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瑪麗·比爾德的劍橋生活：多少學者一起才能買臺咖啡機？

瑪麗·比爾德

2020-11-01 10:33

私家歷史 >

多少學者一起才能買臺咖啡機？

學者難道真的那么無能，連家薯條店都會經營不善嗎？

我通常很反感這種無稽之談。事實上，在我辦公室窗戶上，有張美國保險杠貼紙，上面寫著（文字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問題是，本應治理國家之人，卻忙于教學。”不提別的，這張貼紙逗樂了過路的游客。

但是偶爾，我們（或者，老實說，是我）似乎并不辜負這個謠傳。

舉個例子，有人提議，為紐納姆學院辛勤工作的同事置辦一臺咖啡機，如此在高級交誼室（這是我們對“休息室”的昵稱），一天24小時都能有可口的咖啡供應——替代目前每天需要換三次的保溫壺，因為里面的咖啡很快就不新鮮，味道變淡，沒有溫度了。

這個改變的想法是在三年前第一次提出來的。詳細說來就是，某個最強大腦想出個主意，認為我們應該置備一臺紛雅（Flavia）咖啡機，機器會從一個小鋁箔袋中，煮出一杯可口美味的咖啡。

但是存在激烈的反對之聲，原因有兩方面。

首先是生態游說。有些同事對這些鋁箔袋垃圾造成的環境影響非常不滿。還有品味警察，她們認為這臺龐大的現代機器，對我們美麗的維多利亞式交誼廳而言，是種入侵，十分突兀。

我對這兩方面均深有同感。我無法想象誰發明出這樣一套咖啡系統，居然產生這么多鋁箔紙和塑料。我也不認為這臺機器與我們的交誼廳很搭。這間休息室目前是劍橋大學最美的。（我有偏見，但其他休息室大多均為男性俱樂部格調，我們的則是“淑女”風，配備了許多精致的“淑女椅子”——不為大塊頭伙計量身定做，這些大塊頭坐上去可能會看起來略顯笨重。）

不過在我看來，這兩種反對意見，似乎都未勝過24小時隨時飲用咖啡的需求。

這些爭論持續了兩年（原文如此）。三月份，我成為高級公共休息室的主席（這是一個備受尊敬的職位，盡心改善同事生活，在她們生病時探望送花，為她們的新書潤色推廣），在餐飲主管和財務主管的大力幫助下，我決定采取一些行動。好消息是，大多數人都同意，我們可以把機器放在高級公共休息室旁邊的連通室，那間房并不像休息室那樣美觀。更棒的是我們找到了一臺略微不同的機器，可以制作“公平貿易”咖啡。

完美的折中。這臺新咖啡機已經妥善地安裝在連通室的櫥柜上了，我們也無須受到內心譴責，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在幫助第三世界的生產者。

此問題得以解決，可是在我們品嘗了咖啡后，新問題又產生了。

這的確是“公平貿易”，但也是速溶咖啡。這時，另一批品味警察突然冒了出來，她們的觀點聽起來完全合理。她們說想要“好喝”的咖啡，并不是說要速溶咖啡。

那么，你怎么處理這臺新裝好卻沒人想使用的（昂貴）咖啡機呢？呃，首個解決辦法是，在學院里找出另一撥人，她們，支持最初的想法，即使用對環境有害的紛雅咖啡機（生態戰士承認自己被打敗）。

唯一的麻煩就是，紛雅咖啡機超出大約一英寸的位置，放不進去。這意味著要么我們讓維修部調整櫥柜，要么我們用新咖啡機去換財務主管更舊并且稍微窄點的那臺。當然，財務主管——一位坐在小椅子上看上去有點傻的大塊頭家伙——多年來在他的辦公室里，一直裝了一臺不環保的紛雅咖啡機。

這就是學術人士的日常故事。

（在所有人寫信抱怨我們浪費公款等之前……我向你們保證，這只是我們在“業余時間”所做之事。）

2007年9月21日

一位大學教授的生活縮影

我收到了幾封郵件，詢問我們這些大學老師到底有什么工作任務。每每我告訴別人，我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每年要上40節課時，通常都會得到這樣的回復，比如“你說的肯定是一周吧？”……而當我解釋說“不，一年”時，他們就會發出難以置信的嚎叫。

實際上，無論每年是否上40堂課，在學期中，我們的工作時間，肯定不止每周7天，每天12小時。我所能做的，就是給你們逐個小時介紹一下，上個星期我度過的一天，一天典型的大學老師生活。這不含抱怨的情緒，因為我確實喜歡這個職業。但是，對于有些誤認為我們生活悠閑的看法，還是需要加以糾正的。

好的，讓我們以上周三為例。

我的工作從早上7點開始，要讀3篇長篇幅的學生論文并給出評論。老實說，如果換個日子，我可能已經在前一天晚上完成這3篇的批改。但周二晚上，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給一位年輕同事進行模擬面試，回到家時，我讀了我的一位博士生的作品，而這一直忙到大約凌晨1點，我實在是沒辦法批改這3篇論文了。

上午9點我騎車去系里。路程花費了20分鐘，因為我比其他人速度慢一點，但是在路上，我一直在想待會兒的課程。到達時，我應該再稍稍備下課，但是我和一位學院同事開了個會，討論教學計劃。剩余時間則幾乎只夠我在10點上課前，復印一頁額外的分發材料。

10點，我和120名大一生談論了波斯戰爭和東方主義。有多少人讀過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沒人讀過（但是，這群學生在地圖測試中，做得比上一屆學生好太多，所以我也就沒那么生氣）。

11點，我和那位博士生待了一個小時，前一天晚上讀的便是他的作品。12點，我的一位哲學碩士過來，和我探討關于羅馬自由民的研討會，他將在兩個星期后于其上進行演講。

因此，在我們19世紀歷史項目的周例會上（12：30—2：00），我遲到了，部分是因為我去餐廳買了個三明治，打算邊走邊吃。我們討論了兩篇前達爾文主義文章，關于女性之美，內容十分精彩。但我必須在會議結束前溜出去，這樣才能在2點回到學院，開始兩個小時的面向3名大二本科生的輔導課，內容是關于羅馬宗教，今早第一件事就是讀了他們的論文。

下午4點，我剛好有時間查看郵件，自從我上次查看郵箱到現在，大約收到50封郵件。之后，我得騎車去車站，趕上5：15的火車，去倫敦參加一次女校友活動。在去和回的路上，我仔細閱讀了一篇投到期刊的文章，因為我在這家期刊幫助審校文章，我還讀了一些第二天招聘面試和教師教學委員會的資料。晚上9：52回家，11：30前到家，在處理了積壓的郵件后，我開始閱讀另一位博士生寄來的大部頭作品，但到了凌晨1點，我很快就精疲力竭，于是上床休息了—打算早上7點再工作。

（我差一點就完成了工作。）是的，我承認，那時我喝的酒已經超過一個飲酒單位的量，即超過現在推薦我們中產階級職業女性飲用的酒量。

2007年10月22日

考試公平嗎？

現在是學術休假期間，當我飛往芝加哥大學講課的同時，我們的學生正在為了打磨自己的語言技能，而將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材料譯成拉丁語與希臘語。我沒有騙你們。我們那個時代則是翻譯麥考萊（Macaulay）或者，運氣好些的話就是丘吉爾（他的更容易）。但是我想，拉丁語的作用，只是讓奧巴馬聽起來更像麥考萊。

在這里度過夏季學期，腦海中總會有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我們讓學生考試的目的究竟在哪兒。在考試業已與準確性客觀性綁定的而今，再沒什么比學校的考試事宜更讓人覺得糟糕的了。考試導致的雙重束縛顯而易見。考察的孩子越多，需要的考官就越多。在不發達的過去，只有少數幾個孩子會考高級水平課程考試，于是我們有睿智且經驗豐富的考官來批改學生答卷，批改他們對格萊斯頓（Gladstone）與迪斯雷利（Disraeli）優點對比的看法——我們信任批改結果。

考生越多，就越難找到足夠的考官（酬勞甚微），考官整體的經驗和資歷就越淺（我指的是整體上），于是，我們就更需要密切注意他們是否達到要求。一個完全保險的解決辦法是出選擇題。那樣即便電腦也能準確批改。但如果不是選擇題，那么每個問題就必須要有一套可接受的答案，交到每個考官手里。這樣你甚至可以找實習老師來批改試卷，而他們要做的僅是把考生的答案與標準答案對比匹配。

唯一的問題在于，這樣做會壓制想象力、獨立思考、新奇創新，壓制任何敢于寫出不屬于標準答案的可憐孩子。“不是標準答案”等于“沒分”。在不發達的過去，我們依靠智慧、富有經驗的考官，區分古怪愚蠢的學生與創新聰明的學生。這是項無法保證精準度的工作，有時考官會出錯或者不那么睿智富有經驗，但是我們信任他們。

我們還沒有找出，如何不用機械的辦法進行大規模考試，而機械的辦法最終就等同于降低標準。

相比之下，劍橋學生是幸運的。

我們都承認，考試并不能測試所有能力，而且我懷疑，考試成功需要某種男權因素（無論男女）。因此，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其他評估方法”：學術論文或是別的什么論文。但是考試確實測試了一些我們看重的能力。僅就我個人而言，我并不是批判獲取知識、高效記憶、調動所學、回答問題和論辯得當的能力。而且我們的考試在測試這些方面并不差——盡可能如你所愿的公平。

每張試卷都是匿名打分。在過去，不管如何“匿名”，都常常會認出自己所教學生的筆跡。但現在，你很可能從未見過學生的字跡，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消失了。

每張試卷也都有兩位考官打分——首先獨立打分，然后協商打分。我記得，自己還是個學生時，曾經非常擔心兩位考官在想法上有分歧。新潮的X教授會打低分而哲學教授Y則會打高分？但根據我的經驗，無論X教授還是Y教授都不會根據答案的意識形態色彩來打分，他們需要的是答案在對應的邏輯下足夠好。

考官出現分歧，往往不是因為一名考官以不同方式“閱讀”或“理解”了學生的答案。有時候，老實說，和另一位考官商討時，你會發現你剛剛錯誤地理解了學生的觀點。或者另一位考官認為他或她沒有根據地給了孩子高分。如果兩位考官意見仍然有分歧，試卷完全可以交由外部審查員批改。是的，這是一個費時的過程。

好吧，我可以看到考官之間彼此意見趨同，這或許恰好反映出保守的學術機構對什么是“好答案”有著沉默的、輕率的共謀。但老實說，我真的不太認同這種看法。

如果有學生在讀這篇文章的話，我想對你說：別擔心可能出現差錯這個未知事件了——分數丟失最多的，還是因為沒答出問題。

2008年5月22日

大學教授的郵箱里有什么？

還記得過去用于求職面試的“收件箱”測試嗎？面試者面對一堆工作首日郵箱里可能會收到的信件、便條、任務，對之進行重要性排序！這樣做的目的是，看他們是否會把給老板妻子買周年紀念禮物，安排在與總經理會面之前。我從來不知道正確答案應該是什么……或者說不知道是否有一個正確答案。

我想你們可能好奇現實生活中的大學教授的收件箱究竟什么樣：我指的是電子郵件。加利福尼亞州是一個處理自己電郵的好地方。早上起床時，歐洲來的大部分當天消息就已經在等著你了。

那么，昨天傳來的一堆郵件是什么呢？事實上，郵件不多。臨近圣誕節，學期快到尾聲，學生們不會像平常那樣道歉/找借口（“對不起——我的論文5點就會在您郵箱里了，蘇茜xxxxxx”)，也沒有工作周通常出現的行政事務。期中時的郵件量是現在的3倍。

郵箱中的第一封是個好消息……

1.一位朋友的郵件，他剛被任命為羅馬美國學院的主任。我想，這是對過去歲月的肯定。我記得多年前的那次我們都很興奮，因為幾個朋友在那里獲得了獎學金。而現在他們都已經成了出色的主任了……

2.我丈夫發來的家庭便條。大部分內容是說要給我年邁的

老師寄去90歲大壽的生日賀卡。

3.迪圖公司。

4.迪圖公司—還有蔬菜訂單回復。

5.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的采訪信息，采訪我對“谷歌地球·古羅馬”的看法，并向我確認采訪的時間和地點。

6.奧多文學節發來的信息，希望我能給他們欄目發張照片，展示迷人的大學教授風采。

7.我丈夫發給加拿大同事的郵件副本，我們倆春天都會去加拿大做幾次講座。

8.編輯和博友發來的信息。我給他們發了一篇很長的評論稿件，但是我自己對評論稿不是很滿意。他們也認為文字需要再加潤色。（該死—你總是抱有一絲希望，希望別人會覺得它很精彩，即使你自己都不這么想。）這件事情的問題在于我太熟悉這個主題了，所以我過于挑剔了。又看了一遍，我決定從我放在結尾的軼事開始寫起（不總是這樣嗎？）……這就是今天下午在機場的工作。

9.博友附上的便條，回應我近來節食健康的減肥生活。實際上，重新寫那篇評論稿件很可能會考驗我的決心。

10.來自德國博客讀者的消息，讀者很好奇，想詢問拉丁愛

情故事。我總是很高興收到這類郵件—只要這些不是很容易在谷歌上搜索到答案的問題就行。所以我立即回復了郵件。

11.朋友的郵件，關于最近的博客。他說：“又惹麻煩了。”

12.另一所英國大學的學生問我，我是否認同羅馬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伊特魯里亞人。這個問題我在曾經的文字中已經提過，所以我拒絕回復。

13.確認加拿大行程安排。

14.發給劍橋大學萊弗爾梅項目成員的信息副本，我是該項目的成員。他們要外出去大英博物館，不太確定從劍橋開出的7：45次火車，能否讓他們及時趕到博物館。（學者……！）

15.確認之前加拿大行程的確認信息。

16.還是關于火車的事情。

17.一封電子郵件，里面有個PDF文檔鏈接，關于我1月份會議的閱讀材料。

18.我丈夫轉發的信息——反常地抱怨他在皇家藝術研究院的拜占庭展。

19.歐洲研究理事會的圣誕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