安、重慶、成都、桂林、長沙、梧州、昆明、貴陽、蘭州、香港等分店，同時增設萬縣、衡陽、宜昌、南鄭、立煌、吉安、南城、金華、麗水、天水、沅陵、常德、柳州、南寧、桂平、樂山、南平、於潛等支店及辦事處，總計達28處。當生活書店總店自上海移至內地后，曾與南京中央書店、杭州之江書店、開封北新書局、蕪湖科學圖書社等四處成立辦事處，嗣以戰局變化，先后收縮，其他如廣州、漢口、長沙、南昌、遂川、恩施、巴東、海門、余姚、百色、六安、酆都、開江等十三處，或因戰局推移，或因試辦流動，亦已先后遷移，總計生活書店直接到達之處，在四十處以上。這也就是說，生活書店已建立起覆蓋全國各地的發行網。隨著分支店的增設越來越多，綜合的事務勢必逐漸加繁，客觀上需要設立一個中樞機構來加強對各地分支店的管理。1938年7月1日臨時委員會即著手組織總管理處，并于8月1日總店遷渝后正式成立。總管理處下設秘書處、總務、生產、營業、服務四部，并在桂林及香港分設西南區管理處和東南區管理處，主持各該區的造貨、發貨及存貨等事務。為了強化總處的效能，臨委會為總處各部門配備了精兵強將：秘書處主任由陜西分店經理張錫榮擔任，黃寶珣任秘書；總務部主任由筑（貴陽）店經理擔任，張志民任副主任；生產部主任由嚴長衍擔任（未到任前由徐伯昕兼任）；營業部主任由孫明心擔任；服務部主任由閻寶航擔任，張知辛任副主任；東南區管理處主任由甘蘧園擔任，陳錫麟任副主任；西南區管理處主任由諸祖榮（諸度凝）擔任。此外，總管理處另組編審委員會，專任設計編輯計劃，由胡愈之任主席，沈志遠、金仲華任副主席，艾寒松任秘書，委員包括鄒韜奮、柳湜、史枚、劉思慕、沈茲九、張仲實、戈寶權、茅盾、戴白桃，后來又增聘胡繩、曹靖華、廖庶謙等。為了配合西南及東南兩區管理處的建立，編審委員會還分別在兩區成立分會，處理編審事務，并于總管理處生產部設編校科，辦理校對等事務。總管理處和編審委員會的設置，后來列入第五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本店組織大綱草案》第四條和第五條，得以正式確認。（參見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屆理事會成立會議記錄，1939年4月28日）

雖然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選舉產生書店新一屆領導機構，但并不意味著生活書店放棄“社務民主化”的信條，大會主席團報告明確指出：“我們選舉出來的代表雖然今后管理我們的全部工作，但是參加管理者實際上并不僅僅限于被選者數人，所有全體社員，均應提高對于事業的積極性，擔負起管理全部的責任。因為選額有限，不能包含全部，但不在選舉之內者并不是沒有責任。以后，除理事會、人事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之外，尚有群眾性的組織，即職務系統、同人自治系統和社的系統，使各個工作人員均擔負起對于事業的責任，就是不在理、人、鑒范圍之內的同人，都可貢獻力量參加組織工作。”（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記錄，1939年2月24日）這一人人參與民主管理的精神，以及在生活書店內部建立三個系統的群眾性“細胞組織”，即社員小組會、同人自治會和業務系統組織，后來都作為硬性要求寫入《本店組織大綱草案》，該草案第十五條規定：“本店為擴展業務、集思廣益起見，總管理處得組織業務會議，各科得組織科務會議，各支店得組織店務會議”；第十六條規定：“本店為加強組織起見，總管理處及各分支店得組織社員小組會及同人自治會。”也就是說，上述三個系統的組織已納入生活書店的整體組織架構，并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三個系統的“細胞組織”，生活書店讓每個成員都有機會參與書店管理，發揮各自的作用，從而激發書店努力向前的積極性和蓬勃向上的活力。

第五屆渝地社員大會的召開，是生活書店店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次大會完成的各項議程，進一步健全了生活書店的組織架構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體制，為生活書店日后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大會確立的業務方針和工作原則，更成為生活書店后來一切工作的靈魂。

二、生活書店的“力謀發展”與“橫被摧殘”

生活書店新一屆領導機構選舉產生后，即本著“促進大眾文化、供應抗戰需要、發展服務精神”的業務方針和“合作經營、計劃生產、科學管理”的工作原則，制訂了“力謀發展”的《生活書店1939年度工作計劃大綱草案》。該計劃確立的本年度工作“總的方針”是：“一面積極整頓，一面力謀發展。出版方面，除中高級基本讀物仍應繼續編行外，對于通俗讀物，尤須注意大量編印，以爭取廣大落后群眾及士兵等，建立讀者基層；營業方面，必須偏重于戰地及淪陷區之文化供應，同時與出版及販賣同業，均取得良好關系，以增強商業性地位，避免摩擦尖銳化。”具體目標如下：

（一）生產方面：

1.本年內新書計出729萬字；

2.定期刊物除已出的七大雜志外，視能力再陸續出版通俗刊物、抗戰畫報、兒童刊物和少年刊物若干種；

3.審查已出版的全部書籍，分成暢銷書、次銷書、滯銷書、絕版書四類，除絕版書暫停印行外，其他各類按一定數量予以重版發行；

4.已出版的叢書依其性質進行合并，重行編目，在重版時改正出版；

5.完成小規模的資料室；

6.試辦小規模的造紙廠；

7.籌設一小規模印刷廠，專印重版書刊；

8.編訂各種單行本版次及歷年印數統計表；

9.編制各種書刊成本計算表；

10.擬訂各區造貨分配明細表。

（二）營業方面：

1.本年度營業額希望增加至一百萬元，內本版書占六十萬元，雜志占十五萬元，外版書刊占二十五萬元；

2.開展戰地及淪陷區文化供應工作，除原有東南區——香港、上海、昆明、金華、麗水、於潛、吉安、南城、南平、福州等；西南區——桂林、柳州、梧州、南寧、桂平、沅陵、衡陽、常德、曲江等；華西區——重慶、成都、樂山、萬縣、宜昌、立煌、貴陽等；西北區——西安、南鄭、蘭州等二十九處外，擬增設下列十三個據點：東南區：汕頭、新加坡、海防、屯溪、贛州、梅縣；西南區：邵陽；華西區：襄樊、康定、敘府；西北區：長治、洛陽、迪化；

3.舉辦各省區流動供應工作；

4.增強同業間聯系，并廣設雜志分銷處；

5.增加本版各雜志每期銷數；

6.擴充郵購戶，發行書券，恢復銀行免費匯款購書辦法；

7.外版雜志之內容正確、豐富者，盡量爭取由本店代為總經銷；

8.自備卡車一二輛，經常往來于滇、桂、渝、陜段運輸書籍；

9.教科書應設法普遍推行至各學校采用；

10.按月編制全國抗戰書報聯合廣告；

11.統一各店門市部布置與圖書分類；

12.每三月編印新書目錄一次。

（三）服務方面：

1.開展戰地文化服務工作；

2.成立讀者顧問部，發行“生活推薦書”；

3.設立文化工作問訊處；

4.各店設置讀者閱覽座位；

5.實行海外服務部；

6.實行傷兵文化服務工作；

7.實行出版服務工作。（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屆理事會成立會議記錄，1939年4月28日）

《世界知識》雜志工作人員合影（1939年。左一吳斐丹、左二錢亦石、右一王紀元）

這個“力謀發展”的計劃宏大，足見書店同人的壯志與雄心。然而，就在這個計劃經第五屆理事會成立會議議決通過開始付諸實施的前后，擺在生活書店面前的卻是一種比先前更嚴峻的時局，不得不直面來自侵華日軍和國民黨當局的雙重摧殘，其中尤以后者為甚。

來自國民黨當局的摧殘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分支店被封或勒令停業，二是書刊被非法扣留及查禁。就前者而言，生活書店自上海內遷漢口后，開始在全國特別是大后方重要城鎮開設分支店，大力構建自己的全國發行網，到1939年，分支店一度增至52處，臨時營業處3個，另設9個流動供應所。本來，生活書店還計劃在1939年內再增設13個發行據點，進一步拓展已有的發行網絡。然則生活書店出版傾向鮮明，它所出版、發行的讀物多與時勢密切相關，不是抗戰讀物，就是“共產讀物”，早已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忌恨。他們甚至懷疑，生活書店以極小資本而能經營偌大規模的事業，極可能是受共產黨津貼。因此，從1939年3月起，國民黨當局即開始查封生活書店分支店。據《第五屆第二次理事會常會記錄》所載“39年度各店被當局誤會查封情形”，截止8月3日，生活書店被查封及被迫停業的分支店即有：西安（4月21日），南鄭（5月4日），天水（5月31日），沅陵（6月13日），宜昌（6月17日），吉安（6月24日），贛州（6月24日），金華（7月1日），屯溪（7月初），曲江（7月8日，7月18日復業），蘭州（6月26日，7月1日復業），萬縣（7月9日，棧房被查）等12處；另有南鄭、樂山、萬縣、沅陵、吉安、麗水、屯溪、青巖等9處亦因倍受當局滋擾不得已而“預備結束”。（第五屆第二次理事會常會記錄，1939年8月3日）另據徐伯昕主持起草的《生活書店橫被摧殘經過》一文披露，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被封或被勒令停業的分支店有天目山、西安、南鄭（漢中）、天水、沅陵、金華、吉安、贛州、宜昌、麗水、屯溪、曲江、南平（福建延平）、衡陽、宜川、立煌等達16處，被拘工作人員達28人。“前述16個分支店均系直接受到摧殘與打擊而被毀滅者，其他各地分支店，除5處系因戰局關系而撤退者外，余均遭到各該地當局之壓迫過甚而無法繼續營業（例如無故沒收非禁書刊或扣留不問內容如何之印刷品郵包等等），  因之在抗戰后先后廣布于各地之55個分支店，延至29年6月，僅剩6個分店。以6與55之比，其慘遭摧殘之情形，深堪痛心！”

而就后者而言，查禁書刊，鉗制言論自由，是國民黨當局慣用的手段，只不過抗戰爆發之初基于國共合作的大背景，書刊被查禁雖時有發生，但情況還不算嚴重，到1938年國民黨當局頒布《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后，就開始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活書店是在全面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異軍突起的，它出版、發行的讀物又大多深具時政色彩，與當局不同調，被大規模查禁，實不足為奇。生活書店分支店被封店、捕人，基本上皆因禁書而起。《生活書店書稿》一書根據從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檔案中獲得的材料統計，1937 —1940年生活書店出版的書籍，被國民黨中央或地方的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明查暗禁且有目錄可稽者達203種，占這個時期生活書店出版物總數的40%。在這些禁書中，馬列主義著作13種，哲學社會科學類著作53種，抗戰救亡讀物55種，國際問題20種，文藝作品31種，通俗文藝讀物13種，韜奮著作12種。生活書店被查禁的書刊大概是同業中最多的，這或許也可以從反面印證生活書店的“店格”和出版傾向。

國民黨查封生活書店衡陽支店、新知書店衡陽分店，職工十余人被捕，43天后取保釋放，在旅館留影（1940年。前排左起：儲繼、陸仁德、王華、金偉民、王產元、王煥洪、方學武、嚴長慶；中排左二起：吳文琛、王解谷、郭智清、陳日超；后排左起：馬肇光、劉繼武、王仿子、趙海青、沈勤南、曾淦泉）

生活書店的“橫被摧殘”如此，它“力謀發展”的大計劃雖仍在倔強地推進，但顯然已不可能完全實現了。譬如，它關于增設分店以冀廣植前后方及敵后、海外的文化供應工作，因遭遇環境的重重壓迫，以及一部分因戰局轉移，或其他種種困難所限制，能實現計劃者僅有新加坡、梅縣、廣州灣、玉林、宜川等5處，其他原本計劃設立的，如海防、汕頭、邵陽、襄樊、康定、敘府、長治、洛陽、迪化等9處也都落空了。（第五屆理事會第四次常會記錄，1939年12月8日）當然，落空的遠不止增設13處據點。舉凡生產、營業、服務等方面的計劃，生活書店全體同人“雖已竭盡所能，全力以赴，但是以實施的結果與原定計劃比照，還是相差得很遠”。（第五屆理事會第四次常會記錄，1939年12月8日）

受“橫被摧殘”的影響，同人加薪問題亦被累及。按照常例，生活書店每年7月加薪一次。但本年因為眾多分支店被當局查封，營業收入每月至少減少16000元，約占每月營業總額四分之一。至于其他財物被沒收的損失，人員調遣的旅費損失，建立新店的損失等，書店已沒有能力依照向例給職工遞加薪水。但因戰時物價高漲，為顧全一部分同人事實上的困難起見，對于薪水在30元以下者，及正當試用期滿而成優良之職工，仍予以考慮加薪。加薪額自1元至3元，總額以五百元為原則。（人事委員會第三次常會記錄，1939年7月17日）這樣的加薪方案無異于杯水車薪，當然無法解決低薪同人實際的生活困難。而生活書店是新興的出版機構，年輕人多，薪水偏低，較之同業尤形突出！

針對這種情形，生活書店于1939年8月29日專門召集人事委員會、常務理事會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務使在書店經濟能力所許可的范圍內，盡量顧到每個同人個人的最低限度生活及其家屬的負擔，具體辦法如下：

第一、根據研究個人最低生活享（費）用及調查目前重慶物價之結果，個人除膳宿制服費外，每月最低限度生活費需12元。據此，重慶同人薪水在12元以下者，一律貼足12元。其他各地同人，應按照個人最低生活享用標準及當地物價情形，擬定最低限度生活費數額，經人事委員會核準，予以貼足。

第二、凡月薪在30元以下，已結婚而對方無職業者，每月津貼10元。月薪在30元以上、40元以下，已結婚而對方無職業者，貼足40元。（如31元貼9元，32元貼8元……39元貼1元）。

上列兩項津貼辦法，名曰“戰時臨時津貼”，適用時期自1939年9月起至1939年12月止。（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員會、常務理事會聯席會議記錄，1939年8月29日）

生活書店的戰時津貼方案（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員會常務理事會聯席會議記錄，1939年8月29日）

但加薪問題并沒有因此解決，此后人事委員會幾乎每次開會都會涉及這個問題。這說明生活書店有意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橫被摧殘”，損失慘重，又使它實際上無力解決這個問題，這種有意與無力之間的困窘與糾結，對1939年的生活書店而言，還只是開始，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后頭！

三、“生活”的崛起：孤島上的出版奇跡

八一三事變后，生活書店總店內遷漢口，武漢淪陷后再遷重慶。上海遂由總店變為分店，即生活書店上海分店，僅留王泰雷、黃曉萍等少數幾個同事堅守孤島。王泰雷任經理，黃曉萍任門市部負責人。就是靠他們這幾個人，生活書店不僅在上海繼續存在，而且因為內地業務的大幅拓展而變得愈發重要，成為生活書店最主要的造貨中心。

內地業務的大幅拓展，意味著對戰時讀物的需求激增，而“內地的造貨成本飛速地加重，印刷、紙張等條件愈益困難”，這就使得生活書店不得不更加仰賴上海、香港造貨。因此，對上海分店而言，孤島時期盡管困難重重，但圖書生產能力卻不減反增，異軍突起。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在1939年8月12日出版的《店務通訊》第60號發文稱：“我店在上海的工作，從八一三抗戰后把重心移向內地，但并沒有把這十余年來建立起的文化根據地輕易放棄，更沒有忘掉歷年來愛護我們事業的留在‘孤島’上的許多讀者，同時我們也估計到我店在敵人的威協下，決免不了要受到日本強盜的殘暴摧毀，所以早就作了有效的準備。但在這整整二周年的抗戰期間，在‘孤島’已不知受到了多少次的嚴重壓迫，我們不但不停頓，更在增強力量。最近一次在該處所受的打擊，險些動搖到整個造貨基礎，但很欣幸，帝國主義者的幫兇，究競還有些是我們的同胞，眼看著艱苦制造出來的加強抗戰力量的精神糧食給敵人銷毀，不能不有動乎中而油然起同情之心，因此也就渡過了難關，繼續著我們的工作。當然，物質的損失，為數已屬不小。而我們在“孤島”上的戰士的艱苦奮斗，也是值得敬佩的。”

正因為如此，生活書店上海分店從1938年初開始不得不分三部分轉入地下：一是在福州路378號開設遠東圖書雜志公司；二是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河南路口中匯大樓以“時雍申莊”名義進行出版工作；三是在薩坡賽路（今淡水路）18號秘密辦公。盡管如此，相比于內地，孤島時期的上海還是有許多優勢。譬如，孤島時期，因日本尚未對英美宣戰，租界內的環境相對寬松，故有社評認為孤島“雖已失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卻依舊不曾減少其舉足輕重的影響；且在前后方各地之中，上海所蒙受損害和擾亂比較最少，對于文化工作實具有相當的便利條件”。 對出版業而言，此便利條件主要是指因先前出版機構的遷出，“印刷業陷于休業狀態，排印和裝訂的工價都跌倒最低的記錄”，“紙張雖沒有新貨進口，也是價格停滯著”。徐伯昕曾對上海與香港、桂林及重慶四地的造貨成本做過比較，上海優勢明顯。他說：港、滬、桂、渝四處的造貨成本，因印刷和紙張價格的不同，或法幣和外匯的變動，以致高低相差很遠，單就印刷、紙張的成本而論，假定一本書在上海的造貨成本為100元，香港需要168元，桂林330元，重慶448元。顯然，上海的造貨成本最低，香港較上海高出70%弱，桂林竟超出3倍，重慶則高出4.5倍。不僅造貨成本低，運出的成本也是四地最低的。假定上海造貨成本仍為100元，加上滬港間郵運費，和香港造貨成本，加上港桂或港渝間的郵運費，則其比例為：上海造貨運香港發售為108元，香港造貨運桂林為254元，運重慶為282元。這樣看來，上海造貨運到香港發售，較之香港造貨的成本每百元可以減輕六十元；香港造貨運桂發售每百元可以減輕七十六元；香港造貨運渝發售每百元可以減輕一百六十六元！很明顯，最合算的當然是在上海造貨運到內地來發售了。最近商務印書館港廠因法幣狂跌，成本加重，已將三百余人調往上海工作，這可證明在目前港幣和法幣的比率下，香港造貨更不如上海造貨來得合算了。徐伯昕因此給出了論：“（一）加強上海的造貨，但所發稿件以不妨礙當地環境為原則；（二）適量擴展香港造貨能力，使不適宜于上海或為內地印刷條件所限制的出版品得在香港供應；（三）加強運輸站，使桂林不必要的造貨，也能移港印造供給，以減輕成本；（四）暢銷貨和常銷貨的整個補充，仍由總處根據實際需要和經濟能力，作有計劃的分配，歸上海印造供給。”

這應當說是生活書店所作的最經濟的安排。這種安排，在1939年8月3日召開的第五屆第二次理事會常會上，被寫入“本店今后工作方針”，其中說：“在生產方面，擬在內地創辦一印刷所，并加強滬港兩地之生產量”。后來又在《關于實施二十八年度工作計劃之報告及檢討》中又指出：“關于造貨中心，本年度因印刷條件困難，有許多應該再版的書籍無法印造，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陷。其中經濟的支絀和運輸的困難當然也是重大原因。下年度決定在重慶、桂林自建印刷所，增加生產力量，東南區方面仍以上海為主要造貨中心，盡量供給。”

生活書店正是利用這些條件“在滬印制書籍后發往內地銷售”。 據當事人王泰雷和許覺民敘述，僅1939年生活書店在上海出版新書和重版書就有123種，其中初版至少57種，這些書籍絕大多數為抗戰讀物和“共產”讀物，如《辯證認識論》（[蘇]羅遜達爾著，張仲實譯）《資本主義》（[蘇]A·李昂吉葉夫著，沈志遠譯）《什么是統一戰線》（施有為）《什么是階級》（蔣仁）《什么是社會主義》（萬瑞蓮）《什么是資本主義》（朱德華）《什么是帝國主義》（陸明）《新婦女論》（[蘇]柯侖泰著，沈茲九，羅瓊譯）《抗戰中的中國叢刊：魯閩風云》（徐盈等著）《研習資本論入門》（沈志遠編）《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著，沈志遠譯）《政治經濟學論叢》（馬克思著，吳黎平譯）《<資本論>通信集》（馬克思，恩格斯著，郭大力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著，王右銘，柯柏年譯）《恩格斯論<資本論>》（章漢夫，許滌新譯）《帝國主義論增訂本》（列寧著，孫冶方譯）《實踐與理論》（艾思奇）《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何干之）《辯證法唯物論回答》（張懷奇）《蘇聯的民主》（[蘇]斯隆著，韜奮譯）《馬恩科學的文學論》（歐陽凡海編）《曙光集》（韜奮）《科學歷史觀教程》（吳黎平，艾思奇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張瑞仁），等等。

此類書籍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顯然屬于嚴厲查禁之列，抗戰爆發后，伴隨第二次國共合作，還有租界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這種情形逐漸有所改觀，“過去被視為神秘主義的共產黨，八路軍的種種小冊子，也翻印出版有幾十種”，但彼時此類書尚少有新著，大都翻印西安事變前的言論和著述， 此時則多為新著。而到1938年、1939年，生活書店上海分店借助這種特殊背景，出版了大批“抗日讀物”和“共產”讀物。1939年上海的書籍出版機構總體上比1938年增加36家，共105家。而據黃警頑粗略估計，1939年全年在滬編輯印刷發行的書在五百種左右， 生活上海分店即占123種，約占圖書市場的四分之一，一舉躋身書局六強，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值得玩味的是，生活書店上海分店雖然不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黨營出版機構，但它的快速崛起及其旗幟鮮明的出版傾向，顯然與中共有關。生活上海分店實際是1945年的三聯書店的一部分，其主要組織成員如生活書店的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讀書出版社的李公樸、黃洛峰，新知書店的錢俊瑞、徐雪寒等，均與中共有密切關系，或者本人即是黨員。全國解放前夕，中共高層在擘畫新中國出版事業藍圖時，一度擬將三聯書店（而非新華書店）改為國營最大書店， 更可見生活上海分店與中共的密切關系。正是書店背后有中共的支撐，在出版的后續工作中，生活上海分店較在滬的其他出版機構技高一籌。

生活書店響應號召為前線戰士撰寫慰勞信并組織競賽，黃寶珣一組以642封獲首獎（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孫明心、黃寶珣、張知辛；后排左起：張志民、張錫榮）

對孤島出版業而言，最困難的不是編譯，也不是印刷，而是發行。如何將印好的書籍運往內地發售，滿足內地市場的需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戰前上海出版業的絕對優勢地位是靠它構建的無遠弗屆的龐大發行網絡支撐起來的，這個發行網絡不僅覆蓋全國，而且遠及東南亞，甚至舊金山、紐約也有銷售網點。但抗戰爆發后，東北淪陷，華北淪陷，東南淪陷，華中淪陷，最后東南亞淪陷，戰前上海構建的跨國跨區域的龐大發行網絡被一個個淪陷區給切割和肢解了，跨國跨區域的統一市場不復存在。戰爭中，上海與上海之外的地區交通完全中斷，上海的出版物當然難以推廣到各省各市；東南和華中淪陷后，上海的出版物要抵達大后方，要穿越日偽勢力的層層封鎖線，困難重重，更何況還要過日偽勢力的嚴厲審查關。在日本向英美宣戰之前，孤島上海與香港等地的海上交通和物資往來尚未被切斷，上海出版所需油墨、紙張、印刷機械等物資可以從香港等地得到有限的補給，上海的出版物也可以輸往香港，再藉由香港轉往大后方。為什么“八一三”事變后商務印書館把出版重心轉移到香港，為什么上海眾多書局總部紛紛遷往內地，原因即在于上海的出版物很難越過淪陷區。而且如果要在淪陷區進行銷售，所銷售的讀物一般都是經過日偽勢力審查通過的出版品，所以當時要把上海出版的圖書向外銷售，是非常困難的，整個銷售體系都被破壞了。

內地的網絡和市場已被切割和肢解，華界淪陷后，上海本地的網絡與市場也遭受致命的破壞和摧毀。淪陷后的華界已處在日偽勢力的文化統制之下。“八一三”戰事不久，日軍即占據了世界書局在虹口總廠，籌組為華中印書局，兼管日占區的出版業，并負責教科書的承印。與之相應，南京的偽政府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對商務、中華和世界等書局的中小學課本進行刪改，同時組織力量編輯出版“新”教材。上海的偽教育當局更代華中印書局調查“轄區內所有學校數量、名稱、所在地及學生人數”等項。在此背景下，浦東塘東小學即因“仍讀中華書局出版之國語常識課本”，該校校長張文豪即被日本憲兵逮捕。至于其他“非法”讀物，更在嚴厲查禁之列，如1942年1月偽水巡隊一次即查禁浦江崇明船上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斯大林與文化》《在德國女牢中》《未來的歐洲大戰》等26種“共產書籍”29捆，約2000本。即使在相對安全與自由的孤島之內，出版發行也沒有“安全”和“自由”可言，不僅隨時都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監視、警告、限制，而且還要面對日偽勢力的滲透、干預、查封和伺機迫害。所以孤島上的許多出版發行工作都不得不在秘密狀態下進行。

戰前上海相當部分書籍運往內地是靠郵路，但因“郵局章程，書籍及新聞紙均列為重件”，書籍寄送一籌莫展，1938年10月14日，上海書業同業公會即致函郵政當局，懇請開通內地的書籍郵寄。書業公會的努力，亦不見復文， 但從間接材料上看，書籍郵路稍后有限制的開通了，如同年12月23日，書業公會致郵政當局函中，不再是請求開通書籍郵路，而是商請書籍郵路的具體問題：書籍郵寄時應如何加收“汽車運輸損失費”等。 郵政當局在次年1月6日的復文，顯示了當時上海與外埠的書籍郵路狀況：湖北，湖南，東川，西川，陜西，甘肅，新疆，江西，廣西均為完全不通郵，其余通郵地區對于書籍則多有重量限制或汽車運輸費的征收。 此后，書業公會于復多次函請郵局開通內地的書籍郵路，但均無多少收獲，甚至書籍還被查收。 這即是說孤島上海的出版界與內地不少地區的書籍郵路是隔絕的，要將書籍發行至上述地區只能另想他法。陶亢德在1940年3月12日給謝冰瑩女士信中談及此事時抱怨：“所以有的出版者轉香港寄遞，寄費比在滬寄不知高到幾倍”，并述當時上海出版的書籍“因書籍銷路不佳，普通書出版之后，保本均尚無十分把握”。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上海出版界非但在滬上市場受到限制，內地市場多只能望洋興嘆。

在此背景下向內地發行書籍，生活上海分店背后的政黨力量就尤為凸顯。生活總店遷出時，在滬設分店的初衷即是“利用上海有利的紙張、印刷條件，在滬印刷書籍后發往內地銷售” ，邵公文的記述與之大同小異，“書店在上海的中心工作是配合抗戰需要負責數量較多的出版任務，因為內地紙張及印刷條件較為困難”， 亦即是說，在既定方針中，上海分店是以滬地為造貨場地，以內地為市場，將在滬印刷的書籍運輸到內地是生活上海分店的必須后續工作。

至于運輸辦法，徐伯昕的記述，可謂一語道破其將書籍發送內地的玄機：1940年秋季“上海地下黨與三書店駐滬辦事處人員商量，派干部到蘇北和蘇中開設大眾書店，由于三書店在上海設有聯絡機構，因而蘇北根據地出版工作堅持時間持久”。 這雖是在蘇北創立大眾書店的回憶，但由彼及此，從“地下黨”、“派干部”和“聯絡機構”等敘述中不難得知當日生活上海分店運送書籍到內地的途徑。生活上海分店正因有政黨力量的支撐，在運輸上比留滬的同行技高一籌。又如，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上海寄廣西等地的郵路隔絕（見上文郵局復文），但生活卻可以打通關系。 此種政黨力量帶來的便利顯為孤島的其他書店無法獲得。亦因政黨力量的支撐，生活上海分店不但在滬印行書籍發送內地，不但在蘇北創立大眾書店，而且還有計劃地在滬成立“正泰”商行敷補經濟問題。

按諸生活上海分店出版的圖書目錄，實難正常通過郵局寄送內地（書目多在被查禁之列），走地下途徑可能是其唯一選擇，而在孤島時期，此種發行方式卻成為其上高邁同行之處，這不能不說是孤島時期上海出版業在的一個奇異現象。此種奇異又借助市場對出版業發生影響。

孤島出版業在因戰事的整體興替中，世界書局因留滬未遷出，成為滬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機構；生活上海分店亦成為不管在出版還是在發行上，都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商務和中華因主體在港，相對沉寂；新興的出版機構，發行能力則有限，暫可存而不論。以此之故，孤島上海出版業重組的最大特點即是生活書店的崛起，成為內地抗戰讀物的主要造貨單位，這是日本占據上海時始料未及的。

孤島時期的上海出版業，雖然有過相對優裕的出版條件，但不管是孤島內，還是孤島之外的淪陷區，其實均處于惡劣環境中，只不過有程度輕重之分而已。當然，更為嚴峻的出版環境尚在孤島淪陷之后。

四、余話

1940年3月14日下午1時半，第五屆理事會第六次常會在學田灣總管理處舉行，這也是第五屆理事會的最后一次常會。這次常會最重要的一項議程是討論1940年度工作計劃草案。與1939年度的工作計劃草案完全不同，這個年度工作計劃為今后工作確立的方針，已變成“一切以‘保全事業，減少犧牲’為原則”，無論是生產方面的計劃，還是營業方面的計劃，“縮減”成了關鍵詞。（第五屆理事會第六次常會記錄，1940年3月14日）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生活書店領導層的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生活書店已進入前所未有的艱難時代，或者說是店史上的“至暗時刻”。

就是在這樣的時刻，當時年僅18歲的許覺民卻在《我對本店受難的了解》一文中向同事們發出呼吁：“我們雖處在很艱苦的時期，但我們的工作態度不能因之而稍懈，反而要積極的加強……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依我看，這就是最樸實的“生活精神”，正是靠這種精神，生活書店在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中始終屹立不倒！

本文為《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一書代后記，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