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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拿村支書不當干部 | 潘家灣扶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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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灣村是當前中國中部山村的一個縮影,聚集了上級政府、基層組織、旅游公司、觀光游客以及普通村民的多重復雜力量,各方勢力交鋒融合,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底層邏輯。你能從《潘家灣》,看懂當前的中國農村。

從《潘家灣》,看懂當前中國農村
采訪撰文:糾結的茶
編輯校對:張新偉、沙丘
提名第四屆西湖紀錄片大會D20競賽單元的《潘家灣》昨天在杭州首映。機緣巧合,昨天也是第七個國家扶貧日。
導演張秘密跟隨湖北省潘家灣村書記潘道升,拍攝他與扶貧隊和開發商一起致力于潘家灣脫貧的故事,以及精準扶貧在農村所遇到的困境。張秘密以傳統真實電影的方式,在潘家灣村駐扎拍攝一年,以春夏秋冬為節點,試圖呈現一個真實而不乏思考的扶貧視角。
扶貧是國家定下目標,就如張秘密所說,這是人類史上還沒有做到的,“這是值得記錄的?!比欢鴱挠捌锌梢钥吹?,各方的無奈、人們之間的隔閡等問題都在這件看似共同獲利的政策下逐漸浮現。
在影片中,我們能看到扶貧的困境。一方面投資方希望將村子改造成旅游景點,給村民帶來收入,希望村民積極配合它們工作;另一方面,村民短期看不到成果,田地又被征收了,多年的種地生活被打斷。鄉村的困境還不止于此,勞動力嚴重流失,基層領導人才的中空都給扶貧目標加了難度。
在試圖改革的困境中,有一個人充當中間人的角色。那就是影片的主角村書記潘道升。即使在潘家灣村當了三十年書記,上面領導批評他沒有培養年輕人才,村民抱怨他不公甚至揚言要殺了他,招商方施壓他責怪沒有好好給村民開導思想等等。他卻是潘家灣村能夠調解各方關系和矛盾唯一人選。
張秘密坦言,《潘家灣》是在提問題,而非回答問題?!拔以诖謇锷盍艘荒?,我也沒辦法解決”。影片中許多片段都是站立式的對話調解,扶貧隊和村民談話,開發商和村民談話,村民和潘道升談話等等。這些片段構成影片不經意間呈現出鄉村治理的另一個維度——有別于辦公室開會的執行和調解。
在《潘家灣》于西湖紀錄片大會首映后,凹凸鏡DOC專訪了導演張秘密,聊了聊他片子背后的想法、對紀錄片的看法,以及他進入紀錄片行業之前的故事。

張秘密:我覺得拍紀錄片挺有意思。我拍這個題材的時候,就會在想下一個拍什么。拍《天坑人家》是在云南的一個麻風村(張秘密在《天坑人家》中擔任副導演、攝影和剪輯)。當地建了很多異地搬遷的房子,我就蠻想去拍的,但是后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拍成。
我一直想拍一步老年人情感為主題的紀錄片,我已經找了很多年了,拍過好幾對。都沒有成功,那次也是去湖北找這種老夫妻,我聽朋友說潘家灣村里有對老夫妻都七老八十了,平時走路都拉著手,還像初戀似的,后來這我拍了一個星期,他們還是很傳統的男強女弱的夫妻模式。我覺得這種模式在國內很普遍,大部分家庭都是這樣,我就沒拍了。
但是村子里邊還有另外有個小組,正準備搞旅游產業扶貧。如果說那個村沒有沒有搞旅游開發的話,村子就馬上要消失了,青壯年都外出務工甚至已經在城里安家落戶了,剩下的老人大多都是七八十歲,暮氣沉沉的。我去的時候(村子)還沒開始搞建設,我想把它拍下來,而且還和最初的想法也有契合點,后來我又回到北京找到郭老師聊這個村子的情況。她說你再拍,不就又拍出另外一個《天坑人家》嗎?又是搞旅游的,又是老人,他們說你既然有朋友在那邊,都認識人,你咋不拍扶貧呢?
其實這個扶貧我以前就想過,突然又被提出來了,我瞬間就決定了。我覺得要“消滅絕對貧困”,這個很牛逼,這是值得記錄的,而且很有挑戰性,當時我還沒想過要拍那些村民拍什么,我就想著拍扶貧工作隊就好了。我就打電話給書記,我說我可能要改變我的拍攝方向,我想拍你們,如果你們同意我就回來。他說歡迎,我就背著包坐著火車就去了。
凹凸鏡DOC:你是怎樣拍攝紀錄片的?
張秘密:對于我來說拍紀錄片,大家都想構思,有個漂亮的畫面,有個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很多東西其實它就是一瞬間的,就是說你要去等待、要去捕捉。我有時候構圖歪了也不愿意動。動了你的拍的對象就會意識到你在拍他。我覺得紀錄片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時候,就是他忘記你的(攝像機)那一刻,他流露出來的狀態才是他自己。尤其像第一書記他是最敏感的,你沒發現他經??寸R頭嗎?你很多時候你就得在那待著,所以說要故事還是要畫面?其實它是有沖突的。
反正一年起步就這樣去那兒拍。我就用最笨的辦法來拍,我就跟住你了,就像昨天晚上放映的《妮諾絲卡》要拍40年,再傻的人也能剪個片子。我就在那,我拍一年到頭,我總結出來的經驗就是,我拍到第八九個月的時候,我(片子)的故事開始了,這8個月的時間其實就是我闖入他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相互適應要用的時間。就像相親,很多人說,三個月足夠了解一個人,然后就可以考慮是否結婚了,而我拍紀錄片適應就得是8個月,很自然而然的,到(拍攝)第8個月的時候就突然有一種感覺,我進入狀態了,我甚至知道這個片子的結尾了,我拍到后半段我就知道,選舉完我就可以打包走人,不用再拍了。

張秘密:開始拍的是扶貧工作隊。19年是驗收之年,要全部脫貧了,他們18年在干嘛?就是準備材料驗收。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辦公室里邊搞材料,我這不拍跑偏了么?我說不行,我得去拍村支書。我理解中的村支書,應該是個很強勢的領導,但我發現他到處唯唯諾諾的,他也不是什么壞人,拍出來太有損他的形象了,怎么辦?這個時候另外一個事情來了,養豬場,它涉及到拆遷,我覺得會很有意思,拍著拍著我發現一個問題,他(養豬戶)也不是說真真正正想讓我拍,其實說白了,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兩個人互相利用。一個他想從我這刺探到官方的信息,另外一個,他認為有我在,拆遷談判的人不敢亂來。這不是我追求的那種狀態。
我又轉向了,去拍旅游開發公司,他們也希望我拍,我拍了一段時間以后發現這個公司還在融資。當地的老百姓總說他們是皮包公司,他們沒錢,他們的錢來自一個國資背景的企業,那個企業給他們背書。他們就是階段性的,你做到什么程度了,我給你投資。他們確實是在做事,但是他們錢不夠。所以他們做的項目很慢,三年了,也沒有做出什么像樣的工程來,但是田地什么的都差不多流轉完了。老百姓就覺得你太慢,為什么三年來什么都沒有。大家越來越不配合們。我就這么拍了一圈以后,我發現了所有的問題都指向一個人,村書記潘道升。
凹凸鏡DOC:拍完片子,你是怎么去看待招商跟扶貧中的關系?有什么想法?
張秘密:矛盾點其實就是利益問題。國家為什么要扶貧?往大了說,其實是在實踐“先富帶后富共奔富裕路”這句話。扶貧它現在是個很宏大的國家政治任務,你要在期限之內要把這個事情完成。
國家能做的其實就是醫療、養老、教育、基層設施等做好,那其他的呢?其他的那得靠你自己,其實也就是就業,如果說農民能自主就業也就不用不用扶貧了,所以需要招商引資來來帶動農民就業。
在我剛去的時候旅游開發公司的人跟我講了一個故事,過年了他們想把村里搞得紅紅火火的,給路邊人家發幾個燈籠掛起來要有氣氛點。別的村民就找上門來了,為什么他們家有我們家沒有,然后就跟他們就干起來了,說是不是被你們貪污了?企業做好事還被罵,企業不開心,老百姓覺得不公平,不開心。
老百姓覺得你來扶貧,你是來幫我們掙錢的,但你把我們地都流轉了,讓我們去公司里打工?,F在村里不是留守婦女就是老人。你說七八十歲的人扛的那種幾百斤的東西,顫顫巍巍的,你不嚇人嗎?老年人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了一輩子了,現在要他變,很難。老百姓不舒服,企業覺得我是來扶貧的,你們還處處刁難我,企業也不舒服,但是村子要改變,我們先不說它旅游開發到底能不能成,但至少在推進,只要你在變,就要有人付出,就要有人做出犧牲。企業也得犧牲,老百姓也得犧牲,犧牲多少,就靠博弈。
這個片子倒不是說我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大家)都不容易。我最后剪出來的想傳達出來的東西,就是展現問題,你要問我有什么看法,怎么解決不了,我沒有看法,我也解決不了,我只能說把我拍到的,我感受到的,剪出來,然后呈現到大家面前。

張秘密:4個多小時是這樣,它有很多部分它是重合的,比如說潘道生和老百姓相處、溝通、解決問題,很多素材它是相通的,為了照顧觀影的感受就舍棄了一部分。
楊磊(養豬戶)其實他那條線比較重的,因為當時我都快改了我的拍攝題材和拍攝對象,剪的時候就想著要把這條線拿掉,因為它有些喧賓奪主,而且解決過程比較漫長又沒有拍透,這是我的一個顧慮。紀錄片拍攝者經常會受限于“我不知道這樣思考對不對”,你要對你的伙伴負責,你要對你的拍攝對象負責,你還要對你的片子負責。一念谷(公司)是在這里面的片段有,但是不夠多,只有跟潘書記有關的時候,才會用到相關的素材。
當時剪輯的思考是怎樣的?這個片子它是被結構出來的,基于拍攝素材也好,基于它的事實邏輯也好,它是被結構出來的。這個片子的結構是圍繞著潘道升來的,如果從功能上來講的話,其他人的出現是為了擠壓潘道升,一開始的時候是在構建鄉村,構建潘家灣的空間和故事背景,我們得讓大家知道潘家灣是個什么情況,整個故事架構它是一個三角形的,前面我們鋪墊的特別厚,潘道升(書記)這條線是從我們鋪墊的土壤里面長出來的一個故事,幾方勢力就是說一念谷(公司),然后養豬場,然后老百姓,還有潘道升的同事,還有他的領導,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回歸他這兒來解決,但是他又解決不了。
整個片子里沒有誰是舒服的,為什么沒有人是舒服的?因為要改變,要改變你就得走出舒適區,就像孕婦臨產一樣,他是生產前的陣痛,只有大家把它熬過去了才會好,當然你熬不過去,那就失敗了,是吧?我拍的就是這段陣痛。
凹凸鏡DOC:宣誓那種片段在影片中重復4次,這種重復是否有隱喻性的?
張秘密:這些片段可能有很大的解讀空間,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結論,這種會議每個星期都有,時多時少,都要宣誓,都要奏唱國歌。這是當地黨員的政治生活。扶貧是政府推動的,是黨員領導的,而黨員最有有儀式感的就是宣誓,這是一個規定,就像吃飯,睡覺一樣已經融入他們的生活,我覺得我有必要把它記錄下來。

張秘密:村書記的身份很有特點他是政府基層組織的基石,同時他又是農民,他和其他村民一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村民反映問題常常是哪里遇到哪里說,他得隨時隨地辦公。
當然你要說鄉村治理,你要把它上升到一個高度,說要把它鄉村給治理好,太難了,我只能把它展現出來,至于說治理只能留給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去思考。
凹凸鏡DOC:今天就是《潘家灣》首映,你覺得是預料的效果如何?
張秘密:這是第一次跟觀眾見面,我主要壓力來自于題材。對于我來說,我覺得一個片子最大的功用就是它被人看到,我覺得紀錄片的意義也在于這。你說紀錄片他是什么一個國家的相冊或者是什么的一個一面鏡子也好,然后就是什么其他的文獻價值,什么社會價值,我覺得太高太遠了。
那是文化人對紀錄片賦予的一種枷鎖,我覺得讓人看到,出于我個人的虛榮心也好,還是出于對我拍攝對象的一個尊重也好?,F在的我跟潘道升有點像,要去平衡很多東西,片子拍完剪完只走完一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事情也是焦頭爛額的?,F在這個片子,能走出來,讓大眾看見我覺得就是一次勝利,以前很隨性,愛看不看,愛放不放,愛剪不剪,反正我拍了?,F在不一樣了,因為想有團隊,想做的更好。
凹凸鏡DOC:當初是怎么想要拍紀錄片的,這次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的入圍會不會對自己是一種激勵?
張秘密:其實我來拍紀錄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想再說謊話,這個是個很直接的一個原因,我以前是做業務的,賣鋼材,在邯鄲賣鋼材,那個時候一個月掙得多的時候你掙個兩三萬,那就是11年12年的時候,但是你掙多少錢,跟你的付出是成正比的。每天打電話,因為我們是中間商賺差價,上邊騙下邊騙,人家下邊說你有貨嗎?我說有,再跟上面談進貨。上邊說你要多少?兩邊忽悠談價格。還得到處打點關系,我最夸張的五天喝了八頓酒,每頓酒都喝到要吐的,后來有一天晚上我胃里吐出血來。我就在想,我就這么過我的一生了嗎?我是為什么掙錢呢?小時候我們家從山里搬到了鎮上,我們家旁邊就是個錄像廳,我從四五歲就開始在那看各種片子,反正就在錄像廳一天呆著。因為我家還有弟弟妹妹,我媽還得在街上賣菜,沒人管我了。

那天鬼使神差的搜羅到《姐妹》,我又搜了一下,看到李京紅的故事,啥都沒有,拿著破攝像機就去了,拍到那一分錢沒有,最后連鍋都揭不開了,都是人家(拍攝對象)養著他,最后沒辦法了,他去打工。做什么我忘了反正就做那些辛苦的活,最后拍了三年,拍出了《姐妹》,我覺得牛逼了,沒錢也可以拍紀錄片,這個活我能干,然后我就買了攝像機去了北京,開始學習紀錄片的拍攝。
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入圍對我來說倒不僅僅是激勵,主要是想看能不能獲個獎,獲獎不是說為了出名、或者說是為了什么表達自我什么的,其實就是想要拿點獎金,這樣就可以緩解我現在的拍攝壓力。這些年去拍紀錄片的時候,千萬不能說是喜歡紀錄片,喜歡拍攝。你要說單純的就是為了拍個片子,那人家會覺得你是不是腦袋有問題,要不就是個騙子。你得說你為了點什么,別人才會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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