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上海浦東新區管理委員會首任主任趙啟正在“再學習 再改革 再開放——浦東與深圳聯動創新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澎湃新聞記者 孫湛 圖

今年是上海浦東新區開發開放三十周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

這兩個特區的成立時間雖然只有十年之差，但存在更深層次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沒有深圳的成功，就沒有浦東的開放。深圳發展一馬當先，非常成功，再往下怎么走？是不是繼續前進？當時有爭論。但是沒有深圳的成功，中央無法下決心開發開放浦東。

1979年4月，鄧小平在聽廣東省委匯報工作時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我們當時不能很深刻地理解這句話，但浦東開發開放之后，我們理解了。可以說，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得更勇敢，流血流汗比浦東多，所以今天的活動中，我是以感激的心情面對深圳的。

反映浦東開發開放成果的數據有很多，比如說浦東的GDP數字增加了兩百多倍，但這些數字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這些數字是反映成果的，一目了然，但是我今天主要談談思想深處的體會。

我把成果分成兩種，一種叫“硬成果”，就是用數字表達的，如GDP、居住面積等，你從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得見。一種叫“軟成果”，就是當時面對困難時的解決思路、方法、體驗。

我們和“亞洲四小龍”有很多區別。四小龍也發展得不錯，GDP也成倍增長，那我們和它們有什么不同呢？我們的國家大，不可能全國同步前進，它們的面積很小，西方對它們比較寬容，對我們比較刻薄。因此我們必然是少數地區試點，然后把成果，包括人才成果和經濟政策的成果，推廣給全國。

“軟成果”和“硬成果”是孿生的。如果浦東開發沒有成功，今天就不能談“軟成果”；如果當時沒有正確的思考，我們也得不到浦東今天的光輝。

關于“硬成果”，我只說一個數據：到2009年，把南匯區并入的時候，浦東的整個經濟規模是原上海的兩倍。這個我是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用模型算的，比較可靠。但是浦東的經濟結構比較好，高科技內容占了主流。這是一個“硬成果”。

還有一個看得見的硬成果：浦東這三十年的變化，我們從以下兩張圖片的對比中可以鮮明看出。上圖為1990年的陸家嘴，下圖為2020年的陸家嘴。

1990年，上海浦東陸家嘴。當年4月18日，中央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此時的陸家嘴，僅有消防瞭望塔、郵電大樓、東昌大樓等少量高層建筑。上海觀察 圖

2020年，上海浦東陸家嘴。

我現在是用當時的語言說當時的事情，避免用今天的語言說當時的話。當時我們說浦東要有三個先行：金融先行、高技術先行、基礎設施先行。但我們當時對金融并不是很了然。

我們當初在規劃的時候說，陸家嘴1.7平方公里，要做將來的金融區，那么應該做什么？我們是外行，但知道要容納很多銀行，就做了很多建筑。我們規劃了420萬平方米，最后建成470萬平方米。設計時每二十平方米建筑面積折合一個白領，那么470萬平方米就可以容納23.5萬人。就這么簡單。

今天統計，是這個數字，接近三十萬。整個浦東需要多少金融人才？不知道，但是現在全市大約接近三十五萬、四十萬，所以陸家嘴容納了上海市金融人士的絕大部分。

也就是說，當時我們做規劃是做對了，但是做小了。幾個外國投資者跟我說，想再建兩三個摩天大樓，但已經找不到地方了，如果我們當時多留出一點空白，今天還可以繼續建下去。所以我們當時看得還是不夠遠。

我們當時知道上海會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城市，但是并不知道能做到世界第幾。在最新發布的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智庫Z/Yen共同編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前六位分別是紐約、倫敦、上海、東京、香港、新加坡。這個排名是不是可靠，我不敢說。上海不敢自稱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但是至少是在進步的。

下面介紹一下“軟成果”中的幾個。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知難克艱的決勝信心。

年齡大的人都知道，浦東是在1990年4月宣布開發的。但1989和1990年發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年輕人不太知道，當時的形勢比今年還嚴峻。很多中外合作項目停止了，各種制裁全面開花，這個時候中國宣布了浦東開發。西方輿論一致認為，浦東開發是政治口號，不是實際行動，因此嘲笑我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當時說，浦東不過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波將金村”，就是說，是個世界大騙局。但這個時候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做得成。我們歷經過三年自然災害，仍能做出導彈、原子彈，我們要拿出這樣的決心開發浦東才行。

美國的基辛格博士，以研究中國作為他政治生命的要素，他說要到中國來看看。他知道，看政治要到北京，看經濟要去上海，所以他多次來上海，我們給他看了浦東的規劃，看后他也認可了，開始說，我看浦東開發是行動，不是口號。他是認可浦東開發開放的西方第一人。我特別想說，浦東是在國際輿論的逆風中前進的。

我說，拜托你，對西方的重要人物、通訊社、投資者，把你的話重復一下：浦東開發不是口號，是行動。他很樂意，他說，他去說一說。

緊接著老布什來了。老布什1994年1月訪問浦東，當時美國剛打完海灣戰爭，正是得意的時候。我給他介紹浦東開發時，用一種笨重的進口激光筆指著模型，介紹規劃。他說，我很熟悉那種激光筆，鮑威爾將軍介紹海灣戰爭戰況時就是用那種筆。我說這個不同，將軍用激光筆照到哪個樓，哪個樓就要被炸了，我用激光筆照到哪個樓，哪個樓就成長了。老布什說，高科技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戰爭，我如果年輕一點，也來投資。這個時候國際輿論就有些變化了。

到今天，國際輿論怎么看呢？2019年5月，世界銀行召開“邁向大達卡”國際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發布了一個報告，叫《邁向大達卡》（Toward Great Dhaka），其中介紹了浦東的故事。報告說，孟加拉國首都達卡，也有東達卡、西達卡之別，與未開發時的上海浦東浦西一樣，也是東達卡落后。在東南亞國家，類似的城市要開發，請參考上海浦東的經驗。他們說要學習浦東經驗，我們自己倒沒敢自稱為“浦東經驗”，我錄制了二十分鐘的主旨演講視頻，介紹了“浦東案例”。也就是說，浦東由只是口號到作為一個好案例，經過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浦東開發第二個“軟成果”，是堅持全球化的思維和視角。

雖然1990年“全球化”這個概念并不盛行，但我們覺得是這個趨勢，因此我們說，要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我們不能只吃黃浦江的魚，還要吃太平洋的魚。

這個時候我們對外國的投資和中國的建設者，同時提出了“亞太經濟走廊”的概念。就是說，在亞洲，從東亞的東京、大阪、漢城、上海、臺北、香港，到東南亞的新加坡，這是一個經濟發達地區，將來會更加發達。對外國人說，你如果到了上海，你面對的是長江流域和中國沿海的T字型經濟發達區，你可以大有作為。你轉過身，面對的是太平洋，你伸出左手可以到東北亞，伸出右手可以到東南亞。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有起色了，西方的輿論也有了變化。這里可以舉個“中國威脅論”最早的例子。美國的《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The Boston Sunday Globe）1996年1月7日發出一篇題為“我們該懼怕中國嗎？”（Should We Fear China?）的報道。它是用提問的方式引出“中國威脅論”的討論，而且用的是虛擬語氣。報道配了一張“中國要吃美國”的漫畫。

報道的導言中寫道：“記者訪問上海市時，上海市副市長趙啟正坐在一只破沙發上，操作著新式多媒體，向我們介紹一份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假如在他有生之年，那些計劃實現的話，中國將不僅成為政治大國，也將成為經濟大國。我們是否該懼怕它？” 后面展開了很多可能懼怕我們的理由。

1996年是什么情況？美國的GDP是八萬億美元，中國是八千億美元，中國是美國的十分之一。這個時候他們就提出來美國可能會怕中國，就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增長未來會威脅到美國。

第三個“軟成果”，是堅持法規和規劃先行。

這條我們認為是成功的，浦東是按照規劃使用土地的。1987年，上海發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辦法》，這是全國第一部涉及土地轉讓的法規。當時土地批租是違憲的，因為當時我們的憲法第十條說，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上海人做事謹慎，因此想辦法先改法律，1987年出臺了地方性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辦法。然后1988年，全國人大修改了憲法，加上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的條款。

但是此時怎么轉讓？值多少錢？我們一概不知，在后來的開發過程中做了很多探索。

第四個“軟成果”，是黨的建設。

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這是很漂亮的口號。根據是什么？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如果地方不清廉，是一個腐敗區域，任何正經投資者到來，都會負擔過大，對投資會沒有信心。

這一點，當時尉健行同志非常欣賞。他說紀檢部門往往去查處開發區，因為改革是“破”，重在創新突破，因此我們紀檢部門成了“改革阻力”。那么今后，有利于投資環境的就不去查，不利于投資環境的我們去查。這樣就把我們紀檢部門和黨的中心工作統一起來了。

提出口號之后，要養成勤政廉政的好習慣，如果養不成，三條高壓線，就是說，領導不得參與投資、招標、動遷的任何環節。這樣，會使這個事情做得比較順利。

浦東開發為什么這么快？我們的經驗是，既要大膽，又要謹慎，在你的范圍內要多承擔。

今年是浦東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們要推動浦東繼續高水平改革開放，要支持浦東在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強配置全球資源能力、提升城市現代化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試。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16日在由澎湃新聞與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再學習 再改革 再開放——浦東與深圳聯動創新研討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演講原題“浦東開發的思想歷程及其軟成果”，由澎湃新聞記者王琳杰、編輯李旭整理。）