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稿 / 韓燁（撰稿人、譯者，現居西班牙）

在以城市為主導的文化體系中，已有的關于鄉村的敘事有哪些值得商榷之處？生活在被遺忘的空間里，被忽視的群體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是西班牙青年作家瑪麗婭·桑切斯（María Sánchez）在散文集《女性的土地》（Tierra de Mujeres）中探討的問題。在書中，她從當地人和女性的視角出發，梳理了她長期積累的對本國鄉土社會現實和鄉村女性權利等問題的反思，填補了西班牙社會公共討論中的空白。本書于2019年面市后多次再版，不僅引起了西班牙文化界的廣泛關注，獲得了當年國家青年獎的文化獎項（Premio Nacional de Juventud de Cultura），還被譯成法語和德語，將在歐洲多國出版。

《女性的土地》西語版封面。
圖片由瑪麗婭·桑切斯提供

在成為作家之前，桑切斯是一位鄉村獸醫。她是繼祖父和父親之后家中的第三代獸醫，也是全家第一個從事這一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宰的行業的女性。由于工作需要，桑切斯經常駕駛著面包車在西班牙、葡萄牙各地旅行，對伊比利亞半島的鄉野物候與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有著直接而感性的認識。在《女性的土地》之前，她于2017年出版詩集《田野筆記本》（Cuaderno de campo），將關于動物的知識與自己的家庭記憶融為一體。在工作和寫作之余，桑切斯積極地向公眾普及與鄉土有關的知識，致力于通過播客、演講、對話等形式，將放牧、女性主義、鄉村環境、鄉土文化等社會議題帶入更多人的視野。

Cuaderno de campo
María Sánchez Rodríguez
La Bella Varsovia 2017-03

《女性的土地》的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圍繞書名中的兩個關鍵詞“土地”和“女性”展開，提出了一系列看似淺顯、卻往往在資訊傳播和公共討論中被選擇性忽略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鄉村的敘述者是誰？他們是站在何種立場上書寫鄉村的？桑切斯在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的鄉村長大，當地有悠久的農業和畜牧業傳統。對她來說，鄉土社會無疑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然而，桑切斯卻發現，在書籍、電視、電影和媒體中，她熟悉的空間常以全然陌生的形象出現——鄉村經常被設定為滋生仇恨和罪惡的場所，需要逃離的封閉落后的家鄉或理想化的避世之地。而關于鄉村的大量敘述，卻并不是由居住在鄉村、組成了鄉土社會的人生產的。

桑切斯筆下的困境不僅發生在西班牙一國，這是城市化進程中相當普遍的現象。有限的資源在城鄉間的分配不均，導致個體選擇中鄉村被疏離，也使作為敘述對象的鄉村日益邊緣化。而這些問題，又往往難以通過國家意志或從社會形態的層面加以改善。盡管如此，桑切斯作為獨立個體來探討人們如何由閱讀局外人描述的“他人的生活”到閱讀由當地人記錄的“我們的生活”，仍然不失為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實踐。

如果說鄉村是邊緣之地，那么生活在鄉土社會的女性則是被遺忘的空間中被迫沉默的群體。這既是《女性的土地》探討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也是在作者本人看來更為重要的問題：在鄉土社會的日常生活中，誰是敘述的主體？是什么掩蓋了鄉村女性的聲音，占據了原本應當屬于她們的空間？

西班牙鄉村女性聯合會（FADEMUR）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歐洲，只有12%的土地登記在女性名下，與此相對的是，61%的土地都由男性所有。統計數據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映射出歐洲鄉村性別權力關系的嚴重不對等，這也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表達之中。桑切斯在書中提到，她從小見證著鄉村女性如何日日勞作，參與放牧，同時還要照顧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但在以男性為主導的鄉土社會里，她們的勞作卻被稱為“協助”，而非“工作”。在遭遇城市指向鄉村的歧視，并面對基礎設施、醫療和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同時，鄉村女性至今未能享有與生活在同一空間中的男性平等的待遇，仍然是遭受雙重歧視、雙重排斥和雙重遺忘的群體。

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本書第三個層面上的問題：為了爭取應得的權利，重建屬于自己的空間，鄉村女性可以如何行動？桑切斯認為，在互聯網時代，鄉村女性和其他為平權而努力發聲的群體一樣，可以利用網絡平臺這一相對容易獲得的工具，讓更多的普通人了解鄉村的現實和她們的生存狀況，來爭取從法律層面上改善自身困境。比如，呼吁通過減少官僚手續、加強立法，從而促進共享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同時，桑切斯也指出了當下西班牙社會女權主義實踐的不足之處，提議須將非城市的現實納入源于城市的女權主義，了解鄉村與城市生活在空間和節奏上的差異，以更平等的態度為行動賦予更多的想象力。

“我知道鄉村和生活在這里的女性并不需要一種文學來拯救，但確實需要一種文學來真正地講述她們，用誠實、真摯的方式，把真正的空間讓給主角。不眼高于頂，不評判也不苛求，允許她們犯錯誤，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讓她們能夠講述和書寫自己的歷史。”桑切斯如是說。這段話或許可以解釋《女性的土地》第二部分在行文風格上的明顯轉變。

在這一部分，作者不再密集地拋出問題，而是用四個章節的篇幅和詩意的語言講述家中三位女性長輩的故事：雖然她們都擁有與鄉村環境有關的獨特記憶，卻并不認為自己的歷史值得書寫。桑切斯決定成為這些聲音的記錄者，將曾祖母的西班牙軟木橡樹、祖母的菜園、母親的橄欖樹與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思考過程交織在一起，但這些更具文學性的章節仍然保持著不亞于前文的政治性。通過為身邊的女性梳理生活史，桑切斯明確表達了希望通過本書開拓的道路——把自己作為平臺，與更多生活在鄉村的女性一起收復原本屬于她們的空間，讓人們在聽到作者聲音的同時，意識到她的呼聲是由無數個“她”的聲音匯聚而成的。

作家訪談

您曾在書中寫道：“我不在乎離開城市，從此不再回去。而對我的村莊，我有一種天然的、內在的、難以解釋的需要。”為什么鄉村對您來說如此重要？

瑪麗婭·桑切斯：我和我的兩個兄弟一樣，都出生于科爾多瓦，因為當時父親在這座城市的大學任教。但我父母雙方的家人都來自塞維利亞北部山區的同一個村子（Las Navas de la Concepción）。那是一個很小的村莊，是那種如果不是特意要去則永遠不會經過的地方。那里有山丘、溪流、泉水、瀑布、西班牙軟木橡樹、冬青櫟、橄欖樹，有以放牧為主的畜牧業（山羊、奶牛、綿羊、伊比利亞豬），也有許多家庭菜園。對所有家庭來說，田野始終在場。

對我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的整個家族都與鄉村和田野有關。我的童年，父母雙方家庭的工作，以及他們與鄉野的聯系，都對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我常常會想，如果一切不是這樣的話，我既不會成為獸醫，也不會成為作家。葡萄牙作家瑪麗婭·加布里埃拉·彥索爾（Maria Gabriela Llansol）曾經寫道，在自己花園中度過的時間是她看不見的敘事。對我來說，我的村莊和田野也是如此。

鄉村獸醫的日常是怎樣的？

瑪麗婭·桑切斯：寫《女性的土地》時，我在一家飼養“弗洛里達花羊”（在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這種羊被叫作弗洛里亞，因為它們的顏色和皮毛讓人想起春天開滿花的田野）的畜牧者協會工作。“弗洛里達花羊”是一種產奶的山羊。六年間，我曾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近90處牧場工作過，因為除了西班牙，在葡萄牙也有不少畜牧從業者。我沒有固定的日程，每周有三天要去鄉間做野外工作，其余的時間則在辦公室度過。

從今年3月起，我開始做和保護大規模放牧、游牧及本地瀕危物種相關的工作。這些瀕危物種包括拉帕爾瑪山羊、帕胡納牛、埃斯特雷馬杜拉藍雞、加納利綿羊，它們都是生活在鄉村的動物，適應當地的環境，與歷史和人類有著奇妙的關聯。大部分本地瀕危物種生活的地方也是自然保護區，因此，這項工作對保護土地和生物多樣性來說十分關鍵。

基于在鄉村的生活經歷和對鄉土社會的觀察，您做了大量反思，是什么時候發現有將這些反思系統性地記錄下來的需要？

瑪麗婭·桑切斯：有許多這樣的時刻，也許對我觸動最大的是我接觸媒體、電視、電影、書籍的時候。它們所傳達的有關鄉村的簡單、平面的形象，與我生活、工作的環境相去甚遠，畢竟我了解鄉村，也是它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這也與我開始尋找農民出身或來自鄉村的女作家卻一次又一次碰壁有關。我逐漸開始發聲，呼吁我們也許可以反思一下是誰在書寫鄉村，是從哪種性別、社會階層、環境或空間的立場出發在書寫鄉村……

我厭倦見到千篇一律的表現鄉村的方式：一個極端形象是瓦爾登湖邊的小屋，或仿佛浪漫曲般的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在那里你與世隔絕，無人打擾，只與寂靜為伴；另一個極端是西班牙作家米格爾·德利貝斯（Miguel Delibes）筆下《純真的圣徒》（Los santos inocentes）里的鄉村，充斥著饑餓、貧窮、不幸、背叛、文盲、勞役、卑鄙……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認為這是不公正的。因為不止有一種類型的鄉村，鄉村的居民也并非只有一種面貌。

鄉土社會是多種多樣的。來自格拉納達的作家拉法埃爾·納瓦羅·德·卡斯特羅（Rafael Navarro de Castro）曾經評論過，關于鄉村的書里總要有殺人案、暴力或野蠻，仿佛沒有悲劇便不成鄉村。與此同時，人們同樣忘記了在鄉土社會中，某種程度上也存在著指向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傲慢心態。我想，現在是時候改變兩個世界之間的對立局面了。今時今日，我們需要改變體系，需要改變這一體系強加在個體性上的種種既定形式。

Los santos inocentes
Miguel Delibes
Espa?ol Santillana-USAL 2010-2

《女性的土地》的第二部分是由您生活中的三位女性的個人史組成的。為什么選擇這種寫作方式？

瑪麗婭·桑切斯：因為對我來說，家庭是我的出生成長之地，講述家中女性的故事是最重要的。同時，這也是一種與悲傷和解的方式，一種為時已晚的觸及我家中女性的方式。在尋找與女權主義相關的參照物時，過去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環保主義、獸醫學等領域的人，而忘記了我身邊的女性。至少，我應該承認她們的價值，讓她們成為這本書的主角。我則充當擴音器和平臺，讓這些被迫隱形、被迫沉默的女性從陰影中走出來，來到陽光之下。

在《女性的土地》中，您談及在鄉村實踐女權主義的種種困難。在您看來，為了讓來自鄉村的女性的聲音被聽到、被重視，我們應當做些什么？

瑪麗婭·桑切斯：是的，在書中，我將這些問題與鄉村特有的節奏和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對我來說，從城市人的角度出發來告訴鄉村女性她們的女權主義應當是什么樣的，這是一種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態度。鄉村女性應當得到陪伴和支持。在我看來，為她們讓路，為了讓其他聲音被聽到而發聲，都非常重要。

像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西班牙的鄉村地區正在承受著人口流失帶來的后果。為改變這一狀況，您是否關注到制度層面上有哪些舉措？民間又有哪些行動？

瑪麗婭·桑切斯：如今，這個話題終于開始進入公眾討論了。人們慢慢開始關注這個事實，盡管過程很緩慢。從2017年開始，西班牙政府開始派專員制定和發展應對人口問題的國家戰略，為人口逐步老齡化、領土范圍內的人口衰減和流動人口等問題尋找答案。

我相信這是一大進步，但我們需要多樣的現實，而不僅是紙上談兵的政治。減緩鄉村人口流失這項工作中最基本的一點，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與生活在鄉村的人們共情，與我們一起坐下來，拋棄偏見，拋棄階級區分，重要的是傾聽我們的聲音。要防止西班牙的鄉村最終變得空空如也，現在還來得及。

在集體層面上，有一些由鄉村居民發起的運動很了不起。比如，西班牙阿拉貢大區特魯埃爾的平臺已經為當地村落缺乏基礎服務和人口流失問題抗爭了二十余年。也有不少民間組織在支持鄉村，幫助村莊整修水渠，捍衛他們的環境、自然空間和傳統行業……在我看來，我們國家最徹底、最具創新性的事情都發生在邊緣，發生在鄉村。

在書中，您提到城鄉之間存在著語言層面上的差異，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聯結城市和鄉村。我們該如何搭建這座橋梁？

瑪麗婭·桑切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放下偏見，拋棄很多人在接近鄉村時常常不自覺帶有的家長式的、等級森嚴的目光。除此之外，我認為，應當有意識地教育人們去觀看土地，去討論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從而意識到我們不僅僅與他人有所關聯，也與我們的環境、資源和其他生物息息相關。我想，談論相互依存關系是關鍵所在。正因如此，我對美國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一句話深有同感：to be one is always become with many（欲成一體，須先成眾）。

我不明白為什么學校不教我們如何打理菜園，照料動物。這樣下去，我們該如何去保護這些我們自己并不了解的東西？從根本上說，我們需要改變觀看的方式，需要更進一步。我們應當認識到自己擁有之物的價值。

(本文原載于《信睿周報》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