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唐代杜牧詩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還是李白的“煙花三月下揚州”，見證的都是唐代揚州的繁華。

唐代“黑石號”沉船來自哪里？去向何處？知名陶瓷研究學者陸明華認為，“黑石號”上的貨物絕大多數來自唐代的揚州，從揚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

上海博物館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聯合舉辦的“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本文從“黑石號”瓷器與長沙窯產品貿易、綠釉與白釉綠彩器相關研究、“黑石號”陶瓷器與揚州港方面對該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關問題作深入議論和探討。此為下篇。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

唐代壁畫《客使圖》

綠釉與白釉綠彩器相關研究

中國最早的白釉綠彩陶器發現于河南安陽北齊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中，這種器物， 以前曾被研究者看作瓷器。綠釉陶器在東漢時期就已開始燒造，隋代已出現色澤鮮麗的精美制品。在唐代皇室成員墓葬中，曾出土有不少高等級的優質低溫單一色釉制品，如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所生太子李弘死后，按天子禮儀，葬于河南伊師的恭陵。垂拱三年 ( 687年 ) 陪葬的哀皇后墓出土有藍釉、黃釉和深綠釉(以前被定為藍釉)陶器制品(圖 9)，是目前出土的唐代最高等級成組低溫單色釉器物，可能均為鞏義窯燒造。另外，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墓中有其第八子越王李貞墓，墓中出土有三件綠釉蓋盒，陜西乾縣唐神龍二年(706 年)永泰公主墓出土綠釉杯等(圖10)，均屬高規格墓葬隨葬器物。此外，唐代皇宮——西安大明宮遺址一帶發現的部分綠釉“盈”字款器殘片，提示此類物品可能存在的高等級使用產品性質。唐代白地綠彩器在國內也有一部分出土，但多光素無紋，似“黑石號”出水的刻有紋飾的制品極為少見。

圖 9 深綠釉陶器一組。唐垂拱三年哀皇后墓出土。

圖10 綠釉杯。陜西乾縣唐神龍二年永泰公主墓出土。

唐代北方燒造低溫綠釉和白釉綠彩器的窯場有河南鞏義窯、河北邢窯和山西澤州窯等，南方地區有長沙窯等。從大多數研究者的觀點和相關科學測試數據看，唐代北方綠釉與白釉綠彩產品較多是陶質產品。 而長沙窯的綠釉和白釉綠彩則都是瓷胎。當然，長沙窯白釉與北方白釉還是有區別的，它是一種灰白色釉。北方地區的白釉綠彩基本上應屬于和唐三彩相同的系統產品。不過，海外有研究者把“黑石號”白釉綠彩器稱為“炻器”。

唐代北方鞏義窯和邢窯，均曾生產過唐三彩和綠釉及白釉綠彩器，“黑石號”沉船中的綠釉及白釉綠彩器與北方同類產品風格相同。海外有研究者曾測試過“黑石號”綠釉與白釉綠彩器的化學成分，所測八個樣品數據證明它們均應產自鞏義窯。 “黑石號”上的白釉綠彩器和綠釉器，其中一部分是中檔產品，有的甚至質地較粗。但另一部分是精細或者說是高規格的器物，有些迄今未見其他地區發現，而底刻“進奉”款的白釉綠彩盤(圖11)和底刻“盈”字款綠釉五瓣花口碗(圖12)是兩件特殊的器物，均屬首次發現。

圖 11 白釉綠彩“進奉”銘盤?！昂?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圖 12 綠釉“盈”字銘碗?！昂谑枴?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2009 年，河北內丘發現一塊刻有署“大中三年”(849 年 ) 紀年的“唐故趙府君夫人墓志銘”的石質墓志(圖 13) ，志文中有 :“......季子公素，食糧進奉瓷窯院”等文句，顯然，當時曾有一機構名為“瓷窯院”或“進奉瓷窯院”，墓主人趙希玩第三子公素，曾供役此院。 “黑石號”的“進奉”款瓷器，應是“進奉瓷窯院”的專用名稱。與邢窯“盈”字款瓷器一樣，都與官方有關。

圖 13 唐故趙府君夫人墓志銘。

目前尚未找到唐代明確的“瓷窯院”或“進奉瓷窯院”這一機構。筆者曾找到唐代文獻中記述唐代有“進奉院”的線索，但同一事件在不同文獻中的機構名稱是不同的，最終無法確認。不過，代宗大歷十二年(777 年)五月后地方各道都有派設于京師的地方辦事機構“進奏院”之事早已為今人熟知。據記載:“其月十一日，諸道先置上都邸務，名留后使，宜令 并改為上都進奏院官。” 另據記述，各道進奏院負有“進奉”使命:“向外所聞事宜。右， 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后，應有進奉，并不用 申報御史臺......”

迄今為止，能與“進奉瓷窯院”直接呼應的史料微乎其微，只有河北內丘與“趙府君墓志”同時發現的其三子“趙公素墓志”可與聯系，墓志銘稱公素曾任“進奉茶院十將” ，其長子元霸“為進奉茶院驅使官”。 如果說“進奉瓷窯院”是專指邢窯這樣的管理機構，那么，“進奉茶院”則應是遠離河北的另一特設機構，不過是否便是在浙江長興顧渚的唐代皇家茶院， 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文獻曾記載，唐大歷三年(768 年)有千余艘進奉船在江淮地區航道同時出現，其時，“李正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余只，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span>興元元年(784 年)，朝廷平定幽州將領朱泚之叛，“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后，府藏盡虛， 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后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span>此后，節度使、刺史乃至判官均參與進奉，主要目的是以此換取帝王的額外恩澤或升遷。而且， 這種情況已“習以為常，流宕忘返”，愈演愈烈。

中晚唐時，來華的外國商船也有直接與“進奉”有關的內容，朝廷曾規定:“南海蕃舶，本以慕華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 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流通，自為貿易，不得重加稅率。”據相關研究，“唐代市舶使負責進出口航海貿易，包括征收船稅(舶腳)、登船檢查貨物(閱貨)、代表政府收購珍寶異物(收市)、接收船商貢給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禮品(進奉)”。 其中，“進奉”是最重要的任務，當時進入中國的很多外國商船可能都負有此使命，而這種“進奉”，一定有唐王朝的回報。

筆者認為，“黑石號”沉船“盈”字款和“進奉”款器屬于同類風格器物，本質上應是當時的地方進奉之物。但有一個觀念問題可能需要重新認識，我們以前對于進奉或進貢物品一直看得很重，似乎這是一種特殊的、超乎尋常的待遇，進入皇家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物品， 這導致我們出現了認識上的偏差。但實際上在進奉成風的唐代中晚期，各地呈獻給皇家的不一定全是十分高檔的貢品，而一旦進奉成為常規以后，物品的總體水平一定會下降。而且， 皇家自身對許多進奉物品并不見得十分看重，白居易《重賦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就是客觀的比喻。

如果說，類似“盈”字款和“進奉”款器這樣的器物屬于進奉皇家府庫的物品，不應出現在遠涉重洋的外國沉船中的話，那么，大和八年(834 年)的皇家旨意可啟發我們從朝貢貿易這一角度進行探討。其時，外國航船來到中國，帶有進奉使命者很多。而作為禮儀之邦，朝廷給賜或回贈土宜禮物，也十分正常。長慶四年(824 年)波斯人李蘇沙應該就是這樣的商人，他的進獻舉動一定得到了回報。因此，筆者認為對“黑石號”這種出水的白釉綠彩和綠釉器物，可從官方回贈物品的角度考慮，這種回贈品甚至還可能包括三件唐青花瓷盤和同時出水的金銀器等精美器物。

關于邢窯“盈”字款瓷器為“百寶大盈庫”定燒的觀點 ，早已為大多數專家學者接受，但也受到少數專家學者的質疑。不過，2001 年來，河北邢臺及西安地區，陸續出土了不少帶有“大盈”款的邢窯白釉瓷標本。 因此，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除了西安大明宮等皇家相關遺址外，邢窯“盈”字款瓷器在國內不少地區也有發現?筆者認為，原因應是多方面的，如皇家府庫物品的流失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始椅锲妨魃⒃谔拼袚刹?，如“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為長安令。......十五載五月，使回。十余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 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勢漸盛?！?/span>

不過，開元、天寶時期“盈”字款陶瓷器是否已出現，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晚唐以后， 內庫中的器物流散概率比以前更大，中和元年(881年)黃巢稱帝時長安的戰亂，出現了“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局面。唐代皇家府庫的破壞，在此又被描繪得淋漓盡致。二十多年后，唐朝滅亡(907年)，內庫物品不知所終，因此，五代或遼墓出土這種瓷器， 其來源更不可知了。

關于“盈”字款器在不少地方發現的情況，我們還可從另一層面進行探討，那就是當時邢窯的管轄權問題。由于唐代文獻中有“河北道貢......，洺、博、魏等州平綢、邢州瓷器、魏州棉綢......”的記載。 因此， 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當時具體執行進貢朝廷瓷器之事都歸于河北行政管理機構上。但唐代各地是否一直十分正常的執行進貢任務，實際上是值得研究的。中晚唐時期， 河北一帶處于一種并不十分正常的行政管理狀態。當時， 河北藩鎮割據統治的情況客觀存在，“河溯三鎮”目無朝廷綱紀，“貢賦不入于朝廷”也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如定州的定窯就是在藩鎮控制之下，相關研究認為它是唐代藩鎮義武軍管轄的官窯。 而邢窯這個曾被宮廷依賴進貢的瓷窯，也曾在較長時間內為藩鎮——昭義軍節度使軍政管理 ，窯場產品的主要支配權在其手中，對器物的調配使用，應不是難事。

此外，一個被指定進貢朝廷用瓷的地方窯場，是否能長期一成不變地接受皇家的旨意，把全部定燒的同一種品牌或名稱的器物，運送到長安的大盈庫?這實際上存在著很大問題。曾經作為指定產品進貢，不一定就是 長久的執行這種方針，或者用同一種方法進行操作。同樣， 一個時期有這種類型的進貢物品，后面燒造的也可以是仿制前款的產品。不少地區曾出土有很多晚唐五代時期的“官”“新官”款白瓷，情況可能也是如此。

因此，各地發現“盈”字款的瓷器，不能否定曾經存在過作為百寶大盈庫定燒或指定產品的歷史事實。當 然，慎重看待各地發現帶“盈”字款的瓷器確實是必要的。

圖14 白釉綠彩盤碎片。河北博物院臨時展覽所見。

目前，“盈”字款白瓷僅見邢窯有燒造，河南鞏義窯未見發現。另外，前幾年浙江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窯址，曾發現三塊印有“盈”字款的越窯青瓷標本。筆者認為，這也可能是與大盈庫有關的器物 ，還有可能是模仿進奉的“盈”字款器，其字義與邢窯“盈”字款器大致相同。至于低溫綠釉“盈”字款器，目前只了解在西安大明宮遺址有部分標本發現，邢窯、鞏義窯窯址均未發現，因此難以肯定其確切產地。不過，諸多邢窯白釉“盈”字款器的發現和“黑石號”載有邢窯白瓷產品及綠釉“盈”字碗和白地綠彩“進奉”款盤的情況，確實很難把這種器物排除在邢窯之外。在河北， 曾見有與“黑石號”“盈”字碗風格相近的綠釉花口碗、白釉綠彩執壺等器物。2017 年，筆者曾在河北博物院展覽中見到當地發現的一件與“進奉”盤風格相似的器物碎片(圖 14)，圈足風格基本一致，底中心也有相似的局部施釉。還有一塊唐代綠釉碗殘片玉環形底足(圖 15)，與“黑石號”“盈”字碗底足十分相似。

圖15 綠釉盤碎片。河北博物院臨時展覽所見。

當然，我們現在見到與“黑石號”白釉綠彩器相似的器物和標本，主要還是集中于河南地區，筆者在河南見到過多件類似器物及標本，如穿帶壺、執壺、 吸杯、罐、杯、碗等，有的器物屬較為明確的河南出土物。

另外，河南洛陽白居易故居遺址中，曾出土了部分白釉綠彩和綠釉器，其中有兩件印刻精細花紋的白釉綠彩盤(圖 16、17)及“盈”字款白釉殘碗值得關注。唐大和三年(829 年 ) 白氏五十八歲罷刑部，侍郎后，購買散騎常侍楊憑宅邸 , 并曾“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他長期踞有高官身份并一直在洛陽履道里本宅安享晚年直至會昌七年(846 年)壽終的情況看，這種器物也存在來自皇家的可能。筆者曾在河北臨城邢窯陶瓷博物館舉辦的展覽中見過風格與之頗為接近的標本，盤子底部有支釘痕。(圖 18)這種有相似風格的白釉綠彩盤，中國國家博物館也有一件。在德國佩加蒙博物館保存的伊拉克薩馬拉哈里發宮殿出土物中，有這種類似的綠釉、綠釉黃彩和白地綠彩器，其中白釉綠彩盤、洗等器物，與“黑石號”出水物十分相似。在英國大英博物館也有同一遺址的類似出土物。

圖16  白釉綠彩盤。河南洛陽白居易故居遺址出土。

圖17  白釉綠彩盤。河南洛陽白居易故居遺址出土。

圖18  白釉綠彩盤。河北臨城陶瓷博物館展覽所見。

不過，筆者還是認為，目前海外研究者對“黑石號”白釉綠彩和綠釉器測試的結果大致可以接受，出水器物可能以鞏義窯燒造為多，不排除也有邢窯的產品。當然，從學術研究角度看，此類器物探索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對我們的研究應是大有裨益的。

總結唐代官方器用情況，朝廷重點依賴的瓷器貢窯主要是浙江的越窯和河北的邢窯，而河南鞏義窯也是皇家陶瓷器的重要供應基地。三個窯場各有強項:越窯燒造秘色瓷及相關高檔青釉制品;邢窯以燒制精細白瓷見長(鞏義窯白瓷胎質稍粗，不屬唐代頂尖白瓷品種); 鞏義窯制作高等級唐三彩陶器(包括白釉綠彩和綠釉及各色釉彩器等)。

此次“黑石號”沉船陶器中的重要制品基本上都回到原產地中國參展了，但遺憾還是存在的，如打撈的白釉綠彩陶器中最精美的那件龍首瓶等精美器物未能參展。(圖 19)龍首瓶長頸細把，容易損壞，運輸難度大而未能前來，這是一個遺憾。此壺的釉彩已有大面積脫落，但修長挺拔的造型和器身的流暢刻紋，依然可看到其所具有的魅力。這是一種外來形式的制品，在唐代或被定為稍晚燒造的白瓷和綠釉器物中，可看到一些大同小異的產品樣式。 如 1982 年河北蔚縣黃梅鄉出土的綠釉鳳首高足長頸瓶和塔式高足瓶(圖 20、21)，類似器物在河北有多件。法國吉美美術館也藏有一件白褐綠三色的高足長身瓶 ，但國內外迄今尚未見造型如此精美的龍首制品。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有一件 7 世紀飛鳥時代的銅質涂金銀瓶，為法隆寺獻納寶物。在正倉院寶物中，有一件 8 世紀的漆瓶，器身有切割銀箔板貼成鳥獸及花草紋飾，器物形制與“黑石號”沉船白釉綠彩瓶也有相似之處。這兩件器物都傳出自薩珊王朝的波斯地區。這種風格的器物，脫離不了阿拉伯地區器物的形制風格?？梢钥隙?，與伊斯蘭地區流行特點相近的中國器物是遠方來客十分喜愛的產品。 

圖 19 白釉綠彩龍首瓶?！昂谑枴背链鏊?，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圖 20 綠釉鳳首高足長頸瓶。1982年河北蔚縣黃梅鄉出土。

圖 21綠釉塔式高足瓶。1982 年河北蔚縣黃梅鄉出土。 

圖 22 白釉綠彩貼塑龍紋花口碗?！昂谑枴背链鏊?，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圖 23 白釉綠彩刻劃龍紋罐。“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龍首器物在唐三彩和白瓷中也有出現。另外，出水器物中有白釉綠彩貼塑龍紋花口碗(圖 22)和白釉綠彩刻劃龍紋罐(圖 23)，后者釉彩幾乎全部剝落，但器身所刻龍紋十分清晰。這種白釉綠彩龍紋罐，國內考古發掘和傳世品中迄今未見。龍在唐代宮廷的象征意義如何?這些器物是否與皇家有關?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黑石號”陶瓷器與揚州港

“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統治的不少地區，經濟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但江淮一帶戰亂較少，地方政治結構也沒有受到嚴重破壞 , 經濟秩序恢復得較快。從地理上看，有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直達長安和洛陽 , 因此 , 朝廷對江淮地區的控制遠遠強于其他地區。而揚州地處江淮內河航運及出海要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對內對外貿易港口城市，是江淮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關于“黑石號”航船的蹤跡，以前已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研究，多數研究者認為航船是從揚州港起航，也有的認為是直接從廣州出發，抵達印度尼西亞，所購主要商品系從長沙到廣西興安轉運至廣州而來。還有的認為是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巨港直接裝運中國貨物后起航的。

從實際情況看，“黑石號”沉船裝載的廣東窯場瓷器有數百件，其中梅縣水車窯的青瓷產品有一百多件，還有一部分未知窯場產品，包括部分青釉大罐。這些，確實給后世研究者帶來了一個難題。既然有廣東窯場陶瓷器，就可以是直接從廣州出南海航行的，船上裝載最多的瓷器來自湖南的長沙，從廣州來回是最為簡便的，裝完貨即可經南海前往東南亞。但如果北上沿南海往東海抵達揚州，就顯得十分遙遠了。廣州買得到的東西，何必舍近求遠去揚州一帶采購呢?這看起來大可不必。

但真正深入探索的話，就能感覺到，情況實際上可能并不是那么簡單。

從貨物產地看，“黑石號”裝載品種豐富，瓷器占絕大多數，南方各地窯場所在地包含了湖南、浙江和廣東，這三地相隔已足夠遙遠。而北方的產地，包括河南和河北。這些南北窯場產地之間，可說相隔千山萬水。

當然，船上還有金銀器、銅鏡等其他物品，產地也只是推測相對可能較為集中。“黑石號”這些物品的途徑不外乎兩種，自行采購或進奉獲得的回贈?？傊系母鞣N物品證明，它們來自五湖四海。因此，阿拉伯商船在中國的最終目的地是無法明確肯定的。

不過，揚州應是“黑石號”物品的主要來源地，也可能是主要采購點和返航出發地。這從沉船打撈物品中可得到啟示。揚州有著龐大的交易市場，而瓷器(尤其是長沙窯瓷器)在揚州同樣有著廣闊的市場，以當時揚州這種巨大的市場消化能力，完全可以滿足外國商賈的要求。

至于船上所見外國物品，只有少量波斯陶器和玻璃瓶等物品，因此可以說，“黑石號” 從第三國直接轉運的證據十分有限。不過，既然可以推測“黑石號”在廣州裝貨入海，同樣也可以推斷中國航船到達室利佛逝后，貨物轉載至“黑石號”的可能性。在船上的長沙窯瓷器是一個巨大的整體， 而中國貨品基本上包含了整船物資，在東南亞國家集中轉運來自中國的貨品而幾乎不見夾雜其他國家貨品，這是值得深思的。當然，如果是一對一航船整體駁運，還是可能保持其基本的純粹性，可能性也更大。不過，這中間還有少量比較貴重(甚至是私密)的金銀器、銅鏡和陶瓷器，似乎不太可能是整體轉讓的物品。這些是“黑石號”航船(或船東)的核心財物，有的很可能是直接來自于唐朝宮廷或地方官府機構。而且，來源區域的指向性較為明確，可能來自江淮一帶。而嶺南地區產品除了陶瓷器，沒有其他風物或名貴臻品出現。這幾乎可以說， 此船在沉沒以前，裝載貨物保持著這種純粹性，也保持著航船中國之行的整體連貫性。

筆者認為，“黑石號”上的貨物絕大多數來自揚州， 這包括大多數陶瓷器和其他物品。現在存在的三種可能， 都有各自的理由，其中從揚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不過， 最讓人困惑的是船上裝載的諸多廣東青釉大罐該作如何解釋?因此，從室利佛逝或廣州直接出發的解釋，也都有比較合理的理由，因為其間不會出現兩次裝船的情況。 據研究者介紹，“黑石號”那些裝載小件瓷器的青釉大罐產地就在廣東，有的甚至直指是新會官沖窯產品。

從“黑石號”這些大罐裝滿了小件瓷器和雜物的情況看，這似乎是其基本用途。但筆者覺得似乎還可以推 測，這些大罐一定程度上是用來放生活用品的。如有的大罐下部近足處還有注口，這是儲水器(圖 24)，海洋 航行需要大量淡水和飲品。另外，長久航行還需要很多儲物用具，在潮濕的航船存放糧食等必需品及地方土產， 瓷罐是理想器具?！昂谑枴钡竭_中國后，也許需要補給此類大型儲存器，以防中途淡水和物資缺乏造成危機， 而陳放瓷器不一定是其絕對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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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青釉帶注大罐?！昂谑枴背链鏊?，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還有一點應予注意，“黑石號”沉船艙底發現的中國貨物中，有超過 13 噸的鉛錠(圖 25)和大量石灰。 據介紹，西亞有鉛礦，因此應不屬阿拉伯人稀罕的物品，只是旅途中用來交換物品。 這些鉛錠，是在中國時交易得來的。這種載重量很大的唐朝低檔金屬物和建筑原材料，似乎不應是在東南亞轉運時才放入的壓艙物。 1975 年，揚州郊區窖藏也曾出土過鉛錠。因此，除了廣州，“黑石號”鉛錠來自于揚州的可能性同樣存在?？傊?， 各種解釋，各有各的理由?？雌饋恚嫦嗍菑碗s的。

圖25 鉛錠。“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近期，筆者請教了早期曾參與整理“黑石號”出水文物的專家。據介紹，“黑石號”出水瓷器中，只有一部分是安放于大罐之中，包括長沙窯、白釉綠彩器和其他物品，大量的出水瓷器是露置的。筆者同意這種說法， 最初上船的器物可能是按照產地的軟包裝排列陳放的， 在海底千余年后，包裝腐爛消失，成為完全裸露的物品。 廣東大罐解決的只是一部分物品的儲存問題，此類器物相對體量較大，但并非龐然大物，搬運存在一定困難，但也不是絕對的難題。

筆者認為，有三種可能性值得考慮:1. “黑石號”到達廣州后，阿拉伯貨品被卸，船體大大減輕，于是購買了這批廣東大罐，裝上航船用以壓艙和儲水儲物，然后北上前往揚州。2. 從揚州到廣東的中國內海航行途中，受到風浪顛簸，造成了器物損失。回到廣東后，重新采取保護措施，購置了這些大罐，安放精細的小件器物，置于穩定性較好的艙底。3. 這些大罐購買于揚州。唐代的揚州和廣州的內海交通頻繁，貨物運輸航船南來北往，外國人到中國貿易， 實際利益第一，未必會考慮這些大罐來自中國哪一地區。在揚州，曾出土過與“黑石號”大罐風格近似的廣東青釉大罐。(圖 26)假如在揚州購買廣東貨物，也并非絕對不可能。

圖 26 青釉大罐。1965 年揚州北門街道附近出土，揚州博物館藏。

揚州是唐代一個帶有國際化意味的港口城市。在揚州，有著許多中外商賈，其中有很多波斯和大食等國客商，經營著所謂的“胡店”和“波斯店”。 中唐時期，大批大食、波斯商活躍于揚州。中晚唐時，還有很多商賈在此活動，大和八年(834 年)，唐文宗在詔書中有保護“南海蕃舶”與“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的規定。大和八年晚于寶歷二年僅僅八年，這一時間段確實有很多波斯、大食商賈在這里從事中西各取所需的國際商品交易，“黑石號”只是其中的一艘運輸航船。2004 年，揚州市凱運天地出土一方“唐故李府君墓志”， 記述了“身居西域”的“貫波斯國人”的摩呼祿，“云水舟航”來到揚州，于大和九年(835年)終老于揚州江陽縣 。他是第一個有文字記載在揚州生活的波斯人，再次證明這一時段是揚州的波斯等國商賈云集頗多之時，推測其應是經商而定居于此。從時間推算，“黑石號” 沉沒時，他很可能仍然在世。

在過去幾十年中，揚州地區出土了很多瓷器及標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唐青花資料，還有大量長沙窯瓷器。另外還發現了各地窯場的許多瓷器及標本，如白地綠彩吸杯、盤、貼花龍紋碗等器物，與“黑石號”同款制品風格相似。還有那些與江淮風格接近的出水金銀器、銅鏡也可作間接參考。至于標有紀年文字的江心鏡，更是能說明問題的證據，它清楚標明就是揚州生產的。

長沙窯與揚州城注定有著不解之緣，揚州出土許多長沙窯瓷器及標本的情況可以證明，唐代長沙窯瓷器曾在這里落戶，也曾有無數器物源源不斷地從長江航道經揚州再出洋或轉入大運河北上，銷往北方各地。而國外發現的許多唐代瓷器與揚州出土的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

不過，南海是“黑石號”航船的必經之路，因此廣州也應是其必然?？康母劭凇！昂谑枴背链鏊膹V東梅縣水車窯和可能屬于珠江口甚至西江流域窯場的器物提示了其最大的可能性。

遙遠的旅途和原始的交通工具存在有很多不確定性和隨意性。比如說，航船裝載物是否一定都是從揚州港進的貨物?以前曾有贊同“黑石號”從揚州港起航的專家認為，船上的越窯瓷器也有可能是從明州港補充的。 有的甚至懷疑“黑石號”長沙窯瓷器等貨物可能就是從寧波裝船起航的。

那么，現在也可以思考回程可能?？康母劭谒颍?例如，廣東陶瓷器是否一定都是從廣州港上船?如從揚州沿東海海岸線往南，潮汕地區也是必經之路，途經潮州也許可以購買梅縣窯的瓷器。潮州距廣州 400 多公里，離梅縣很近，僅約 134 公里，那里存在貿易瓷銷售點的可能性。有研究者認為，唐代梅縣窯青瓷的輸出， 主要是沿梅江順流而下:由梅江至韓江再至潮州港。不過，有當地研究者認為，“黑石號”梅縣窯青瓷可能是利用東江通道:逆梅江而上，經興寧市寧江河和五華縣五華河到龍川縣(水陸轉運)至東江到廣州港。 雖然這兩種路線均可反映唐代梅縣窯的貿易途徑，但潮州港顯然更為便利，那里應是一個唐代梅縣窯瓷器的重要外銷點。因此筆者認為，梅縣窯青瓷在途經潮州港時購買， 應該也存在可能。此外，1978 年，揚州地區曾出土有與 “黑石號”出水風格基本一致的唐代廣東青瓷罐。(圖27、28)有研究者認為，這種器物產地在汕頭一帶。 這或許也可作為“黑石號”?？砍敝莞圪徺I瓷器的參考數據。

圖 27 青釉短流四系罐?！昂谑枴背链?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圖 28 青釉短流四系罐。1997 年揚州汶河路出土，揚州博物館藏。

有研究者認為，“黑石號”沉船的“陶瓷貨物總量和船艙規模之間有一定出入 , 船似乎沒有滿載”。這似乎存在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已在第三國出售部分中國物品，船體負擔略有減輕;第二種可能，船上曾載有大量阿拉伯人需要的輕軟物品(如絲綢、茶葉等中國特產或需要在室利佛逝巨港裝運的東南亞特產)。

近期有廣東專家通過調查，了解到西江流域的云浮市郁南、德慶甚至肇慶市封開等縣的窯場，都燒造過與“黑石號”出水黑陶罐相似的器物。(圖 29)筆者認為，這一情況使“黑石號”那些廣東陶瓷器又有了新的研究點。當然，也可設想，其間是否還有來自廣西地區的其他器物存在?這幾個地區均距離廣西很近，封開到梧州僅約 120 公里。不過，這種制作粗糙的器物，應是用以儲物的生活用品，不是特意購置的東方特產。另外，“黑石號”陶瓷器分別來自粵東、粵西和珠江三角洲一帶，并不一定表明航船都去過這些地方，采購地點可能還是相對集中的。

圖29 黑陶罐?！昂谑枴背链鏊祥L沙銅官窯遺址管理所藏。

綜上所述，這艘阿拉伯航船來到中國后，可能在廣州停留，然后前往江淮地區，那里也有他們自己的貿易落腳點和貨物集結點。幾乎可以認為，“黑石號”進入理想目的地，清空了所有本土貨物以后，開始大量采購中國物品，而這個采購地點就是揚州。從沉船打撈情況來看，長沙窯瓷器是最主要的購買目標之一。當然，其他無法在海底存在的易腐爛貨物早已蕩然無存，航船沉沒，陶瓷器最終成為后人所見最豐富的見證物。

沉船被發現，加深了我們對古代航海史的了解和認識，而瓷器是最近幾十年來發現的古代沉船出水或出土最多的物品。當絕大多數沉船貨品已經腐爛甚至消失以后，瓷器產品在海底長久保存。這是窯火的作用，火的藝術造就的物質永久不滅，這就是瓷器。“黑石號”沉船出水的中國陶瓷器及其他文物，是對中華文明禮贊和對歷史文化藝術謳歌的重要實物證據， 唐代陶瓷匠師的聰明才智，在這里有深刻的體現。透過這些文物，我們看到的是古代中國燦爛文化的遺韻和光彩。

（本文原刊于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覽配套圖錄，原題為《“黑石號”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的認識與思考》，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原文有注釋，此處限于篇幅未予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