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動戰爭的那些宣傳、叫囂、謊言和仇恨，全都出自從來不上前線作戰的那些人之口。那些人寫小冊子反對我們，以及在報紙上辱罵我們的人，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何止數百英里，大多悠閑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來到巴倫西亞的報館里侃大山。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斗爭和誹謗外，所有的戰爭材料、英雄故事和敵意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從不參加戰斗，或戰斗一旦打響就狂逃百里的人編造出來的。

                                                         ——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一、一場偶爾夾雜著死亡的喜劇

1937年5月20日，畢加索在巴黎格蘭·奧古斯丁大街的公寓里畫《格爾尼卡》，喬治·奧威爾在韋斯卡前線挨了槍子兒。

那一天黎明破曉，奧威爾在戰壕里與等待換崗的哨兵聊天。兩人背對著東邊，倒霉蛋把腦袋探出了胸墻，他的頭部輪廓在朝陽的映襯下清晰地顯露出來。突然，一聲巨響和一道光亮籠罩了他。奧威爾感覺自己猶如被一道閃電擊中，渾身麻木，頭暈目眩，而后，膝蓋一軟，仰面跌倒，就像《格爾尼卡》畫面底部手握斷劍的士兵。

喬治·奧威爾

奧威爾嘴里吐著血沫，發不出聲，但意識尚存。當眾人手忙腳亂地把他抬上擔架時，他迷迷糊糊地聽身旁的西班牙人說，在喉嚨，子彈穿透了他的脖子。

幸運的是，奧威爾沒死。子彈穿透了他的脖子，但放過了他的頸動脈，子彈和動脈之間的距離不到一毫米。在救治他的醫生看來，這位傷兵是以被子彈打穿脖子而不死來證明老天的仁慈。槍傷給奧威爾造成的后遺癥是，短時期內一側聲帶受損和右手食指麻木。6月20日，奧威爾回到巴塞羅那。三天后，他拿著英領館的旅行文件，告別了西班牙，也告別了西班牙內戰。

過去六個月，是一段夢想破滅的旅程。

六個月前，奧威爾準備奔赴西班牙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心氣。那時，他同第一任妻子艾琳剛剛結婚，在赫特福德郡鄉村過著簡樸但尚算安穩的生活，紀實作品《通往威岡碼頭之路》的寫作也已經接近尾聲。對于終身受結核病困擾的奧威爾來說，如果沒有佛朗哥，當務之急是要一個健康的孩子。

可是西班牙內戰爆發，讓他有了赴湯蹈火的沖動。奧威爾想去西班牙，但他不想做煞有介事的觀察者或浮光掠影的漫游者，幾周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他真想去打仗。樸素的動機，令奧威爾比之詩人奧登之流，有了更惹眼的男子漢氣概。不過所謂男子漢氣概，在奧威爾的朋友、作家亨利·米勒看來，純屬愚蠢的、莽夫式的理想主義。

莽夫最初去找英共總書記哈里·波利特，此人控制著國際縱隊里的英國志愿者。但波利特認為他政治不可靠，他的《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有對左派的不敬之詞，遂拒絕了他。莽夫轉而求助英國獨立工黨，獨立工黨把他派發給了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馬統工黨）。奧威爾成了馬統工黨下屬民兵組織的一名英籍志愿者，被編入列寧師，花名冊上寫著：雜貨商埃里克·布萊爾，33歲。埃里克·布萊爾是他真實的名字，開雜貨鋪是他正經的營生。

奧威爾于1936年圣誕節抵達巴塞羅那，帶著亨利·米勒送他的皮夾克和僅夠應付飯館跑堂的加泰羅尼亞語。這是一座無政府主義者扮演上帝的城市，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所有的建筑都控制在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屋頂上都插著紅旗或紅黑雙色旗，墻面上的涂鴉是錘子和鐮刀。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每一座教堂都遭到了破壞，神像都被焚毀。唯一幸存下來的是神圣家族教堂，因為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它“極具藝術價值”。

在巴塞羅那，有一種瞬間進入平等和自由時代的幻覺。人們嘗試著表現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上一個小小的齒輪。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制服。服務生的臉上沒有卑微，他們大膽直視著客人的臉，禮節性套話消失了，“你”代替了“您”、“同志”代替了“先生”。所有的店鋪均被收歸集體所有，而妓女被逼娼為良。

因戰爭而導致的物資匱乏和食物短缺，也始終困擾著巴塞羅那。未來的西德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利·勃蘭特比奧威爾晚45天來到巴塞羅那，他當時的身份是一家北歐報紙的戰地記者。勃蘭特用一種調侃的語調評價眼前的亢奮與貧乏：“你很快就會習慣幾乎沒有東西可吃，拿紅葡萄酒聊以充饑，頂多吃一些橄欖；你很快也會發現，付小費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禮貌的。”

勃蘭特對巴塞羅那所聞所見有感而發時，奧威爾已經離開。奧威爾只在巴塞羅那待了七天，便被派往阿拉貢。在開往阿拉貢的列車上，奧威爾吃著肥皂味的香腸，喝著紅葡萄酒。兩人唯一一次同時出現在巴塞羅那，在三個半月后，準確講是1937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奧威爾回來休假。短短半個月，他們共同見證了西班牙“內戰中的內戰”——勃蘭特的定義。然而，勃蘭特并不認識英籍志愿兵埃里克·布萊爾，奧威爾對23歲的德國社民黨黨員勃蘭特也一無所知。

在阿拉貢的奧威爾，領略了西班牙人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另一面。他們對很多事情都很在行，唯獨打仗例外。他們的極端低效和反強迫癥人格，讓奧威爾懷疑人生。有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甚至詛咒交通信號燈，因為它干涉了他的駕駛自由。

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是無政府主義軍事風格的集大成者。他們戰訓不足、裝備更不足，即使有也是既老又舊，一戰時的武器已屬上品，絕大多數士兵用的是1890年生產的毛瑟步槍，配發的手榴彈由于導火索不可靠，往往尚未出手就已爆炸。使用劣質武器的，主要是一群十五六歲的孩子。烏合之眾的戰術，是低配版的塹壕戰。他們蜷縮在初春的戰壕里，忍受著寒冷、饑餓、困倦和零星的槍聲，身邊竄來竄去的老鼠比敵人更令人心煩意亂。對于交戰雙方而言，推進戰線幾無可能，拉鋸是常態。畢竟，佛朗哥叛軍也面臨著相同問題：武器和彈藥不足。更何況，叛軍也是由多血質的西班牙人組成。

奧威爾將阿拉貢的經歷稱為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他招供：“從1月到3月底，除了特魯埃爾以外，那里基本上沒有發生什么戰事，或者說只發生過幾次很小的沖突。3月，在韋斯卡周圍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戰斗，我自己只在戰斗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奧威爾的戰友、比利時人喬治·柯普則說，這不是戰爭，只是一場偶爾夾雜著死亡的喜劇。

蘇聯作家、未經總編批準便擅自前往西班牙的《消息報》記者伊利亞·愛倫堡，有幸成為喜劇的目擊者。1936至1937年，他多次出沒于阿拉貢地區。1937年3月，共和派部隊圍攻韋斯卡時，愛倫堡也在前線。很巧，他采訪的部隊正是奧威爾所屬的列寧師。無法確認愛倫堡是否在前線見過一位上穿黃色皮夾克、下套燈芯絨馬褲、頭戴黑褐色鋼盔、扛著老式德國步槍的高個子英國人。反正，在他給《消息報》發回的幾十篇戰地報道中對奧威爾未著一字。奧威爾也未在回憶中提及愛倫堡。兩人同在前線，互不知曉。但愛倫堡的報道卻佐證了戰事乏善可陳，他寫道：韋斯卡戰役很難稱得上是一場像樣的戰斗。給愛倫堡留下難以磨滅印象的，是阿拉貢地區光禿禿的山坡和火紅色的巖石。

也許是為了證明自己可有可無，1937年3月底，奧威爾借手部傷口清創手術的機會離開了阿拉貢，4月底他回到巴塞羅那休假。事實上，奧威爾有著更大的抱負或者說幻想，他想去馬德里投奔國際縱隊，打更帶勁兒的仗。這是奧威爾第二次動加入國際縱隊的念頭，第一次他在英共總書記哈里·波利特那兒碰了壁，第二次他連碰壁的機會都沒有。對于這位當了祖傳銀器來為馬統工黨戰斗的英國人，莫斯科給出了差評。在莫斯科眼里，馬統工黨等于托派，等于第五縱隊。眾所周知，莫斯科是國際縱隊的老大哥，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老大哥。

一廂情愿的奧威爾，自然不知道遠在莫斯科的老大哥正注視著他的，他也不知道共和派內部是何等派別林立。共和派內部的矛盾，甚至大過共和派與佛朗哥之間的矛盾，而反對佛朗哥原本是把各個派別勉強捏合在一起的虛擬理由。

好在現實教育了莽夫，讓他迅速成熟起來，變得清醒而冷峻。回到巴塞羅那，奧威爾第一眼就發現了此處的變化：革命氣氛消失了，至少高潮已經退去。民兵制服和藍色工作服已經不見了，差不多人人都穿著裁縫精心縫制的時髦夏裝。大腹便便的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豪華轎車，比比皆是。賓館里，服務生又穿上了上漿的襯衫，一起回來的是阿諛奉承和小費。

西班牙共產黨控制的國民警衛隊，代表政府收繳民兵槍支、整編民兵武裝。沖突在所難免。

1937年5月3日，戰斗爆發。觸發點是巴塞羅那電話局，這里原來由無政府主義者控制，國民警衛隊對電話局的管理不滿，企圖奪取，無政府主義者予以拒絕并開火。戰斗隨即蔓延到整個城市，街壘戰在城市各個角落展開，巴塞羅那陷入癱瘓。

屬于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馬統工黨也卷入了戰斗，盡管他們人數很少，只有60桿步槍。奧威爾于戰斗爆發次日趕到馬統工黨總部，他被派往總部正對面的波利羅馬電影院執勤。此后三天三夜，他一直蹲守在波利羅馬電影院的屋頂塔樓。透過塔樓小小的窗戶，他看到了周邊數英里的景觀：細瘦高聳的樓房，耀眼的彩色瓦片、奇妙而又彎曲的屋頂，向東望去是波光粼粼的淡藍色海面，這是奧威爾來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

奧威爾在波利羅馬電影院塔樓眺望地中海的那幾天，勃蘭特馬統工黨總部收集采訪素材。兩人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著街道相互喊話。但時空的交集，只有軌跡意義，卻沒有任何社交價值，他們并不自知。

對于“內戰中的內戰”，勃蘭特給出了充滿調和意味的解釋：馬統工黨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都是錯誤的，西班牙共產黨對之鎮壓則顯得用力過猛。勃蘭特的說辭暗合了某種現實的政治邏輯：無政府主義者會成為所有政府的敵人，哪怕執政者是他們曾經的盟友。

后來公布的檔案表明，勃蘭特抱有太多的善意。早在1936年12月，也就是奧威爾來到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對西班牙共產黨下達了剿滅馬統工黨的密令，“內戰中的內戰”無非在執行這道密令。為此付出的代價是400人喪生、1000人受傷。

血腥一周后，瓦倫西亞的共和國政府派來了人民軍。巴塞羅那的秩序恢復，西班牙共產黨和國民警衛隊成了新秩序的裁判。街壘被清除、武器被收繳、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被扯了下來、他們的報紙被查封或受到嚴格審查。一幅顯然是巴塞羅那地方政府授意的海報貼遍了大街小巷，海報上一位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人物，被撕開畫有錘子和鐮刀的假面具，露出了帶有納粹卐標記的丑陋嘴臉。坐實了，這個不情愿地被打上托派烙印的左翼小黨將承擔所有罪責。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在一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里，奧威爾不無痛心地寫道：戰斗結束，氣氛卻變得更加沉重緊張。

人們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在保留不同意見的前提下跟與你政治立場相左的人舉杯共飲。打倒法西斯、反對佛朗哥，也不是求同存異的理由，共和派的統一戰線名存實亡，西班牙共產黨的號令被定于一尊。秘密警察開始登記、追查、逮捕“暴亂”的策劃者、參與者和“納粹派遣的間諜”，收網有條不紊。

當然，奧威爾在局勢明朗前就離開了巴塞羅那。5月10日，他重回韋斯卡前線。與這位“托派分子”兼“革命叛徒”并肩作戰的，就有西班牙共產黨的戰士。前線是另一個世界，戰壕里的士兵無暇顧及也無心過問戰壕后方哪怕一千米發生了些什么。

稍顯遺憾，令人心醉的袍澤之誼僅維系了10天，5月20日奧威爾中彈受傷。

6月20日，他再度回到巴塞羅那，馬統工黨已成非法組織。當天，他的比利時籍戰友喬治·柯普被秘密警察逮捕；次日，傳來了馬統工黨領袖安德烈斯·寧被處決的消息，行刑者是蘇聯內務部人員……

西班牙再也容不下奧威爾了，更確切地說，奧威爾再也無法忍受西班牙所發生的一切了。在這個被理想火焰點燃的遙遠國度，高個子英國佬不慎窺視到了光芒下的陰影。誠然，他來的時候也如飛蛾撲火般義無反顧。他涉足的地區也僅限于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甚至沒能前往戰斗激烈得多的馬德里。但擁有敏銳直覺的他，還是從西班牙內戰的一個局部洞悉了更具普遍意義的東西，譬如根植于人性的殘暴和虛偽。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均勻散布于內戰的對立雙方、各條戰壕。無論是佛朗哥派還是共和派，都有可能失手將內心之惡放出囚籠。有時，天真和單純是可笑的，因為善意也會鋪就通往地獄的路。有時，理想主義以及與之伴生的各種高蹈話語，會讓人失重、叫人沮喪。奧威爾預見到了某種觀念或者立場膨脹到極致的可怕后果，那種專橫獨斷、排斥異己、不擇手段，已與極權主義無異，它終將反噬個人自由。

逃離西班牙的奧威爾，也逃離了從頭至尾都充斥著的謊言和荒唐。此時的他，已經是人們熟悉的、日后寫下《動物莊園》和《1984》的奧威爾，一個因滿嘴政治學怪話而令人著迷的作家。

二、戰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

如果羅伯特·卡帕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推遲幾個月，他有可能拍下奧威爾中彈的瞬間。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戰場照片《倒下的士兵》，可能會換一個主角。上述假設并非異想天開，這個歷史巧合幾乎完成了99%。奧威爾真想上戰場，卡帕真想拍戰場。卡帕第一次來到西班牙，趕赴的第一個戰場就是韋斯卡，拍攝的部隊正是奧威爾后來加盟的列寧師。

不過，卡帕還是去早了，1936年8月底。那時，離奧威爾來到西班牙還有四個月，離奧威爾在韋斯卡前線中彈還有九個月。

與后來奧威爾的觀感類似，韋斯卡前線在卡帕看來不值得浪費膠卷，想必也不值得浪費時間。沒待幾天，卡帕便帶著女友格爾達·塔羅前往南部的安達盧西亞。在科爾多瓦，好運撞上了這個23歲的、籍籍無名的匈牙利小子。哦，他原名叫安德魯·弗里德曼，他那紅發的波希米亞風格的女友原名叫格爾達·波霍里耶。“卡帕”是女友塔羅為了照片營銷而杜撰的，女孩為何改名“塔羅”？因為波霍里耶幾乎無法發音。一對猶太小戀人，在巴黎玩的小花絮。

回到戰場，有真正戰斗和死亡的地方。1936年9月5日，科爾多瓦。那天下午，卡帕跟拍一隊共和派民兵。在穆里亞諾山一處沒有掩護的坡地，民兵被佛朗哥叛軍的一挺機槍封住了道路。民兵連續三次試圖突破機槍的封鎖，都被像割草一樣撂倒在地。當民兵第四次發起沖鋒，躲在戰壕里的卡帕將他的相機舉過頭頂，他甚至沒有朝外看，就胡亂按下了快門。未曾想，鏡頭和子彈在同一瞬間捕捉到了一位正沖出戰壕的士兵。不幸的主人公叫費德里科·波萊爾·加西亞，頭部中彈，戰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生命定格在24歲。

這張照片18天后首發于《看到了》雜志，照片標題是《倒下的士兵》，攝影師署名：卡帕。《倒下的士兵》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它宣示了攝影是一門勇氣高于技巧的藝術。對于攝影師來說，拍什么比怎么拍重要。卡帕深諳此道，所以他成了擺弄萊卡的但丁和米開朗琪羅。

《倒下的士兵》

《看到了》雜志刊發這張經典照片時，卡帕并不知曉，他甚至不知道那位犧牲戰士的名字。照片也不是卡帕本人沖洗的，他將膠卷直接送回了巴黎。隨后，他又在西班牙逗留了三個月，于1936年12月初回到法國。到了巴黎，卡帕才知道塔羅為他精心杜撰出的名字份量有多重，他的頭銜“攝影師”前面無可挽回地加上了“著名”二字。

卡帕生活的寧靜被兩個因素打破：《倒下的士兵》帶來的名聲，以及非議。有人質疑照片的真假，認為《倒下的士兵》是擺拍照。卡帕是導演，波萊爾是演員。也有人探討照片背后的倫理，認為《倒下的士兵》是在消費一個人的痛苦和死亡。卡帕是獵手，波萊爾是獵物。

最大的爭議則是關于拍攝者，究竟誰拍下了《倒下的士兵》，卡帕還是卡帕的女友塔羅？如果說卡帕始終尾隨著戰火，那么塔羅就始終尾隨著卡帕。至少，在兩人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期間，塔羅拍的照片都沒有署名，要么就是用卡帕的名字。在署名卡帕的照片中，究竟有哪些是塔羅按下的快門？沒人說得清楚。

第二次西班牙之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兩人拍攝的部分照片采用了古怪的署名方式：卡帕及塔羅。那是1937年春天，奧威爾正在韋斯卡前線戰壕里驅趕老鼠。但這一次卡帕及塔羅沒去韋斯卡，他們去的還是安達盧西亞。在阿爾梅里亞，卡帕親眼目睹了一起針對平民的暴行。

那時佛朗哥叛軍圍攻馬拉加，成千上萬的難民逃離城市。他們沿著海岸的道路，徒步前往共和派控制的阿爾梅里亞。數以百計的人，因饑餓和勞累倒在了路旁。攜家帶口的成年人，懇求路過的卡車司機捎帶上他們的孩子，雖然他們知道此一別恐是永訣。3月初的某一天，卡帕正在拍攝撤退的難民。忽然叛軍飛機來襲，它們在難民隊伍上空來回往返、俯沖掃射，彈痕在地面上畫出了別致的線條，最終線條涂滿了難民行經的道路。煙塵散去，尸橫遍野。

卡帕在驚魂未定的人群中穿梭時，一個加拿大人正對著飛機離去的方向罵Fuck。他那輛流動輸血車里貯存的血液，根本不足以救助如此之多的傷者，而且前方還有大批傷兵等著手術。這個加拿大人叫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共產國際醫療隊的成員。不久后，他將受瑞典女友卡莎間諜嫌疑的牽連，被迫離開西班牙。

卡帕與白求恩，共同見證了阿爾梅里亞附近的慘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兩人曾在慘劇現場有過近距離接觸。后來，卡帕甚至與白求恩醫療隊的政委泰德·艾倫成了朋友。不知為何，卡帕及塔羅為此拍下的無數照片中并沒有白求恩的形象。問題不大，兩人交集不限于此。1938年，他們又分頭來到了中國。只是，他們在中國分屬于不同的戰場。卡帕拍武漢會戰的時候，白求恩正在五臺山野戰醫院講授血型鑒定。有些宿命，這個O型血的暴脾氣加拿大人，卻因手術感染而死于敗血癥。中國人永遠記得他。

阿爾梅里亞慘劇當月月底，卡帕及塔羅來到了馬德里，住在佛羅里達酒店。在這棟被叛軍炮彈炸出幾個窟窿的建筑物里，住著一個身材魁梧的美國人，手里拿著他的Logo——裝著威士忌的軍用水壺。匈牙利小子終于見到了他的偶像：歐內斯特·海明威。兩人都給對方留下了完美的初印象，海明威喜歡卡帕的自來熟和幽默感，卡帕則為海明威那種裹挾人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關鍵是，卡帕和海明威都不懼戰火，愿意深入戰壕去報道戰況，而不是躲在后方抄襲前線傳來的戰報。在自傳《失焦》里，卡帕記下了這次朝覲：“我們第一次相遇是1937年，在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當時，我是個靠自由投稿混飯吃的攝影師，而他已經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諢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認其為父了。”這是偉大友誼的開始，此后幾年，“老爹”和卡帕的道路有多次交叉。海明威像樹干，卡帕是藤條，前者成了后者精神上的依靠。每當卡帕的內心沉入大海，海明威總能用自帶的快活明媚將他打撈上岸。算起來，海明威只比卡帕大14歲。

卡帕

同樣是1937年3月，比卡帕初識海明威稍早幾天，馬德里蓋洛德旅館，蘇聯作家愛倫堡也見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而愛倫堡比海明威還要大八歲。與卡帕的印象稍有出入，愛倫堡眼里的海明威是年輕的、精瘦的，以至于10年后當愛倫堡看到相片上那位蓄著花白胡子、身材臃腫的老祖父時，他簡直無法相信。

是的，那時候世界都還年輕。年輕人會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或者錯失些什么。

1937年7月，卡帕回巴黎辦事，塔羅獨自留在馬德里采訪。由此，她照片的署名改成了：攝影師塔羅。早已為人所知的“小紅狐”終于單飛，和卡帕一樣，而且塔羅婀娜的腰身上還多了一件卡帕沒有的東西，左輪手槍。

挎著左輪手槍的塔羅，奔走在馬德里附近的戰場。馬德里西邊的布倫萊特是她最重要的取景地，敵我雙方共有15萬人在此絞殺。戰況之慘烈，觸動了塔羅，她莫名對朋友說：“想起那些極優秀的人在戰爭中死去，你會產生很荒謬的想法，覺得自己今天還活在世上是不公平的。”說這話時是1937年7月上旬，下旬，塔羅兌現了自己說的話。

7月26日凌晨，塔羅在布倫萊特前線拍攝完畢，搭一輛巡邏車回馬德里。與塔羅同行的是泰德·艾倫，白求恩醫療隊的政委。不巧，趕上了叛軍飛機的轟炸。一輛共和派的坦克，可能是為了躲避飛機的掃射，如失控般猛地撞到了巡邏車。艾倫被甩出了車子，腿部受傷。塔羅沒被甩出車子，但身體被擠扁，腹部被撕開，她嘴里喃喃著“我的相機”……

次日，人在巴黎的卡帕隨手翻閱《人性報》，里面有一則來自西班牙的簡報：法國記者塔羅小姐，在布倫萊特的戰斗中被打死。讀報人呆若木雞。

發明“卡帕”的人死了，卡帕的一部分也隨著她一同死去。兩周閉門絕食之后，卡帕從此嗜酒如命。

酒能讓他微笑著面對生活，但世界并未因他的微笑而變得更好。中國之行，武漢淪陷。再度回到西班牙，局勢已岌岌可危。卡帕來西班牙的初衷，是為了拍攝共和派的勝利。可笑的是，收入他鏡頭的卻是共和派的失敗，不斷的失敗。卡帕關于西班牙內戰的最后一組照片，拍攝于1939年1月28日。冬日的寒風中，一排被打敗的共和派士兵，在一位憲兵的帶領下跨境進入法國，被丟棄的武器裝備已經堆成了一座小山，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絕望。卡帕隨著士兵一起離開了西班牙，身后的土地是他心中的一座墳。

三、有人在單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視著你

1937年3月，愛倫堡在馬德里蓋洛德旅館初次見到海明威，其實是一場偶遇。海明威到蓋洛德旅館真正要見的人，叫亞歷山大·奧爾洛夫。此人的公開身份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蘇聯顧問，實際職務是內務部駐馬德里情報站站長，老大哥在伊比利亞半島的總代理。對奧威爾政治傾向的差評報告、對馬統工黨領袖安德烈斯·寧執行死刑的命令、對白求恩女友卡莎的間諜調查結論，都由奧爾洛夫簽署。當然，上述人等對此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世上有這么一個人，在單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視著他們，并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奧爾洛夫對海明威的研究，始于兩年前。海明威在《新群眾》雜志發表了《誰殺死了老兵》一文，硬漢在文中怒斥美國政府全然不顧勞工死活。更讓奧爾洛夫感興趣的，是海明威在左翼文人圈子里的巨大號召力。就像卡帕所說，海明威能讓人不由自主產生模仿的沖動，行文、語氣、表情，乃至是口頭禪。

奧爾洛夫決心將海明威爭取過來，一次難度不遜于策反劍橋五杰的操作。他在蓋洛德旅館約請了海明威，此處實際上是蘇聯駐西班牙大使館的俱樂部。一個離戰火只有幾公里卻安然無恙，且永遠不缺魚子醬和伏特加的地方。他們的牽線人是荷蘭籍紀錄片導演、至死不渝的共產黨人尤里斯·伊文思。

此番現身馬德里，是內戰爆發后，海明威的首度西班牙之行。他要為共和派拍攝紀錄片《戰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伊文思是海明威的合作伙伴，另一位合作伙伴是小說家多斯·帕索斯。

1937年在西班牙的海明威（中）

這是一個奇異的制片組合。海明威一心撲在紀錄片的拍攝上，不斷跟著共和派部隊往前線跑，甚至沖到了兩軍對壘的無人地帶。他與其說是一位記者，不如說是一位兼職采訪的老兵。在海明威的戰地記者生涯里，他保持了全勤的參戰紀錄，并在多數戰斗中親手殺過敵人。伊文思則負責開列采訪清單，擬定路線，安排交通，保管設備，分配物資，并時不時地提醒海明威：管著點多斯·帕索斯。

多斯·帕索斯是團隊里的異數，他對拍攝共和派似乎熱情不高，他真正的興趣是揭開好友羅夫萊斯死亡的真相。羅夫萊斯是西裔美國人，內戰爆發時他剛好在馬德里，便留下來為共和政府服務，擔任共和政府與蘇聯顧問之間的口譯員。1936年秋，羅夫萊斯突遭秘密警察逮捕。年底，他作為“法西斯的探子”被處決。但多斯·帕索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羅夫萊斯是被俄國特工滅口的，他知道太多共和派與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秘密。

羅夫萊斯，是打在海明威與多斯·帕索斯之間的一個楔子。致命的爭吵，發生在1937年5月11日，攝制組完成西班牙前線的拍攝，回到巴黎。海明威清楚，由于多斯·帕索斯的調查，攝制組帶回美國的必定不僅是共和派浴血奮戰的影像，還有關于羅夫萊斯之死的內幕。海明威質問多斯·帕索斯：“你準備就羅夫萊斯的事對公眾說些什么？”多斯·帕索斯反問：“如果一面為捍衛公民自由而戰，一面又在破壞公民自由，這一切有什么意義？”海明威丟下一句：你他媽扯淡！

海明威并不知道，在他和多斯·帕索斯之間，除了羅夫萊斯，還有一個更大的楔子，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就在與海明威爭吵前幾天，多斯·帕索斯在巴塞羅那見到了奧威爾，他剛剛結束了在波利羅馬電影院塔樓的蹲守。作為失敗的無政府主義一方，奧威爾向多斯·帕索斯講述了“內戰中的內戰”的真相：人們在報紙上看到的都是謊言。多斯·帕索斯發現，奧威爾“臉上有一種病態的憔悴”。

巴黎爭吵之后，海明威與多斯·帕索斯分道揚鑣。1937年夏天，當《戰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在美國各地巡演，致謝的制片團隊里不見了多斯·帕索斯的身影。

1937年9月，海明威重返西班牙。但伊文思沒來，荷蘭人受共產國際派遣，前往中國。與海明威同行的是女記者瑪莎·格爾霍恩，一位身材苗條的金發美人。內戰期間，海明威四次西班牙之行，格爾霍恩全部陪同，后來她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這一次，奧爾洛夫為海明威作了特殊的安排。他親自在貝尼瑪米特秘密營地款待了海明威，并促成了海明威對阿爾凡布拉的探訪。在那里，海明威與共產黨游擊隊共度了四天時光，并參加了游擊隊襲擊叛軍火車的行動。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即以此為背景。書中，作家對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時間進行了微調，主人公羅伯特·喬丹炸橋的地點改在了瓜達拉哈拉，時間前移至1937年五月底的一個周末。對對表，脖子中彈的奧威爾那時正在醫院里打嗎啡鎮痛。

對阿爾凡布拉的探訪，加深了海明威對奧爾洛夫的信任。兩人的下一次見面在1937年11月，蓋洛德旅館舉辦的十月革命20周年紀念酒會。海明威借著酒勁，熱忱謳歌了共和黨人和國際縱隊。魚兒快上鉤了。但情報人員的本能告訴奧爾洛夫，雖然海明威堅決支持共和政府，擁護共產國際，可他只能算是一個有良知的人道主義者、精力旺盛的戶外愛好者。從個性上說，海明威絕對不是一個能派上大用場的間諜。垂釣者奧爾洛夫當時并未收線抬竿。

最終，代表蘇聯內務部正式招募了海明威的，是長期潛伏美國的老布爾什維克雅各布·戈洛斯。時間大約是1941年初，海明威和新婚妻子格爾霍恩動身來中國前。根據公布的內務部檔案，該叫他“阿爾戈同志”。

而蓋洛德旅館的十月革命酒會，是奧爾洛夫與海明威的最后一次見面。斯大林大清洗的浪潮席卷而來，情報機構本身也未能幸免。1938年8月，已經嗅到死亡氣息的奧爾洛夫帶著家眷逃亡美國。此一去，隱姓埋名15年。

1953年，也就是海明威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前一年，美國《生活》雜志開始連載《斯大林肅反秘史》一書，書的作者正是亞歷山大·奧爾洛夫。斯大林逝世了，他曾經的代理人終于現身。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胡佛惱羞成怒，下令對奧爾洛夫進行審訊。然而，奧爾洛夫只是表達了對斯大林的不滿，卻保守了他在歐洲從事情報工作的所有秘密。其中，就包括他與海明威的交往。

隱身美國的15年里，奧爾洛夫應該還是那個站在單向玻璃背后的人。此時的他，不屬于任何組織，也不肩負任何使命，他在進行一種高度個性化的偷窺。對于海明威的一舉一動，他更是洞若觀火。1940年，海明威新作《喪鐘為誰而鳴》出版。在這本被伊文思批為“退回原來非政治視角”的小說中，有個人物叫伐洛夫，他的原型就是奧爾洛夫。海明威并不知道，奧爾洛夫在悄悄地看著他，也在悄悄地看著他寫的書。

《喪鐘為誰而鳴》

奧爾洛夫的失蹤，并不影響海明威為西班牙而戰。拿海明威自己的話說，他“如此氣急敗壞地充滿正義感”。可他的熱情，無法阻止共和派在戰場上的頹勢。1938年10月，國際縱隊解散，外國志愿兵將各奔東西。在巴薩羅娜舉行的送別游行上，“熱情之花”多洛雷絲·伊巴露麗發表了不負她綽號的演說：你們可以驕傲地踏上征程！你們是傳奇！

與此同時，海明威卻在瓦倫西亞的旅館里失聲痛哭。他知道，那些因正義感而來西班牙參戰的家伙，將奔赴更兇險的前程。事實如此。來自英美的志愿者可以回家，但會因左翼傾向而受政府懷疑；來自蘇聯的志愿者也可以回家，但許多人回家后死于大清洗；而來自德國和意大利的志愿者，無家可歸。

國際縱隊解散不久，海明威最后一次離開了西班牙。此后，他在基韋斯特那棟西班牙風格的小樓里，守望著西班牙共和國走向末日，滿心悲愴。《喪鐘為誰而鳴》開始動筆：誰都不是一座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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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奧威爾是一座孤島。西班牙內戰期間，他與介入其中的左翼文人接觸不多，與海明威、卡帕等人沒見過面。他扮演了一個局外人的角色，他甚至是自己的旁觀者。超然視角，使得奧威爾能從高亢話語中看到危險的細節，看到意志因過于強大而強加于人的傾向。由此形成的不安和恐懼，纏繞了他一生。

根據海明威的單方面記載，在二戰臨近結束的1945年2月，他與身為戰地記者的奧威爾在巴黎麗茲酒店終于見了一面。依然那么憔悴的奧威爾，向海明威借了一把手槍，因為他懷疑俄國人在追殺他。這是西班牙內戰留下的創傷記憶。

內戰時期的西班牙，曾像一家生意興隆的青年旅舍。各地的年輕人，在此進進出出、來來往往。時間摹刻下了他們交錯和疊加的軌跡。入住旅舍的年輕人，都不愿意自己被命運擺布。現在，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

奧威爾、卡帕、海明威，都曾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進入西班牙，他們共同的敵人是佛朗哥。但當他們走出西班牙時，都一臉失意。他們為之奮斗的一方，沒能成為內戰的勝利者。相反，他們之間卻因黨派偏見而勢如水火，曾經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兵戎相見。理想散落，無人撿拾。

加繆說，在西班牙，人們認識到，一個人可以是正義的，但仍會被打敗。西班牙發生的事，是一場純粹個人意義上的悲劇。

奧威爾、卡帕、海明威的結局都有悲劇的因子。奧威爾于1950年1月因肺結核病逝，一個與恐懼一樣，終身困擾他的問題。他是三個人中死得最早的，也是唯一壽終正寢的。卡帕于1954年5月在越南采訪時不慎踩雷身亡。畢生追逐戰火和死亡的人，在戰火中見證了自己的死亡。但這一次他沒來得及按快門。海明威于1961年7月在家里用獵槍打爆了自己的頭。從不屈服于命運的硬漢，在他死前的20年，發現人生被一張無形的大網所籠罩，難以擺脫，也難以言表。于是，他以自主選擇死亡的方式來證明命運并非無所不能。

純粹個人意義上的悲劇，對于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尤甚。

參考書目：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喬治·奧威爾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杰弗里·邁耶斯著， 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版

《卡帕傳》，阿列克斯·凱爾肖著，海南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失焦》，羅伯特·卡帕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作家、水手、士兵、間諜：歐內斯特·海明威的秘密歷險記》，尼古拉斯·雷諾茲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喪鐘為誰而鳴》，歐內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

《流動的盛宴》，歐內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斯大林肅反秘史》，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伊利亞·愛倫堡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維利·勃蘭特傳》，維·赫·德拉特著，商務印書館1989年12月版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倪慧如、鄒寧遠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