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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熟人社會,為什么我們更容易遇到“陌生人的善意”?
原創 維舟 維舟

最后狗是找到了,中間有五六個人都說沒見過,但監控錄像證明其實他們都見過:不讓貼尋狗啟事的老婆婆當時就眼看著小狗走丟;把小狗從家里叫出來的女人謊稱自己沒見過狗;抱走柯基犬的男人直到主人找上門仍然矢口否認,直到出示監控證據才承認,只是他又大意,導致狗子反被偷;而說“樓棟不能養狗”來拒絕事主探問的,最終證明就是剪掉繩子偷走小狗的人;只有一個孩子坦誠說自己見過。
很多人看完這個故事后,都說感覺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的確,如果把狗替換成一個孩子,這就是一個恐怖推理故事了——甚至不用替換成孩子,也已足夠恐怖了。在這里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員冷漠”的社會形態,即便人們都知道一點真相,但第一反應都是拒絕提供任何線索和幫助,甚至有意無意中幫嫌疑人保守秘密。可以說,對犯罪者而言,簡直沒有比這更理想的社會了。

王小波在小說《尋找無雙》中其實早就講過類似的故事:王仙客回到長安宣陽坊,尋找自己的未婚妻無雙,但發現多年前居住過的無雙家已經被封,而所有鄰居都矢口否認這里住過無雙一家。盡管王仙客在這里住過多年,也清楚地記得事實如何,但鄰居們卻就是不承認,相反說原址是尼姑庵或道觀,種種虛假的說辭不一,眾口一詞告訴王仙客:你的記憶錯了。當王仙客仍不放棄時,他又被罵為前來惹是生非的“奸黨”。對宣陽坊的王安老爹來說,坊里每家的底細都一目了然,“但是現在多了一個王仙客,來找一個不存在的無雙,這件事叫人一想都覺得麻煩”。
王小波犀利地洞察到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病灶:“怕麻煩”三字就是“全員冷漠”背后的基本社會心理。與其說這些人罔顧事實、撒謊成性,不如說是“怕事”,因而他們不是面對真相,而是首先在意“這真相是否會給我帶來麻煩”,這樣,人們遇到問題的第一反應就是推卸責任,避免牽扯,免得惹事上身,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向來是很多中國人明哲保身的處世之道。

像這種“怕麻煩”的心態,其實更多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就像我曾說過的,人與人之間一向缺乏連帶感,甚至可以問:一方面,人們在自己親族、熟人的圈子內關系極為緊密;而另一面,他們對超出這個圈子的任何人都難以共情。
在尋狗的這個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心態:像那個門衛大叔,如果不是因為曲里拐彎地還沾點關系,恐怕就算狗主人找到崩潰也不會吐露半個字,允許他進家屬院找狗。換言之,這些人的共情能力很低,你再焦慮,他們卻毫無感覺,反倒覺得你這樣帶來了麻煩,除非礙于關系才肯幫忙。
這樣,萬一遇到什么事,如果你沒點關系,那就處處遇阻,寸步難行。說到底,這些人關心的只是與自己“有關系”的小世界,小世界內部往往倒是互幫互助關系融洽,但不屬于其中的任何他人的死活都與自己無關,他們可以用任何理由來把你打發走。
這不是沒有共情,而是“有選擇地共情”:人們只和自己有關系、有利益交集的人共情,且關系越緊密,共情越強——別看有些人對陌生人的處境無動于衷,但他為了自己兒子說不定愿意上刀山下火海。也正因此,如今那種隨隨便便就可以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社會的現狀并不是偶然的,對這些人來說,為什么不呢?難道你慈悲為懷,別人就不這么對待你了嗎?
越是散沙化的傳統熟人社會中,這樣的現象越是常見,但平心而論,很多人之所以習慣性地訴諸于冷漠,也是因為曾經吃過虧。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之所以激起社會嘩然,就是因為這觸及到了全社會的痛處:好心攙扶老人反被訛,以后誰還敢做好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訛人的老人與其說是壞,不如說也是基于那個對陌生人缺乏共情的熟人社會邏輯:如果不是你肇事,你為什么幫忙?換言之,這個邏輯無法理解陌生人的善意。
乍看來,這似乎是令人絕望的:習慣性地不共情既是因為舊有的社會文化基底,又是因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現實中像彭宇案這樣的事讓無數人寒了心,其結果,卻又形成惡性循環,有可能造成一種“人人反感冷漠,卻又人人冷漠”的奇怪狀態。
這樣的怪圈可以打破嗎?我相信,它很可能正在被打破的進程中。因為隨著原先那種熟人社會的解體,每個獨立出來的個體才能逐漸在社會互動中學會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他人,同時更能理解并接受陌生人的善意。很多時候,那其實并不麻煩,真正麻煩的是我們如何破除那種強大傳統心態所遺留下來的詛咒。
原標題:《全員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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