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公報》是晚清時期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一份頗具影響的中文刊物。在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萬國公報》同時培養了一批才華橫溢的中國編輯，他們的辛勤耕耘也反過來成就了這份刊物。

一般研究《萬國公報》的學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萬國公報》的創辦人、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身上，而很少關注甚至忽視了這份刊物不同時期“襄理筆政”的幾位華人知識分子。誠然，沒有林樂知就沒有《萬國公報》。但實際上，林樂知藉《萬國公報》而獲得的赫赫聲譽，以及《萬國公報》在晚清時期產生的轟動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一批華人知識分子的默默辛勞。

華人編輯代表

《萬國公報》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創刊于上海的 《教會新報》，1874年9月5日，《教會新報》在出滿300 卷后，改名為《萬國公報》。在其刊行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里（1883-1889年曾休刊），一批華人知識分子曾先后襄理《萬國公報》的筆政，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爾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江蘇吳江人。1859年為避戰亂，到了上海。起初以課授生徒、賣文賣字為生，曾在傳教士辦的英華書館任教，又曾助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等人翻譯西書。大約在1860年結識了剛到中國不久的林樂知，并于1867年出任林氏的“記室”，協助林樂知辦理《教會新報》，自此開始了充當華人編輯的生涯，直至1894年辭去《萬國公報》的“主筆”之職。在長達二十余年的編輯生涯中，沈毓桂協助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共編輯《萬國公報》450卷又61冊，成為在《萬國公報》館任職時間最長、編輯《萬國公報》卷數最多的一名華人編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辦理《萬國公報》已使其“心血久竭”。

蔡爾康（1852-1922），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然因鄉試屢敗，失望之余投身報界。1892年，蔡爾康經人推薦，出任廣學會總干事李提摩太的記室，佐理“譯書之役”。1893年底，經李提摩太介紹，蔡爾康在中西書院結識了剛由美返華的林樂知。自1894年2月開始，蔡爾康接替沈毓桂出任《萬國公報》筆政，直至1901年底。在歷時八年之久的編輯生涯中，蔡爾康協助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編輯《萬國公報》95冊。期間，由他筆錄，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口述，合作譯撰了大量有關中西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傳保清朝、抵外侮、親英美、倡維新的主張，由此對19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維新運動產生過重大影響。

任廷旭，江蘇吳江人。1878年“考授歲貢”，就職吏部，以訓導選用。1881年赴滬襄辦輪船招商局事宜，“因得問字于特賞五品銜美國進士林君樂知”。1889年奉父命在滬創辦養正學堂，“課授中英兩學”。1892年曾被“招致出洋”，但后因故被遣回國。回國后，他在林樂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請下，佐理二人“譯書事宜”，并于1900年進入《萬國公報》館。在出任《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期間，他協助林樂知等人翻譯了《保華全書》《俄國政俗通考》等書，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書皆出其一人之手。

范祎，江蘇吳縣人。6歲就傅，13歲入學為生員，21歲在家擔任塾師,于經史、哲學及詩詞均有一定的修養。30歲后，他痛感國勢之日陵，又對儒學的治國功效產生懷疑，從而顯興趣于西學新知。1902年，他應林樂知之邀，承乏《萬國公報》的“華文記者”，“欲籍《公報》盡一己之義務”，直至1907年12月，成為林樂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萬國公報〉的主要撰稿人。

華人編輯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寓華傳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啟超對此有過評論。他曾說:“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但是，檢閱《萬國公報》登載的由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署名的文章，卻可以發現，這些文章不僅明曉暢達、淺顯易懂，而且尋章摘句，頗具文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華人知識分子為之筆述、加工以及潤色。

對于華人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林樂知并不諱言。他對沈毓桂的編輯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余與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時為余臂助者，蓋難視舉。”又說，他與蔡爾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筆，將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氣，融華美以一冶。”兩人的合作就好比“激腰相生，蟹蠟相倚”，誰也離不開誰。

誠然，在中外合作方式中，傳教士與《萬國公報》華人編輯的地位還是有主次之分的。傳教士一般居于主導地位，而華人編輯則處于從屬地位。但是，《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的角色卻不僅僅局限于文字潤色。

較為深厚的國學根基，使這批華人編輯對中國傳統的典籍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這種文化儲備，又為他們出任《萬國公報》的華文筆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對西學新知的接納和認同，使得這批華人編輯在原有的傳統知識之外，又具備了一定的西學素養，這種素養為他們介紹西學、西政，評議中國的政治得失以及鼓吹變革奠定了基礎，使他們顯示出了與傳統文人不同的特點。

以沈毓桂為例，他在《萬國公報》館中的地位前后有所變化。

1874年9月5日至1878年3月——“襄理報牘”時期，主要職責在于處理《萬國公報》的文字事務，并對林樂知的文章加以潤色和筆述

1878年3月至1883年7月28日——“主張《公報》”時期，作為“主筆”，開始全面負責《萬國公報》的組稿、選稿、編輯和主持評論等工作

1889年2月至1894年 2月——“仍主報務”時期，作為“主筆”地位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沈毓桂在《萬國公報》館充當一般華人編輯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萬國公報》的“主筆”則長達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見沈毓桂在襄辦《萬國公報》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樂知和中國同事們的合影

總體而言，《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除根據傳教士口述進行撰文以外，還以如下三種方式參與 《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

第一，直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為最多，共計近300篇，而蔡爾康、任廷旭、范祎、袁康等則相對要少得多。這些文章的內容大致不外乎三個方面，即倡言變革、介紹西學、宣傳基督教，從而與《萬國公報》的宣傳主旨及重點十分吻合。

第二，通過《萬國公報》為中國人發表文章。復刊后非《萬國公報》編輯人員的文章以王韜為最多，這些文章多從《弦園文錄外編》中選登。王韜與沈毓桂關系密切，是沈毓桂把王韜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萬國公報》上的。孫中山的《上李得相書》，也是因為王韜的關系，由沈毓桂推薦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書》得以發表于《萬國公報》，則是由蔡爾康推薦的。可見，《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有一定的選用外稿之權。

第三，對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進行注釋和評析。這在蔡爾康任職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萬國公報》第155冊登載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寫的《政務處開辦條議明辨節本》。此文先列政務處開辦條議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爾康所加的按語。其中有一段條議云：“必先正中國之人心，乃可行西國之善法，正本清源，匪異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條議之言，先后倒置，請易之曰：必先行西國之善法，乃可正中國之人心。”蔡爾康所加的按語則為：“請下一轉語曰：必先明西國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

上述數例充分說明，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刊載的文章并非“錄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觀點進行解釋和評論的。

正是由于華人知識分子參與《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故而《萬國公報》上發表的許多文章有維護民族利益、體現時代呼聲的一面，但是，長期與傳教士相處，且又是受雇性質，處于從屬地位，他們的言論也就會出現如蔡爾康所說的“我本無所有……不過作一留聲機罷了” 的情況。盡管如此，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的貢獻仍不可小視。《萬國公報》能夠刊行近三十年，并在晚清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與華人編輯們的辛苦勞作是分不開的。

本文轉載摘編自《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6期，原題：《華人編輯與<萬國公報>》，作者：楊代春，刊于2008年11月，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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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不只是語言潤色工作者 |《萬國公報》的華人編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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