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萌教授長期從事清史、滿族史研究，一向重視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的結合。2001-2019年二十年間，從事清朝史跡調查80余次。近期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清朝遺跡的調查》收入調查報告15篇，即其中第一批成果。本文系新書前言，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清朝距今最近，遺跡留存最多。中外學者有關清朝遺跡的調查內容豐富，成績斐然。我從2001年起開始從事清朝遺跡調查，重點是滿族史跡，迄今已整整20年。20年時間不算短，因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文獻研究上，田野調查只是時斷時續。但集腋成裘，積累的報告也有數十篇之多。收入本書的15篇，只是初步成果，更多報告仍有待來日。

一、田野調查的緣起

對治史者而言，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從來是相得益彰之舉。中國史學自司馬遷憤而著 《史記》，左丘明盲而作 《左傳》，即形成記傳與編年兩大修史系列。司馬遷20歲壯游江淮，為了解韓信事跡，不僅實地考察楚漢古戰場，還親自踏訪韓信故鄉淮陰，因有“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 的記載。他記錄荊軻刺秦王悲壯場景，進而否定 “荊軻傷秦王” 傳聞，并說 “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俱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夏無且是秦王御醫，當事者之一。這說明，史家著述，從來離不開實地考察和采訪。降及明清，徐霞客、顧祖禹均以注重田野調查稱名。

清朝入關，開始注重本朝史跡調查。滿洲皇帝敕修 《滿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初集》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諸書，均采擷實地調查和口碑資料?？滴醯蹫槔L制 《皇輿全覽圖》，派遣耶穌會傳教士杜美德、雷孝思等，與滿洲官員深入長白山和松花江流域進行大范圍地理測繪。又派遣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內大臣吳默納前往長白山進行實地踏勘。

在清代入華各國使臣中，朝鮮使臣留下的旅行記多達百余種，泛稱 “燕行錄”，其中收錄大量實地調查與采訪資料。1808年，日人間宮林藏奉幕府之命潛入清朝屬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一帶探查。返國后撰寫 “踏察報告”，記錄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一帶地理、民族、風俗和沿途見聞，以及清政府對該地區管轄情況。

晚清曹廷杰，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對黑龍江流域民族、歷史、地理、古跡、社會經濟作全面調查的學者。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他受命考察東北邊防，由三姓起程，經松花江徐爾固入俄國境，沿黑龍江抵東北出?？冢疾旌邶埥掠蔚貐^。對永寧寺碑和奴兒干都司衙署遺址的考察，為論證明代東北疆域提供了有力實證。然后溯江而上至海蘭泡，又沿江而下至伯力，溯烏蘇里江至興凱湖，經紅土巖，復由旱道至海參崴，再乘海船到巖杵河口。前后考察129天，往返路程16萬余里。十一月回到吉林營中。隨即寫成《西伯利亞東偏紀要》，繪圖8幅。又撰《東三省輿地圖說》，諸如“國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吉江二省舊地現屬俄國東海濱省各處屯站數目”“賞烏綾說”“使犬部說”“赫哲喀喇說”“額登喀喇說”“貢貂諸部說”“特林碑說”等篇，多與清朝遺跡相關。

真正科學意義的田野調查，是伴隨近代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的興起而為史學研究者所借鑒。就清史、滿族史研究領域而言，20世紀初，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內藤虎次郎（號湖南）在中國開展調查，已屬史學范疇。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包括大量關于清末北京旗人（主體為滿族）的調查內容。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以日本帝國主義覬覦、侵略中國為背景，對中國東北、華北、內蒙古等地展開大范圍調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輯《滿洲舊慣調查報告》等書，搜集大量有關東北地區民族與社會資料。東北地區主要有漢族、滿族、蒙古族、朝鮮族、俄羅斯族、回族等民族，呈現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雜居兩種形態。偽滿時期，編纂《滿洲家族制度慣習調查》第1、2卷，包括滿族、蒙古族、漢族、回族家族制度的內容、特點、習俗異同、民族關系，以及滿漢雜居資料。

俄羅斯學者C.M.希羅科戈羅夫（史祿國）《滿族的社會組織——滿族氏族組織研究》，以20世紀初在黑龍江等地通古斯語諸族（主體為滿族）中進行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結合文獻史料，撰為此書。И.А.拉帕金《奧羅奇——滿族的近親》，是有關奧羅奇（鄂倫春）人的調查報告，其中關于氏族組織、管理機制、薩滿教信仰的資料，對追溯滿族早期社會提供了有益借鑒。

民國年間關注滿族問題的學者堪稱鳳毛麟角。30年代，社會學家李景漢 《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披露了北京西郊貧困滿人潦倒的生活。民族學家凌純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于1931年，對赫哲族社會歷史文化宗教語言作了全面調查，對研究滿族早期社會亦有參考價值。

自80年代起，在中國學者的參與下，日本學者對東北三省清朝遺跡開展新一輪考察。這一歷時多年的大規模學術活動成果，收入細谷良夫教授主編 《中國東北部的清朝史跡》一書。作為日本滿族史研究會?？摹稘M族史研究》（早期稱《滿族史研究通訊》），迄2019年已出版18號。其中除刊載專論、書評、訊息，還收有中日學者關于滿族及今俄羅斯境內與清史相關遺跡的調查。日本學者還與俄羅斯學者合作，對俄羅斯遠東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明清史跡，進行大范圍調查。

2003年起，法國學者利用乾隆《京城全圖》從事寺廟歷史調查。該圖是在耶穌會士參予下繪制的北京城圖，運用了當時最先進測繪手段。法國學者根據《全圖》，對照內城1000余處寺廟逐一進行考察，包括每座寺廟的歷史沿革、建筑布局，并搜集相關碑刻、地方志、檔案、契書及口述資料，重點探討城市中寺廟與居民關系。已出版4冊，還有11冊將陸續出版。這種長時段田野調查與研究，繼承了歐洲史學工作者的優良傳統。

在中國，大規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語言文字調查始于50年代初，一直延續到60年代?！稘M族社會歷史調查》，系《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書之一。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始于1958年，1963年將各地調查報告加工整理付印，1985年正式出版，包括北京市、陜西省西安市、內蒙古、甘肅省、寧夏銀川市、新疆、四川成都市、廣東省廣州市、山東省益都縣以及河北省、東北三省等地滿族聚居區調查報告。

《滿族社會歷史調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學術研究日趨繁興。80年代起，清史、滿族史研究者開展東北史跡調查，重點是滿族肇興史。史學研究的繁榮與田野調查的開展交相輝映。在滿族人口最多的遼寧省，有傅波主編 《撫順地區清前期遺跡考察紀實》、撫順市社會科學院主編 《撫順清前期史遺跡與人物考察》、孫誠等主編《建州女真遺跡考察紀實》 的出版。這些調查，均由當地文史工作者完成。他們對本地社會歷史以及地理環境了如指掌，豐富了學界關于

滿族入關前史的認識，并且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一書，由中美學者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合作完成。其特點，一是將田野調查與人口統計、歷史文獻相結合；一是將移民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熔為一爐。北京地方史工作者馮其利自80年代起，四處尋訪線索、查閱資料、實地踏勘。十幾年間走訪京郊80余處王爺墳、訪問數以百計村民、看墳戶，積累了大量一手資料。1996年，出版《清代王爺墳》，記錄諸多王位世系、園寢規模、損毀經過、墓主史事。楊海山《京郊清代墓碑》一書，系作者通過長期田野調查，抄錄整理清代墓碑碑文的結集。是書收錄碑文183篇，多為以往文獻所缺載。

圍繞滿族某一家族、專題或特定區域展開的調研成果較多。金啟肒 《滿族的歷史與生活——三家子屯調查報告》，系作者1961年到黑龍江富裕縣達斡爾柯爾克孜友誼鄉三家子滿族屯調查成果，包括地理、社會、歷史、經濟生活、家族組織、宗教信仰、滿語滿文等內容。楊發清《關于本溪滿族歷史及現狀的調查報告》，何曉芳、張曉瓊 《新賓上夾河鎮腰站村清皇室后裔調查紀實》，李天錫、粘國民《福建省晉江縣龍湖鄉粘氏滿族情況調查》，韓旭等 《五常營城子村京旗滿族文化調查》，蘇淮等《吉林省烏拉街鎮滿族文化現狀調查》，雋成軍《清代柳條邊吉林邊墻的調查與再認識》，黃兆桐《關于納蘭性德在上莊地區史跡的調查報告》，北京市民委等單位聯合調查組《北京市海淀區火器營滿族社會調查報告》，定宜莊、胡鴻保 《鷹手三旗的后裔——對北京市喇叭溝門滿族鄉的調查與思考》等，從不同角度豐富了人們關于各地滿族歷史與現狀的認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 《民族文化習俗及薩滿教調查報告》，是一部關于少數民族社會習俗、主要是信仰習俗的調查報告。此外有關薩滿文化、祭祀民俗、瀕危語言滿語的調查很多，不再縷述。以上掛一漏萬的介紹，足以反映清朝遺跡尤其是滿族歷史現狀調查的成就，并彰顯今后發展的起點。

目前，海內外學界開展的田野調查涉及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等諸多領域。這些成果，均值得學習、借鑒。

二、田野調查的概況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向是史家倡導開闊眼界、豐富見識的好辦法。2001年起，我與細谷良夫教授合作，開始從事清朝遺跡調查。20年（2001-2020）間，與細谷教授共同調查50余次。前期調查，有王禹浪教授、綿貫哲郎等參加；后期調查，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張永江教授等中外學者參與。另外，自2013年兼任吉林師范大學教授以來，與碩博士研究生合作或自己獨立調查約30次，總計80余次。足跡遍及全國除西藏以外大部分邊疆民族地

區，收獲豐碩。調查重點：

1、八旗駐防遺址與滿族聚居地。對全國范圍內清代大、中型駐防城遺址，作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系統的調查。主要四條線：

長城、河西走廊、新疆線：右衛 （山西右玉）、綏遠 （內蒙古呼和浩特）、銀川 （寧夏）、永登 （甘肅莊浪）、涼州 （武威）、哈密 （新疆）、巴里坤、奇臺、烏魯木齊、伊犁三大營 （溫泉察哈爾、察布查爾錫伯、昭蘇厄魯特、另有索倫營）；喀什，莎車、塔城。包括長城內側的太原 （山西）、西安 （陜西）。

長江線：成都、荊州、南京、鎮江。

運河線：杭州、乍浦、南京、青州、德州。

東南沿海線：福州、琴江、廣州、泉州。

清代山海關外東北地區亦設八旗駐防，但情況比較特殊。2013年以來，利用在吉林師范大學任教機會，對明代女真遺跡，以及清代東北地區滿、蒙、錫伯等族史跡，進行了廣泛調查。重點調查地有：遼寧沈陽、撫順、本溪、大連、金州、海城、廣鹿島、丹東；吉林四平、吉林市、前郭、琿春、延邊、集安；黑龍江哈爾濱、黑河、舒蘭、阿城、肇源、興凱湖、虎林等。

迄至今日，昔日八旗駐防地多數已演變為滿族聚居地。開展對八旗駐防遺址調查，不僅有助于清代八旗史研究，對研究滿族史、滿漢關系史亦有特殊價值。

2、“三藩”與南明史跡：細谷良夫教授長期從事“三藩”史事首先是尚可喜一族研究。將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緊密結合，是細谷教授的重要特點。為此，對遼寧、北京、河北、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地 “三藩”與南明史跡，進行了系統考察。

3、關隘與古戰場：長城關隘：河北紫荊關、獨石口、張家口、喜峰口、鐵門關、潘家口、古北口、居庸關、山海關；山西殺虎口；貴州婁山關；四川康定 （打箭爐）、雅安。古戰場：后金時期薩爾滸古戰場、遼寧桓仁清河城、康熙烏蘭布通古戰場 （內蒙古克什克騰旗）；乾隆大小金川古戰場 （四川小金縣、金川縣、丹巴縣），與之相關的遺跡有北京香山健銳營、紅旗村番子營。

山海關

4、邊疆民族歷史文化：清代滿族史與邊疆各民族史關系密切。因此，我們在對八旗遺跡與滿族聚居地進行重點考察同時，兼及北方、西北、西南、東北邊疆地區各民族歷史與文化，包括寺廟、茶馬古道、古鎮、古村落、土司衙門（諸如貴州遵義楊氏海龍囤“播州土司”古城遺址、廣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甘肅永登魯土司署、云南梁河南甸土司署、湖北恩施唐崖土司遺址等）。

5、中原地區歷史文化：清朝定鼎北京后，以此為中心，與各地構建起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通、商貿等方面的龐大網絡。

大運河是連接南北要道，清廷與京師中央各衙署、八旗禁旅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我們重點考察北京通州、浙江杭州運河兩終端，兼及山東德州南運河、聊城等地運河遺跡。

陸路通道：河北雞鳴驛、宣化、張家口、張北、承德；內蒙古呼和浩特、正藍旗、赤峰、多倫、錫林浩特、東烏旗、西烏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扎魯特旗、阿魯科爾沁旗；陜西西安周邊及西南地區；河南南陽、內鄉、社旗；山西太原、大同、右玉；四川成都、重慶、都江堰、臥龍以及川西藏區；廣西西江流域諸多城鎮；貴州遵義、貴陽等地；浙江福建交界處仙霞嶺、廿八都等地。沿途古鎮、山陜會館、寺廟。

衙署：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南陽府署、內鄉縣衙；內蒙古呼和浩特將軍衙門、恪靖公主府；新疆伊犁將軍衙門；遼寧金州副都統衙門、鳳城城守尉衙門；張家口察哈爾八旗衙門，吉林烏拉總管衙門。

6、江浙地區辛亥革命史跡：杭州、鎮江、南京、紹興、寧波、湖州、金華、衢州等地博物館、會館、古鎮、學堂、衙署；廣西金田太平天國遺址；廣東、江浙等地革命黨人紀念地、孫中山等人故居。

7、域外史跡：東北白山、黑水間的廣袤疆域是滿族先世生息繁衍之地。明末清初，滿洲人崛起建國，進而統治中國，乾隆年間形成龐大疆域，匯聚眾多民族。與此同時，與周鄰諸國和民族的關系也在發展。近代以來，清朝積弱積貧，沙俄伺機鯨吞東北大片領土。凡此種種，就造成一部分滿族故地和清朝史跡、文物淪為他國之手的狀況。故而，對域外清朝遺跡和文物進行調查，也就成為不可推卸的責任。主要有：俄羅斯遠東地區海參崴 （符拉迪沃斯克）、海蘭泡 （布拉格維申斯克）；朝鮮會寧；韓國首爾，日本北海道、九州等處博物館、地方民俗館所藏明清文物、文獻（如九州愛新覺羅神社、平戶鄭成功家族遺跡與遺物、明清中日海洋貿易相關史跡，北海道“蝦夷錦”、蝦夷族文化等）。

調查過程中，拜訪故老，踏勘史跡，搜集文獻與口碑資料，并拍攝大量照片。通過調查，加深了對清朝歷史首先是滿族聚居地歷史與現狀的認知，有助于把握不同地區或不同時期滿漢關系變化與特點。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獻進行初步研究。迄今，發表調查報告10篇（3篇與細谷良夫教授合作）。更多報告，有待充實整理后陸續發表。

三、田野調查的感受

1.在長期調查中，與細谷先生朝夕相處，同甘共苦，形成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中國話：“忘年交”）。無論治學還是待人處事，深受先生熏陶。

細谷先生一次在吉林師范大學的報告中，曾總結自己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的特點：即使有大量實地照片，仍堅持每天寫考察日記；不僅對有遺跡的地方進行考察，即使對那些據說遺跡無存的地方也要親眼看一看，并從中有所發現。先生一向喜歡爬山運動，攀登過許多名山，如勘察加半島、喜馬拉雅山，“最喜歡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在田野調查中幾十年如一日，工作態度認真細致，一絲不茍，不管身體多么勞累、環境多么困難，不改初衷。富于探險精神，保持堅忍毅力。

實地考察，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考察，環境一般比較艱苦，有時還遇到人為障礙。先生無論遇到何種窘境，從來坦然面對，不慍不躁。對隨行晚輩如我等則態度溫和，毫無遷怒之色。對大自然的一切，無論是魁偉的雪山，洶涌的江河，深邃的藍天，變幻的白云，還是爛漫山花，均懷抱一顆摯愛之心。最難忘先生斜臥在草地上，手握相機，焦距于星星點點幾朵小花的情景。美麗不以平凡而遜色，生命不以纖細而卑微。借助考察，不僅加深了對研究對象的認知，還領悟到許多人生哲理。

細谷教授曾談到長期從事史學研究的一個心得：對歷史資料始終持懷疑態度，經常提出質疑，史書為什么要這樣寫（人或事），而不那樣寫；如果換個角度考察，或者發出質疑，會有哪些新發現。這使我想起先生一再征引的名句：“歷史總是勝利者寫的。”先生研究“三藩”、研究楊起隆之變、研究三藩之一的尚氏家族，均重在揭示官修正史背后的真相。如對尚之信以“反叛”罪被殺，乾隆年間又被平反問題的考證，認為冤案背后掩藏了清廷陰謀。先生認為，實地考察可以校正史書記載。如明人記載赫圖阿拉城內外居數萬人，通過實地考察，發現城內面積有限，根本容納不了大量人口。先生說，不但對文字史料要持懷疑精神，對歷史 遺跡同樣應抱審慎態度。并舉1905年（內藤湖南）、80年代（神田信夫等）、21世紀初（細谷良夫等）前后3次對赫圖阿拉城的考察圖片為例，說明當事者基于無知或實際功利的需要，往往會對歷史遺跡加以“改造”。在長期田野調查中，造偽例子屢見不鮮。總之，無論治學、做人，還是生活態度，先生之于我都堪稱楷模。

2、田野調查，要密切結合自己的研究。田野調查，具有多重價值。首先，補充已知文獻的不足，搜集民間收藏（家譜、文書、繪圖）、口碑資料、圖片。其次，加深對歷史現象的理解 （如通過對各地駐防遺址的考察，提升對八旗駐防制度的整體認識）。再次，發現新問題，開展相關專題研究（我對俄羅斯旗人、滿洲皇帝奶媽、朝鮮旗人安氏、八旗會館等問題的研究，皆緣于田野調查的啟發）。田野調查還具有補史 （如關于海西女真輝發、葉赫等部考古新發現）、證史（如澄清學界關于葉赫東西城城主之爭問題）、疑史、明史的作用。

田野調查，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點。2019年11月，我參加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舉辦的學術對話：“明清體制與田野研究范式?！睂υ捴姓劦侥媳狈綄W者田野調查方法的異同，以及調查“范式”的有無問題。我認為，南北方學者，除了要遵循史學研究基本規范，在調查宗旨、調查重點、調查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并沒有普遍適用的“范式”。

長期以來，我研究清史的側重點始終是滿族史與滿漢關系。我在《清代北京旗人社會》緒論中明言：“本書關注的重點，并非高踞社會頂端的極少數滿洲皇室和貴族，而是居旗人群體絕大多數的中下層?！边@是本書定位，而把握這一定位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民間文本。所撰論文，重點利用民間契書與碑文。碑文除取自《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不少是在京郊踏訪寺廟時親手抄錄?！锻乇緟R編》清代部分共計30冊，內容基本限于北方，尤以北京城內外居多，其中有關旗人（主體為滿族人）史事者，約占一半。至于北京契書，僅近代史所就藏有4000多件。國圖、科圖、首圖、首博、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收藏房契、地契為數更多。可知，不僅北京一地收藏的檔案、文獻之多可用汗牛充棟來概括，即使就民間文本收藏來說，也絕不遜色于南方。

南方學者從事區域史研究，或把田野調查做為重點，不斷把研究推向深入。而北方學者研究清史，如果忽視不斷刊布的檔案文獻，尤其是以往被束之高閣的滿文檔案，研究難免滯后。所以我想，在各自研究中，無論就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對民間文本的重視程度，還是研究專題的選擇，關注的角度，南北之間存在差異也順理成章。

南方學者的田野調查作得深入細致，成果豐碩。研究生在老師組織下參與田野調查，逐漸培養學術梯隊，形成學術傳統。積累的豐富經驗，值得北方學者學習。

我現在經常帶師生到基層走走，但田野調查在研究中只是一項輔助性工作。20年間，出版的清代文獻汗牛充棟，包括滿文、漢文、蒙古文檔案的大量影印出版，可是只有很少一些人在潛心研究。我指導的博士生，不會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田野調查上。他們利用清代中央和地方檔案，研究清史與滿族史、邊疆民族與民族關系等專題，可以取得出色成績。一位博士生，利用《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研究清代東北“南?！眴栴}。東北“南海”地理概念，指今俄羅斯海參崴一帶。因烏蘇里江一帶廣大疆域在咸豐年間被沙俄割占，國人現在只知道海南島以南的南海，卻不清楚元明清時期，北方還有一個南海。這么重要的一段歷史，一定要讓國人知道，要用滿文檔案作研究。所以我和幾個師生專門去了一趟海參崴，乘游船在周邊海域轉了一遭。清代從琿春到海參崴沿海分布著14個島，稱“南海十四島”。是八旗官兵每年巡邊的固定路線。早在《清太宗實錄》里，就記載其中一個島叫熊島，滿語稱勒夫（lefu）島，位于海參崴東南。關于這段歷史，現在俄國學者有意無意地加以抹殺，國人幾乎懵然不知。我們有責任去實地考察，寫成調查報告，披露歷史真相。

我在調查報告中，還記錄從吉林琿春到朝鮮會寧的考察。會寧位于朝鮮東北境，與琿春隔圖們江相望。元末明初，曾是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兒（孟特木）長期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一個多年的夙愿，就是到會寧去實地看一看。2018年終于如愿以償，組織了一次往會寧的自費旅游實際是去調查。到實地一看，會寧只有北朝鮮第一代革命領袖金日成夫人紀念館，一幢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宏大建筑。與猛哥帖木兒相關的信息當然蹤跡全無。但此行還是收獲頗豐，實地觀察了會寧地理環境，群山環峙的一個小河谷。一個長期縈繞心頭的疑問得以澄清：為什么滿族先世在當地時農業發展不起來，為什么遷到中國遼東以后農業才獲得長足發展？關鍵就在于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我想說，田野調查的關注點、調查方式，乃至學術氛圍、學術傳統，南北學者各有特點，因地制宜就好，談不上什么范式。

南方學者的區域史研究深入，田野調查的成就也大。相比起來，我們的調查則比較隨意。調查時間短，長則半月，少則一周；多數屬于“走馬觀花”式考察，只有少數帶有明確目的性。即便如此，仍多有收獲。2019年十一長假，和幾位朋友前往內蒙古東部扎魯特旗、阿魯科爾沁旗。清代該地屬科爾沁蒙古，與滿洲皇室關系密切。清初有四位格格（老百姓尊稱公主）嫁到阿旗，隨同公主去的還有陪嫁人。關鍵一點是：幾百年后的今天，盡管陪嫁人后裔世代與蒙古人通婚，在生產、生活、文化、習俗上已徹底 “蒙古化”，但他們還說自身是滿族。這就涉及學術界普遍關心的一個民族認同問題。都同化那么多代了，又沒有滿族文化遺存，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帶著這個疑問，在昆都鎮阿日寶力格嘎查作了調查。近些年，陪嫁人后代把毀壞的祭祀場所全都修復。每年舉行四次祭祀，方圓百里的人們都聚集到公主祠。什么人呢？一看祭祀活動錄像，外表看全是蒙古人，住蒙古包，說蒙古話，帶蒙古媳婦，喝奶茶，吃手抓肉，唯一區別是他們都認同滿族。接待我們的滿族同胞說：人一輩子有兩點不能改，一是父母，一是民族?，F在年輕學者多喜歡談認同。因為美國 “新清史”談滿族認同，于是不少人就跟著講認同。一旦作田野調查，你就發現，認同角度、認同對象、認同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遠非某些學者表述的那么單一甚至片面。我問陪嫁人后代：你們為什么認同滿族不認同蒙古族？回答說我們干嗎認同蒙族？我們的先人是隨公主來的，當時給的最好草場。隨即又補充說，我們現在也比一般人活得好。說明他們有一種優越感。后來拜謁公主祠，頓時明白了許多。中國傳統社會是男性社會。但公主祠中，公主居主位，她嫁的蒙古貴族（額駙）在側位。在他們眼里，公主地位高于額駙。一句話，公主陪嫁人后代認同滿族有其復雜背景，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再舉個例子，我們在遼寧海城采訪三藩尚氏后代?？滴趸实燮蕉ㄈ?，其中的尚可喜余部，一部分編入廣州駐防漢軍，大部分北遷，安插在京城內務府或東北官莊、驛站等處。一部分族人，被遷回老家海城，編為佐領。他們世代都是旗人，后裔照理應申報滿族，實際上絕大多數卻報的漢族。如今，尚氏族人在遼東一帶至少有1萬多人。我問他們：“為什么不報滿族？”回答很干脆：“我們是姜尚后代，姜尚就是姜太公。姜太公距今多少年？干嗎報滿族？”理由就這么簡單，就這么直截了當?；氐角懊娴脑掝}，田野調查價值之一，就是可以調整我們的視野，校正我們的觀點。具體說到民族認同，也并非只有一個狹隘、單一、固定的答案。這是一種非常個性化的認識，因人因地因時而有異。這些認識，也是通過田野調查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