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晚上，張大磊導演的《藍色列車》在平遙迎來首場媒體場的放映，比面向公眾售票的世界首映還要早上一天。離開場還要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隊伍已經長長地從影廳入口處排到了電影宮的邊門。在此之前的媒體放映場次，都是到點隨來隨進的狀態。《藍色列車》的隊伍里彌漫起迫切要看到這部電影的緊張氣息。加上后面場次的開票及迅速售罄，以及放映后很快占領豆瓣評論區兩極分化的評價，張大磊說，來了平遙，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被期待”的。

張大磊

事實上，這才是張大磊的第二部長片。時光倒轉回四年前的第53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最佳劇情片”花落《八月》時，還完全是個電影新人的張大磊上臺領獎時緊張、激動、驚愕到手足無措，甚至語無倫次的樣子，大概還令許多人記憶猶新。當時的張大磊說，“這個獎太沉了，我都不敢接。”

《八月》海報

但獎杯接過，這份“沉”，也慢慢被能夠投入自己心向往之的創作熱情所消解。第二部電影《藍色列車》，比起喃喃私語的《八月》要“玩得開”很多。人物和故事線都更復雜，制作水準上大幅提升，演員陣容里也有了知名度更高的海清以及文藝片熟臉梁景東的加盟。

《藍色列車》海報

張大磊在這部電影里構建起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名叫“庫村”的地方。在虛構的庫村，不同民族、國家的人生活在一起，共同敘述關于失落、找尋、等待的浪漫序曲。物理層面上，影片的拍攝地落在中俄邊境的極寒小鎮，劇組在零下四五十度的氣候中度過俄羅斯最遠東哈巴羅夫斯克的整個冬天。

而在這個華語電影中極少出現的美學空間里，出獄后沉默而浪漫的黑道大哥老馬，溫暖而憂傷的異國小丑小蘇，對世界橫沖直撞的年輕人小偉，面包店里堅韌而寂寞等待的會跳舞的老板娘……這些各種“不合時宜”的人生長在庫村這片土地上，又被張大磊“精挑細選”安排進這部電影，因為對這些人無從取舍和不分伯仲的愛，張大磊說自己作為導演都無法判定誰才是電影的主角。

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藍色列車》作為一個開始，將開啟張大磊的“庫村宇宙”，除了業已登場的第一波人物，在這個張大磊的“精神故鄉”里，還生活著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張大磊不斷強調，“這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不是中國，不是俄羅斯，就是庫村！”而其他的人和故事還在那個平行宇宙里發生著，等待著被導演創造出來，和這個世界的人們見面。

《藍色列車》劇照

平遙國際電影展結束后的同一周，《藍色列車》駛往下一站——塔林黑夜國際電影節。這個歐洲東北部最大且最負盛名的A類電影節創辦于1997年，每年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舉行，旨在關注藝術影片和電影的藝術探索。蔡明亮的《天邊一朵云》、許鞍華導演的《桃姐》等華語片都曾在這個電影節斬獲大獎。

一方面是接連來自國際影展、電影節的肯定，一方面是豆瓣開出不到“及格線”的分數。第一批看過電影的影迷們中有些人并不買賬。但對于張大磊來說，這仍是一次滿懷創作者野心和赤誠的事。通過以下對話，也能大致窺見部分張大磊金馬之后的創作軌跡和這部備受期待的影片的些許樣貌。

《藍色列車》劇組出席平遙國際電影展活動。

【對話】

從物理故鄉到精神故鄉

澎湃新聞：《八月》是記憶，《藍色列車》是想象，兩者對你來說創造的過程會有什么樣的不同？

張大磊：《八月》多少還是有一些依據切身經歷可參照，是我真的故鄉，一切都發生在一個特別具體的地點。那《藍色列車》的空間，我認為他是叫庫村，它并不是蘇聯，它也并不是中國，它存在在一個特有的空間。我覺得這也是我的故鄉，不是真實的國家，是心里的形象，屬于虛構的一個避難所，是我自己制造出來的一個環境，算是我的“精神故鄉”。 而庫村里面存在的人，其實他們都好像都在尋找，又有東西在不斷丟失，這個特別像是我心里面現在對故鄉，或者是面對一些留戀的地方的感受，所以還是和現實有所映照。

澎湃新聞：創造出這個“精神故鄉”的過程是怎么樣的？

張大磊：創造的過程當然不光是我一個人，我是提供一個想法，和美術師和工作人員一起來完成。這過程挺漫長的，首先要把一些記憶碎片和一些想象的、理想當中的碎片拼織起來，再去做減法。我希望這個空間呈現出來，它是一個比較疏離和空的感覺，里面的一些元素我們都會看到，它是有蘇聯的一些工業設計，或者是美學的元素，也有中國，當然中國七八十年代受到蘇聯或者東歐那邊美術體系的影響。

澎湃新聞：在你的世界里，“庫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存在的？

張大磊：很早就有，是慢慢成為了一個“庫村”，比拍《八月》更早，可能是上大學期間，也可能在更早之前，心里就有留了一塊地方。然后之后又不自覺地把人生的經歷、喜好這些東西一點一點在那個地方構建起來?？赡軟]事的時候我在想這里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有一個這樣或者那樣的人，再之后可能才是在電影里成為一個可視的“庫村”。比如說現在我們在平遙，是一個2000多年的古城，城市里的每一個人背后都會有很多歷史，有他們的生活，我希望庫村也有他們的生活和歷史，起碼在我的世界它就是存在的。

澎湃新聞：這個電影名叫《藍色列車》，基本上藍顏色從頭到尾貫穿整個電影的主色調，視覺上有做一些特別的設計嗎？

張大磊：“藍色列車”這個名字本來是我從蘇聯一首歌里拿來的。當然藍色元素確實很多。首先，這是俄羅斯人喜愛的一個顏色，不是美術上刻意為之的。俄羅斯就是很“藍”，下雪之后有些地方會顯藍的，尤其到了晚上。包括他們當地人的室內裝飾，都會偏愛用大量的藍色。藍色可能在俄羅斯人眼中也象征著希望和純潔，未必是憂郁，跟我們理解的不一樣，可能是因為俄羅斯的藍天很少，一年當中更多的時間是陰天，所以在片子中‘藍色列車’這個名字是有寓意的。

《藍色列車》劇照

憑直覺選一群“蠢貨”

澎湃新聞：《藍色列車》是比較散點的在刻畫人物，比起故事情節，是不是人物更重要？這次電影里的這些人物承載了你的哪些表達訴求？

張大磊：里面的人也是我自己精挑細選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我喜歡的人。一個城市會有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是我最喜歡的。但是他們就沒有太多的可借鑒的，就是創造他們。他們共有的一個特質就是笨拙但執拗。我老形容他們就是一群“蠢貨”，但是這是我的一種贊美，我喜歡“蠢貨”。也是因為是蠢貨，所以給他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澎湃新聞：他們經歷的不同的處境和不同的年齡階段，分別代表一些人在某些模式處境的狀態嗎？

張大磊：對，比如說小偉更接近我自己，是對自己的一個情感投射，我心目當中的小偉就是一個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么一個小孩，他很浪漫，把一切都想得非常簡單，不管是對感情還是對社會，哪怕是對命，他都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但是在結尾，所有人都在逼著他變成大人。包括老馬和他的愛人，這也是一個更接近于我自己的很傷感的一個投射。小蘇是一個純理想化的人物，身為警察還代表著一些“公權力”，他又抗拒那個，雖然這種抗拒終歸失敗，但他又執著于他相信的。老馬就更不用提了，家都沒了，記憶也快沒有了，但支撐他生活的動力還是找尋他的過去，不管是過去的人還是和過去的相處方式。

澎湃新聞：里面的幾段情感關系都代表什么呢？

張大磊：沒有什么可代表的，我只是從人的角度去考慮，這是他們每一個人面臨的生活和小的困境，老馬跟女人是兩個孤獨的人相互之間那種不用言說的吸引或者說是需要，孤獨的人在一起相互陪伴，但彼此都給不了什么，終究只是一場空。小偉和茜茜則很現實，茜茜是把小偉拉到成人路上的一員，小偉是完全的孩子，他的生活極度浪漫。小蘇和他的女朋友就更加現實，所以那個更現實的女性就幾乎不會和電影里的這些“蠢貨”再有任何交集。

《藍色列車》劇照

澎湃新聞：這次的演員中梁景東老師演賈樟柯的文藝片，海清老師以前經常演電視劇，大家都會對她會很熟悉，還有完全的素人演員，這些人是在非常不同的表演體系里面的。把他們選在一起的時候，有沒有擔心過風格上的沖突，以及在拍攝時要怎么去調和他們？

張大磊：沒有擔心過，需按演員的時候是照著角色選的，我對演員的直覺判斷來自面對面的相處，沒有受到他們之前演藝經歷的影響。電影畢竟還是人和人之間的事，我比較看重人與人的相處這方面。比如茜茜的演員黃麗麗，我當時正在找《藍色列車》里的角色演員，演員也見了很多，但總是我有時候相信直覺，我有一天在微信里看到她發的一張自拍，我也不認識她，但覺得感覺對，我就去問她“你誰啊”，了解到她是一個攝影師，就跟她說有個電影問她有沒有興趣來拍。

海清老師，我從生活中的她身上看到了角色的一些特質，她是很熱情同時又心思很細膩的一個人。面包店女人這個人物和老馬之間也是保持著一些距離，忽遠忽近，有些東西說不清，但彼此之間又能聞到那個氣味。不過在試裝的時候，我一直有點擔心她太漂亮，我不希望這個女人是特別的美或者是有型的，但是她給我的感覺是那樣。結果到定妝的時候，她突然發來照片說：“我可以一點妝都不帶，我可以完全按照劇本中的樣子出現?！边@一點挺打動我的。照片里她特別像劇中的那個人物，我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我可以不試戲，我可以不海選，但是我覺得如果見到這個人就是的話，我會愿意去相信。那么如果這些人讓我確定首先可以相信，那么電影的拍攝過程中其實我們也不是有非常明確的劇本和分鏡，想好每一場戲怎么拍說什么詞，就是讓演員變成這些人物，自己到情境里去生活和生長了。比如海清最后的那場舞蹈，動作都是她自己設計的。

《藍色列車》劇照

對于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真誠

澎湃新聞：《八月》的主角是個小孩，這次是個大叔，一個人生還沒開啟，一個人生被耽誤完了，要往回望，主題表達上有沒有延展？

張大磊：我覺得人都一樣，只是面對的問題和處境不一樣。《八月》其實也是講尋找，只是未必是尋找將來，尋找他們認為的“好”，“好”未必就是導向，都是過去。咱們都經常說“黃金時代”，絕大多數的語境都是指代過去，這一點上，我覺得跟《八月》里面有一些作者性的表達很相似。只是處境不同，《八月》里講的也不是小孩，只是小孩作為一個人物和眼睛帶我們去找回去。

澎湃新聞：這部片子在俄羅斯拍攝，你之前是在俄羅斯學的電影，這在國內導演里并不多見，那邊的電影教育對你有什么影響？

張大磊：俄羅斯的電影教育就是很自由，大部分時間都在看電影，什么都看。我們上課甚至很少講到好萊塢電影，老師都很少想到你未來進入市場要怎么入圍獎項。導演系其實學得很雜，攝影美術方方面面都要學，導演專業更多還是因導師而定，導師帶著學生們去看去分析，去討論表達他的觀點。回國之后，我才發現俄羅斯電影和那個地方還是進入到生命里了，包括列車里面很多大家認為跟蘇聯有關的部分，我沒有刻意制造什么，真的就是生命里的經歷。

澎湃新聞：《八月》是一個很高的起點，站在這個起點之上，覺得對之后的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當時說這個獎“太沉了”，這種“沉”在之后有被消化掉嗎？

張大磊：說“太沉”是因為金馬獎在我們心里面確實是很輝煌的，從小就在看，我喜歡的那些電影大師都和金馬獎有關，所以當時感到很幸運。金馬獎讓我確定了自己可以繼續拍電影，對身邊人來說也代表了一種信任。但后來對于創作來講，我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和內心來創作，沒有因為之前的加持或者認可，我就要如何做改變或者一定不能如何。我覺得期待也好，壓力也好，對于作者來說，最重要的還是真誠，最起碼作品沒有其他的目的。

澎湃新聞：但是電影放映之后還是面臨了一些爭議，金馬獎其實也是讓電影面臨比較苛刻評價標準的原因吧。

張大磊：這個問題我只有到了平遙才想到，放完之后肯定得到各種各樣的評論，大家看完了也跟我聊，反映觀感，也有喜歡，也有不喜歡。尤其第一場大家排很長的隊伍，可能有人還進不去的那一場，是那個時候才意識到那種期待。因為影片我自己看了無數遍，有什么問題我自己很清楚，能彌補的我都彌補了，有些彌補不了的是完成的問題，只能是遺憾，所以我心里還比較清楚。完成的好壞，這需要我再反思的。但最起碼，我拍了一個電影和大家分享，我的初心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